□ 胡吉连

永瑆（1752 ～1823），清高宗弘历第十一子，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受封为成亲王。在乾隆诸子中，永瑆自幼聪颖，出类拔萃，“自幼工书，高宗爱之，每幸其府第”。①永瑆一生志趣文艺，14 岁时曾因落款“镜泉”二字，被高宗乾隆责斥。但乾隆钟情书画，对永瑆书法则颇为赞许，称其“幼龄所学文理字画，尚觉可观”。②永瑆一生政治上非常平淡，并无卓著功勋，乾隆时期，永瑆与其兄永瑢同列《四库全书》总裁，以及偶尔从事一些科举监考之类的事。此外，几无可圈可点的政绩。嘉庆四年（1799），权相和珅入狱，永瑆受命总理户部三库，以取代和珅并清理其党羽，迎来了其政治生涯的一次短暂权力高峰期，但深知其中利害的他很快就以缺少生活阅历为由，辞去了这一权重之职。尔后，又因挚友洪亮吉上书事件受到牵连，被免去军机大臣之职，从此远离政治权力的中心，潜心书画，广交饱学鸿儒之士，书法大进，跻身一代名家之列，与翁方纲、刘墉、铁保并称清中期四大家。

客观地讲，永瑆的书法之所以名重一时，与其作为皇子的特殊身份以及嘉庆皇帝的推许关系密切。嘉庆九年（1804），皇帝评价：“朕兄成亲王，自幼精专书法，深得古人用笔之意，博涉诸家、兼功各体，数十年来临池无间。近日朝臣文士之工书者，罕出其右。”③嘉庆帝为了推许永瑆书法，以皇家之力将其书迹摹刻上石，《诒晋斋法书》《话雨楼法书》相继刊行于世，成为一时之盛。自此，永瑆书法名满天下，当时的文人士子无不以得其片纸只字为荣。

有清一代，自始自终都保持着对汉族文化的尊崇与学习，历来重视对皇子的教育。未入关之前，皇太极就开始重视对汉文化的吸收，启用大批汉族知识分子，大力推行汉文化，加强对汉族伦理纲常、典章制度等方面的学习，很快满族得以迅速壮大，成为一个满汉文化兼修，既善于战争又善于文治的强大民族，最终实现统一，建立清朝。雍正朝开始，为方便皇子们学习，特设尚书房（道光朝改为上书房）。据《清宫述闻》记载：所有皇子及王公子弟到读书岁数，便派遣翰林官为他们上课。尚书房总师傅（尚书房师傅称谙达）以贵臣为之，或一人，或二三人，无定制。有事则至，非日日入值也。”④总师傅一般每月至尚书房两三次，或至各屋稽查功课。

尚书房对皇子的教育素以“严”和“全”著称，每日的学习实行卯入申出，即凌晨5 点到下午3 点，长达10 个小时。曾入值尚书房的赵翼在《曝杂记》中曾记载：“本朝家法之严，即皇子读书一事，已迥绝千古，余内值时，届早班之期，率以五鼓入，时部院百官未有至者，惟内府苏喇数人往来。黑暗中残睡未醒，时复倚柱假寐，然以隐隐望见有白纱灯一点入隆宗门，则皇子进书房也。吾辈穷措大专侍读为衣食者，尚不能早起，而天家金玉之体乃日日如是。”⑤而且，尚书房上学期间放假极少，全年仅有6 天，即元旦、万寿（两天）、自寿、端午、中秋无须上学，其他即使是除夕也仅是提前放学，不放假。皇子们的课程安排十分紧张。每日入学，先学拉弓数次，然后学蒙语、满语等，然后主要学习汉文化，内容包括五经、通鉴、策问、写字、古文、诗赋之学等等，休息时间极少，“每日至下屋歇息不过一、二次，每次不过一刻。”⑥每次休息，还须征得师傅的同意才行。下课休息时也不得出院闲逛，可以讲书或讨论掌故之事。如有违反者，罚书、罚字等，且各屋都备有夏楚（教鞭），如功课未完成，未征得师傅同意不能随便去吃饭。跟随都侍读则只能在窗外听差，不得喧哗，若有犯者，由总师傅惩办。

永瑆 竹静松寒联

永瑆 红滴绿藏联

正是在如此全面且严厉的教育下，清代皇族子嗣都精通文史、书画等，博学多才者比比皆是，永瑆便是其中的佼佼者。永瑆自幼表现出对书法的极高天赋，其学书经历与尚书房的教育关系密切，其中对他影响比较的大人物是刘墉。

刘墉多次担任尚书房总师傅，对永瑆的诗文书画，影响至深。后来，虽然永瑆书名与刘墉齐名，永瑆亦贵为天胄，但终其一生，对刘墉这位老师始终都怀有崇敬之情，自觉地执弟子礼。这一点虽与尚书房严格的仪礼不无关系，但从中也不难看出刘墉对永瑆一生的影响。乾隆六十年（1795），永瑆《跋刘墉楷书头陀碑》言：“石庵先生自松雪得路，浸淫晋贤。今人书俱老，遂到化境，作此卷时年已七十有六。篝灯疾写，精力不倦，以余爱不释手，乃用见惠，爰装成卷子，识我师资。成亲王题。”⑦永瑆在他的《诒晋斋集》，也有数篇诗文中提及刘墉，由此可见这段师生之情。

永瑆 淇水太行联

永瑆 春兰景风联

在清代书法发展过程中，康熙时期极力推崇董其昌，朝野上下，学董成一时之尚。乾隆时期，一改学董之风，赵孟頫又开始成为了朝野上下追崇的对象。永瑆早年的书法学习与当时的书法风气关系密切。英和与永瑆志趣相投，相交达20 余年，且两人学书经历大体相似，都受到刘墉的影响，并对赵孟頫一度痴迷，相互探讨，共同研习，故而对永瑆学书经历非常了解。其《恩福堂笔记》对永瑆学书多有记载，如：“成哲亲王，自幼习赵，妙得神理。年五十一，随扈滦阳，始改入率更之门。逾数年，以当日书《洪范》径二寸余大楷挂幅霉损十二字，令余补成，辞不敢续貂，尺牍往来者数。”⑧对于永瑆早年的书法渊源问题，杨翰、张伯英也有详细的记载：“诒晋斋，素未究心，但知其从赵承旨。”⑨“成邸于书学工力甚深，早年学赵松雪。”⑩这一点同为皇室背景的当代书家启功，也称“诒晋斋书，发源松雪”。⑪从其书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的楷书立轴，能看出此时的永星书法恪守赵孟頫家法，结体妍丽不乏爽利秀逸，笔画圆润而能筋骨内涵。

永瑆 楷书临钟繇帖轴

永瑆对赵孟頫书法，长期心摹手追，临池不断，发自内心的尊崇，以致他还为赵孟頫鸣不平：“董思翁中年以前每好短赵，最为失言。”⑫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赵孟頫对他对影响也深入骨髓，终其一生。

永瑆 草书临帖轴

自唐代以来，欧阳询的楷书对历代书家多有影响，永瑆学习欧阳询以《化度寺碑》与《九成宫》为主要取法对象。嘉庆初年（1796），时年51 岁的永瑆得到《化度寺碑》宋拓佳本，对此碑极为推崇，称：“《化度》为稧叙正传，唐贤奉敕临《兰亭》者，褚、冯、诸、赵皆是，教外别宗不得以颖，上诸本与定武并也。信本碑极难学者《皇甫君》以其笔势变恣异常尽纵横跌宕之致，然以《化度》较之，非惟《皇甫》，即《九成》犹逊上乘矣。”⑬自此以后，永瑆对此碑多有临习，晚年楷书逐渐开始有率更之意。

永瑆 书韩愈进学解卷

客观上讲，成熟时期的永瑆楷书既有赵孟頫的清丽秀逸，又不失欧阳询的劲健爽利，在此两家基础上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书法风格。若再深入探讨的话，他的常见楷书作品早年风格接近赵孟頫，学欧及唐楷诸家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又主要以欧楷特征呈现，此外还有一类就是融唐代诸家、赵楷特点而形成的自家风貌。如其书于嘉庆十年（1805）的《词林典故序》，堪称此类楷书的代表之作。通观该件作品，结构紧密，字形狭长，既得欧楷之劲健，赵书之笔致；又能自出新意，结构与唐代楷书接近，中宫紧收，但又没有当代楷书那样的法度森然，用笔感觉上则接近于赵孟頫，笔画圆润饱满，固有一派超然物外之态，气息高古。

永瑆最为常见的作品是楷书对联，这类作品明显受到清代馆阁体的影响，相比之下结构端正，楷法较为谨严，用笔更加厚重，用墨较为浓郁，整体气息富于高贵，充满庙堂之气。

永瑆 录赵孟頫大士赞（局部）

永瑆对魏晋风流似乎有着某种特殊的情愫。他的书斋名“诒晋斋”的由来，据英和《恩福堂笔记》：“成哲亲王为孝圣宪皇后所钟爱，升遐之际，颁遗念，得陆机《平复帖》，王宝之，此诒晋斋所由名也。”⑭由此可见“诒晋斋”之由来与其父高宗的“三希堂”似颇有异曲同工之趣。事实上，永瑆的书法学习不离魏晋，仍属于传统二王帖学一脉，对其影响最大的是王羲之、米芾、欧阳询、赵孟頫、董其昌等。永瑆对魏晋书法的接触，以二王行书最多，《诒晋斋集》记载其对不同版本的王羲之《兰亭序》曾题跋十多次，其中涉及对诸种本子的收藏归属、残损情况及相互之间的比较。此外，对《黄庭经》《十七帖》《孝经》，以及王献之的《十三行》等等，均有记载。他遍临魏晋名帖，心摹手追，并时常将临摹所感记于临作之后，如其临摹《集王圣教序》时感叹到：“始衰之年虽自笑其稚笔，然彼时一种精力，今则不复能为矣。按模脱击，见笑大方。散在人间者正复不少浪得时名，却自因此深可愧悔安能一一收还焚弃之耶。”⑮透过纸张，今天的我们仍能感受其对古代经典的挚爱与崇敬之情。

通过其所临《集王圣教序》等临作来看，永瑆的临作分为两种：其一，力求形神兼备，从笔画、结构及布白均遵循原帖。其二，重意不重形，在临摹过程中掺入自己对该帖的理解，进而进行带有创作性的临摹，这类作品粗看与原帖存在较大差异，细审却仍保留了该帖的某些特征。

永瑆的行草书创作相较于其楷书要更为丰富多姿，这或许是行草书更能体现书法家的才情逸致。通览永瑆的行草作品能看出其一生的学书轨迹，早年呈现出明显的二王书风笔致，其中又不乏赵孟頫行楷的影响。接触并学习欧阳询之后，其行草书风格更为丰富，表现手段更为多样化，才情跃然纸上，这类作品在其平时的手札作品中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如其写给谢墉的手札，这件作品意在米南宫之间，用笔流畅，任情恣肆。其中单字如“谕”“数”“呈”“只”“而”等字皆出米芾，且全篇上下两字全无一连笔，然能气息贯通，浑然天成，确属难得的佳作。启功推测永瑆中年曾得米芾《蜀素帖》，此应是该时期学米的作品。⑯此后，书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的一件行书作品（载于《话雨楼法书》），书写欹侧多姿，深得米芾神韵，可见永瑆对米芾书法的尊崇与熟练程度。永瑆纯粹的草书作品很少，这类虽能笔法精熟、单字精妙，但远不如其手札那样见性情，应为格局所致，是为一憾。清代皇室书家，天生贵胄，从小养尊处优，余暇时日耽书以消时，他们的作品虽不乏肃穆高贵的庙堂之气，但或许是他们缺少底层文化生活经历的缘故，普遍缺少点人间烟火的味道，其中以乾隆书法最为突出，备受诟病，而永瑆能别开生面，实属难能可贵，抑或是其书法在当时受到广泛推崇的立足之基。

此外，永瑆书画皆能，虽不以画名世，但尚书房打下的良好基础，使得他文史之外，几无所不通，具有很高的绘画水平。清人戴熙评价其画：“王不以画名，偶尔弄笔，空灵超妙，不减赵大年。”⑰他一生画作不多，但收录于《诒晋斋集》中的题画诗却有40 余首，这与其优渥的条件相关，《诒晋斋集》中记其所见名画数以千计。

相对而言，清代中期四大家中，历来对永瑆、铁保二人的评价褒贬不一。客观上讲，刘墉的书法成就在乾嘉帖学时期最为突出，翁方纲创作与理论并举，自然两人受到的关注程度要高。而永瑆一生虽受到良好的汉文化教育，但皇室的汉文化修养和传统文人士大夫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差距，他以皇子身份跻身清四大家之列，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似无法将其置身清代一流行列加以论述。换句话说，永瑆和铁保一样，评论他们的书法成就，文化史意义要远大于书法史意义，清代皇室书家作为一个群体出现，是满族文化不断融入中华文化的集中体现。站在这个点上，我们看待永瑆，甚至乃至整个清代皇室书家的书法，应该置于当时历史的大背景下，而不是仅仅以纯粹的书法艺术标准，这样我们就会有更加清晰、客观的评价。

注释：

①赵尔巽主编《清史稿》，卷二百二十一，中华书局，1977 年。

②③《清实录·仁宗实录》，中华书局，1997 年。

④⑥章乃炜《清宫述闻》，北京古籍出版社，2009 年。

⑦⑨崔永升《成亲王永瑆刻贴与题跋研究》，《西南大学硕士论文》，2011 年。

⑩张伯英《张伯英碑帖论稿·法帖提要·释文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