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焰

对抗疫病与不公，消除贫困与饥饿，是2020年的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主要旋律。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入了这样一个试验空间：以一些创新手段来解决社会“痛点”，在商业与社会价值之间，寻求一个共赢的点。

新模式释放生产力，它是有诱惑的，但也是有威胁的。

过去有太多“破坏性的创新项目”摆在我们的面前，大病筹款平台的贪婪地推、顺风车的性侵犯事件，它们一面解决了很多问题，一面又造成严重的社会隐患；还有不少具有良好愿景的失败个案，也在时刻提醒着我们所谓“社会创新”的危险性。

举一个知名的国际援助失败项目，南非的“抽水泵游戏”。它原本是一个近乎完美的梦，以为将一台类似旋转木马的机器与抽水泵连接起来，就可以一举两得，既让南非的孩子有地方戏耍玩乐，又可以为农村地区提供安全的饮用水。但实际进行中，偏远、复杂的抽水泵得不到有效维修，逐渐被大量闲置；一些孩子不多的地区，抽水的工作回落到了老年妇女身上，她们不得不每天坐上旋转木马，这比原始的手动抽水泵更令人辛苦。

频频失败，但谁也无法否认社会创新的必要性。只有基于创新，人类才会开拓一些前所未有的事业，才可能解决过去始终无法解决的问题。

关于社会创新的种种问题，南风窗采访了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副院长黄浩明。

什么是社会企业

南风窗：2020年是中国脱贫攻坚的决战一年，政府始终在着力解决农村地区的贫困，但是贫困并不仅局限于农村，我国的城市地区、城乡结合部也确实存在数量不少的贫困人口。曾有学者认为，社会企业是解决城市、城乡贫困人口脱贫的最佳途径。请问黄教授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黄浩明：一般我们讲述的贫困很少涉及城市贫困。但是城市贫困必然会被列入到国家将来的议程里去，它是未来中国脱贫攻坚的一个新战场。

城市贫困人口是很复杂的。从就业视角来看，它一方面包括固有的本地户口贫困；另一方面还有居住在城市、但非本地户口的贫困。后面这种流动人口，很容易被统计数据忽略，成为隐形贫困。

城市的流动人口主要包括四类，一类比如农民进城务工，叫作“村到城”；一类比如城市之间的流动人口，是“城到城”；一类是农村户口的大学生，它存在就业不充分或挂靠就业问题；最后一类是国际流动人口。

城市贫困人口复杂、流动，所以将很难针对某项数据采取措施，进行一下子地毯式拉动的扶贫。

南风窗：社会企业可以为扶贫做什么呢？它能在脱贫中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黄浩明：社会企业就是运用商业手段来解决社会问题的企业。

它有四项基本标准，首先是不分配原则，盈利但不分配，而用于解决社会问题；第二是非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企业不把市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社会价值放在第一位，偶尔会表现出一些反市场倾向；第三个，依然需要收支平衡，略有盈余；最后，清算的时候资本不再回流到发起人，而是重新再进入流通。符合这四项标准的，就可以称之为社会企业。

但是社会企业在我国，甚至全世界都是一个萌发阶段。与其说社会企业在脱贫中承担何种角色，不如讨论社会创新方法能够给中国扶贫带来何种改变。

我可以先说一般企业参与扶贫的几种模式：国有企业扶贫经常采用对口模式；大量的民企则常用利益捆绑模式，助农卖农产品，或者就地投资；还有一些企业设立企业责任部；再就是企业共同出资给基金会，借基金会来做扶贫；一种最高层次的模式，叫独立企业型基金会，比如腾讯基金会、星巴克公益基金会，单个公司设立基金会，参与扶贫。

以上每一种模式都存在利益关系，所以也存在优点和缺点，有的是短期效益明显，有的可持续性弱，有的则容易诱使受助人能力降低。

社会企业做扶贫，能带来的最大改变就是社会创新，它可能是结构、模式甚至是参与者之间社会关系的创新。

其中对于扶贫的促进效果最显著的，是模式的创新，比如和社会组织合作，让更知道社会痛点的社会组织来帮助政府、企业执行扶贫项目。

这样的企业参与、社会组织合作的创新模式，将不再把政府作为扶贫的唯一主体，而是利益一体化，同时利用社会力量、社会组织经验和企业力量，共同参与扶贫。

南风窗：在一些非贫困的领域，社会创新能不能提供一些解决方案呢？

黄浩明：是可以的，比较显著的是在社区领域，比如提高社区老百姓的生活質量。日本的社区创新就做得很好，一个项目例子是把养老院和幼儿园放在一起，同时解决了老人的孤独和孩子的看护问题。

社会企业在我国，甚至全世界都是一个萌发阶段。与其说社会企业在脱贫中承担何种角色，不如讨论社会创新方法能够给中国扶贫带来何种改变。

但社会创新项目需要严谨的评估，充分考虑安全性、可持续性。曾经有一个案件中，心智障碍的孩子把社区的老人推倒，出现了纠纷。这就要求项目设计尽可能地精细化，减少不经济性，提早设置界限。

当创新惹来新麻烦

南风窗：“水滴筹”曾在2018年拿到了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论坛的“年度社会企业”奖，这个奖项颁布之后，引发了巨大争议，很多人认为水滴筹根本算不上是“社会企业”。

黄浩明：判断一个企业是否是社会企业，首先我们要看它的目的是不是解决社会问题。是否合规是另外的法律规制的问题。即使是一个社会企业，它也应在现有的法律规范下行动。

一些学者认为，评估水滴筹是否是社会企业，要看它在做重要决策，碰到市场利益与社会价值产生冲突的时候，它选择了哪一条路。但实际操作中如此评估是很难的，因为一个企业的决策数量是很多的，100个决策里面来选择哪一些来评判呢，这就是一个问题。

任何一个归类，背后都应该有确定的标准，不然就乱套了。水滴筹获奖，可能是符合了该颁奖论坛的标准，批评水滴筹不是社会企业的人可能有另一套标准。但关于社会企业，国际上有一个公认的社会企业标准，即上面说的那四条。以此评判一个企业的性质，是比较合理的。

但大多数人并不关心从哪个视角、如何评判水滴筹的企业性质，而只关注它有没有解决社会问题。

南风窗：确实，评判只是一个途径，根本是要解决社会问题。那我们应当如何健康地看待社会创新项目，让它的能量发挥到最大呢？

黄浩明：任何一个社会创新性项目解决社会问题，帮助的都是需要帮助的那一批人，而不是全体人。为什么说有几家欢乐几家愁，你帮助了这一批，帮助不到另外一批人，是正常的。

但经常产生的问题，不是帮助不到另一批人，而是会对另外一些人产生困扰、损害，所以在评估项目的时候，要做止损研究。

从经济学上讲有一个“不经济现象”，比如说我在阳台放了一盆花，它给家里增色，给路人欣赏，这是经济性，但如果刮风掉下去，砸到路人，它就存在不经济性了。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止损，保证它不掉下去砸人。

一个创新项目通常也有两面。针对它的不经济性，我们要制定一个止损评估的计划，当它损失到达某一个额度，就要叫停。但对于不同的项目，应考虑实际情况，有不同的止损计划，有的零容忍，有的会宽容一点。

面对像水滴筹、顺风车这样的企业，我们应该一方面让它的社会价值最大化，另一方面建立一个止损标准，让它不要对社会产生新的损害。

南风窗：深圳国际公益学院成立五年来培育了一大批慈善公益人才，逐渐影响了中国慈善教育的发展方向。当前中国是否有比较成熟的社会创新模版可供分析、学习的？这些成功的创新案例之间具有什么样的共性？

黄浩明：共性就是所有成功的案例都是精准地找到了社会问题。比如深圳国际公益学院EMP学员曹军的喜憨儿洗车行就是一个成功例子。他找到了心智障碍孩子的特点，考察怎么发挥优势、避免劣势的情况下，设计了这个喜憨儿洗车项目，既让孩子们就业、成长、参与社会，又帮助家长减轻了压力。

经常产生的问题，不是帮助不到另一批人，而是會对另外一些人产生困扰、损害，所以在评估项目的时候，要做止损研究。

目前国内一些优秀的社会企业，大多都在残障领域。因为残障是一个比较显性的问题，有残障困扰的人口数量、家庭数量是非常惊人的。他们面临的问题也比较多，比如不能充分就业、一些极端事件等。相对的，残障服务项目的对象很明确，好寻找、好执行。

南风窗：我们也经常看到一些找到了社会痛点的项目，它有美好的计划和愿景，但最后却实施失败了，比如南非的抽水泵项目。它是哪里出问题了呢？

黄浩明：有一个三圈理论可以帮助衡量一个项目。一个圈是价值，第二个是能力，第三个是支持，达到三圈融合就能使项目成功的概率增加，但并不容易。能力是指机构的能力，价值有公共价值、组织价值等，支持有社会支持、其他各方面支持。

南非的抽水泵项目为什么失灵呢？机构能力和项目支持两方面不够，能力不足体现在项目设计有问题，没有考虑村庄是否有能力把木马玩起来、能不能日常维护抽水泵；缺乏支持是在于村民对项目的认同不足。孩子有能力玩，跟愿不愿意来玩，是两回事。

社会创新还没有进入大规模发展阶段

南风窗：社会创新的理念并不起源于中国，可否请你简要介绍它在国际上的发展历程，以及它如何进入中国，目前处于什么样的阶段和状态？

黄浩明：目前，全世界的社会创新都处于一个探索阶段，并没有迎来大发展。

在中国，社会创新应用突出的领域，一个是扶贫，一个是残障人支持，还有是在法律援助领域方面。

它优先解决的都是社会痛点问题。

社会创新进入中国，最重要的契机有几个，一个是以90年代建立市场经济为基础，政府从管一切，到释放了市场；第二个契机是2003年 SARS，一个医疗卫生公共危机的突然产生，刺激、解决了信息不透明的问题，让社会组织参与救援，政府又向社会组织释放了一个新的切口。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的三圈相互作用的雏形，得以形成。这一点，后来到了2008年汶川大地震、今年年初的疫情变得更为明显。

在以上每一次变革中所采取的行动，在当时看来可能都是一种社会创新。比如2003年一些社会组织在SARS疫情中对农民工群体的关注，对政府、企业支援不足的社群进行补充援助。在公共事件中，一方面更多的社会组织拿到救援许可，另一方面让更多的人知道了社会组织的存在。社会创新在中国的生态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南风窗：中国社会创新是否有一个走出去，与世界相互影响的过程？

黄浩明：中国的社会创新走出去，有的是伴随着跨国企业扩张的过程的，也有伴随着社会组织走出去的。比如爱德基金会在非洲扶助贫困社区建设，主要是借助了自己的社会企业，他们在埃塞俄比亚的印刷厂。目前来看，通过企业走出去的情况更多一些。

整个世界的社会创新都处于一个初级阶段，但也有一些国外的先进社会创新理念直接被继承、移植到中国来的，比如说公益企业认证；在实践项目上，深圳国际公益学院EMP的学员曹军，他就把台湾地区的喜憨儿洗车行移植到了大陆来，让一些脑瘫儿学习洗车。还有一些残障儿童的手工艺品售卖项目，也是最早从英国社会创新企业学来的，如今在中国已经很普遍了。

但大部分国外的项目、理念、结构，都不太可能直接拿过来用，由于法律制度不一样，大多都需要改良。如何改良，一般要结合本土情况而定，没有标准答案。

现在有非常多的企业、社会组织都在尝试进行社会创新，一些地方政府也在发文推动社会创新、慈善领域的社会创投。

总的来看，中国的社会创新符合国际发展节奏，同样处于一个试验阶段，没有进入到大规模发展阶段。

小企业有资格做慈善吗？

南风窗：社会创新经常被理解为一个宽泛的概念，反而容易把一些想做社会创新的企业、组织给吓跑了。在实际个案中，经常有一些小规模企业或者社会组织选择一个小的缺口，解决小的社会问题，小到一个餐厅的专业急救培训，你认为它是否能算社会创新呢？

黄浩明：社会创新，就是用一个新颖的、比现有方案更优化的方案，去解决社会问题。

大部分国外的项目、理念、结构，都不太可能直接拿过来用，由于法律制度不一样，大多都需要改良。

餐厅有一个专业的急救培训，正是这个餐厅参与解决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说明这个餐厅已经把社会价值的导向，嵌入到商业运营当中去了。培养员工急救的能力、在餐厅设施中增加一些急救设备等等，都是把社会价值嵌入了企业的生产要素之中，是一种先进价值观的体现。

南风窗：你刚刚说“把社会价值嵌入企业生产要素中”，“嵌入”这个词很妙，它既不是说“只做”，也不是说“额外去做”，而是在一个更高的思想认识上作出了顶层设计，仿佛“早就打算这样做”。一个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有什么好处呢？

黄浩明：不要一谈到社会创新，就谈利他，为他人做好事。我们可以先从利己的方式来讲。

从人性开始，社会创新可以表现为一种自助，比如说遇到了灾难、困难，首先我要自己解决，比如家里有自闭症的孩子，家长们组织起来、建立专门帮助自闭症儿童的社会组织。这个项目的起因就是自助，再组成互助，最后推及到政府的辅助。

所以，社会创新是自助的一种最高标准，自我认识、自我革命、自我解决问题的最高標准。它的一条重要路径是先利己、再利他，再利社会、再利国家。

但也有社会创新以助人为初衷，它能赋予创新者一种社会成就感。按照马斯洛的五大需求，这是人的价值的最高需求。但对于普通企业，不要强求于他，而是让他有一种自愿行为。

我们提倡一种社会价值导向，把更多地帮助陌生人，纳入商业文明的标准之中。为此，不必设置很高的社会创新门槛，而是让那些小企业感觉到，只是顺手一件小事就能让社会有关爱、社会有互助，感觉自己作为普通公民却产生了很大的社会价值。

小企业做社会创新，同样也是追求能力范围内的社会价值最优，所以一些小企业不要害怕社会创新，不必担心成果甚微，即使是一些小的互助、助人行为，也是展现了一条完整、健康的企业价值链，助于可持续发展。

全社会的价值最大化，本身是一个理想状态。中国历史上有一段比较长的传统社会时期，加上新中国成立之后学习苏联，国家大包大揽，国人形成了一种思想惯性，一旦碰到社会问题，理所当然地认为应当由政府去解决，所以中国的民间社会能量就被弱化了。

如果我们建立一个社会价值的大框架，把政府、市场、公民社会三部门全都囊括进来，也许能够合力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