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彬

（曲阜师范大学 语言文学研究所，山东 曲阜 273165）

在20世纪，赋学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从现代赋学三十年（1919-1949）的转型与开启，到当代赋学三十年（1950-1980）的起伏，再到上个世纪的80年代，赋学研究大规模复兴，产生了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著作，标志着赋学研究走向成熟。新世纪以来，赋学研究沿着上个世纪开辟的道路，进一步深化内容、拓展领域、更新方法，呈现出骎骎日进的繁荣景象，在赋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赋史研究、赋学理论研究诸方面均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并出现了一些可喜的新动向。因此，对近20年来的赋学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总结、反思，就显得十分必要，或具有鉴往知来的现实意义。

一、承续：赋学文献的整理与考辨

在赋学研究中，赋学文献的整理与考订属于基础性工作，具体包括辞赋作品的汇编与校注、古代赋论资料的整理以及历代存疑文献和新出土文献的考辨等内容。

对辞赋作品的整理，主要是指赋总集和赋选本的编纂。在赋总集的编纂方面，上个世纪最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是费振刚等人的《全汉赋》①费振刚等：《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然而《全汉赋》有校无注。进入新世纪后，龚克昌先生主编的《全汉赋评注》②龚克昌等：《全汉赋评注》，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3年。率先给汉代辞赋作了注释与评析，填补了此项空缺。约略同时但又稍后，费振刚先生在其《全汉赋》基础之上又出版了《全汉赋校注》③费振刚等：《全汉赋校注》，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该书给每位赋家都撰写了一则简要的生平介绍，次列正文，再出校注，然后附以“历代赋评”。从体例上看，这是一部全新的关于两汉赋的整理之作，较之原先的《全汉赋》，可谓后出转精。《全汉赋评注》与《全汉赋校注》两书皆资料丰富、校注详细、取舍适当，这两部著作的面世无疑对汉赋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具有导夫先路的作用。

受《全汉赋》的启发，汉以后各时代辞赋作品总集的编纂在本世纪也受到了重视。除《全汉赋评注》外，龚克昌先生还主编了《全三国赋评注》①龚克昌等：《全三国赋评注》，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3年。。此书在内容与体例上与《全汉赋评注》一脉相承，具有鲜明的资料性、学术性和开创性。在断代辞赋作品的整理上，这一时期的著作还有韩格平主编的《全魏晋赋校注》②韩格平：《全魏晋赋校注》，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简宗梧、李时铭主编的《全唐赋》③简宗梧、李时铭：《全唐赋》，台北：里仁书局，2011年。以及曾枣庄、吴洪泽主编的《宋代辞赋全编》④曾枣庄、吴洪泽：《宋代辞赋全编》，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这类断代辞赋作品总集的编纂，对于赋学研究者来说，最显著的益处是省却了翻检《全唐文》《全宋文》等大型图书的繁难，同时，精确的注释也是理解辞赋作品的津梁。尽管这些著作在收录作品与注解评析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但它们的学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2014年，由马积高先生主编的《历代辞赋总汇》⑤马积高等：《历代辞赋总汇》，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的正式出版是新世纪以来赋学研究中的重大事件。《历代辞赋总汇》的编纂是赋学研究史上空前浩大的工程，它正式启动于1990年，历时二十余载，终告成功。据相关统计，《历代辞赋总汇》全书共收录先秦至清末辞赋30789篇，作者达7391人，共计2800万字，凡26巨册。在《历代辞赋总汇》问世之前，赋总集最详赡的当属清人陈元龙所编的《历代赋汇》和鸿宝斋主人所编的《赋海大观》，但二书均有相当大的问题，如篇目阙漏、作者阙误、作品重出、篇名错讹、内容阙误、次序错乱、体例混乱等。《历代辞赋总汇》所收辞赋囊括了《历代赋汇》和《赋海大观》中的全部作品，并补入了二书未收之篇目，且对二书中存在的问题尽可能地加以解决，因此它的问世势必会对辞赋研究产生巨大的推进作用。

在赋选本的编纂方面，近20年来的出版量非常大，但多数属于普及辞赋学知识的通俗读物。在这里，有必要提及的是赵逵夫先生主编的《历代赋评注》⑥赵逵夫等：《历代赋评注》，成都：巴蜀书社，2010年。和詹杭伦先生主编的《历代律赋校注》⑦詹杭伦等：《历代律赋校注》，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赵逵夫主编的《历代赋评注》下分“先秦”“汉代”“魏晋”“南北朝”“唐五代”“宋金元”“明清”七卷，选录了从先秦到清代将近六百篇赋作，涉及三百多位作家。《历代赋评注》在选择篇目时深具匠心，它不仅选择了历代的传世名篇，还特意收录了一些较为生僻的作品，通过对这些作品的注释与品评，力图展现各个时代的辞赋风貌。在每卷之首，《历代赋评注》还专门设有“概述”来介绍这一时期的赋学特点，将七卷“评注”连贯起来，便能够清楚地看到整个赋史的发展流程。此外，《历代赋评注》的注释深入浅出，雅俗共赏，既可以为研究者使用，也可以被一般读者接受。在中国赋史上，唐、宋（含辽金）、清三代在科举及相关考试中均采用律赋，这三个时期的律赋创作也相当兴盛。詹杭伦主编的《历代律赋校注》本着古代科举考试推崇的“雅正”的审美标准，也适当采录一些逸出科举范畴的优秀作品，共精选传世律赋三百余篇。以往的辞赋选，往往是抒情小赋的选本，或者是某一历史时期的赋选本，《历代律赋校注》选注了历来不受重视的律赋，这既是科举文化越来越受到关注的产物，也是赋学研究不断深入的结果。

在古代赋论资料的整理方面，上个世纪已有徐志啸先生编纂的《历代赋论辑要》⑧徐志啸：《历代赋论辑要》，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年。等著作，新世纪以来，这方面的工作也得到了承续与发展。王冠的《赋话广聚》⑨王冠：《赋话广聚》，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收入上起刘勰、下迄民国的24种赋话著作，资料丰富，便于参考。何新文先生在上个世纪即从事赋论研究，出版有专著《中国赋论史稿》⑩何新文：《中国赋论史稿》，北京：开明出版社，1993年。，近些年来，何先生颇从事于古代赋话的校证工作，先后与他人合作校点出版了浦铣的《历代赋话校证》11何新文、路成文：《历代赋话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与林联桂的《见星庐赋话校证》①何新文、佘斯大：《见星庐赋话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贡献良多。另外，孙福轩、韩泉欣的《历代赋论汇编》②孙福轩、韩泉欣：《历代赋论汇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集前人之成，又加搜罗之功，在资料详赡程度上大大推进了一步。

对历代辞赋文献的考证主要有真伪考、作年考、作者考等几部分内容。在上个世纪，宋玉传世赋作的真伪就已受到质疑，对这些赋作真伪的考辨仍然持续不断，如王伟琴《<古文苑>宋玉六赋真假的学术史考辨》③王伟琴：《<古文苑>宋玉六赋真假的学术史考辨》，《河北学刊》2020年第2期。一文运用文献学、统计学等方法分析了《古文苑》中宋玉六赋的主要来源，认为除了《舞赋》外，《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均为宋玉所作。在作年考上，近年来研究者主要关注的是扬雄、班固、曹丕、曹植、王粲等人的作品，如曾祥旭《班固<两都赋>作年考》④曾祥旭：《班固<两都赋>作年考》，《文学遗产》2011年第6期。、宋战利《曹丕作品考年三题》⑤宋战利：《曹丕作品考年三题》，《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1年第1期。等。对赋作者的考辨，新世纪以来聚讼纷纭的仍是《太玄赋》与《长门赋》，但也涉及到其他作品，如史国强《<天山赋>著者考辨》⑥史国强：《<天山赋>著者考辨》，《中国典籍与文化》2013年第4期。即是一例。

在新出土的辞赋文献中，《神乌赋》一直受到学者们的热切关注，对其写作时代的考证、艺术特色的分析以及文本的注释是近些年来研究的热点。此外，其他出土的辞赋文献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重视，如张新朋《吐鲁番出土<驾幸温泉赋>残片新考》⑦张新朋：《吐鲁番出土<驾幸温泉赋>残片新考》，《文献》2014年第4期。等。随着出土文献的不断发掘，这方面的研究应该还会保持一定的热度。

二、深化：赋史研究

在近20年里，赋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一方面，上个世纪就已受到充分关注的领域并没有退出学者的视野，而是得到了多角度、多层次的深入研究；另一方面，上个世纪没有受到关注或关注较少的领域越来越被强调和重视。

汉魏六朝赋一直是赋史研究中的重镇。由于这一时期的辞赋研究起步较早，基本的作家、作品研究在上个世纪业已大致定型，随着研究的逐步增进，汉魏六朝赋研究也便进入了瓶颈期。突破瓶颈的一个重要途径是选取新颖的视角切入，曹胜高的《汉赋与汉代制度——以都城、校猎、礼仪为例》⑧曹胜高：《汉赋与汉代制度——以都城、校猎、礼仪为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与侯利兵的《汉魏六朝赋多维研究》⑨侯利兵：《汉魏六朝赋多维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在这方面做出了相当成功的探索。曹书分为三章，分别讨论了汉赋与汉代都城制度、校猎制度、礼仪制度的关系。在该书中，作者运用了大量的史料来印证汉赋中的礼制描写，对汉赋文本的解读极为细腻；同时，作者又从汉赋中的礼制描写出发，审慎考证，揭示了汉代礼乐制度中的若干细节，充分做到了文史互证。侯利兵的《汉魏六朝赋多维研究》一书共分九章，总计30万字。在全书九章之中，作者讨论了汉魏六朝赋诸多方面的内容，如汉魏六朝赋的文化精神源流、生产机制、接受形态以及汉魏六朝艺术赋的文化阐释、都邑赋的城市文化内蕴等。总体而言，侯书资料详实、视野宏阔，更兼文笔流畅，语言典雅，做到了考据、义理、辞章的和谐统一。

除上述两部著作外，汉魏六朝赋研究领域中还有一些另辟蹊径、努力创新的成果，如张新科先生的汉赋经典化研究是从接受的角度研究汉赋，代表性的文章有《汉赋的经典化过程——以汉魏六朝时期为例》①张新科：《汉赋的经典化过程——以汉魏六朝时期为例》，《人文杂志》2004年第3期。《唐宋时期汉赋的经典化过程》②张新科：《唐宋时期汉赋的经典化过程》，《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元代科举对汉赋经典化的影响》③张新科：《元代科举对汉赋经典化的影响》，《南京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等。这种经典化研究，对理解汉赋的散佚与流传大有裨益。冯良方的《汉赋与经学》④冯良方：《汉赋与经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王焕然的《汉代士风与赋风研究》⑤王焕然：《汉代士风与赋风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冯小禄的《汉赋书写策略与心态建构》⑥冯小禄：《汉赋书写策略与心态建构》，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也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做了积极的探索，令人耳目一新。

在本世纪，汉魏六朝以后的辞赋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这是赋学研究者有意识地进行学科建设的必然结果。早在上个世纪，马积高、龚克昌等前辈学人就号召海内外的学者把精力多倾注于汉魏六朝之后的辞赋研究上，新世纪以来的许多成果不能不说是对这种号召的积极响应。在唐赋研究领域，韩晖的《隋及初盛唐赋风研究》⑦韩晖：《隋及初盛唐赋风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是首先应该提及的。该书分上、中、下三编，把隋、初唐、盛唐划分为辞赋的过渡期、沿革期和上升期，将隋及初盛唐的辞赋创作放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广阔的社会背景下进行考察，突显了辞赋这种文体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注意到了辞赋与其他文体以及各种文化因素的交互影响，全书清晰地展现了隋与初、盛唐三个历史分期的辞赋风尚，颇有新颖的观点。赵俊波的《中晚唐赋分体研究》⑧赵俊波：《中晚唐赋分体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华龄出版社，2004年。乃继《隋及初盛唐赋风研究》之后出版，将两书合观，可以对整个唐代的辞赋概况有一个大致了解。《中晚唐赋分体研究》分上、下两篇，上篇论中晚唐古赋，下篇论中晚唐律赋，全书运用翔实的文献资料，从纵横两个向度分析了中晚唐古赋与律赋的基本特征，得出的结论具有宏观性、根本性。关于唐代辞赋研究的新成果，另有赵成林的《唐赋分体叙论》⑨赵成林：《唐赋分体叙论》，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吴仪凤的《赋写帝国——唐赋创作的文化情境与书写意涵》⑩吴仪凤：《赋写帝国——唐赋创作的文化情境与书写意涵》，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等论著。

在宋赋研究领域，刘培先生2009年出版的《北宋辞赋研究》11刘培：《北宋辞赋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是一部具有开创之功的专著。该书把北宋辞赋的发展和辞赋发展的总趋势结合起来，把北宋赋各体的发展和辞赋各体发展的趋势结合起来，在比较中认识北宋辞赋的特征。作者精于谋篇布局，以时间为线索，举证丰富，考察严谨，论证系统。此后，刘培先生继续在宋赋研究领域耕耘，并积极探索辞赋研究的新视角、新方法，取得了一系列引领赋学研究新趋势的成果。对于金元辞赋的研究，武怀军的《金元辞赋研究评注》13李新宇：《元代辞赋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更为精专，该书将元代辞赋作为研究对象，分成“元代辞赋文献调查”、“元代辞赋的本质特色”、“元代辞赋理论与辞赋选集”、“元代科举考赋”以及“不同时期辞赋所表达的情致和在赋史上的作用地位”等几个章节分别评述。全书分专题进行研究，资料丰富。在20世纪，元代人的辞赋创作及其赋学理论普遍受到忽视，《元代辞赋研究》可以说是弥补了这一方面的缺憾。牛海蓉的《金元赋史》12武怀军：《金元辞赋研究评注》，北京：群言出版社，2006年。是较早的著作，该书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对金元辞赋的理论性研究，一部分是对金元辞赋作品的详细评注。相对而言，李新宇的《元代辞赋研究》14牛海蓉：《金元赋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是最新的关于金元辞赋的研究成果，该书展现了金元两朝辞赋的发展轨迹，为辞赋通史书写增添了重要一环。

明清辞赋研究在本世纪也有所进展，如孙海洋的《明代辞赋述略》15孙海洋：《明代辞赋述略》，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詹杭伦的《清代律赋新论》16詹杭伦：《清代律赋新论》，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等。孙书将明代辞赋的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明朝初年，永乐至天顺时期，成化、弘治时期，正德、嘉靖时期，晚明时期。其中，重点介绍了包括前后“七子”在内的近80位赋家的作品，并对其代表作进行了简单的评析。

上个世纪初，敦煌文献重见天日，其中有一些是赋体文学作品。这些赋作以叙事为主，语言通俗，节奏铿锵，风格诙谐，与传统意义上的文人赋迥然异趣。这些赋很快受到了学界的重视，并将其命名为俗赋。新世纪以来，俗赋研究仍然是赋史研究领域里的重点问题。伏俊琏先生的《俗赋研究》①伏俊琏：《俗赋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从考察新出土俗赋的文体特征入手，观澜索源，对先秦到唐代的俗赋或近似于俗赋的作品进行了全面的发掘和勾稽，把俗赋分为故事俗赋、论辩俗赋、咏物俗赋三类，对其文体特征做了深入分析，并对俗赋的主要传播形式“看图讲故事”及“讲诵”的具体方式做了颇具启发意义的考证。除伏俊琏先生外，马丽娅近年来对俗赋亦有较多关注，如《乱世悲音中的苦笑——魏晋俗赋的内在特质》②马丽娅：《乱世悲音中的苦笑——魏晋俗赋的内在特质》，《学术论坛》2006年第7期。《先唐俗赋与其他文体的互为接受》③马丽娅：《先唐俗赋与其他文体的互为接受》，《内蒙古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钱神论>之文化意蕴的解读》④马丽娅：《<钱神论>之文化意蕴的解读》，《中华文化论坛》2007年第1期。《俗赋传播的途径与方式》⑤马丽娅：《俗赋传播的途径与方式》，《艺术百家》2009年第5期。等。

三、拓展：赋学理论与批评

赋学理论类著作在上个世纪主要有叶幼明的《辞赋通论》⑥叶幼明：《辞赋通论》，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以及上文提到的何新文的《中国赋论史稿》。21世纪以来，中国古代赋学理论与批评的研究范围得到了很大的拓展，成绩卓著。

许结先生的《中国赋学历史与批评》⑦许结：《中国赋学历史与批评》，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具有较强的理论色彩，全书分上、中、下三编。上编为本体论，从文化学、文体学两个角度入手，探讨了骚赋理论的独特内涵、汉赋学的艺术理论价值、明人“唐无赋”说与文学复古意识、清代赋学批评的形态与内涵等重要课题；中编为因革论，作者认为赋学批评离不开对辞赋创作史的考察，也离不开对辞赋理论史的考察，而对赋史、赋论史的考察，又必须将其置放于文学整体发展的大循环、大流变中去认识，才能把握其兴盛衰变的规律，因此在中编里，作者勾勒了从汉代到清代的赋论发展过程，着重突出了各个时代的因革之迹；下编为批评论，是对一些赋家赋作的个案考察，具体论析了宋玉、扬雄、苏轼等人的辞赋创作，以及唐代科技赋、清代疆域赋的文化内蕴。此外，许结先生还发表过多篇关于赋学批评的论文，如《汉代赋论的文学背景考述》⑧许结：《汉代赋论的文学背景考述》，《江海学刊》2006年第2期。《鲍桂星<赋则>考论》⑨许结：《鲍桂星<赋则>考论》，《南京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等，这些11许结：《赋学讲演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该书原是许结先生为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研究生讲授“中国赋学研究”课程的讲稿，全书总共分为十讲，分别为赋源、赋体、赋用、赋集、赋史、赋话、汉赋、律赋、批评与方法、当代赋学，乃根据课堂录音整理成文。作者论文后来被收入到了作者的论文集《赋学：制度与批评》⑩许结：《赋学：制度与批评》，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中。

200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许结先生的《赋学讲演录》以通贯古今的视野，对赋体文学的渊源、体类、历史与批评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梳理与讲述，其中对作为“一代文学之胜”的汉大赋，对与科举考试关系密切的律赋，尤多精解。由于是讲演稿，书中穿插着不少“以资谈笑”的内容，读来轻松、亲切，是一部集学术性与趣味性为一体的著作。2016年，许结先生又出版了《中国辞赋理论通史》①许结：《中国辞赋理论通史》，南京：凤凰出版社，2016年。，该书分上、中、下三篇，上篇为中国辞赋理论总述，主要探讨赋学理论方面的基本问题，如辞赋理论的批评形态、辞赋理论的生态与构建等；中篇为中国辞赋理论流变论，描述先秦至20世纪前半期的赋学理论与批评；下篇为辞赋理论范畴论，主要分析了辞赋理论中本原、经义、体类、章句、技法等范畴，解决了赋学理论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难题，意义甚大。

詹杭伦的赋学理论研究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自2002年起，先后出版了《清代赋论研究》②詹杭伦：《清代赋论研究》，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2年。与《唐宋赋学研究》③詹杭伦：《唐宋赋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华龄出版社，2004年。。《唐宋赋学研究》主要探讨了唐代的《赋谱》以及白居易、范仲淹、苏轼、秦观等人的赋论与赋作，虽有新意，论述却略显粗糙。《清代赋论研究》则是詹杭伦的力作，全书分为十章，依次述论了清代赋论兴盛的背景因素、清代赋学的分期和赋论的分类、清代赋总集及其编排方式、清代“八股文赋”的论争等内容。该书于文献考实和律赋学的体系构建多有创见，为清代律赋学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石。詹杭伦属于清代赋论研究领域中的先行者，在他之后，孙福轩的清代赋论研究颇引人注目。同是对清代赋学的研究，詹杭伦的《清代赋论研究》乃是从横向上展开的，问题意识较强；孙福轩的《清代赋学研究》④孙福轩：《清代赋学研究》，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2008年。则是以时间为序，纵向地梳理清代各个时期各家各派的赋学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勾画出清代赋学思想发展的大致轮廓及其嬗变轨迹。孙福轩将清代赋学的发展分为五个时期：明末清初，康熙、雍正年间，乾隆、嘉庆、道光时期，咸丰、同治、光绪时期和清末民初。在这五个时期中，孙书着力探究的是乾隆、嘉庆、道光时期的赋学理论与赋学专著。综观全书，有三个特点值得称述。其一，该书搜罗甚广，除赋学专门著作之外，举凡史书、子书、类书、传状、碑记、奏对、书信、序跋中的赋学资料都在作者的搜集范围之内。其二，作者对史实的考订和取舍十分审慎，以材料为立论的基础，不妄作空言。其三，该书于理论阐释颇多发明，具有较高的学术含量。

在《清代赋学研究》之后，孙福轩进一步从清代赋学上溯，撰写了《中国古体赋学史论》⑤孙福轩：《中国古体赋学史论》，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该书选取“古体赋学”作为研究对象，用五章的篇幅来叙述中国古体赋学的发生发展史。第一章为汉魏六朝时期，这是古体赋学的萌芽与成熟阶段。在该书中，作者对这一部分的讨论相对比较简略，因为冷卫国的《汉魏六朝赋学批评研究》⑥冷卫国：《汉魏六朝赋学批评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对这一时期的赋学理论已做了很详细的阐述。第二章为唐宋时期，“古律之辩”是这一时期的中心命题。第三章为元明时期，在此阶段，古体赋学走向繁荣，这与元代的“祖骚宗汉”思潮密切相关。第四章为清代及近代，这是古体赋学的总结与转型时期。第五章着重于理论的阐发，主要讨论的是古体赋学与楚骚、《文选》及诗文理论的渗融。通过上述五章的纵横交织，全书在立体交叉的文化视野中展现了赋家和赋论的时代意义与文学史价值，又从政治背景、文化政策、士人心态、文学思潮等多种维度来寻绎赋论的真实内涵，为中国古代赋论史、文学理论批评史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观察视角。

踪凡的《汉赋研究史论》⑦踪凡：《汉赋研究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是国内第一部关于汉赋研究史的专著，全书梳理了从两汉到近代汉赋研究的历史嬗变，分析了古代汉赋编录的体例、方法及其成败得失等内容。《汉赋研究史》的突出特点是善于运用文献学和注释学的方法进行细密的分析论证，而且该书系统性很强，新见迭出，评论深刻。在本世纪初，马积高先生出版的《历代辞赋研究史料概述》⑧马积高：《历代辞赋研究史料概述》，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一书述而兼作，既梳理了历朝历代关于辞赋研究的基本史料，又具有一定的理论总结意义。

四、新趋：文史哲学视域下的辞赋研究及其他

辞赋乃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文学样式，铺张扬厉、求博务僻、韵散配合、隶典用事是它的体性特征。辞赋研究理应凸显这种文体的独特性。总体而言，上个世纪的赋学研究往往侧重于赋家赋作的个案考察，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似嫌不足，且研究方法较为单一，辞赋的文体特征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现。进入21世纪，一批学者努力突破原先的研究模式，尝试运用多样的治学方法，为辞赋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赋兼才学，与诗、词、小说、戏曲相比，辞赋承载了更多的文化信息，一些社会思潮、文艺思潮及文学现象在其他文体中表现得不明显，在辞赋中却有清晰的痕迹可寻。文史哲学视域下的辞赋研究正与赋体特点相契合，它的精神旨趣是向传统学术谋求建设性的回归。以辞赋为研究对象，力图打通文、史、哲学间的学科壁垒是刘培先生自觉的学术追求。例如，《经学的演进与汉大赋的嬗变》①刘培：《经学的演进与汉大赋的嬗变》，《南开学报》2001年第1期。一文指出汉大赋的创作深受经学的影响，两汉经学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风貌，汉大赋的创作也随之嬗变。《汉末魏晋时期的经学与辞赋》②刘培：《汉末魏晋时期的经学与辞赋》，《南京师大学报》2007年第6期。是刘培先生探讨经学与辞赋之关系的又一力作，该文指出了一个被学界忽略已久的事实：虽然汉末魏晋时期的经学衰微，但它对文学的浸润却是不绝如缕的。在经学文学观的影响下，汉末魏晋时期产生了许多歌功颂德、关乎美刺讽谕的赋作，这一时期的抒情赋创作也与古文经学对个性觉醒的启迪作用关系密切。

在赋学界，刘培先生的宋赋研究最具有代表性，成果也最为丰硕。对于宋代辞赋，刘培先生同样立足于辞赋的创作实际，采取这种融通文史哲学的综合研究方法。例如，《论理学思潮对北宋中期辞赋的影响》③刘培：《论理学思潮对北宋中期辞赋的影响》，《山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8期。一文探讨了北宋中期的理学思潮与辞赋创作之关系，该文指出这一时期的辞赋在理学的影响下，出现了抒发承圣情怀、宣扬理学教义和反映内省体验的作品，而且理学的思维模式对辞赋的艺术表现也有微妙的影响。《北宋后期的党争与辞赋创作》④刘培：《北宋后期的党争与辞赋创作》，《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北宋后期的科举改革与辞赋创作》⑤刘培：《北宋后期的科举改革与辞赋创作》，《四川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论北宋后期辞赋与文人的文化生活》⑥刘培：《论北宋后期辞赋与文人的文化生活》，《晋阳学刊》2005年第3期。三篇文章分别讨论了党争、科举改革、文人文化生活与北宋后期辞赋创作的关联，在最大限度上还原了当时的文人创作环境，从而知人论世，勾勒出北宋后期辞赋创作的真实面貌。与对北宋辞赋的研究相比，刘培先生对南宋辞赋的论述更能彰显文史哲学的融会。《论南宋初期辞赋的世俗情调》⑦刘培：《论南宋初期辞赋的世俗情调》，《文史哲》2009年第4期。以敏锐的目光指出了南宋初期文人精神生活的另一个面相。在通常的文学史书写中，南宋初期的爱国思潮被片面强调，其实这一时期的文人汲汲于家族兴旺和富贵利达，精神走向庸俗和妩媚，以致于当时的辞赋创作中洋溢着浓烈的世俗情调。此文议论精警，识见卓特，具有作者的鲜明风格。2012年，刘培先生的《两宋辞赋史》⑧刘培：《两宋辞赋史》，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问世，该书是国内学术界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宋代辞赋的专著。作为一部断代辞赋史，《两宋辞赋史》与以往的赋史书写不同，它采用的是“大文学史”的观念方法，描绘了广阔的宋代学术画卷，它不再拘泥于作家作品的简单介绍，而是将宋人的辞赋创作放到深广的历史语境中去，更接近于历史真实。《两宋辞赋史》的书写方式，其实正是文史哲学视域下的辞赋研究的绝佳范例，该书自出版以来，受到学界颇多好评。近几年，刘培先生又发表了数篇关于宋代辞赋研究的长文，如《夷狄行中国之事曰僭——南宋中后期辞赋的华夷之辨》①刘培：《夷狄行中国之事曰僭——南宋中后期辞赋的华夷之辨》，《文学遗产》2018年第5期。《人文化成：南宋中后期辞赋创作中地方意识的凸显》②刘培：《人文化成：南宋中后期辞赋创作中地方意识的凸显》，《清华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等，在这些文章中，努力融通文史哲学的取向是一以贯之的，均值得重视。

辞赋本身即是一种文体，从文体学的角度研究辞赋自是顺理成章的。辞赋文体研究方兴未艾，新世纪以来的著作有郭建勋先生的《辞赋文体研究》③郭建勋：《辞赋文体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以及上文提到的《中晚唐赋分体研究》等。郭先生的著作注重辞赋分类，它将辞赋分为正体和别体，正体包括骚体赋、文体赋和诗体赋三类，别体包括“七”体、对问等。在《辞赋文体研究》中，作者详细讨论了各类赋体的渊源与特征，以及辞赋与其他文体的关系。全书将辞赋文体放在历时两千余年、概念繁多复杂的文学长河中考镜源流，既有历时性的连续追踪，又有共时性的深度解读，思路明晰，别具一格。

在辞赋各体中，律赋是不容忽视的一体，而在马积高先生的《赋史》④马积高：《赋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之前，律赋被视为一种类似八股文的科考文体，并不受重视。进入新世纪后，律赋成为赋学研究的一个学术增长点。首先是尹占华的《律赋论稿》⑤尹占华：《律赋论稿》，成都：巴蜀书社，2001年。，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论述律赋与科举考试的关系以及律赋的内容、形式和具体作法，对破题、切题、押韵、用事、对偶做了详细的介绍；下编则是律赋发展史，作者认为律赋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初盛唐是律赋的发轫期，中唐是律赋的鼎盛期，晚唐是律赋的转变期，宋代是律赋的再变与衰落期，清代是律赋的回光返照期。《律赋论稿》虽较疏略，但确有筚路蓝缕之功。在《律赋论稿》之后，探究律赋的著作还有王良友的《中唐五大家律赋研究》⑥王良友：《中唐五大家律赋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2008年。、彭红卫的《唐代律赋考》⑦彭红卫：《唐代律赋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等，其中彭红卫的《唐代律赋考》考证精细，材料丰富，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赋有叙事之功能，从枚乘、司马相如以虚构的人物叙述事件，到庾信《哀江南赋》以自我为线索叙写身世与时事，赋的叙事功能经历了长久的发展。然而，对赋体的叙事研究却是21世纪以来兴起的新趋势，特别是近些年来空间叙事理论的引入，更为赋体的叙事研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李立的《论汉赋与汉画空间方位叙事艺术》⑧李立：《论汉赋与汉画空间方位叙事艺术》，《文艺研究》2008年第2期。认为汉画的构图与汉赋的构思均通过空间维度的艺术表现来实现，将二者合并观察，可以看到汉赋空间叙事艺术的东方文化特点。该文用空间叙事理论分析汉赋，并与汉画做对比，选题新颖，融会中西，是一种大胆的尝试。周兴泰的《唐赋空间叙事艺术》⑨周兴泰：《唐赋空间叙事艺术》，《中国韵文学刊》2009年第4期。同样关注赋体的空间叙事，该文指出唐赋存在着可视阈与超视阈两种叙事空间，而且唐赋作家还常常将空间叙事与历史叙事结合起来，形成了相当成熟的叙事艺术。周兴泰的研究焦点一直围绕着赋体叙事，除上文外，另有《唐赋叙事特征论》⑩周兴泰：《唐赋叙事特征论》，《北方论丛》2011年第5期。《唐赋叙事与修辞》11周兴泰：《唐赋叙事与修辞》，《江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等文章，皆注重叙事艺术的探讨，具有较强的理论性。

五、余论

新世纪以来的20年间，中国古代赋学研究以百余种论著、数百篇学位论文、几千篇期刊论文的成绩度越前人，呈现出明显的繁荣景象。但在这繁荣景象的背后，也存在着或多或少、这样那样的问题。

首先，在众多的研究成果中，存在着一些低层次的因袭、重复现象。在诗词研究的对比下，赋学研究的确起步较晚，但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赋学研究开始复兴，已产生了大批很有代表性的著作，像龚克昌的《汉赋研究》①龚克昌：《汉赋研究》，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姜书阁的《汉赋通义》②姜书阁：《汉赋通义》，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万光治的《汉赋通论》③万光治：《汉赋通论》，成都：巴蜀书社，1989年。、曹道衡的《汉魏六朝辞赋》④曹道衡：《汉魏六朝辞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刘斯翰的《汉赋：唯美文学之潮》⑤刘斯翰：《汉赋:唯美文学之潮》，广州：广州文化出版社，1989年。等。由这些著作不难看出，上个世纪赋学研究的主要领地是汉魏六朝辞赋，进入本世纪，赋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承续了前辈学者开辟的路径，汉魏六朝辞赋依然是赋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对汉魏六朝辞赋的深入研究是必要的，且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但是有些论著在观点、论据上并没有超出上世纪研究成果的范围，甚至一些文章仍停留在对司马相如、班固、张衡、蔡邕、曹植、左思等著名赋家赋作的简单赏析上，这无疑有陈陈相因之嫌疑。

其次，在赋史研究领域中，存在着一定的“刀耕火种”的倾向。“刀耕火种”与“精耕细作”相对，指的是在一片未经开垦的学术领地上进行粗糙、浅薄的研究，目的仅在于出“成果”，对学术研究本身缺少责任意识。这种“刀耕火种”的倾向不仅仅存在于赋学研究领域，在其他研究领域亦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但由于赋学研究起步相对较迟，前人鲜少涉及的领域还有不少，像数量庞大的清代辞赋，很多作家的辞赋作品尚未被关注到。这种状况为赋学研究者提供了大有作为的空间，同时也为急功近利、“刀耕火种”式的研究提供了客观的条件。近些年的赋学研究论著中不乏粗陋之处，实当警惕。

此外，在研究方法与视角的选择上，也存在着片面求新求巧之倾向。在本世纪的赋学研究中，追求新方法、新角度的努力是非常明显的，但需要注意的是，新方法的使用应与赋体特点相适应，如果不顾实际，一味将新潮的西方理论引入辞赋研究，不惜削足适履，那样的创新只不过是表面的，实则华而不实。最后应当指出，这些问题的存在并不占据主导地位。换言之，省思存在的问题并不是否定新世纪以来的赋学研究成绩，而是希望对这些问题提高警戒，使赋学研究朝着更为健康的道路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