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卉昕 刘禹彤

(东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150030，哈尔滨)

世界意义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体系的生成并非偶然任意，而是在尊重事物发展规律基础上的理论创建，它具有内部的生成机制。 在马克思主义土壤中生成的伦理思想体系是多样和多义的:无论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学”，抑或“马克思主义和伦理学”……其中总是存在着伦理思想变迁的总规律，这一规律能够反映其历史演变的生成机制。 了解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体系内部的生成机制，是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学术前提。

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道德观之生成

1.1 从道德情绪到道德创建

在马克思早期作品中，道德动机和道德评价对马克思伦理思想体系的形成意义重大。 从《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对人类解放的伦理情怀的表达、《博士论文》对人的自由维度的确认、《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对自我意识和自由理性的坚持，再到《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和《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从人民大众立场出发对现实的批判，直到《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对资本主义进行人道主义批判……从最初的道德情绪到高昂的道德意志再到逐渐清晰的道德观念——道德归根到底是“社会经济关系的产物”的观点表达了马克思的道德本质观。 马克思道德本质观的确立奠定了其后看待道德问题的总观点。 恩格斯、列宁的认识以及整个苏联伦理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都是以马克思的道德观为理论基准的。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共产党宣言》中，在对道德的阶级本质进行判断的基础上，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是改造社会道德的决定力量之观点。 这样，马克思就将道德与无产阶级的社会政治革命联系在一起了。 在这一总的理论认识前提下，马克思论证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德性:无产阶级不但要自己摆脱压迫、剥削，而且要建设一个“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此时，马克思的道德理论实现了赋予无产阶级革命以道德意义的任务，即反对私有制，反对剥削并建立自由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在理论创建上，恩格斯坚持与马克思一样的方法论立场，并认为道德具有自身惯性并尊重历史发展的逻辑，道德并非永恒的、终极的规律，没有超越阶级的道德。 比起马克思，恩格斯更强调作为社会意识的道德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看得出来，用完善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架构起来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在理论认识逐渐成熟的基础上走向道德理论的创建。

1.2 从道德批判到道德实践

马克思恩格斯在对道德的认识和阐释中，界定了道德的阶级本质，力图将无产阶级作为道德改造和实践的主体，赋予无产阶级革命以道德性。 后来，作为批判和被批判对象的道德，被列宁引入阶级斗争的实践当中。 总的来说，列宁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基本方法，阐释了有关道德本质、道德起源，道德特征和道德功能以及道德教育等理论问题，区分了封建道德、资产阶级道德与共产主义道德的本质差别;列宁注重伦理学研究方法的创新，现实地推进了对道德唯物史观的理论认识，实际运用了历史主义和阶级分析方法，在社会道德实践中切实贯彻了决定论思想。 列宁的这些道德实践举措拓展了伦理学理论研究的空间，有效地解决了社会道德问题，成为伦理学理论指导道德实践的优良媒介。

列宁指出:“伦理学不仅是知识分子的分析工具，而且是社会活动和思想斗争的工具。”[2]他把道德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政治目的联系在一起、把共产主义道德作为斗争的伦理支持的想法在党内贯彻下来，“为巩固和完成共产主义事业而斗争，这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基础”[3]是列宁理论的核心道德价值。 “列宁主义”包括道德本质、共产主义道德产生和发展、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和对社会义务的觉悟问题、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爱国主义、国际主义以及表现在劳动态度、劳动纪律中的自我约束问题。[4]可以说，列宁秉承了马克思恩格斯有关道德问题的基本认识，从俄国工人运动的任务和特点出发，围绕着阶级斗争伦理、社会主义革命伦理和共产主义建设伦理这三个主要议题，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提升到体系建构的高度，改变了十月革命前后社会的道德风貌，为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体系的建设做出了杰出贡献。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对道德从情绪上升为观念、从认识上升为创建、从批判到实践的全部认识过程中，将道德的解释功能拓展为改造功能，赋予道德以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2 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体系的建构

19 世纪末至1920 年代，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在方法论、历史观和道德本质等基本问题上取得了一致认识，完成了最初的理论体系建构。

2.1 从道德决定论到经济决定论

20 世纪初，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流变中，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的代表科亨、那托尔普、沃尔伦德尔等人认为，无法在唯物主义框架内对作为理想应然社会的社会主义进行论证，只能将社会主义理解为与康德一致的东西，于是，社会主义被解释为与康德目的王国相符的时代，这一思想就是后来的“伦理社会主义”的渊源。 伦理社会主义的主要追随者和传播者是伯恩斯坦。 伯恩斯坦以康德式的批判和怀疑看待历史唯物主义:“未来发展的全部理论，纵然是十分唯物主义的，到底也必然带有空论色彩。”[5]总的来说，伯恩斯坦在方法论上是用道德唯心主义来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他认为，道德虽存在于人的头脑当中，但也是绝对实在的东西，能够起决定并创造社会存在的作用，可见，伯恩斯坦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具有明显的道德决定论色彩，与18 世纪康德主义对道德的认识如出一辙，用康德的道德自律社会主义理论的论证，使经典马克思主义对道德在历史观上的认识陷入逆流。 伦理社会主义迅速波及至英国、法国、意大利、奥地利和俄国。 20 世纪初，在俄罗斯社会思潮世俗化转向、实证主义方法论和社会达尔文思潮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伦理唯心主义体系覆灭了。 俄国伦理唯心主义的覆灭拓展了唯物主义的话语空间，俄罗斯伦理学本身的唯物主义倾向也强化了伦理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走向。 在伦理思想流派纷争的背景下，普列汉诺夫、布哈林、克鲁普斯卡娅等人对伦理学的贡献不能小觑，其时展开的有关“党的伦理”、“道德的阶级性和全人类性的关系”等讨论，为列宁主义的形成夯实了基础。

经济决定论是列宁看待伦理学和社会道德问题的基本方法立场，在坚持“生产归根结底还是决定性的东西”的基础上，列宁得出每一种生产关系都会产生相应的道德的观点，同时明确了道德对生产关系的依赖性。 在列宁对民粹主义、庸俗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社会伦理观进行的批判中，既能看出他对经济基础决定作用的强调，也能看到他对道德经济基础反作用的重视。 不难理解，“建立在进步经济基础之上的道德，能够推动进步经济基础发展的道德，其价值为正、性质为善，反之，则价值为负、性质为恶”[6]之结论得出的认识立场。 看待道德问题的经济决定论的立场是伦理唯物主义确立的证明，对未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体系的建构具有决定意义。

2.2 从历史唯心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

在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建立之前，诸多伦理思潮交织杂糅在一起，在历史观上，它们统一取唯心主义的基调，无论是伦理社会主义，还是合法马克思主义，甚至包括以唯物主义为名的考茨基主义。 应该说，考茨基主义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说和伦理思想史的研究拓展了唯物主义视阈:首次将马克思主义、康德主义、达尔文主义糅合，首次从唯物主义视角对伦理学加以考察，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唯物主义视角，却仍然扩大了唯物主义范围。 考茨基将人的社会本能(无私、勇敢、忠诚等)视作道德产生的基础，而道德准则和规范也由此产生。 但同时，考茨基又认为，作为内心信念的道德具有不可言说的神秘本性，这一本性不可能直接决定任何外部利益，还要依靠外部的社会现实条件来实现。 可见，考茨基的理论体系本身也处于杂糅状态，比如对道德本质认识的矛盾性就可以说明，他在认可道德阶级性的同时，又主张道德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超阶级的特殊现象。 在承认道德的生物性并用达尔文的生物进化理论来解释它的同时，却未能彻底否认道德神秘主义，这样导致的局面是，考茨基的所谓道德唯物主义既面临着将唯物主义历史观导向机械论和庸俗论的风险，也面临着将道德认识拖入唯心史观的镜像之下的可能。

历史主义原则为列宁提供了看待问题的基本方法，在坚持这一总方法的原则基础上，列宁习惯于将道德看成一个不断上升的过程，“在共产主义者看来，全部道德就在于这种团结一致的纪律和反对剥削者的自觉的群众斗争。 ……道德是为人类社会上升到更高的水平，为人类社会摆脱对劳动的剥削而服务的”。[7]列宁确信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与既定历史阶段相适应的道德必然会产生并发生作用。 在看待道德产生和发展的问题上，列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之矛盾特殊性原则，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下实施什么样的道德实践，而不是逾越历史和现实，更不会无根据地作道德判断和道德预测。 在历史主义方法和永恒发展的认识前提下，列宁阐释道德现象，分析道德问题，实施道德实践，尝试建构与社会现实相契合的道德原则。 列宁对待道德问题的唯物主义立场在正统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形成之时，将唯物主义贯彻到历史领域，在方法论上实现了唯物主义的彻底性。

2.3 从普遍道德到阶级道德

1920 年代以前，普遍道德规律是人类道德发展最重要的因素这一思想占据了主流，其核心观念是用普遍道德原则来作为指导现实道德生活的绝对命令，证明它是社会现实道德关系的产物。 再进一步来讲，逻辑上得出的结论就是:普遍的道德原则是适用于公共的、整体的道德原则，在道德本质上，它认可的是道德的非阶级性。坚持普遍的道德原则就是在道德的本质问题上否认道德的阶级性，以阿克雪里罗德为代表的“正统派”甚至以黑格尔“存在即合理，合理即存在”为托词来论证道德理想和道德评价的规律性和客观性，即用解释性和理解性的方法来论述道德观念的现实性，混淆了主观与客观、意识与存在的逻辑关系，从根本上还是坚持唯心主义的道德本质论。

1920 年代后期，在苏联进行的有关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大讨论中，上述以康德式的绝对命令来解释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普遍道德原则的认识被纠正，恢复并确认了道德的阶级本质。 争论的代表人物德波林认为，没有历史和现实基础的普遍道德原则是不存在的，阶级的道德才是真正的道德，界定道德的标准是实实在在的阶级内容，而不是抽象的道德意识形式。 列宁所处时代的特点决定了阶级斗争伦理的诞生。 在《青年团的任务》《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土地归劳动者》《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自由与必然》等短篇的标题中都清晰地反映出列宁伦理思想的阶级指向。 在界定道德本质及其相关伦理学核心概念、解释道德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批判非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说时，列宁均坚持了道德的阶级本质论。

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建立经历了从道德决定论到经济决定论，从历史唯心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及从普遍道德到阶级道德论的全面转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体系建构在方法论、历史观和价值观的彻底性。

3 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多样发展

3.1 从经典阐释到批判重建

从1930 年代开始，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制度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呈现出多样化的格局。 对马克思主义的多样解读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同当代哲学和社会学领域的很多理论成果交汇的结果，尽管新马克思主义的这些流派之间常常存在着对立，但是在理论来源和终极目标上都具有很强的一致性，即都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为理论源泉，都以人的自由和解放为最终理想目标。 以20 世纪新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学理论为例，它们都是对人类困境直面抗争的产物，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无产阶级革命和全人类解放制定新的策略和方案，探索出来的实现人的自由解放的新途径。 因此，新马克思主义同经典马克思主义一样，在理论精神上体现的都是在现代性视域下通过各种方式展开的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批判。 其中对于现代性背景下人的精神家园的失落和道德规范的失效的反思，以及对于道德虚无主义、道德相对主义横行的批判成了理论家们关注的主题，尤以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最为突出。 他们试图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找到人如何行善而不是作恶的现实途径，探索伦理道德对于和平年代人的生存方式变革的意义，即在现代人的生存困境下重建伦理道德。 随着人类社会进入到“后工业社会”乃至信息化时代，新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范式也发生了变化，但是他们对于重建“人的境况”下的伦理道德的诉求并没有中断。

从致力于世界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历史发展过程内部的一致性来讲，英美的研究也属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多样发展的一部分。 1970 年代，在英国和美国等国发生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的地域和范式转向:英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引领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研究热潮。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兴起与理性选择理论的快速演进及制度分析理论的急速发展有关，背后是对苏联马克思主义流于空泛和新马克思主义实践无力的否定，试图重建一种既科学又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英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从马克思主义反道德问题入手，在对剥削与道德、革命与道德、正当与道德等核心问题的分析中重树新的道德价值，并在新的价值指向下重建马克思主义与伦理学的理论和方法论体系。

3.2 从道德意识形态到道德理论范畴

苏联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最完整的发展轨迹。 苏联伦理学是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是苏联革命活动家、政论家和学者依据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需要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苏联化。 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苏联存续了近80年，展现了作为完整学科和学术体系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真实存在，见证了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兴衰，是世界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发展轨道上的完整孤本。 苏联伦理学论证了道德和政治意识形态的依赖关系，指出道德在社会动机、评价、调节标准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和意义，在道德内容中强调创建超越阶级对抗和意识形态矛盾的全人类因素。 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研究的学术特色在于:试图建立起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与社会存在之间逻辑和历史的统一，呈现马克思恩格斯经典作家伦理思想与苏联的实际结合;实现道德意识形态和道德理论形态、道德价值体系和道德学术体系的统一，并在各个历史阶段中展示了伦理思想发展的内部话语统一。

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研究仍具自己的内部特点:在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范式中，有康德思想(如О. Г. 德罗波尼茨基的《道德概念》和《价值问题与马克思主义哲学》)、黑格尔学说(如Ю.В.索果莫诺夫的《道德选择》和А.И.季塔连科的《道德进步的范畴》和《道德意识结构》)、个人主义(以Г. 班得杰拉德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体系论析》)、价值哲学(如Л. М. 阿尔汉格尔斯基的《伦理学和道德学》)、自然主义(如В.Т.叶菲莫夫的《社会决定论和道德》)、功利主义(以В.И.巴克史塔诺夫斯基的《个体道德原则:目的、手段和结果》)的隐蔽存在。 即便在当时正统的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中，在统一的价值场域中，仍存在着对同一问题的众多理论分歧:“有关伦理学范畴、道德判断和道德评价的真理标准、道德价值等重大理论，将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中最有价值的概念范畴、理论疑惑和现实主张联系起来，构筑了苏联范式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的逻辑篇章，同时反映了社会道德变迁的过程，为伦理学研究和社会道德建设提供践行伦理理论联系道德实际的范本。”[8]在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发展历史中，学术争论犹如一条红线，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中道德理论与道德实践统一起来，构成完整统一的学术体系。

4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继承与创新

4.1 从苏联伦理学到俄罗斯伦理学的马克思主义传统

当代俄罗斯伦理学研究的路径特点反映了后苏联时代俄罗斯社会道德理论和实践形态的变化，它所呈现的理论空间见证了社会转型之中，伦理学研究的整体裂变、社会适应和理性转变。 当代俄罗斯伦理学研究注重理性批判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增加西方伦理学研究比重、系统回溯伦理学发展历史、重新出版伦理学辞典等举措说明了后苏联时期当代俄罗斯伦理学研究的理性转变。 共时态视野中当代俄罗斯伦理学研究的内容特点是“多样中的统一”:政治伦理学锋芒独秀、应用伦理学叙事宏大、生态伦理学开枝散叶、经济伦理学如日中天、传统伦理学厚积薄发、宗教伦理学辗转传承。

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土壤中生长起来的当代俄罗斯伦理学依然保留了清晰的马克思主义传统。 当代俄罗斯伦理学在研究范畴、理论结构、研究基础、团体构成等方面与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保持着继承关系。 苏联时代和后苏联时代伦理学研究的内部竟清晰地呈现了伦理话语内部的统一性“马克思最根本的、最富有理论成果的伦理学思想不仅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中而且在它的范围之外也有所发展”。[9]“连续而平稳”是这一时期伦理学研究的动态特征，而“回溯和反思”是伦理学研究的总旨归，也是新时期伦理学发展绕不过的桥梁。 2003 年由А. А. 古谢伊诺夫主编的《伦理学说史》从伦理学说体系化视角出发介绍了世界范围内的伦理学说的历史全貌。 这本书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的反思虽站在后苏联的立场上，但从其内部的结构性上看，尤其是在后苏联时代多样的文化图景中对先前伦理学说共性特征的捕捉，对庞杂的伦理学体系完整性的建构等措施使那些属于文化价值空间的同质性被凸显出来，“聚合性”“团结一致”俄罗斯精神、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传统伦理价值引起俄当代学者的重新重视。 在思想意识领域，系列意识形态回潮也成为当代俄罗斯传统伦理思想研究的新内容，这些变化表明了俄罗斯在接纳西方伦理思想的同时，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传统范式的保持。 当代俄罗斯对苏联时代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价值批判多于理论认同。

4.2 从苏联伦理学到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

客观地说，在宏观意识形态和理论体系的引导下，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体系最初的构成、方法、研究内容均学习了苏联模式;在学科体系形成之初，中国伦理学人翻译了众多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著作和教材。 在此基础上，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更实现了自己的理论创造，在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理论范畴、价值原则、观点方法上，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完整统一的理论体系。 尤其是对伦理学基础理论、研究内容、道德功能等核心问题的探讨，走在了苏联前面;对于集体主义、爱国主义、道德价值等问题的研究坚持了正确的研究路径，避免了苏联式的偏移。

理论建构任务完成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体系展现出自己的特色，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的道德哲学包含三方面的内容:第一部分是关于伦理学基本理论，第二部分是关于道德规范问题，第三部分是修养和道德教育问题，相应地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伦理理论、伦理规范和伦理美德的有机统一体。 这一统一体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实现自己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中独创性的基本前提。 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研究道德现象中带有普遍性和本质性的问题，揭示道德的本质和规律。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展现出与时代相契合的特点:与社会道德生活紧密相连的道德现象，包括道德问题的解决性尝试。

5 结语

就世界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发展历程而言，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伦理思想，还是苏联式的传统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抑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甚或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和伦理思想”等诸范式，都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体系包纳的主要内容。在从马克思早期作品开始直到今天170 多年的伦理思想流变的历程中，在全世界范围内几代学者参与的研究经历中，存在着伦理思想发展的内部话语统一性，即在始终伴随着理论多样的、甚至是理论分歧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中找到其变迁的共同特征。 在结构形态上，我们称之为生成机制的规律，表现为理论构成时的从解释到改造、从理论到现实、从元叙事到多样性、从继承到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