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三青

(中国矿业大学 发展规划处，江苏 徐州 221116)

一、由诗人而学者——学术生涯的起步

周棉，江苏沭阳人，1956年生，1974年高中毕业，1977年进入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学习。现为江苏师范大学二级教授；江苏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留学生与中国现代化”基地主任；江苏“跨世纪333学术技术带头人工程”首批入选专家；中国教育史学会理事、中国现代史学会理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特聘高级研究员、美国圣约翰大学客座教授。

周棉的学术生涯起步于大学时代的1978年，开始对郭沫若的《蔡文姬》等历史剧产生了兴趣。其实，他当时更感兴趣的是诗歌，可以说当时他还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校园青年诗人。虽然后来他远离了诗人之路，但是他的抒情诗人的气质和情怀一直没有改变，而且直接影响了他最初的学术选题。为此，我们用极其省检的文字，对他的诗歌略作回顾。

在大学的写作课作业中，周棉的诗作《瞻仰纪念塔》，最先得到了著名学者李文沛教授的好评，其中颈联“血洒江河染碧水，骨埋山岳映红霞”就可看出功力。其后，他一度有点陷入诗歌创作的狂热之中，还曾写过一首200多行的“颂诗”。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文件使他如醍醐灌顶，一下子顿悟清晰，精神上更焕然一新。也正是从此开始，他踏上了一条理性、清醒的文化、学术探索之路。起初，他的研究与诗歌创作几乎是并行的。其《春芽》就抒发了一代人被文革耽误而又不甘沉沦的赤诚：“我是黎明时百草万木的春芽/我是晨曦中散香滴露的鲜花/人育日照我欣欣向荣/风拂露润我青春焕发”。周棉的这首成名作《春芽》写于70年代末期，是一首长诗，曾被广泛传诵，后被《中国青年报》发表，之前在当时的大学校园曾被一些热情的大学生们广泛传诵、传抄、张贴。其后，在1982年他又写出了《石榴籽》，其中最后几句是：

打破纵横交错的框框

在老硬的皮壳上

爆一道辉煌的裂口[1]

这种象征极具代表性，意象的内涵也极其深刻，抒发了年轻一代冲破层层阻力和重压，以求展现人生价值和愿望。稍后的《新娘》只有五句，但在北戴河海滨的篝火晚会上朗读时，却被掌声和欢呼声打断三次：

我走过一个姑娘的身旁

仿佛她就是我的新娘

我抬起头望望

她加快了脚步

肩上还拖着我的目光

《新娘》的意象是常见的，但是，这种高度概括的象征和寓意却是全新的。有人以为是写实，其实非也！据作者自己讲，这首诗写的是人类的普遍感觉：互不相识的异性偶然相见时瞬间的感觉。1988年夏，中国最著名的诗评家谢冕先生在看到这首诗后曾用“很灵动”[2]来评说：

“或许，在本质上周棉是一位诗人。他有一颗诚真而充满激情的诗心，他爱诗也写诗。现在他虽然不以诗安身立命(对此他是深深遗憾的)，但诗的才情与灵性却使他摆脱不了‘诗人情结’的影响，首先决定了他在学术选择上对诗与诗人的敏感、关注、理解与突破。”[3]

二、治学严谨、勇于创新——境界渐宏大

在迄今长达40年的学术追求中，最能体现周棉的学术道路、学术思想和学术成就，并为人注目和称道的是他的“冯至研究”和“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研究”。对此，早在20年前，北京大学文学语言研究所所长谢冕教授就作过高度概括，至今仍有代表性：

“周棉是近年出现的成就突出并在国内有一定影响的青年学者。其特点是思维敏锐，富于创新，学术视野开阔，学风严谨。主要学术成就是：一、对以著名诗人、学者冯至为中心的文学研究，成果较多，具有创见，尤其是《冯至传》的写作出版，填补了国内一大空白，影响甚广，北大曾邀他在纪念会上讲演；二、对以‘留学生与20世纪的中国新文学’为突破口的‘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的研究，选题新颖，立意高远……且以‘留学生与中国的近代化’为中心，探讨中国社会通往现代化的历史，富于开拓性并对现实有重大的启示意义”(1)此为谢冕先生1997年为周棉申报江苏省委“333工程”写的推荐书。。

周棉选择前者，反映了他那种诗人气质所特有的对诗的悟性、对诗人的理解与对高品位的文化精英人物的景仰；选择后者，则表明了他作为现代意义上思想型的知识分子对社会、现实、国家前途与民族命运的关注。

冯至，五四时期“沉钟社”的主要创建人，“浅草社”的代表作家，鲁迅誉之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其《十四行集》被朱自清称为“中国新诗的中年”。季羡林认为“ 在散文这座坛上……同他此肩的散文家没有几个”。其《杜甫传》和《论歌德》“在中国学术史均具有开创意义”(2)1993年3月6日新华社播发的《冯至生平介绍》。。生前长期担任北大西语系主任、中国社科院外文所所长、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等；还是瑞典皇家文学、历史、文物研究院外籍院士，德国美因茨文学研究院、奥地利科学院通讯院士；曾获得 “歌德奖”“格林兄弟文学奖”“国际文化交流艺术奖”“德国大十字勋章”等。但因其泊于名利，远离世俗，一直处于极为冷清的境地。

从1978年，周棉开始了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探索性研究，而从1981年开始，用力最勤、功夫最大、成就最大的是关于学部委员、著名诗人、翻译家、杜甫专家、歌德专家的冯至研究。选择冯至作为最早研究对象并取得斐然成就，对周棉来说，既是偶然也是必然。大学时代他才仅仅知道冯至其名；1981年，他一读到刚出版的《冯至诗选》，就被冯至的诗情、诗思所吸引，并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写了一篇引起专家们关注的论文，并逐渐了解到冯至先生谦虚、质朴、正直、诚实、善良的为人和学贯中西、博通古今，集创作、研究和翻译于一身的大师内涵，从此锲而不舍，对冯至的诗歌、散文、小说、学术著作与生平思想进行了长达十年的研究，并请教了季羡林、卞之琳、王瑶、严家炎、林非、谢冕、袁可嘉、绿原、牛汉、乐黛云、钱理群、唐祈、潘仁山等专家，还访问了冯先生的学生叶廷芳、韩耀成、杨武能、范大灿等。因此，周棉得以吸取众家之长，玉成了《冯至传》。周棉用10年的功夫，先从冯至研究的单篇论文开始，进而又编辑“冯至年谱”，最后才写作《冯至传》。冯至先生本人也从最初的顺其自然，到后来被周棉严肃执着的精神所感动，审阅《冯至传》的部分章节。就这样，《冯至传》经过五次修改，周棉还不放心，以致著名学者、中国散文学会会长林非先生都劝他可以交稿了，周棉才心有不甘地杀青，最后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

如果说周棉由诗人而学者开始了冯至的研究并声名鹊起的话，那么，从冯至研究的高峰转为“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的研究”，则又表明周棉由诗人型的学者向思想型学者的转变。

中国的留学生研究始于1920年代，但是一直到改革开放前，基本上是零星的研究，不系统，没有规模，成果很少。改革开放以后逐渐形成了高潮。但是，学术界基本上把留学生的研究置于留学教育的范畴，作为教育研究的一个分支来研究，这并没有错。但是，周棉却把留学生的出现与社会发展联系在一起考虑，因而意义就大不一样。

周棉实际上是在《冯至传》写作最艰苦的时候开辟了留学生的研究。其标志以1990年发表的论文《留学生与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学》(3)周棉《留学生与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刊于《徐州师院学报》哲社版1990年第1-2期，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古、近代文学研究》1990年第9期全文转载。为起点，他在题注里提出了“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研究”的大课题。也就是说，周棉的学术道路虽然最初以冯至研究开始，并登上了诗人、学者冯至研究的文学高峰，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养成了他位卑忧国的思想基础，具有那种青衫济世特点的诗人的情怀和社会责任感，因而在冯至研究十年的高峰阶段，他有感于改革开放的发展和知识分子的作用，峰回路转，开始了从纯文学研究到开拓跨学科的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的研究，以探讨留学生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关系，开辟了留学生与中国现代化的研究。这个转变，不仅是学术论题、学科论题的转换，更体现了周棉从纯文学研究到意在探讨中国社会发展方向学术思想的转变。同时表明，周棉已经从诗人型学者转变为思想型的学者。在冯至研究与留学生研究这个连续的论题上，诗人的情怀与学者的使命得到了统一。

从此，周棉开始了迄今30年的留学生研究。踏上了这个并不轻松的新的研究道路。从文学领域来看，最初的那篇文章无疑是一个创新，开辟了从留学生的视角研究近现代中国文学的新角度。实际上，对周棉开辟的这个大课题而言，这却是“投石问路”。在获得学术界意外的好评和鼓励以后，他又转手用七年的时间编辑了《中国留学生大辞典》，以解决留学生研究的工具书。其严谨与艰苦绝非三言两语可以形容，但请有兴趣的读者参考《辞典》后记。以后，他才逐步展开以“留学生与中国现代化”为中心的“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研究”，取得了一系列论文成果。2007年开始搜集整理民国和清代的留学生档案和报刊史料，连续获得了2011年、2015年两个国家项目：“民国时期留学史料的整理与研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留学档案的整理与研究”，搜集了900万字的民国留学史料和5000条清代留学档案，预计可出版50册。不仅如此，还完成了留学生研究领域的代表作《留学生群体与民国的社会发展》，入选2016年国家文库，获得了中国历史学最高奖——“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参加了2019年11月20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颁奖仪式，真是艰辛又奇崛。

三、四十年辛苦不寻常——学术成就与学术影响

四十年来，周棉艰辛探索，勤奋著述，成果丰硕，非同寻常。客观地讲，他的冯至研究和留学生研究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代表了中国冯至研究和留学生研究的高峰。这不仅从其著作本身的内容可以反映出来，还可以从学术界的评论特别是学风严谨的著名学者的评论中看出。在这两方面，周棉的学术成就与学术影响，都足以证明他的著作无论是选题还是内容，抑或表述和论证，都达到了相关专业方向或相关学术领域同学科的代表性水平。

1.关于《冯至传》

冯至研究不仅是周棉学术道路上的一个高峰，也是整个学术界有关冯至研究的一个高峰。其代表作学术传记《冯至传》自1993年出版以来已经26年，虽然后来还有几部同类传记出版，但周棉的《冯至传》至今仍是冯至研究的高峰之作。其贡献在于：首次对传主独特的人生道路和多方面建树，作了形象精到的描述和评析；创造性地考辨了冯至的诗歌由浪漫主义向现代主义的转变过程，对《十四行集》的特色、价值和内涵作了精当的揭示和创造性的阐发；开拓性地论述了冯至的早期诗歌和散文；创造性地阐述了散文集《山水》的境界；首次分析了冯至所受到的存在主义的影响及其生存观；首次揭示了冯至的学术个性并大胆地剖析了冯至的局限。

在此，囿于版面的限制，不便对《冯至传》本身作较多的评析，主要借助于著名学者孙玉石、谢冕、叶子铭等大师等对周棉《冯至传》的评价略作展开。

(1)关于《冯至传》的学术地位

一部学术作品的价值，可以从多方面考量，但是最关键的是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北京大学教授孙玉石先生认为：“《冯至传》为国内第一部系统地论述、阐释著名诗人、学者冯至的创作、治学和人生的学术性传记，有很强的学术性和独创性，北京大学曾邀他在“冯至纪念会”作过有关讲演。学术界对该书的学术水平、作者严肃的治学和写作态度有较高评价。在我读到的作家传记中，这是科学的态度和深厚的功力结合得较好的一部。它有学术的永久性。”(4)这是1998年年6月21日孙玉石先生为该书写的评语。孙玉石先生是学术界公认的严肃的教授和学者，他的评语不会言过其实，应该是建立在他渊博的学识和严肃的学风基础之上的。由此，我们可以想见孙先生写此评语时的慎重。

像孙玉石先生这样评论周棉的《冯至传》的，还有两位大师，其中一位是鲁迅的学生、著名的老文化人、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徐梵澄先生。他在《秋风怀故人——悼冯至》[4]一文中，把《冯至传》与冯至先生老夫人姚可昆教授所著之《我与冯至》相提并论：“这两本书内容充实，皆是可资为根据……有了这两本书，冯至的学术与事功，大致已可明了，不必友人更加辞费了”。徐梵澄先生也已经去世，他写此文时已经是耄耋耆宿。高度评价《冯至传》学术地位的，还有已故的南京大学教授叶子铭先生——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文学语言组第一召集人，他说：周棉“费十年之工完成了学术专著《冯至传》，就是一部富有开拓精神，也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冯至先生创作、治学和人生历程的专著，具有填补学术空白的价值”(5)此为1997年1月18日叶子铭先生给《徐州师大学报编辑部》的信中之语。。

1994年8月13月，《文艺报》发表了《光明日报》资深记者潘仁山先生的3000字长篇书评《耳目一新的作家学者传记——读周棉著〈冯至传〉》，把该书放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此时传记写作的大背景下考察，也称“《冯至传》的问世具有填补重大空白的意义”，

从这些大师的评语中，我们明白了周棉对冯至这位学贯中西的一代宗师研究的贡献。

(2)关于《冯至传》内容的精彩评述

冯至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既是一位著名诗人，又是一位著名学者。他的创作和研究在文艺、教育、学术和国际文化交流等领域多方面展开，涉及面广，时间跨度大。研究这样一位人物，需要了解的历史和掌握的资料非常之多，为冯至作传的难度也就更大。而且他一生宁静淡泊，过的大抵又是书斋生活，他的一生除了工作，便是诗书、写作，便是培养学生，可以说是“平淡”的一生。“写这样的人物，要在习常中见深蕴，在朴素中见伟大，就是难上加难了。”[2]但是周棉却在常人难以坚持的情况下，用10年时间努力完成而且十分精彩。

对此，著名的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最有影响的诗评家谢冕先生曾在1994年炎热的夏季，写了一篇字字珠玑的评论：“周棉显然不把目标停留在材料的占有上，他更不是那种只有材料甚至炫耀材料而丧失了观点和辨析的史家……他从欧洲历史、德国文化到中国的老庄哲学和传统诗歌，从传主的身世到诗圣杜甫，从存在哲学以及里尔克、歌德诸方面，对冯至这位不择细流、广纳博采的文化巨人作了多层次的考辨和探讨。周棉深知，不如此，他就无法走近这位文化巨子，更无法接近其内心，不难想见，他是在克服了诸多困难之后才进入如此广深甚至是陌生的领域的，他尽可能多地了解和掌握冯至一生的活动中涉及到的学科，其中有的对他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但他的勤奋和坚韧终于把他推到了这个巨人的世界中。”[2]

这些精彩的评论揭示了周棉《冯至传》内容的独特价值，对于我们理解冯至极有意义。又如倪邦文博士的评论：“《冯至传》对学者冯至的再现和研究时见功夫，其特点是：有所侧重地评述这位学贯中西的学者在德语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的建树，再现了冯至作为中国有盛名的歌德研究大家和杜甫研究名家的形象，阐述了传主对歌德和杜甫研究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开创性意义，并首次对冯至的学术个性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作者认为40年代冯至的歌德研究“填补了当代中国歌德研究的空白”，并进而从发展的角度，分析了30年以后冯至对歌德研究认真严肃的态度，自我否定精神和学术观点的发展。”[5]

(3)关于《冯至传》的批评风格

应该承认，新时期以来中国的学术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也不可否认，浮躁、虚假和华而不实的风气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就文学而言，多是无聊地吹捧。但是周棉则不然。谢冕先生认为:“周棉不仅克服了诸多困难，且能创造性地完成了这项工作。学风严谨，资料丰富扎实，立论妥切可信，对冯至先生一生的经历和治学的道路乃至创作上的得失，均作出了科学而翔实的阐析和判断，特别是对冯至先生50年代创作个性的丧失有符合实际的批评，更表现出可贵的学术品格。”(6)谢冕：1998年6月18日关于周棉《冯至传》的鉴定意见。谢先生高风亮节，不趋炎附势，因此他对周棉实事求是的批评风格赞赏有加。他还说：“受先生这种品行的影响，周棉厌恶文学批评的庸俗作风，有感于传主的‘澄明无滞’，一开始就立意真实客观地再现先生的精神风貌：既无需拔高，也不需隐讳”(《冯至传·后记》)。这种态度果然在书中得到体现。例如在《十七年的热情》一章中，他对50年代冯至诗歌创作个性的丧失，以及他在当时政治风浪中的态度，“都作了不为贤者讳，又切合实际的论析。这对于全面客观地认识冯至全人很有意义。”[2]

周棉这种不为贤者讳的批评风格，获得了广泛的赞誉：“《冯至传》是一部信实、客观的著作，也是一部体现了作者周棉独立思考精神和思想深度的著作。”对于这位德高望重而且在写作时还健在的传主，周棉没有回避其不足，体现了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批评态度。例如作者指出：反右时期的冯至也在其急风骤雨中写过一些偏离事实的批判文章。1949年以前包括冯至在内的坚持艺术独立的诗人、学者，到50年代都曾一度丧失了艺术个性。除一般论者所论及的“左”的影响外，《冯至传》还指出作家“有自身应承担的责任，”因中国知识分子长期处于附庸的地位和唯心史观的影响，“知遇意识盛行，缺少一种自觉的民主观念和科学的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往往把国家的安危和兴衰完全寄托在个人身上”，对历史和现实都缺少辩证的分析，“容易走向极端”，这些实质上成为后来极“左”思潮盛行和造神运动的思想文化基础，“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应该长久地加以反思。”这种观点是科学而又大胆的，应值得重视。[5]

《冯至传》的影响是广泛的，对此，我们应该祝贺周棉。本来应该加以分析，但由于版面的原因，仅仅把有关的标题列于下面：

1994年4月14月，北京新华通讯社发了题为《长篇传记〈冯至传〉出版》的电讯，并刊于《新华每月电讯》4月15日第5版。

1994年4月16月，《文艺报》在《北京大学召开冯至纪念会学术思想报告会》的报导中，介绍了《冯至传》及其作者周棉的发言。

1994年6月24日《光明日报》以《〈冯至传〉出版》为题，对《冯至传》作了介绍。

外文版《今日中国》杂志1994年第7期介绍了《冯至传》。

鉴于《冯至传》的广泛影响，江苏文艺出版社决定再版重印(冯至传》，1996年4月印刷了1万册。在当时学术著作难以出版的情况下，《冯至传》得以重印，此种情况极其少见。

著名诗人、文学史家、南京师大中文系教授吴奔星：“……特别高兴于你的成果，看来这部书还可以再印或重版。你毕竟是写《冯至传》的第一个。我如精力允许，当写点短评，即使我不写，也会有别人写的，我匆忙写这封信，则是为了祝贺你十年磨一剑，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成果。你还年轻，当可继续干下去。”(1994年4月16日)

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世界文学》主编、著名画家高莽：“你完成了一项大工程，写一位学者很不容易，再加上他是诗人、翻译家、作家，且要让他有血有肉，更难。我可以想象得出你为此四方收集资料，长期埋头写作，苦苦修改，推敲每一章每一节的情景。这部大作我觉得装帧、印刷也很高雅，处处可以感受到你的用心！”(1994年5月10日)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编审高逸群：“这部著作，写的很好。有文采，有论证，有史料，是一部力作。它将会同它的主人公冯至先生一样，以其平易而深沉的特质，闻名于世，你写出这样一部著作，不仅能告慰冯至先生在天之灵，而且为你的同辈人作出了榜样。”(1994年6月27日)

《冯至传》还被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荷兰莱顿大学、德国麦因茨大学等境外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图书馆收藏。

2.关于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研究

(1)关于选题意义

周棉的留学生研究，不是一般地研究教育史上的出国留学生，而是把它放在中国现代化的大背景下，研究这个鸦片战争以后出现的特殊的知识分子群体。因此，具有特殊的意义。

随着环境治理力度的加大，河套灌区水质有所改善，但仍有污染问题存在。2016年灌溉期河套灌区引黄水水质氨氮10月份超标，超标倍数为0.4，挥发酚5月份超标，超标倍数为0.08，其余监测项目达Ⅲ类水水质标准[8]。

对于周棉开辟的“留学生与近代中国”这个课题，学术界几乎给予了一致的好评，最有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是著名历史学家、当时的中国现代史学会名誉会长、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新先生的评论：

“‘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研究’这个内涵极其丰富的课题……开辟了研究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发展和各个学科发展的新角度……不仅是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一种新的总结，而且对正在深入的改革开放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6]

因为这个课题不是一般地研究留学生问题，其中心乃是“留学生与中国的现代化”，是从宏观上研究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的社会发展问题，把“留学生与辛亥革命”“留学生与中国的新式教育”“留学生与中国的现代物理学”等近百个重大历史事件与学科联系起来，因此，“不仅是对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的一种新的总结，而且对正在深入的改革开放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启示，”意义极其重大。因此，引起了一些著名科学家和学者的关注、肯定和支持，中科院院士苏步青、卢嘉锡、马大猷、程民德、邺治铮、陈荣悌，著名东方学家季羡林，经济学家陈岱荪，哲学家张岱年，史学家周一良、茅家琦，文学评论家叶子铭，法学家谢邦宇等热情地担任顾问并题词。如南京大学的茅家琦先生认为：“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研究”具有学术和现实的双重意义[7]。

(2)对留学生群体的定性、定评和留学运动的预测

周棉的留学生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就著作而论，就有《留学生与中国的社会发展》(一、二)；《中国留学生大辞典》《留学生与中外文化交流》(初版、修订版)《中国留学生论》《留学生群体与民国的社会发展》等。在这些著作中，他围绕“留学生与现代化”这个中心，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观点，取得了多方面的贡献。其中对留学生群体的定性、定评和留学运动的预测不仅时间早，而且意义大，显示了周棉作为思想型专家的睿智和深刻。主要的论点有：

首次提出留学生群体论，指出留学生群体的诞生、性质等：

早在1996年，周棉即指出：“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留学生、留学运动和留学生群体，直接导源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那种屈辱、苦难和严峻的社会现实。由于文明、古老而大一统的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理所当然地开始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此意义上讲，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历史确实是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但是，换言之，如果从历史进步和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历史，又是以优秀的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先进的中国人，为救亡图存、更新发展，适应世界独立、自由、民主、科学和法制的时代潮流而不断地把中国推向近代化的上下求索的历史。在这一空前而艰难的变革时期，中国大地上出现的持续不断的留学运动，实际上是中国人走向世界整体运动的一部分，也是中国向近(现)代化的社会和文化转型的一种特殊运动。在此过程中出现的留学生及其群体就是中国最早、最直接地走向世界的先行者和推动中国走向近代化的特殊的群体。”(7)周棉《近代中国留学生群体的行形成、发展、影响之分析与今后趋势之展望》，刊于《河北学刊》1996年第5期，后被中国人民大学《高等教育》1996年第11期转载，又被周棉收入《留学生与中国的社会发展(一)》(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周棉还对中国历史上的留学生作出了总括性的定评，提出了关于留学生群体价值取向和未来走向的大观点：

“20世纪70年代前留学生群体的追求和理想，反映了20世纪中华民族和中国走向世界的信仰、理想和行动，影响了20世纪中国的走向和命运。”(8)同上。

中国留学生群体参与近代中国社会实践的经过，充分证明了周棉对20世纪70年代之前留学生群体的论断。

对当代留学运动的发展趋势，周棉也作出了预测：“中国的留学大潮必将卷起千堆雪，到21世纪中期达到顶峰；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的留学生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囯现代化的发展前途。”(9)同上。

中国当代留学运动的发展，也验证了周棉30年前的预测。

为此，周棉在此文的最后，特别写了当代中国如何对待留学大潮和当代留学生群体的一段话，看起来没有什么惊人之处，其实不乏令人深思的可取之论。

以上关于留学生群体的定义、定评和预测，都源于周棉用近十年功夫编辑的《中国留学生大辞典》。在此，我们应该强调：这些真知灼见来源于深入的研究！其意义对周棉而言，形成了他从1996年开始迄今为止的留学生研究的基本思想。更重要的是，这些观点影响了学术界对留学生、留学运动的看法和评价。

(3)关于《中国留学生大辞典》的学术地位和学术意义

《中国留学生大辞典》是一部开创性工具书，获得了非常广泛的好评，其最突出的特点是：人物辞书编辑史上的创新，选题具有开创性；人物简表具备数据库特点。

如中共中央党校谢邦宇教授：“《辞典》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科学性、创造性的工具书,循名责实,它辑录了上下一个半世纪中国近现代留学生的史实,又可将它视为一个历史范畴,看作一部富于操作工具意义的史书。或者确切地说,就其内容应属国际关系史的范畴,但它毕竟不是一般意义的国际关系史,而是一部具有中外文化交流史性质的工具书,是一部留学生与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关系的工具书。……《辞典》不仅从中西交流的一个侧面,概括地记录了留学生在国外的求学过程,而且记录了他们回国以后在社会发展和革命建设事业中所起的先锋桥梁作用,展示了留学生在我国各个学科领域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体现了编者追求治学致用、习史为今的编撰价值取向。可以说,《辞典》的岀版不但有助于推动留学生问题研究的开展,而且对促进中西文化的多学科、跨学科研究也将是大有裨益的。”(10)谢邦宇：《中国留学生大辞典·序》(转引自周棉《中国留学生大辞典》，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版第5页)

又如江苏教育出版社张立民编审：“《辞典》是一部拓荒之作,……科学性、学术性和历史性都很强的留学人物工具书,特色、特点都很鲜明:

其一,突出留学人物辞书的特点。不仅沙里淘金般地筛选留学人物,而且详尽地介绍入选者出国、回国的时间,留学国家、学校、专业、学位以及1949年前后任中央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的情况。特别是在正文之后,附有入选人物简表,在把有关数据输入电脑之后又置入表中,这在中国辞书编辑史上还是首次,是一个创新。这不仅有利于读者和研究者,对今后人物辞书的编撰也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其二,突出历史性、学术性、科学性和客观性。如对辛亥革命到1949年间‘中华民国’时期不同称谓的政府，客观地用‘南京临时政府’‘北京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来表述,而在涉及外交事务时则名正言顺地用中国政府，以摒弃经不起历史检验的不规范提法……这样,该书就能在较大的范围内和较长的时间里经受检验。

其三,注意收录台港地区各界留学生出身的名流,以体现一个中国的原则。

其四,注意收录‘理所早当’地应收入中国辞书的海外知名华人。如在收录了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仍保留中国国籍7年之久的杨振宁;在领取诺贝尔奖时不顾有关部门反对,坚持用中文致答谢词的丁肇中等。”

王维苏教授以《十年磨砺出青锋——评周棉主编〈中国留学生大辞典〉》为题，在《扬子晚报》2000年3月16日评价了该书，认为此书填补了“留学史研究的空白”“教育史研究的空白“和“人物编撰的空白”。

此外相关的评论甚多，中外几十家媒体报道，十几位专家高度评价，国外20个图书馆收入。现仅把部分标题列出：《人民日报》(海外版)2000年3月30日的评介文章认为:“这是中国留学史研究的一大成果”，“学术界、文化界给予了较广泛的关注和好评”。清华大学、南京大学网站于1999年底至2000年登录了关于此书的评介文字。国家新闻出版署《新闻出版报》2000年4月15日发表了书讯。新华社《新华每日电讯》2000年4月5日发表了评介。福建省《教育评论》2000年第2期发表了评介。《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发表了余明侠教授的文章《当代第一部〈中国留学生大辞典〉再评介》。《光明日报》主任记者、著名评论家潘仁山先生在《东南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发表《一部开拓严谨的工具书——〈中国留学生大辞典〉评介》，高度评价了该书。

(4)《留学生群体与民国的社会发展》的学术价值和学术地位

该书是一部巨著，是周棉在留学生研究道路上所取得的最重要成果。原为周棉主持的2006年教育部重大项目“中国留学生与民国的社会发展”成果，2013年结项，获教育部“优秀”等级，又经过4年6次修改，81万字，入选2016年国家文库后，2017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历时10年。

该书以留学生与中国现代化为中心，多方面论述了留学生群体对民国社会发展的贡献，对民国的社会发展和现代化作出了新的总结，也指出了其局限。对于本书的学术价值和学术地位，学术界多有评论：《光明日报》2017年8月1日发表了张海鹏先生《一部“索我理想之中华”的奋斗史——〈留学生群体与民国的社会发展〉略谈》；教育部的《神州学人》杂志2018年第6期和“神州学人”网发表了王晓秋先生的《十年心血磨一剑——评周棉〈留学生群体与民国的社会发展〉》；《南京理工大学学报》2018年6月发表了崔之清先生的《研究民国现代化的一部重要著作——评周棉等〈留学生群体与民国的社会发展〉》等，都发表了几千字的长篇书评。这些先生都是当今德高望重的史学名家，他们的看法具有较高的代表性。

如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海鹏先生认为该书“史料丰富，论证严密，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看法。”如第一章对清朝皇族内阁出笼后的评述：“本来相当多的留学生还寄希望于立宪，为此积极参加新政，希望通过有序、平稳的体制改革，建立英国式君主立宪的现代国家。但皇族内阁的出笼，标志着清末新政进入了立宪的死胡同，击碎了他们多年的幻想。留学生们的初衷已被扭曲，感情受到了愚弄，对清王朝失去了信心和耐心；体制外的留学生们更被激怒，进一步加快了武装革命的步伐。最终，踟蹰不前的清王朝终于在清末宪政运动和革命的浪潮中，被以留学生为主体的革命派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 “对于五四新文化后期统一战线的分化，以往多有研究，该书的看法也能独出机杼：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队伍的分化，实际上也就是以留学生为代表的知识分子队伍的分化——在经过五四的洗礼之后，各自对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文化发展的方向产生了歧异，也就是对中国未来的现代化道路作出了不同的选择。”

又如北京大学教授王晓秋评论：“从选题来看，该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百余年的留学史就是‘索我理想之中华’的奋斗史”的论述为指导，以“留学生与中国的民族复兴与现代化”为中心，选题意义重大。”“第三章认为，以往对五四运动的研究忽略了探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发起人、重要当事人的学历背景，缺少一种方法上的归类和评判，对贯穿五四运动始终，又是重要引导者和参加者的归国留学生，缺少一种整体分析和评论。作者指出，是以留学生为代表的爱国知识分子，首先创办了《新青年》杂志，导引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直接有关的主要是林长民、蔡元培、叶景莘等留学生精英……这些观点，立足史料，颇有新意。”

关于该书的学术地位，学术界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如王晓秋先生：“本书选题意义重大，论述角度新颖，运用了不少新史料，提出了一些新观点，立论有据，结构合理，学风严谨，是中国留学生史研究、民国史研究和中华民族复兴史及现代化史研究的一部力作。”教育家、历史学家、原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马敏说：“由于各种原因，我最近才有机会拜读此书，我认为，这是目前对晚清民国以来留学生历史叙述最为全面的一本著作，在许多方面研究都很深入，且史料翔实，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最后，还应当指出，周棉的留学生研究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成功，他还是一个成功的组织者。其贡献是：第一，他在《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创办了历时近30年的“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研究专栏”，使海内外的留学生研究者有了一块专门的学术阵地，亦使该栏目成为教育部名栏。第二，自2003年他首先发起召开中国首届“留学生与中国社会发展”学术研讨会之后，他又与南开大学联合发起召开2004年“留学生与中外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2016年、2018年、2019年他又相继发起召开“留学报国学术研讨会”“留学生与中国的现代化——纪念邓小平扩大派遣留学生讲话4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留学生与传统教育的转型和现代教育的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并早在1997年就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江苏师大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发展为江苏省留学生与中国现代化研究基地，并与他在大西北创建的又一个新的留学生研究中心(与他人共同创建)发展为欧美同学会留学思想与报国实践研究基地；后来他又导演了珠海中国留学博物馆，从而成功地推动了全国范围内留学生研究的深入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