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岸峰

(广西民族大学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6)

一、缘 起

1921年，胡适(适之，1891—1962)应教育部之邀，在第三届国语讲习所讲授“国语文学史”，他将中国文学史分为两个时期，从汉到北宋为第一期，自宋以后为第二期。1922年3月，他到南开大学作同一课题的演讲，便将两期的划分改为三期：汉魏六朝、隋唐、宋及以后。1922年暑假在南开及同年12月在第三届国语讲习所，他都是用1922年3月的删改本，油印成册，发给学生。1927年春天由北京文化学社出版《国语文学史》，乃未经胡适允许之下由北京师范学校的学生私自影印出版。后经修改，他终于在1928年易名为《白话文学史》，由新月书店正式出版[1]17，反响巨大，影响深远(1)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影响巨大，仿者众多，如为白话文作史的有凌独见于1922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国语文学史纲》；而以治“汉学”的方法治文学史的，有谭正壁于1929年由上海光明书局出版的《中国文学进化史》；而刘大杰分别于1941年(上册)与1949年(下册)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则更是对胡适的《白话文学史》的亦步亦趋。[2]。这是第一部从“白话”角度撰写的文学史，为新文学运动的发展奠下了基础。历来有关此书的论述甚多，而真正深入阅读此书者却寥若晨星，至于评价则又褒贬不一：朱自清(佩弦，1898-1948)认为此书乃“有识”“有见”“有史观”，甚至乃“一以贯之”的中国文学史[3]；朱光潜(孟实，1897-1986)则惊讶于其中颠覆性的选评标准及不合常理的侧重比例[4]；而夏志清则认为这是一部“偏见极深的书”[5]。究竟此书是创见，还是偏见？在面对只有“上卷”而没有下卷却又无法绕开的《白话文学史》，我们必须理解胡适的撰写动机，厘清其中的关键概念，分析整部书的具体例子及其论证过程，以至于将其置于当时的历史环境中作观照，方能获得整体的把握以认识其存在的意义。

二、先秦至两汉

胡适具有“高远的想象力”与“构造历史的系统”的意识，故以“建构”一词形容其《白话文学史》的诞生，并不为过。胡适关于新文学的革命话语豪情万丈，态度坚决，而真正考验他的实际论证，却一点也不容易。以下，我们将逐一检阅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所论及的各个时期中的白话文学，以深化对其《白话文学史》的了解，并就其中的观点、选择的作品以及论述逻辑，作出商榷。

胡适这样谈及文学的源头《诗经》：

其实古代的文学如《诗经》里的许多民歌也都是当时的白话文学。不过《诗经》到了汉朝已成了古文学了，故我们只好把他撇开[1]7。

简单一句话便撇开了《诗经》，而如《诗经》是白话文学的话，何以到了汉朝却成了“古文学”？他并没有解释，亦没有谈及《楚辞》，很快便跳到汉朝。他认为刘邦(季，公元前256-公元前195)及其臣下很多都是“无赖”出身，因此便臆断：“这一个朝廷之下，民间文学应该可以发达？”[1]8“无赖”与“民间文学”，似乎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吧？民间文学难道是刘邦及其臣下这批人创造的吗？就以刘邦的《大风歌》而言，也未必就是刘邦所作，况且此诗并非“民歌”，按胡适的思维，此诗应该属于为维持封建统治的目的而作的。他又举《史记·项羽本纪》中项羽与刘邦的对话由《汉书》改写的例子，《汉书》的《外戚传》中的审阅口供，王褒的《僮约》、汉文帝的遗诏，昭帝、王莽的诏令，王充的文字、崔寔的《政论》、仲长统的《昌言》等等，作为白话文学的例子[1]26，28，30-33，这些例子，随便、孤立而且牵强。然而，他就此便作出以下的判断：

从此以后，中国的文学便分出了两条路子：一条是那模仿的，沿袭的，没有生气的古文文学；一条是那自然的，活泼泼的，表现人生的白话文学。向来的文学史只认得那前一条路，不承认那后一条路。我们现在讲的是白话文学史，正是那后一条路[1]11。

接着，又论及民歌与文人及乐府三者的关系，指出李延年、司马相如、杨得意： 这班狗监的朋友组织的“乐府”便成了一个俗乐的机关、民歌的保存所[1]21，由此论定“俗乐民歌”影响力之大[1]22。这本是可以在白话文学发展上大作发挥的地方，但他没有深入讨论，便匆匆掠过。至于西汉的民歌，东汉民间文学的“影响已深入了，已普遍了”，“文学史遂开一个新局面”[1]39。这一切，都是在胡适的“颇像”与“大概”(2)关于胡适《白话文学史》中对汉代文学的书写的商榷，可参阅王运熙《汉代的俗乐和民歌──兼斥胡适《白话文学史》对乐府诗的歪曲和污蔑》(见《复旦学报》1955年)。的前提下，推演出来的。

三、魏晋南北朝

三曹中，胡适虽肯定曹操(孟德，155—220)与曹植(子建，192—232)的天才，然却没提及其诗与白话文学的关系。而他更肯定的是曹丕的《上留田行》与《临高台》，分别称之为“纯粹的民歌”与“绝好的民歌”[1]44。匆匆略过三曹后，转谈“建安七子”，“建安七子”中只提及阮瑀(元瑜，165—212)，胡适引用其《驾出北郭门行》，还来不及讨论，便转而论述繁钦(休伯，？—218)的《定情诗》，称之为“笨拙的白话诗”与“笨拙浅薄的铺叙”。如何“笨拙”？胡适举了张衡(平子，78—139)的《四愁诗》《有所思》及繁钦的诗作之后便说：

……可以明白文学的民众化与民歌的文人化的两种趋势的意义了[1]49。

假如又是“文学的民众化”，又是“民歌的文人化”，那早就是白话文学的天下了。类似这样的结论性的判断很多，而一般都是随意而又没根据的。胡适又举应璩的诗，却又指有些诗：“是通俗格言的体裁，不能算作诗”，勉强像诗的只有《三叟》，可算是一首“白话的说理诗”。[1]50他又大力揄扬阮籍(嗣宗，210—263)，称之为“第一个用全力做五言诗的人”，“诗的范围到他方才扩充到无所不包的地位。”[1]51然而，却又认为其“咏怀诗”增加了五言诗“文人化”的程度[1]51。按理而言，阮籍的五言诗如增加了“文人化”，便是白话文的敌对势力，应受批判，但他不但没有这样做，而且矛盾地予以揄扬。

在第六章“故事诗的起来”，胡适从傅玄(休奕，217—278)的《秦女休》而论断秦女休的故事在民间，由流传的母题而论断流传越久，枝叶添的越多，描写的越细碎详细[1]59-60。这一观念，便诱发了顾颉刚(铭坚，1893-1980)从事孟姜女故事的考察与资料搜集。

接着谈《孔雀东南飞》，胡适的重点在于反驳梁启超(卓如，1873—1920)与陆侃如(衍庐，1903—1978)关于此诗受佛家思想影响的观点，以至于诗中夫妇下葬的地点以及此诗产生年代的推论[1]60-74。这种假设与考据，令他忘乎所以，大书特书，完全忽略了此诗的实际内容分析及其在白话文学史上的意义。无疑，在第七章“南北新民族的文学”中，胡适如鱼入深渊，发现了渴望已久的民间文学的资料。这一章的材料，如《子夜歌》几百首、《华山畿》几十首、《敕勒歌》、《木兰辞》以及其它南北民歌[1]77，本应详细深入、梳理其发展源流及说明其对唐代文学的影响，可是胡适又匆匆掠过，这跟他在推论《孔雀东南飞》时的兴头很不一致。

在第八章“唐以前三百年中的文学趋势——300—600”，胡适先是批评陆机(士衡，261—303)的骈偶的恶劣诗句，而左思(太冲，约250-约305)的骈偶“却不讨人厌”，为什么有此分别呢？他再引述左思的《娇女诗》、程晓(生卒年不详)的《嘲热客》，然后下论断说：

大概当时并不是没有白话诗，应璩、左思、程晓都可以为证。但当日的文人受辞赋的影响太大了，太久了，总不肯承认白话诗的地位。后世所传的魏晋时人的几首白话诗都不过是嘲笑之作，游戏之笔，如后人的“打油诗”。[1]88，89

由此，王褒(子渊，约513—576)的《僮约》、左思的《娇女诗》及程晓的《嘲热客》几乎成为胡适《白话文学史》中的白话文学的典范之作，一再引以为证。这就是他所推崇的“打油诗”，品味比较独特(3)胡适大概是以为学生在进入大学前，就读过相当数量的作品为前提的，因为在1920年讨论中学的国文课程时，他竭力反对上文学史课，认为“不先懂得一点文学，就读文学史，记得许多李益、李颀、老杜、小杜的名字，却不知道他们的著作，有什么用处？”(见胡适：《中学国文的教授》，《胡适文存》，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53， 第1集，页221。戴燕由此便认为胡适是以短篇小说的阅读方式阅读整个中国文学传统，从而打破小说与诗、文间的界限，把韵文、散文统统归纳到同一个短篇小说系统(见戴燕：《文学史的权力》，第141页)。，相信无论当时还是现在，能认同其品味的人并不会太多。

东晋期间，另一可以进入胡适法眼的只有郭璞(景纯，276—324)，他认为郭璞的四言诗也不免犯了“抽象的毛病”，但其五言的《游仙诗》便不同了[1]91，因为这些诗里固然也谈玄说理，却不是抽象的写法。[1]92，6“抽象”便背弃离了白话文学，但“谈玄说理”又怎能不抽象呢？无论如何，结论却几乎否定了两晋文学，除了左思、郭璞少数人之外，其它的都只是“文匠诗匠”而已[1]93。 胡适又误将出身门阀之第的陶潜视为生于民间，既是属于民间的陶潜(元亮，约365—427)，自也少不了引其《田园诗》[1]93，94-95。又抨击颜延之(延年，384—456)是一个庸才，他的诗“毫无诗意”，[1]97推崇鲍照(明远，414—466)的《行路难》末篇的“但愿樽中九酝满，莫惜床头百个钱”。[1]101然而，这样的诗又有什么诗意？至于他挖出的僧人惠休(生卒年不详)与宝月(生卒年不详)，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又有多少人认识他们？难倒他的是下面的一句：“至平上去入，则除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末四字不可解)。”[1]103胡适所说的“末四字不可解”，其实锺嵘(仲伟，468—518)即已指出声律虽在他眼中是“病”，但却不但未除，且已在文人以至于民间创作中普及起来了，即是说注重四声，已成潮流。事实上，胡适所慨叹的永明文学中的“大劫”[1]104，指斥沈约(休文，441—513)、王融(元长，467—493)的声律论在文学史上造成了不少恶劣影响，造成律诗与骈文的“严格的机械化”[1]104-105，却正是日后盛唐诗歌臻于巅峰的准备时期。反讽的是，他又认为萧梁一代(502—554)几个帝王仿作的乐府是文学史的新趋势，这也是其独创。如按胡适对萧梁文学的评价，陈子昂(伯玉，约661—702)以及初唐四杰的文学革新又有何意义？至于胡适称陶弘景(通明，456—536)的《答诏问山中何所有》为严格的绝句[1]109，亦证明前面锺嵘记述四声格律在文人间普遍实践之论乃真实情况，而胡适却在此不自觉地罗列出来并作评论，既是无法自圆其说，亦可谓是论证上的失误。此外，陈叔宝(元秀，553—604)与宫廷与狎客所作的艳体诗，胡适认为“应该有民歌化的色彩”[1]109。一个在深宫妇人堆中的风流皇帝，如何作得了“很有民歌的风味”的诗呢？其《三妇艳词》《舞媚娘》《自君之出矣》《乌栖曲》《东飞伯劳歌》，这些作品，又何以见得具有民歌风味呢？胡适说：

有天才的人，在工具已用的纯熟以后，也许也能发挥一点天才，产出一点可读的作品。正如踹高跷的小旦也会作回旋舞，八股时文也可作游戏文章。有人说的好：“只是人才出八股，非关八股出人才。”[1]111

以上的文字，不正好说明了格律确实在唐代被一批才子写得出神入化而传播海内外吗？但为了抨击律诗，胡适又如此扭曲杜甫(子美，712—770)的本意：

其实所谓盛唐律诗只不过是极力模仿何逊、阴铿而得其神似而已！杜甫说李白的诗道：“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

盛唐律体的玄妙不过尔尔，不过如杜甫说的“恐与齐梁作后尘”而已[1]113。 杜甫以阴铿(子坚，511—563)为典范，主要是为了推崇李白(太白，701—762)，而并非真的指李白乃阴铿的影子。除了胡适之外，我们都知道李、阴二人风格绝不一样，李白更为出色的是古体诗而非律诗，至于盛唐律体之妙，更非胡适的文学品味所能领略的了。

四、翻译的佛经

胡适在合共十六章的《白话文学史》中，以第九、十两章的篇幅，罗列了很多他称之为“捣乱分子”的翻译的佛经故事[1]114，作为那时期白话文学的证据，可谓费煞苦心。“佛教的翻译文学”，即外来的文学(如果是“文学”的话)，算得上是中国文学或白话文学吗？ 以其所举例子为证：

心坚强者，志能如是，则以指爪坏雪山，以莲华根钻穿金山，以锯断须弥宝山。……有信精进，质直智慧，其心坚强，亦能吹山而使动摇，何况除媱怒痴也！[1]122

以上文字，算是白话文学吗？我们要质疑的是：一、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无论是王公贵族、文人士大夫或他所谓的“愚夫愚妇”(白话文的主流读者)[1]114，会将这些翻译的佛经视为文学吗？二、翻译的佛经，即使算是文学，亦非“中国文学”，更非由中国民间发展出来的白话文学；三、当时崇信佛教的又有多少人？“愚夫愚妇”最多也只是到寺庙参拜、求福而已，怎会捧读这些翻译的佛经？翻译的佛经与之前提及的打油诗、儿歌、民歌又何其的不同，而读者群又属于不同范畴，如何解释他们均是白话文学史的推动力量？简而言之，胡适花了八分之一的篇幅罗列翻译的佛经为白话文学的组成部分(4)关于“佛教的翻译文学”所占的巨大篇幅，李长之也提出质疑。李长之：《胡适《白话文学史》批判》(见《人民文学》，1955年)。，可谓枉费心血，亦令人觉得白话文学在当时的匮乏。原因很简单，他并没有搜集足够的白话文学的资料以作充分的论证，这还得等待后来其学生顾颉刚孜孜不倦地搜集民歌、民谣。(5)相关论述可参阅陈岸峰《五四复调：疑古思潮与白话文学史的建构》(见《五四复调：疑古思潮与白话文学史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9]从这两章的文字，以及第十一章“唐初的白话诗”中以禅宗的偈作为白话文学的一部分[1]156-169，我们不得不怀疑这些资料，很可能是胡适研究禅宗或佛学的副产品而已(6)胡适关于佛学与禅宗的研究包括《禅学古史考》《从译本里研究佛教的禅法》《菩提达摩考》《论禅宗的纲领》《白居时代的禅宗世系》《神会的语录》《维摩诘经唱文的作者与时代》；《楞伽宗考》《楞伽师资记序》《荷泽大师神会传》《神会和尚遗集序》《坛经考之一》《坛经考之二》见《胡适文存》，第3集，第255-274页；275-292页；305-309页；310-318页；353-355页；《胡适文存》，第4集，第194-235页；236-244页；245-288页；289-291页；292-301页；302-318页。。

五、唐 代

对各种体式的诗歌大放光彩、诗艺臻于巅峰的唐代诗歌，胡适却作出以下宣言：

我近年研究这时代的文学作品，深信这个时期是一个白话诗的时期。故现在讲唐朝的文学，开篇就讲唐初的白话诗人。

白话诗有种种来源。第一个来源是民歌，这是不用细说的。一切儿歌，民歌，都是白话的。第二个来源是打油诗，就是文人用诙谐的口吻互相嘲戏的诗[1]155。

经其研究，我们才知道唐朝的诗也是白话诗。而他所罗列的儿歌与打油诗，作为唐代的文学作品，可谓震惊学界，几乎全是“拿来主义”，可用即用。为了扩充白话文的范围，他又将歌妓的歌与佛学故事一并收编[1]156。 应该是说，歌妓的歌词很可能就是来自民歌，这跟她们的出身或有密切的关系，而她们的歌唱或许便影响了流连其间的文人才子的创作，但这传播的过程也太曲折了，亏他想得到。至于佛学故事，已是旧调重弹。在论及唐初的王绩，又说他的诗像陶潜，既只是“像”便作为白话诗人，就连论证也省掉了，只罗列了《初春》《独坐》《山家》及《过酒家》便草草了事[1]170。胡适在前面大力抨击骈文，但碰上也作骈文的初唐四杰，于是他又不得不改口说他们虽也用骈俪文体，而文字通畅，意旨明显，故作品能“传诵一时，作法后世”，因为这种文字都是通顺明白的骈文[1]170-171。如此一来，还该否定骈文吗？还该否定其所抨击的主流文学吗？胡适接着又再仔细罗列诗僧寒山(约691—793)、拾得(生卒年不详)的禅偈与禅诗[1]174-180。事实上，那些禅诗与他推为典范的民歌、儿歌及打油诗完全不一样，与老百姓的情感与日常生活毫无关系，如何称得上白话文学？寒山、拾得的读者群在哪里？

可以说，从唐代诗歌开始，胡适便失去逻辑的论证，思维混乱，诗人的次序颠倒，充塞篇幅的大多是诗人的生平以及大段的引录《大唐新语》《全唐新话》《隋唐嘉话》《太平广记》《全唐诗话》《开天传》《信记》《旧唐书》等书籍。这些数据庞杂，整整一章，我们看不出乐府如何产生白话，以及其引用的作品中的白话特征，更遑论白话文学发展的论证。在论及唐代乐府的发展时，竟将王维置于高适(达夫，706—765)、岺参(715—770)、贺知章(季真，约659—约744)、王昌龄(少伯，698—756)之后，然后论及李白。我们很难理解这是怎样的“发展”？至于在文学史上占重要地位的李白，胡适认为他是白话诗人的原因在于：第一，李白有意用“清真”来救“绮丽”之弊，所以他大胆地运用民间的语言，容纳民歌的风格，很少雕饰，最近自然；第二，李白奔放自由的想象能充分发挥诗体解放的趋势；第三，李白多方面的尝试使乐府歌辞的势力侵入诗的种种方面。故此，两汉以来无数民歌的解放作用与影响，到此才算大成功[1]208-209。胡适便这样将“诗仙”李白收编为白话文学阵营的一员。

在第十三章“歌唱自然的诗人”，胡适大量罗列孟浩然(689—704)、王维(摩诘，701—761)、元结(次山，719—772)、司马承祯(子微，647—735)的作品，指出王维、孟浩然的律诗具“解放的趋势”“倾向白话化”，而这种倾向，经过杜甫、白居易，再及晚唐，“律诗几乎全部白话化了。”[1]220众所周知，律诗是在唐代才形成并臻于巅峰，王维与杜甫均为个中高手。令人难以信服的是，如何能说杜甫的律诗也倾向白话化？ 在第十四章“杜甫”的前半部分几乎就是杜甫的传记，及至下半部分才转入论及杜甫诗的诙谐[1]245,247，竟然说杜甫的诗是“打油诗”的风趣。在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时，称之为“穷困里的诙谐风趣”？强将杜甫诗涂上“打油诗”色彩，实际也就为了强将“诗圣”收编为白话文学中的一员。又宣称：“律诗是条死路，天才如老杜尚且失败，何况别人？”[1]256难道是说杜甫在律诗方面失败了，不得不走向“打油诗”的方向？杜甫晚年的律诗，特别是其《秋兴八首》可谓将律诗推至极致的典范之作，(7)胡适在《尝试集自序》中说：“我初做诗，人都说我像白居易一派。后来我因为要学时髦，也做一番研究杜甫的工夫。但是我爱读杜诗，只读《石壕吏》、《自京赴奉先咏怀》一类的诗，律诗中五律我极爱读，七律中最讨厌《秋兴》一类的诗，常说这些诗文法不通，只有一点空架子。”关于胡适《白话文学史》论及杜诗而抨击律诗并不提及其集大成的《秋兴八首》，戴燕亦颇为不解并援引了不少论著以示胡适选评之不当。胡适没有顾及历史评价，亦缺乏欣赏的能力(8)李长之便对胡适对诗歌的“欣赏能力”与“理解能力”以及其对杜甫律诗的贬抑作出批评。李长之《胡适《白话文学史》批判》(见《人民文学》1955年)。。更为荒谬的是，胡适花了整整一章论述杜甫，本想将他收编为白话文学发展史中的一员，而最终却又变卦并将他打入失败者之列。杜甫如失败了，何以被称为“诗圣”？而《白话文学史》又何以为他独辟一章？

在第十五章“大历长庆间的诗人”中，胡适以元结(次山，719—772)、顾况(逋翁，约725—约814)、孟郊(东野，751—814)、张籍(文昌，768—830)、卢仝(约795—835)、韩愈(退之，768—824)等诗人作为论述中心，又逐一为以上这些诗人的生平作了大篇幅的详细介绍，这是他在《白话文学史》中的一贯作法，而同时不忘提醒读者，王褒的《僮约》、左思的《娇女》、陶潜的《自责》、《挽诗》在白话文学上的影响。当然，这只是他一厢情愿的想象而已，实际上我们并看不出王褒、左思以及陶潜那些作品在其所讨论的这些诗人的作品中有任何的影响痕迹。他这样评元结的诗：

《闵荒诗》《治风诗》《乱风诗》，这也是作诗讽谏，但诗大坏了，毫没有诗的意味[1]260。

除了打油诗，还有什么是好诗呢？讽谏也是诗的功能，如这样的诗没有“诗的意味”，那打油诗、禅诗又何尝有“诗的意味”？ 至于卢仝，只是一个“大胆尝试的白话诗人，爱说怪话，爱做怪诗”[1]291，胡适重申卢仝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是打油诗，乃白话诗的来源，又再次指出此诗受了王褒《僮约》及左思《娇女》的影响[1]292。评韩愈的《山石》为“韩诗的最上乘”，上承杜甫，下启宋朝的苏轼(子瞻，1037—1101)、黄庭坚(鲁直，1045—1105)，开创了“说话式”宋诗风气[1]300-301。若按胡适的打油诗的标准，像韩愈的《山石》的文人思维与情调，又何以是“最上乘”，甚至成为风气而开启宋诗？就在前两页大力推崇韩愈后，两页后又批评他“总想作圣人”“喜欢掉书袋”，文学却要古雅，押韵又奇僻隐险，于是走上了一条“魔道”，[1]302而最终韩愈的下场却是：“终于作一个祭鳄鱼贺庆云的小人”[1]303。这样苛刻、武断的评价，实令人难以理解。

在第十六章“元稹白居易”，胡适先叙述两位诗人的生平以及文学主张，及至中间部份，终于论及白居易(乐天，772—846)的作诗要使老妪也明白的主张，又以新发现的敦煌石室的俗文学以说明元、白的七言歌行乃受了俗文学的影响[1]326-327。而此章后面的十三页，均是罗列元、白的诗歌，并没有任何的总结，便由此而终结了《白话文学史》的“上卷”。

六、总 结

胡适《白话文学史》的具体论证过程中，没予以各个他所认为的关键时代，以及体式之更迭以至于文学现象之传承或因果关系，作出系统而连贯性的诠释，这无疑比较草率，亦是其白话文学史的建构存在的弱点，而这正是此书日后招致众多攻击的原因之所在。有人“病其偏不全，时多武断之语”；有人对其偏向白话文学不以为然。(9)胡云翼认为胡适的《白话文学史》“过于为白话所囿，大有‘凡白话写的作品都是杰作’之概”的偏向感到“可惜”，他说：“如王梵志的诗有什么了不得之处，竟劳胡先生在珍贵的篇幅上大书特书而加以过分的赞美呢？这真令我百思都不得其解！”胡云翼：《自序》(见《新著中国文学史·自序》，北新书局1932 年)叶青也批评胡适有轻视文人文学、忽略散文等等缺点。见叶青：《胡适批判》，上海：辛垦书店，1934年，下册，第970页。[10]郑振铎(西谛，1898—1958)则指出《白话文学史》落入了旧文学的本质上的发展，而追逐于文学所使用的语言“那个狭窄异常的一方面的发展‘魔障’”，例如只能引用杜甫集子中几篇带诙谐性的小诗而舍弃其典范性的作品，即是“魔道之一”。(10)郑振铎《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见《郑振铎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年)然而，郑振铎的文学史观及其治学方法基本是受了胡适的影响。相关论述可参阅徐雁平《胡适与整理国故考论──以中国文学史研究为中心》(见《胡适与整理国故考论──以中国文学史研究为中心》，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9]游国恩(泽承，1899—1978)则认为胡适对于文学形式看得太重，“像王梵志的打油诗并没有什么思想性，只因为比较通俗，就在《白话文学史》里大捧而特捧”。[10]余冠英(1906—1995)更总结出胡适《白话文学史》中的五个问题：第一是割截历史，汉高祖以前的文学史都不提；第二是抹煞事实，否定了古文、骈文、律诗，还有《史记》、《汉书》、唐人传奇等；第三是隐蔽精华，对诗人中的陶渊明、李白、杜甫评价都不够高；第四是搬运糟粕，王褒“戏弄侮辱劳动人民”的《僮约》、王梵志“宣传颓废思想”的打油诗反倒进了文学史；第五是捏造或歪曲“公例”，公例之一是文言和白话的长期对立不断斗争说，之二是文体进化论，之三是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11]。王瑶则认为胡适“想尽办法把一切的作品都说成是白话的”。[12]以上种种批评，皆是中的之论。当然，我们必须考虑的是《白话文学史》原为胡适的演讲稿，同时亦是“有意”为之的革命话语。

虽然有关《白话文学史》的批评不绝，质疑不断，然而随着赵家壁(1908—1997)在1935年所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出版，白话文学的建构已成为现实，胡适与新文学阵营中人以至于其论敌，均看见了这一不可逆改的事实。尽管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有诸多的不尽人意，然而这确是一部划时代的富有革命精神的文学史，它重构了传统的文学史版图，提供了更广阔的文学史视野，丰富了有待挖掘的白话文学资源，亦激发了学界中人建构更完善的白话文学史的热情与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