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雪明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30）

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各方面呈现出日渐开放与活跃的局面，文学迅速摆脱过去几十年完全为政治服务的尴尬处境，开始进行新的探索。贴近现实，表现自我，描写生活琐事成为新时期文学作品的普遍趋向。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后，工业化和都市化飞速发展，科技的进步为人们带来全新的文化体验，各种新的文化形式逐渐充斥人们的生活。在文化研究方兴未艾之时，对其分支——大众文化的研究也如火如荼地展开。对于大众文化的定义历来众说纷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大众文化的内涵和外延也不尽相同。我们这里所说的大众文化是指工业化和都市化以来应用大众传播媒介传输的，注重满足普通市民的日常感情愉悦所需要的文化，它具有信息和受众的大量性，文体的流行性，故事的类型化，趣味的日常性，效果的娱乐性等特征。随着各种新媒体的出现，大众文化的表现形式也日益丰富，除了电影、电视、报刊、杂志、流行音乐外，网络文学、广告、综艺、公众号、网游等也成为大众生活中的一部分。

大众文化是伴随着工业化和都市化产生的，对大众文化的研究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自大众文化诞生以来人们对它的态度就呈现出两极分化的状况，支持者认为大众文化是平民的、民主的，是对所谓高雅文化的消解；反对者则认为大众文化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精神追求丧失、消极堕落的产物。无论人们对大众文化的态度如何，不可否认的是大众文化正以势不可挡且愈演愈烈的劲头融入并改变我们的生活。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也势必受到大众文化的影响，面对这种状况，文学不应该自我封闭于虚幻的伊甸园中孤芳自赏顾影自怜，而应该走下“神坛”，拥抱大众文化，以清醒的态度正视这种影响，同时也要洁身自好，保持其应有的纯洁性。本文以此为出发点，从作家和作品两个角度分析大众文化对当前文学的影响，并尝试就大众文化影响之下文学该如何应对给出建议。

一、大众文化对作家创作的影响

作家是创作的主体，文学作品是作家主观思想的产物，大众文化对文学创作的影响首先体现在作家创作意图的转变。《尚书·尧典》中记载“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陆机《文赋》中有“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中把中国文学的传统分为“言志”和“载道”两种类型。以上种种，无论是“言志说”“缘情说”“载道说”，作家的创作意图都是从己出发，或是抒发心中感喟，或是表达济世情怀。即便是在政治高压之下文学完全成为时代的传声筒，个人意志销声匿迹，“小我”被排挤出文学世界，文学作品仍然是从党和国家的“大我”立场出发。也就是说在大众文化出现以前，“读者意识”是不存在或者说处于附属地位的。而进入新时期之后，受大众文化的影响，情况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写作不再是作家自我意志的表达，而成了迎合市场需要，获取商业利益的手段，作家不再是艺术家，而成了精于算计的商人。作家魏薇曾坦言：“我从不以为，写作是特殊的……对我来说，它是职业。我靠它养活自己，拿稿费和版税。有人介绍我说，这是作家，我就会纠正说，我是职业女性。”[1]（23）大众所熟知的作家中最具 “读者意识”的莫过于王朔了，他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创作的《空中小姐》《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顽主》《玩的就是心跳》《动物凶猛》《过把瘾就死》等小说在当时可谓是开风气之先，用作家自己的话来说，他的小说是写给特定读者的，读者需要什么他便写什么，读者便是上帝，丝毫没有文人的自命清高，使得这位市场化时代的 “顽主”成为最大的赢家。当然，王朔在获得市场的同时并没有放弃作品的品质，他的小说在嬉笑怒骂之中也不乏深刻之处，可以说是独辟蹊径自成一家。然而，在过度追求商业利益，一味迎合读者口味的风气之下，也出现了许多不尽如人意的畅销书，例如被称为“青春伤痛文学”创始人的郭敬明，他的作品有清晰的读者群，即十几岁到二十几岁的青少年男女。《悲伤逆流成河》《梦里花落知多少》《小时代》这些书几乎成了青少年人手一本的“青春修炼手册”，其内容不外乎是青年男女的爱恨情仇，华丽的文字，伤感的氛围，浮泛的感情，奢侈的生活，极易引起青少年的共鸣，从涉世未深的少男少女眼中骗取几滴矫情的眼泪。这种作品经不起深读，更没有任何的思想价值，除了文字，别无他物，读完留下的只有若干年后回忆青春时无限感喟中的会心一笑。

大众文化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还体现在作家身份的转变。主要表现为作家的明星化和平民化两种趋向。所谓明星化是指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幕布被揭开，作家开始直接面向读者。众所周知，在传统文学那里，作家是隐藏在作品之后的，作品以报刊杂志或者书籍的形式出版，读者面对的是纸质媒介，他们对作家的了解仅限于作品的署名，某些作家为了隐藏自己的身份还会使用多个不同的笔名，这就使得读者与作家离得很远，与作品离得很近。如今的情况则不同，商业社会和信息爆炸的时代催生出各种各样的影星、歌星、网红和娱乐明星，聚光灯下的奢华生活和动辄上百万的收入使作家也蠢蠢欲动，想占据媒体头条，在大众传媒时代分一杯羹。于是许多作家，尤其是“80后”作家纷纷从幕后走到台前，作家神秘的面纱被揭开，人们的关注点齐刷刷的从作品转移到作家本人，想一睹这些曾创造出文字神话的“天之骄子”的真实面容。郭敬明、韩寒、蒋方舟等天才少年成为人们荧屏上的“文化英雄”，不管有没有读过他们的书，他们的名字可以说家喻户晓。奇怪的是这些以作家身份“出道”的明星在成名之后却鲜见有作品问世，文学似乎成了他们的跳板，等到名声打出来之后他们便毫不犹豫地抛弃老本行，向更加有“前景”的行业进军，他们拍电影、办公司、参加综艺、去各种文化类节目做评委，有的甚至演起戏唱起歌，在各行各业都如鱼得水，唯独忘记了自己的作家身份。当然，不可否认，他们中有些人跨界很成功，如韩寒导演的《后会无期》《飞驰人生》等都是不错的电影，郭敬明的《小时代》系列也创造了颇高的票房记录，但也有些作家在跨界的过程中没跨好结果摔一身泥。除了作家向明星的转变，明星似乎也热衷于通过写书来表现自己的与众不同。以作家身份博取知名度或者凭借知名度获得读者群的现象在当今社会屡见不鲜，这是商业社会中利益驱动的结果，也是大众传媒下各种文化类型互动交融所致。与明星化相反的另一种趋势是作家的平民化，相比于传统文学的精英化、高门槛，在网络文学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们自由表达言论的空间越来越开阔，文学的准入门槛也越来越低，这就给众多的文学爱好者提供了进入创作行列的机会，微博、博客、各种文学网站、自媒体成为普通人实现自己文学梦想的舞台，写作者足不出户，只需要一部电脑、一个账号就可以自由创作，文学创作不再被精英知识分子所垄断，每一个人都有成为作家的可能。例如作为打工妹的郑小琼因作品《铁·塑料厂》获得了人民文学奖散文奖；湖北残疾农民余秀华用泥土味浓重的诗歌打动了无数人，成为一位特立独行的诗人；做为网络文学的开山者的痞子蔡在创作之初也只是台湾某大学的一名普通学生；很多著名的网络作家，如安妮宝贝、南派三叔、唐家三少、阿耐等原本都是业余写手，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有的是都市白领，有的是公司职员，有的是企业高管，他们的人生价值借助大众传媒得以更好地实现。“作家”一词也脱下了神圣的光环，走到了寻常百姓身边。

二、大众文化对文学作品的影响

新时期以来社会思潮的新动向、作家身份和创作意图的转变等必然引起作品内容和形式的变化。新时期初，思想解放和市场经济的浪潮席卷整个社会，文学界也闻风而动，一改前一时期文学与政治联姻，国家和集体被无限放大，个人被排除在文学的表现领域之外的状况，作家开始关注日常生活，关注个人感受。于是文学作品呈现出平民化、日常化、个人化的特点。“底层写作”“打工者之歌”兴盛一时；“新写实”作家纷纷将目光聚焦在普通人的日常琐事之上，池莉的《烦恼人生》、方方的《风景》、刘震云的《一地鸡毛》等无一不显示出对普通百姓的关怀；“女性写作”的兴起是新时期文学个人化倾向的表现，女性作家的“女性”身份也使其作品在商业社会中更具“卖点”，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回廊之椅》、陈染的《私人生活》等作品一方面是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另一方面也满足了许多目的不纯的读者的猎奇心理。在商业化愈演愈烈，新媒体蓬勃发展的当下，文学作品俨然成了商品，针对不同读者群形成了不同的细分市场，许多闻所未闻的文学题材应运而生，随便打开一个读书网站，里面都会有详细的类型划分，科幻、校园、惊悚、穿越、仙侠、同人、耽美、女尊等等不一而足。同一类型的小说内容也大同小异，这些作品以网络文学的形式在虚拟世界风靡，读者多是青少年，他们尚未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较强的分辨能力，往往被虚构的情节和无需费力理解的通俗语言所吸引，而网络写手也正是利用这一点为自己赚取流量。

除了作品内容的变化，大众文化影响下文学作品的体裁和形式也发生了变化。传统的作品体裁不出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报告文学几大类，读者阅读文本时很容易便可判断出作品的体裁。现如今，为了适应网络时代的信息特点和读者的阅读习惯，出现了一些难以被任何体裁所囊括的文学形式，如“对话体小说”，是受微信和QQ聊天页面启发而形成的一种小说样式，阅读这种小说时就像听两个人说话一样，虽然以“小说”来称呼它，但却很难将其与传统的小说相提并论。在大众传媒时代文学发展呈现出两种趋向，一方面各种网络连载小说满天飞，这些小说如同老太婆的裹脚布又臭又长；另一方面，在图像信息泛滥的今天，人们对文字的耐心越来越低，“有图有真相”成了“读图时代”的金科玉律。即便是短小精炼的新闻也难以激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只能靠夸张甚至变形的标题来吸引读者的眼球，中间再插入一些来路不明的图片和捕风捉影的文字，大众一边调侃所谓的“UC震惊部”，一边乐此不疲地点开下一条推送。在这样一个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各种信息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的时代，人们似乎对任何事情都只有三分钟的热度，太多的诱惑和挑战使他们无暇静下心来阅读一部严肃的文学作品，时间的碎片化、审美的视觉化又使得“快餐文化”成为一种时尚，于是产生了各式各样的 “微文学”，“微小说”“微电影”“三行诗”等越来越流行，这些文学作品的最大特点就是“短”，它不需要读者或观众花费太多的时间，见缝插针地填补生活的空隙。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类作品往往结构完整，构思精巧，出人意料，如心灵鸡汤一样给生活增添了一点味道，但却没有什么深意，读后转瞬即忘。可以说，这些文学不是“走心”的文学，而是“过眼”的文学，它带来的只有感官上的刺激，而无心灵上的震撼。

三、大众文化影响之下文学的应对之策

文学本身是文化的一部分，大众文化作为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和文学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社会是一个流动的组织，相互之间的交往对话是不可避免的，大众文化与文学必然相互影响。由于大众文化渗透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且形式多样来势汹汹，文学似乎处于被动地位，在大众文化的粗暴干预下变得面目全非。但有着几千年传统的文学毕竟有其独立性，文学虽然逐渐处于边缘地位，但仍然有不少作家坚守着纯文学阵地，诞生了“诺贝尔文学奖”“国际安徒生奖”“雨果奖”等国际大奖的获奖作品。在商业化的大潮之下，也产生了不少经济价值与艺术价值兼备的作品。毋庸置疑，大众文化确实为过于保守的精英文学注入了活力，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文学作品的影响力。可见，大众文化与文学之间并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是可以相互融合相互助力的，关键是文学作何选择，消极地回避与排斥固然不可取，那么在大众文化的影响之下文学该如何应对呢？

（一）精英与大众的和解

这里用到“和解”一词，并不是说精英与大众之间有明显的界限和冲突，中国自古就用“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来指代高雅艺术和通俗艺术，后来又有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学之分。所谓“高雅”与“通俗”，“精英”与“大众”其实是历史性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的判断标准并不相同，例如《诗经》中的“国风”在当时是民间口头传唱的歌谣，是俗之又俗之物，“雅”和“颂”则是高雅的庙堂和宫廷之乐。而现在众所周知，“国风”是《诗经》里艺术水平最高的，“雅”和“颂”因远离世俗生活，成为枯涩之作。同样，词、曲、杂剧、小说在历史上都曾是难等大雅之堂的文学形式，但后来都产生了文学史上的经典。因此精英与大众、高雅与通俗并没有截然的分别，当今社会中所谓的“精英”不过是那些以“精英”自居的人的自我陶醉罢了，他们多是高学历的知识分子，象牙塔里的讲师教授，以不屑一顾和不无惋惜的姿态嘲弄大众文化影响之下文学的走向，认为那是文学和大众读者的自甘堕落，以遗世独立的态度坚持着文学的精英立场。而占多数的大众却并不买账，在这样一个自我意识极度膨胀的社会中，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上帝，没有谁愿意以低人一等的身份自居。精英们认为大众文化低俗无聊毫无营养，大众则认为“精英们”装腔作势冥顽不化，他们之间其实是相互看不起的，用时下流行的网络语来说就是形成了一条 “鄙视链”，彼此相互鄙视，虽然嘴上不说，但在潜意识中精英自认为高人一等，大众则以为识时务者为俊杰。正像我们前面所说“雅文学”与“俗文学”不是截然对立的，精英与大众之间也是可以相互认同取长补短的。听巴赫的人偶尔听一听凤凰传奇，会发现广场舞大妈的生活也挺有趣，喝咖啡的人偶尔吃一次大蒜，也许会发现别有一番风味。消除不同群体之间的 “鄙视链”，真正地用理性的、欣赏的眼光看待对方，严肃文学从大众文化那里吸取新鲜血液，使大众文化为自己所用，大众文化坚守自己的底线，寻找与文学的结合点，这才是文化繁荣之道，文化自信之基。

（二）在解构经典的时代重读与重构经典

如前文所述，文学的雅俗之分是随时代而变化的，经典也一样。加拿大学者斯蒂文·托托西在《文学研究的合法化》一书中提出“恒态经典”和“动态经典”的概念[2]（43）。与之相应的是“文学经典”和“文学史经典”，前者是一种具有恒久价值和超越性意义的经典，后者是一种相对性的、历时性的经典[3]（98）。而无论何种经典，在它诞生的那一刻是无法判断其是否能成为经典的，经典是后天生成的，每一时代都有每一时代的经典。张荣翼在《论文学经典的后天生成机制》一文中认为文学史定位、文学批评阐释和环绕着经典作品的文学语境，它们共同构成了某一作品是否值得推崇为文学经典的条件[4]（89）。可见经典往往带有时代特色。有人说大众传媒时代是缺少经典的时代，文学商业化、娱乐化、私人化，消解理想，反对崇高，解构经典，使得文学经典面临被消费、被调侃的命运。经典不再是文学史上一字千金的典范，而成了人们恶俗趣味的牺牲品。从网上随便一搜我们便可以找到许多经典作家的肖像被扭曲、恶搞，孔子、屈原、李白、杜甫、高适这些流传千古的名人几乎都遭此厄运。不光作家肖像，那些传唱千年的佳作也成了小学生口中低俗的顺口溜，如：“春眠不觉晓，处处蚊子咬。洒上敌敌畏，不知死多少。”“日照香炉生紫烟，李白来到烤鸭店。口水流下三千尺，一摸兜里没有钱。”“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壶二锅头。”“洛阳亲友如相问，请你不要告诉他。”这类改编在小学生中的流行度比原作还要高。甚至还有不少网友杜撰出李白和杜甫“相爱相杀”的故事，并形成了“李白粉”和“杜甫粉”的持续论战。不光古代作家，现代作家也难逃此运，最惨的要数鲁迅和张爱玲了，鲁迅作为文学泰斗自不必多言，张爱玲在文学史上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且不说网上有多少鲁迅的表情包和多少张爱玲的绯闻野史，光是所谓“鲁迅说过的话”“张爱玲说过的话”就令人瞠目。鲁迅和张爱玲似乎成了一个筐，无论什么话，无论跟作家有没有关系都往他们头上戴，以此来彰显自己的博学多闻。前不久鲁迅博物馆上线的鲁迅著作全编在线检索系统，被网友戏称为“鲁迅说过的话检索系统”，结果证明网上流传的所谓“鲁迅的话”大部分都与鲁迅无关。上面举的这些例子并不是为了罗列 “近年来目睹之怪现状”，而是为了说明对经典进行重读和重构的必要性。经典是历史淘洗出来的精品，其中蕴含的永恒的价值和永久的感动对任何时代的人都是有效的。在“娱乐至死”的时代也许文学经典是一副济世良药。当然，经典的重构也包括构建新时代的经典，对于反映时代特色，具有时代价值的作品也应该给予应有的评价。

以上我们主要从作家创作和文学作品两个方面分析了大众文化对文学的影响，并针对此情形提出了两点应对之策，这两点建议其实是相反相成的两方面，精英与大众的和解实际上是希望文学具有包容性，能够海纳百川，为我所用；经典的重读与重构是要求文学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不能陷入娱乐的深渊，失去文学应有的尊严。惟其如此，在大众文化方兴未艾之时，文学的路才不会越走越窄，以致陷入死胡同，而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走向更广阔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