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 思

（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2）

《元曲选》和《元曲选外编》是研究元代杂剧的重要资料，也是目前影响最大也最为通行的元杂剧集子。《元曲选》由明代臧懋循选编，全书收录94种元代的作品以及6种明初的作品。《元曲选外编》由今人隋树森编写，他将没有收入《元曲选》的元人杂剧汇编成《元曲选外编》，共收录杂剧62种，这对臧懋循所收录的元代杂剧也是极大的补充。这两本集子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元曲选》中对涉及勇猛武将的杂剧选取十分少，还不到整个集子的十分之一，而《元曲选外编》中勇猛武将的杂剧占了将近全书的二分之一。从《元曲选外编》反观《元曲选》可以发现，《元曲选》的编选标准有其独特性，深入分析《元曲选》及其编选过程可知，《元曲选》的篇目选择受到文人性格、生活所迫、臧汤交往、自我意识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这也是研究《元曲选》及臧懋循不可忽视的问题。

一、文人风流

作为一介文人，臧懋循的风流特性十分明显。在万历十一年，臧懋循调任南京国子监博士，南京的山水人物之盛让他对官员生活没有了以往的厌倦，极尽风流，放诞性情成了常态，就如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必以棋局蹴球系于车后”[1]（222）及“所欢小史衣红衣，并马而行，招摇过市”[1]（222）之言。 这是明代晚期的时代风尚，更是臧懋循个性的彰显，但这恰恰也成了臧懋循被罢官的直接原因。此外在万历十三年，臧懋循因狎娈童而被罢官，汤显祖也曾为他鸣不平，这也从侧面说明了臧懋循在为官期间的风流行为，诗中写道：“自古飞簪说俊游，一官难道减风流。深灯夜雨宜残局，浅草春风恣蹴球。 ”[1]（223）

对于臧懋循来说，吟诗作曲的风雅行为是常有的，所以《元曲选》中对于勇猛武将故事选取较少的做法也是可以理解的。文人对于战场、勇士、武力是不了解的，他们也不会对此产生兴趣，而对于臧懋循这位风流的文人才子来说更是正常的。我们可以发现《元曲选》中大多数是以爱情剧、公案剧、神仙道化剧等等为主，其中包括许多文人故事，例如《杜牧之诗酒扬州梦》《醉思乡王粲登楼》《江州司马青衫泪》等等，对于这种文人故事，臧懋循是深有体会的，这些都是仕途不顺的文人，而臧懋循自身也有短暂的官场生活。钱穆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的发展趋势是不断由雅而俗化的过程，然而在向大众普及这种思想时，文人又往往将原本普及化的东西加以雅化。中国传统的文人士大夫都有追求“雅”的传统，而臧懋循对于“雅”的偏向是毫无疑问的。臧懋循在选编《元曲选》时，将这种“雅化”表现得更加突出，这一方面是由于文人士大夫追求“雅”的传统，另一方面是由于明代时的戏曲朝着文人化方向发展，慢慢地成为案头读物。

二、现实关怀

《元曲选》的编写也反映了臧懋循对时事的关心，他的科举之路十分坎坷，在31岁时才以第三甲第八十八名中万历八年的进士，之后便依靠父亲及姻亲关系开始了短暂的仕途生活。短暂的为官之路也让他对官场生活、底层百姓生活等社会现状有了充分的认识，这在他的诗歌文章中都有涉及到。虽然《元曲选》中的作品并非是臧懋循创作的，可是从他选取的篇目来看，其中都透露了他关心社会民生的心态。《元曲选》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公案剧特别多，清廉智慧的官员将冤假错案进行抽丝剥茧，最终含冤的人得到平反。例如《包龙图智赚合同文字》《神奴儿大闹开封府》《河南府张鼎勘头巾》等剧作都是对清明官吏形象进行了刻画，同时社会底层百姓的无助与苦痛也在查案过程中得到了凸显。元杂剧中所写的故事与明代社会现状有相似之处，《元曲选》中的公案剧占了将近五分之一，这与臧懋循的官场生活以及社会现实状况密切相关。

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水平得到整体提升，人们利欲意识的增强十分明显，而文人士子也不例外，他们许多人在为官之后将封建正统教育要求的品质都丢掉了，这样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官僚层的腐败。正如万历年间的朱国祯所说：“做官只有两件：为国家干事，为自己营私。二者俱做不得，真极痴极蠢人。”[2]（126）由此可见，当时的社会现实并不是一个清明的社会，所以百姓希望能够有像包拯一样的清官来查案伸冤。臧懋循在《元曲选》中选入了大量叙述冤假错案的杂剧也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一种反映，这也迎合了大众的心声，同时也是臧懋循对当时社会不满的体现。在明代中后期，戏曲成了反映政治、批评政治的工具，人们利用这种人人都熟悉和喜爱的传媒形式寄托思想，所以臧懋循在编选作品时也要考虑到这一点。

三、个人生活

臧懋循从事编刊工作的一大原因就是生活所迫，他在《寄姚通参书》写道：“弟播弃以来，值岁之不时，更为婚嫁所累，先人遗产荡不复存，乃汗漫江湖，佣文自活。”[3]（6）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臧懋循进行书籍编刊的工作是为了养家糊口。万历年间是戏曲发展的一个高峰期，不单单是社会中的普通市民，文人士子对于戏曲也很痴迷，臧懋循云：“今南曲盛行于世，无不人人自谓作者。”[4]（3）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的戏曲是十分繁荣的，虽然当时流行的戏曲样式是南戏，但是元杂剧的许多题材依旧是他们文学创作的来源之一。此外元杂剧演出还有一定的市场，这也是臧懋循进行编刊《元曲选》的一个契机。

虽然臧懋循的仕途之路很短，但是他还是极其关注社会现实生活的，这与他注重戏曲表演生活真实是相一致的。元杂剧讲述的故事虽然不是明代社会，但是它的情节及主题思想与当时的社会现状是很相近的，所以能够引起大家的关注。臧懋循在选取篇目时也更多地偏向于公案题材、婚恋题材、文人题材等与当时社会现实相关的杂剧，这类戏曲在《元曲选》所收的100种中占了大部分，这与其想要赚钱养家的目的有很大的关系。臧懋循在最后的十几年，主要致力于戏曲活动出版书籍。他虽然是传统的文人士大夫，但是他不把编刊书籍纯粹地看作是风雅之事或是耻于销售，相反他还写信让友人为自己宣传，可见臧懋循的编刊带有商业性质。

四、“臧汤”交往

臧懋循与汤显祖是好友，在与汤显祖的交往中，他无疑会受到汤显祖的影响，汤显祖的文学主张是“至情论”，对于“情”的凸显是他文学创作的一大特色。《元曲选》中也有体现，文人的交友情况很大程度上也能够反映他的思想主张，臧懋循与汤显祖的交往也是我们分析《元曲选》中勇猛武将杂剧选入较少的一个重点。

《元曲选》中的婚恋剧占了很大的比重，大胆追求爱情的剧作有很多，例如《萧淑兰》中的萧淑兰，主动对张世英表达爱意；《倩女离魂》里的张倩女为了爱情魂追王文举。在《元曲选》所收剧作中，男女主人公的结合大多为一见钟情，私自结合，自然人性得到彰显，这一点与臧懋循风流放纵的个性也是很相像的。《元曲选》中婚恋剧重点强调“情”的重要性，《倩女离魂》《两世姻缘》《碧桃花》等剧作都是超越生死的爱情剧，这是不符合现实生活的，但却恰恰体现了“情”的强大力量。与此相比，战争武将之类的剧作更加不会受到臧懋循的喜欢，所以《元曲选》中此类剧作很少也可以理解。臧懋循是一位风流的文人，《元曲选》中一部分剧作就是专门突出青楼女子的爱情故事，例如《李亚仙花酒曲江池》中的李亚仙，《杜蕊娘智赏金线池》中的杜蕊娘等等，这些下层的女性很有个性，对于爱情也很执着。在万历时期的戏曲创作中，对“情”的凸显成为时代的要求，以情爱为题材的传奇占据了很大的比重，可以看出此类作品在当时很受欢迎，汤显祖的《牡丹亭》在当时也成为绝唱。

汤显祖对于“情”的彰显尤其体现在临川四梦之中，这多多少少也会影响到臧懋循，尤其体现在《元曲选》对于婚恋爱情剧的选择上，而将其与《元曲选外编》中没有选入《元曲选》的勇猛武将剧相比，这就是臧懋循选编《元曲选》的一大标准所在。

五、舞台表演

《元曲选》没有选入太多勇猛武将的杂剧，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臧懋循注重舞台实践。元杂剧更多的是作为舞台表演艺术，作家在创作完剧本以后，往往是拿到戏班给演员进行演出，演出受到欢迎也就意味着有了市场，书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将剧本出版。到了臧懋循的时代，元杂剧的表演仍然还在进行，依旧还有许多人喜爱，这也是臧懋循选择编选元杂剧的原因之一，而此时的元杂剧也慢慢朝着案头文学的方向发展，逐渐从舞台演出本向文学文本转变，臧懋循在编刊时也充分考虑到了这一点。但是，臧懋循并没有将戏曲本身作为舞台表演艺术的本质忽视掉，所以他在《元曲选》的序文中也是将舞台效果重点突出的。

臧懋循认为元人杂剧自然质朴，不假雕琢。同时，他还极其注重舞台效果以及表现生活真实画面，也就是他所说的“曲上乘首曰当行”观点的体现。臧懋循对于舞台表演是极其重视的，臧懋循对屠隆《昙花记》的出目、场次、角色都进行了删改，同时也将曲词改得符合音律，宾白更加通俗易懂。这一系列的改动都是为了达到更好的演出效果。臧懋循对汤显祖《玉茗堂四梦》的曲文、人物及宾白进行改动也是为了舞台演出，他想要戏曲成为“场上之曲”，并非仅仅是案头之作。臧懋循改后版本的出目、曲词更有利于舞台演出，这也恰恰说明臧懋循十分看重戏曲“场上之作”的特质。臧懋循对《元曲选》的编订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赚钱，当时戏曲舞台表演还是很兴盛的，书籍受众中无疑有许多演员以及喜欢看戏的人，此时社会的需求也在考虑范围内。

此外，臧懋循也是一个文人，对于武将、战争也不熟悉。《元曲选外编》中的许多剧作就不能吸引他的关注，例如《丽堂春》中描述丞相完颜乐与监军李圭在御园比赛射柳，由此判断武艺高低；《射柳捶丸》中描写范仲淹奉旨在御园中设宴射柳打球。《元曲选》中选取的杂剧很多都是和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他们是社会真实生活的反映。相比较而言，《元曲选外编》中尉迟恭、李存孝、鲁智深等忠义勇猛的武将脱离当时的现实情况太远了。

六、个人思想

臧懋循编写《元曲选》的原因之一是赚钱养家，所以他所选取的篇目必须要能够与当时的社会现状相联系才能够吸引人来购买，这其中就导致《元曲选》的选取篇目会带有社会需求因素的影响。自我意识的彰显是晚明人文主义思想的一方面，而这种思想的突出表现就是对君主政治的批判和对个性的追求，《元曲选》中的众多公案剧是当时朝廷政治腐败黑暗的一种反映，他们希望能够有“包拯”那样的清官来为他们主持公道，这是社会中的普通人的心声。《元曲选外编》中的勇猛武将以及战争情节的描写更多地是表现忠勇仁义的传统道德，例如《关张千里独行》中的关羽，《忠义士豫让吞炭》中的豫让等等，就如剧中写道：“存忠尽节，受斧钺而无怨。 ”[5]（592）这些已经与当时的社会思想有了区别，在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的情况下，自我意识的人本主义思想影响更大，同时这种忠义与当时社会的真实情况是格格不入的，所以《元曲选》中选取较少勇猛武将剧也是与此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