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百惠

（青岛大学 文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龙在中国文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象征意义，中国人对于龙的崇拜由来已久。龙的雏形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萌芽，我国考古发现的最早的龙形象是1994年在查海遗址聚落中心挖掘发现的一条石堆塑龙，距今七八千年，已经具备龙的基本形体特征。1978年在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现了一条蚌壳堆塑龙，距今约六千年，被称为“华夏第一龙”。龙的形象也出现在一系列古籍当中，《诗经》《楚辞》中都有龙的身影，《左传·昭公二十七年》中记载有孔甲驯龙的故事，《庄子·天运》中孔子曾把老子称作龙。由于后世统治者常以龙来自我标榜，所以龙的地位被不断抬高，龙的形象也一步步完善定型。

《管子·水地篇》云：“龙生于水，被五色而游，故神。欲小则化如蚕蠋，欲大则藏于天下；欲尚则凌于云气，欲下则入于深泉。变化无日，上下无时，谓之神。”[1]（237）人们赋予了龙以万灵之长的身份，它们往往能上天入地，变化莫测，显然是神的形象。然而在一些文学作品中，龙的形象却不全都那么高大，它们像人一样也会生病，而且对于自己的疾病往往无能为力，需要借助凡人的救治。如《列仙传》有马师皇为龙救治的故事，《搜神记》卷二十有孙登为龙治病的故事，《传奇》中崔炜的故事等等，在这些人类为龙治病的故事中，最成系统且被后世不断书写的，要数孙思邈救龙的故事。本文即以此为中心，对龙的疾病书写做详细研究。

一、病龙与医者孙思邈形象的衍变

孙思邈救治龙的故事最早见于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在此之前的文学作品中早已有关于人救治龙的故事，它们是后来孙思邈故事的先导，我们不妨先来分析一下其中的病龙形象和医者的形象。

西汉刘向《列仙传》中有马师皇为龙治病的故事，现录如下：

“马师皇者，黄帝时马医也。知马形生死之诊，治之辄愈。后有龙下，向之垂耳张口。皇曰：“此龙有病，知我能治。”乃缄其唇下口中，以甘草汤饮之而后愈。后数数有疾龙出其波，告而求治之。 一旦，龙负皇而去。 ”[2]（1）

这里的龙以本来面目出现，虽然有神力，但是其身上的兽性是非常鲜明的。病龙主动向马师皇求救，一龙痊愈随后其他病龙也同样按图索骥，龙的族群性特征明显。此外，龙在被治愈后知恩图报，背负马师皇成仙而去。

由此我们可见，在中国本土的龙神崇拜中，龙是以兽形存在的，随着佛教中龙的形象传入中国，龙渐渐以人的外形出现，它们身上的人性以及神性特征得到进一步加强。具体表现在它们往往会幻化出人形，与人进行对话与交往，具有人的知恩图报的品格；兴云布雨 、司水理水的职能进一步明确。

东晋干宝《搜神记》中的龙因为“背生大疽”，所以降下的水腥秽，闻知孙登能救治，变为一老翁主动求治，最后凿穿一井报答孙登。唐代裴铏《传奇·崔炜》中，一条形为蛇的龙，唇吻有疣，崔炜用艾灸为其救治。这个故事中的龙虽然没有变人形吐人言，但是它能够与人进行充分互动往来，在崔炜不愿接受龙馈赠的宝珠后，龙便把他送入了南越王赵陀墓中。

孙思邈是唐代药学家、道士，被后人尊称为“药王”。《酉阳杂俎》首次载录了孙思邈救治蛇的故事，现录如下：

时大旱，西域僧请于昆明池结坛祈雨，诏有司备香灯，凡七日，缩水数尺。忽有老人夜诣宣律和尚求救，曰：“弟子昆明池龙也。无雨久，匪由弟子。胡僧利弟子脑，将为药，欺天子言祈雨，命在旦夕，乞和尚法力加护。”宣公辞曰：“贫道持律而已，可求孙先生。”老人因至思邈石室求救。孙谓曰：“我知昆明龙宫有仙方三十首，尔传与予，予将救汝。”老人曰：“此方上帝不许妄传，今急矣，固无所吝。”有顷，捧方而至。孙曰：“尔第还，无虑胡僧也。”自是，池水忽涨，数日溢岸。胡僧羞恚而死。孙复著千金方三十卷，每卷入一方。[3]（12）

这个故事后来延续至《宣室志·孙思邈》《仙传拾遗·孙思邈》中，《宣室志·任顼救龙》中也有情节大致相似的故事，只不过主人公变为了任顼。另外在《神仙感遇传·释玄照》中，有三龙因擅自行雨受到惩罚，而寻求孙思邈救助的故事。这些是孙思邈与龙产生联系的最初故事，基本故事框架是，孙思邈救了龙，龙以仙方作为回报。这可能源于《千金翼方·辟谷·服水》中的一段话：“武德中，龙赍此一卷《服水经》授余，乃披玩不舍昼夜。其书多有蠹坏，文字颇致残缺，因暇隙寻其义理，集成一篇。 ”[4]（99）大意是，龙赠给我一卷《服水经》，我反复披玩，书和文字都有些残缺，但究其义理，写作了《千金翼方》中的《服水》这篇文字。这里的“龙”究竟是机构名，还是人名，乃至神话中的龙，都不明确，加之“服水”与“龙王司水”的自然联想，此中的“龙”很容易被附会为神话中的龙。

在此时产生的这些故事中，龙并不是因为生病而向孙思邈求救，而是因为受到了他人的加害或无法摆脱的惩罚，而且孙思邈是通过要挟的方式得到的仙方，即“我知昆明龙宫有仙方三十首，尔传与予，予将救汝”[3]（12），他的形象并不正面，甚至颇有些低劣。

这种情况在南唐沈汾的《续仙传》中得到了改观。故事情节变为：孙思邈偶然救了一条小青蛇，后来青蛇变为一白衣少年，邀请他进入泾阳水府，主动赠其药方。《续仙传》的这一情节模式在元代《历世真仙体道通鉴》、明代《列仙全传》、清代《尚友录》中得到了承袭。《宝文堂书目》著录了宋元话本名目《孙真人》，具体内容已经不可观，但应该不会有太大差异。这个故事改变了孙思邈强索药方的情节，改为龙王因为感恩主动赠与。且孙思邈坚辞不受轻绡珠金，说“道者不以此为意耶，何以相报?”[5]（199）孙思邈的形象变得高大起来。在这里龙的形象有龙蛇合流并称倾向，因为其居住之所文中明确称之为“龙宫”，但形为青蛇。龙在幻化为人形时是少年，仆马甚盛，风度翩翩。龙的疾病主要是外伤，“已伤血出，思邈求其人，脱衣赎而救之，以药封裹，放于草间”[5]（199），月余之后，就恢复正常。

此后该故事仍然在继承中变化着，至明代杂剧《孙真人南极登仙会》，龙与孙思邈的形象已经非常生动而丰满。龙的身份是东海龙神，它“奉上帝敕令，管领着江河淮济，溪洞潭渊，兴云布雨，降福消灾，济度众生”[6]（420），但因为怒气郁积，而染上了恶疾。 在他主动前往太白山寻找孙思邈时，化作了一“秀士”，向孙思邈作揖，“低腰曲脊躬身立”[6]（423）；他痊愈后邀请孙思邈至龙宫宴饮，上演了百戏为宴会助乐，并赠送仙方一部；在孙思邈登仙界时，龙王早早率水卒前去庆贺。从这些刻画当中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这里的龙身上具有了很多人性的色彩，尤其懂得儒家礼数。此龙王俨然是一个人间的君王形象，他按照儒家的一套伦理规范行事，礼贤下士，宽厚仁慈。同时作为神，他身上必然还有着上天入地，驱雷策电等神性特征。孙思邈“善晓阴阳，精勤医道，手到病除，有起死回生之功，扶危救难之德，更能修仙持道”[6]（413），曾被皇帝请到宫中“参玄问道，讲究仙宗”，但谢绝了一切封赏重回到太白山。可以说，《孙真人南极登仙会》中的孙思邈是一个颇有修为的、坚定的道教徒，最终因阴德广布，阳德多施，得到成仙善果。

清代花部戏《药王卷》（又名《药王成圣》）也是演孙思邈与龙的故事。因为是花部戏的缘故，所以语言上较之《孙真人南极登仙会》通俗很多，情节上的细腻程度也稍显逊色。《药王卷》里的龙是罢河龙王，因为误食了水中的漂浮物，所以“喉中长下顽疮”[7]（459），他听说了孙思邈医术高超，所以变成了一白面书生，“短在中途请先生撩疾”，且显出本相才得先生撩疾。为配合受众的审美，这里的龙王多了许多市井气息，不仅语言生活化，行动上也少修饰与顾忌，如身为龙王却“短”在孙思邈回家的途中啼哭，只为吸引他的注意。在这里没有变化的是龙王的知恩图报，以及同样赠送给孙思邈海外仙方一部。孙思邈在《药王卷》中仍然是颇有修为的道士形象，虽然进入皇宫医治好了娘娘的病，但不恋尘凡，最终成仙。祁剧、衡阳湘剧、荆河剧、巴陵戏及汉戏、徽剧、川剧等多个剧种现在仍有此剧目。

二、龙的疾病隐喻

疾病本身是医学领域的问题，但是在文学作品中，疾病常会获得超越生理层面的隐性意义，正如苏珊·桑塔格认为的，疾病被道德化或政治化，使疾病不再是疾病本身，而是成为了一把衡量人的类别属性的尺子，这尺子因背后的国民性理念而即刻升华成为一种政治、道德的审判。疾病作为一种隐喻的存在常常能够折射出个人与社会、文化等多重层面的问题与现象。龙作为一种神或神兽，按照正常逻辑来说，是不应该生病的，但是在文学作品中却出现了疾病书写。龙的疾病有背疽、外伤、喉疾、怒气郁结成的恶疾等，所以龙的这些疾病，不单纯是生理方面的表象，更载负着一定的象征意义。总的来说，龙生病并向人类求治，背后隐含的是其神性的弱化和神的人性化。再进一步来说，龙的疾病的成功治愈，凸显了孙思邈医术的高超，为《千金方》增添了神秘色彩。

龙的疾病隐喻着神的人格化。背疽在古代是一种常见疾病，具有致死性。背疽的致病原因有多重，但据史料记载，背疽发病致死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气有郁结、急火攻心。如范增怒于项羽的昏聩，在离开项羽去往彭城的路上因背疽发作而死；宋代抗金名将宗泽不满宋高宗与秦桧不愿收复故土的决定，最终背疽毒发而死，《搜神记》卷二十中的龙所生的病就是背疽。如果说这里将龙生病的原因归于怒气郁结有牵强附会之嫌，那么在《孙真人南极登仙会》中，孙思邈给龙王诊治时得出的病因就是“因怒而成，非时医而可救”[6]（424）。神发怒并因此致疾，龙神在这里失去了神的平静安详的光环，使我们看到神也有烦恼，龙王具有了凡人的喜怒哀乐。此外，《孙真人南极登仙会》中的龙王颇有儒家理想下的君王影子，神身上的人格特征越来越明显。

龙的疾病隐喻着神性的弱化。在《宣室志》中，凡人能擒住并轻而易举杀害龙，尽管龙最终被孙思邈救下了，但仍然受了外伤，龙的神性特征荡然无存。《传奇·崔炜》中的龙生的病是“唇吻有疣”[8]（92），《药王卷》中的龙王的疾病是“喉中长下顽疮”，这类病可通称为喉疾。喉咙不仅是进食、呼吸的通道，更是发声的重要器官，喉有疾，则可视为“失声”。此“失声”不仅是生理性的，更可看作是龙的神性话语的“失声”，即神不能通过施展神通法术来保护自己、救治自己，神的疾病需要人的救治。长期以来，神是高于人的一种存在，自古以来的情节模式都是神帮助人脱离困境，而在这里，龙王生疾并不是向同类的神求救，反而寻求人类的帮助，神与人的地位差异缩小了，甚至有所反转，有人高于神的倾向。

龙的疾病隐喻着孙思邈医术的高超。在这些疾病书写中，龙往往深为病所困，罢河龙王谓己“行坐不安”，东海龙王谓己病“千方治之不痊”。龙身为神，却对孙思邈的医术早有耳闻，并亲自前去拜访。孙思邈经过把脉马上识出了对方不是凡人，并准确诊断出病因，“你可敢因怒气损胃伤脾，右手上寸部脉虽微，左手上关部稍实……你空将妙药服千里，不能教病症一丝回。这正是不向根源治，浑如水灌石”[6]（424）。孙思邈对症下药，龙王的病症即刻手到病除，这一系列情节无疑给本就医术高明的孙思邈更添传奇色彩。其所著之书《千金方》是龙王所赠，《千金方》被镀上了一层“神书”的外衣，故事中的孙思邈最终因功德圆满也登仙而去。

三、结语

龙常被视为中国文化的象征。中国的龙信仰起源早，延续的时间久，至今中国人仍称自己是“龙的传人”。龙的形象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被不断地赋予各个时代的文化。秦汉时期，帝王自命为龙的化身，皇家器具常以龙命名，龙与帝王的关系紧密起来。随着魏晋时期佛教的盛行，佛教中的龙形象影响着中国龙，龙开始出现人形，具有人的品格，善恶兼备。在逐渐定型的龙形象中，龙被同时赋予了神格与人格，生活在水中龙宫并管理湖泊海洋、掌管人间降水。

龙的疾病书写反映了民间对于龙的认知观念。民间常流传着众多关于龙的故事传说，唐代《传奇·萧旷》中，萧旷向龙女织绡娘子求证了很多关于龙的传言，从中可窥见当时民间对于龙的崇信。以孙思邈救龙故事为中心的龙的疾病书写，展示了龙身上的类似人类的弱点和儒家的行事风格，此即龙的人格化。从另一个侧面来说，与人格化同时展现的，是龙的神格化，在成熟的救龙故事中，龙完全摒弃了兽性和恶，龙是善的神。

龙的疾病书写丰富了龙的文学形象。早期中国人对于龙有详细的分类，《广雅·释鱼》说：“有鳞曰蛟龙，有翼曰应龙。 有角曰虬龙，无角曰螭龙。 ”［9］（370）又说，龙“雄有角，雌无角，龙子一角者蛟，两角者虬，无角者螭也”［9］（370），这是据外形特征的分类。 在善恶品性方面，关于恶龙的刻画也不少。在龙的疾病描写中，龙王以病龙的形象出现，疾病不仅影响了它的健康，也影响了神力的发挥，病龙降下的水常是腥秽的。这些独特的龙形象，无疑是对龙文学的丰富。

总之，龙的疾病书写是龙文学当中独特的存在，其中龙和人的形象的完善经历了很长的时间，龙的疾病隐喻着人们对龙的认知与对人神关系的思考。龙的疾病书写所蕴含的民俗学意义，仍然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