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漫远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江西 南昌 330038)

“远色入江湖，烟波古临川”是戏剧大师汤显祖描写家乡临川风物的诗句。临川位于江西东部，抚河中游，山岳秀美、河港纵横，素有江右名郡之称。临川作为赣东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已有 2000多年的历史，从区域角度看，临川的书院起步早、影响大、内涵丰富，并与临川著名的才子文化互为表里、互相成就，形成了极具特色的临川地域文化符号。

江西一直是全国书院发展的中心地区，并且数度“独领风骚”，而临川作为江西书院繁盛之区，向来吸引学者关注的目光(1)如张发祥先后发表多篇文章，梳理了宋、元、明、清四代抚州地区书院的设立、发展情况及繁盛原因，认为各时期书院对抚州文化的发展、教育的昌盛和学术的繁荣都有重要作用；再如罗伽禄、徐国华主编的《临川文化大观》的中第二章对临川地区书院教育情况有较详细的梳理(见罗伽禄，徐国华.临川文化大观[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4.)。。既往研究，较多着眼于临川书院静态、单一的历史梳理和史料呈现。但是，书院作为一个集多重功能于一体的文化组织，其与地方文化的互动亦值得关注。若能从动态、多维的视角，考察临川书院在地方人才培养、地域文化交流中承担的角色和重要作用，应该是理解临川作为“才子之乡、文化之邦”的文化性格的关键之一。

1 临川书院发展概况及特点

中国古代书院是一个集藏书、校书、修书、刻书、教学、祭祀、学术研究等多重功能于一体的组织。“书院”之称谓起源于唐代，学界已无争议，但当时书院是否具有教育机构的特征，是否有学生肄业其中，尚难以确定。有学者认为唐中宗景龙年间创建的福建漳州松洲书院，具备教师(陈珦)、生徒(士民)和教学内容(典礼、古义)三要素，是“中国第一所教学功能比较齐全的书院”[1]。还有学者认为五代时期创建的江西德安东佳书堂，具备教师(四方学者)、生徒(子弟)和教学内容(礼乐、诗书)三要素，是“最早有明确记载的、具有教育教学属性的书院”[2]。据宜黄县《罗氏宗谱》记载，抚州地区最早出现的书院是唐天祐间(904—907)的宜黄湖山书院[3]。临川有确切史料可考的最早书院应是由曾巩创办的兴鲁书院。曾巩(1019—1083)，字子固，江西南丰人，长居临川，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为曾子后裔，其家族历来有兴办书院的传统。曾巩祖父曾致尧是宋初名臣、文学家，建曾氏学舍(后为南丰书院)于家乡南丰。曾巩在《学舍记》记载了他小时候在书院的学习情况：“予幼则从先生受书，然是时，方乐与家人童子嬉戏上下，未知好也。十六七时，窥六经之言与古今文章，有过人者，知好之，则于是锐意欲与之并。”[4]兴鲁书院之址原为曾巩兄弟在临川居所，庆历四年(1044)左右，曾巩建兴鲁书院并亲执讲席。《兴鲁书院记》中记载:“抚城中香楠峰为先生兄弟故居，有书院曰‘兴鲁’。先生尝讲学其中。”[5]宋代以来，由于兴鲁书院“在郡城最中，踞雄胜之势，左环林木，右依县学，绝纷嚣”[6]的地理位置，加之为文豪曾巩所创，又是其成长过化之地，具有一定文化象征意义，一直为抚郡各县讲学之所，深为邑人和地方官吏敬仰。其间虽几经兴废，屡有修葺，但办学一直延续到清末书院改制。兴鲁书院在清代有过几次修复，皆是由地方官员主导推动，规模较大的是乾隆五年(1740)知府刘永锡复建，临川名人李绂作记，出任山长并亲自讲学。另一次是乾隆四十六年(1781)知府陈朗重修并亲自作《兴鲁书院讲堂记》，延李绂之孙李友棠主讲席。可见，兴鲁书院受知府直接关怀，所聘山长皆为本地大儒，享有抚州府级书院的地位和尊崇，是抚州地区最具代表性的书院之一。临川另一所闻名遐迩的书院是临汝书院。临汝书院，又名南湖书院，坐落于府城西南南湖之上，院址为原南湖道院。南宋淳熙九年(1249)，冯去疾提举江南西路，因朱熹曾临抚郡，故立书院以祀之，命名“临汝书院”。书院建制仿照学宫，设有尊经阁，并有大量藏书。因院址湖光优美，引得许多著名人物来此讲道问学。宋元之际，饶鲁、程若庸接踵担任山长，吴澄、程钜夫皆出自程若庸门下。临汝书院历史上有两次复修的经历。一次是元延祐二年(1315)，书院毁于火，山长黄镇与地方官员予以修复，吴澄作有《临汝书院重修尊经阁记》。另一次是元至正元年(1341)，山长张震与地方官员将被百姓侵占的南湖之地复入书院，并重修殿宇、讲堂、门庑、斋舍，虞集作有《临汝书院复南湖记》。明初，临汝书院毁于战乱，南湖亦湮没为田。临汝书院创建于南宋，停废于明初，存续时间相对较短，但由于其成立之初即带有浓厚的朱子之学的背景，“临汝多士, 乃崇(朱)先生之祠, 以讲先生之学”[7]，而同时又坐落于“陆先生之乡”的江西，无形间具有了“和会朱陆”的办学旨趣。临汝书院是临川众书院中学术水平较高的一所。长期以来，临川作为抚州的府治首县，是历代抚州乃至江西的文化名区，拥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人文积淀。临川书院一直以来有名人多、声誉隆的特点。具体而言，一方面，临川书院贤哲辈出、群星灿烂。王安石、曾巩、欧阳修、饶鲁、程若庸、吴澄、汤显祖、李绂等大儒名贤，他们或创建修复书院、或讲学求学书院，弘扬己说，传承学问，教化乡里；另一方面，临川书院背靠抚州，辐射江西，为地域人才培养、文化交流和学术传播提供空间场域和思想阵地。兹根据府、县志等史料，将宋至清末临川境内的书院情况列表如下。

表1 临川书院创建及存续情况表 (2)根据《(光绪)抚州府志》卷 32·书院，《(道光)临川县志》卷 9·书院志，《(嘉庆)临川县续志》卷 3·学校等资料整理而成。

2 临川书院与地方人才培养

书院是具有多重功能的文化组织，教学虽不是书院与生俱来的功能，但却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凸显，颇受重视，成为书院最具代表性的功能之一。所谓 “书院之设，所以育真才也，而他不与焉”[8]，“书院之设，所以育人才、广教化也”[9]。以上说法，皆将书院与人才培养相连，凸显书院教学的重要性。可以说，书院教学功能的最终指向是地方人才的培养。

临川书院人才培养与理学研究、传播相辅相成。就书院发展的数量、规模及影响而言，宋代是临川书院发展史上的高峰时期，当时临川新建书院 6所。以临汝书院为代表的临川书院，培养了大批临川本地的理学名士，这些人也成长为江西乃至全国有影响力的理学大师，其中值得一提的就是吴澄。吴澄(1249—1333)，字幼清，号草庐先生，抚州崇仁咸口村(今属乐安县)人。吴澄身历宋元两朝，其学术上折衷朱、陆之学，是 “和会朱陆”的重要人物和宋元之际最有声望的学者之一。吴澄的学术倾向与生平志向的确立，与临汝书院有莫大关联。16岁时，吴澄来到临汝书院，求学于时任临汝山长的程若庸。前文已述，临汝书院以祀朱熹而立，山长程若庸是朱熹的三传弟子，以朱学教人，但并不拘守朱学门户，其言说“有不尽合于朱子”之处。吴澄在临汝书院时，常就困惑之处求教于程若庸。有一次，吴澄谒见程若庸，看到其标贴壁间有“大学为正大光明之学，然则小学，其卑小浅陋之学乎？”[10]之语，不尽同于朱熹之说，遂一一请问。吴澄的问难质疑的精神给程若庸留下了深刻印象，赞其“广大精微、无所不究”，感慨吴澄“年方弱冠而有此志量、有此工夫”“何可量也”[10]。

吴澄对“弱年游处之地”的临汝书院亦有很深的感情，每每回忆，不能忘怀：“有宿儒揭领于上，有时彦曳裾于下，肩相摩，踵相接，而谈道义、论文章者，彬彬也。昼之来集者如市，也之留之者如家”[11]。临汝书院时期的吴澄，求学名师、结交好友，与程若庸之子程存复、程氏族中子弟程钜夫、许端朝等人一起群居研讨、砥砺切磋、精益学问。某种程度上说，吴澄学说中的“由朱入陆”“和会朱陆”思想奠基于临汝书院，离开临汝书院的吴澄，周游讲学，将一己之说播撒于广阔大地，开创了元代蔚为壮观的“草庐学派”。

临川书院人才培养还与科举的兴盛相辅相成。科举盛行的时代，每一位读书人都是参与者。一地科名的多寡，往往可以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当地的文化教育水平，而书院则是考量一地教育水平的另一个面相。因为书院相对于官学而言，分布广、数量多，可以容纳更多士子肄业其中，在当地的教育格局中占有重要位置，故而历朝历代都强调书院对于当地科举兴盛的重要作用。清代书院与科举关系愈加亲密，临川新建的青云、汝阳书院，以及修复的兴鲁、青城书院，皆以科举为尚。如清代兴鲁书院在学规中就直白地表示，书院“给膏伙所以奖人才”，是为了“人才之蔚，科名之盛”[12]。我们从兴鲁书院员额中，亦可见其对科举考试的强调和重视。兴鲁书院旧例正课生十名、童生十五名。乾隆四十六年(1781)，知府陈朗主持重修，广额“生员五名，另加正课十名”，但是这十五名员额的具体落实却很有讲究，即“乡试之年，归入生员正课额，岁科两考之年归入童生正课额内”[13]。乡试之年生员应考，生员员额增加，岁科二试之年童生应考，童生员额增加。这样安排的用意不言而喻，都带有明显的科举考试前“强化训练”的意味。

再有临川县级书院青云书院在规条中明确：“每月二课，以初四日为官课，一九日为馆课。每课试四书文一篇，试帖一首”“正课生监应乡试者，每名给银四两，童生应院试者每名给银二两”[14]。相对于府级兴鲁书院而言，青云书院更加直白明了，无论是将平日考课作为科举考试的“模拟考”还是对应试生徒的“慷慨赞助”，皆表达了书院为科举服务的意味。

宋代到清末的科举考试中，临川共录取举人 1 029人、进士 718人(宋 446人，元 5人，明 166人，清 101人)(3)据临川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临川县志》(新华出版社， 1993年版)整理。。由于史料阙如，我们无法考证这些临川籍进士中，有多少人有书院肄业的经历，但是书院作为古代地区教育水平的一个重要观测指标，其对本地科举兴盛的重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3 临川书院与地域文化交流

地域文化，是指“一定地域内文化现象及其空间组合特征”[15]。地域文化存在一定程度的稳定性，但绝不是静止不变的，会通过不同形式的交流，向其他地区流动扩散，并与新的地区原有文化融合，为其带来生机。临川自古人杰地灵，人文彬盛，地域文化具有鲜明特征。临川文化通过多种形式向抚州乃至江西其他地区传播扩散，同时又接纳来自其他地区的优秀文化。这其中，临川书院作为文化交流的平台和窗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方面，书院是一个文化组织，维持文化组织赓续长久的基础是“人”的聚集。书院自创立之初就一直秉持门户开放的原则，欢迎不同地域人士来院授徒讲学、求学问道。这些人士将不同地域的学术思想、学术体系构建路径带到书院，使书院成为地域间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以南宋新建的临汝书院为例，其第二任山长程若庸便是外省客籍。程若庸，字达源，徽州府(今安徽)休宁人。淳祐十年(1250)，受冯去疾聘，任临汝书院山长，至咸淳四年(1263)离任，主临汝讲席凡 13年，“谆谆训迪，及门之士最盛”“吴澄、程钜夫皆其高弟”[16]。程若庸非临川籍人士，甚至不是江西人。他师承饶鲁，是朱熹三传弟子，但饶鲁之学，与朱子多有抵牾，且颇受陆九渊之说影响。可以说，程若庸的思想学术在深得饶鲁之传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受到原地域文化的影响，所以他的到来实际上就是一种跨地域的文化交流，也意外地给临汝书院带来了一股别样的“朱陆和会”思想的萌芽，不仅指引其临汝高弟吴澄走上“兼综朱陆” 的学术道路，也使得临川在宋元之际“朱陆和会”的理学思潮之中，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另一方面，临川长久以来作为府治首县所在，地理位置优越，境内汝水河阔水深，航运条件良好，可经鄱阳湖、长江到达九江、南京等地。临川境内书院多坐落于交通往来便利之地，引得名贤大儒驻足，勤学之士停留。书院因此也成为不同地域文化相互激荡、融合的窗口。一般来说，书院会配备住宿房舍及后勤杂役，为师生解决后顾之忧，而且教师若授课书院可获得束脩，生徒若求学书院可获得膏火。一些书院的束脩膏火亦非常可观，如清代青云书院山长“每年束脩银八十两，薪水银四十两，按季致送。端午中秋每届节银二两，散馆年节二两”[14]1708，收入水平已经超过当地府学教授。如此优渥的条件，无怪乎外地才子愿意将临川书院作为驻足停留之地。检阅清道光《临川县志·艺文志》可知，宋至清代道光年间，与临川书院有关的记文共计 15篇(4)这15篇记文分别为：(宋)王克勤《峨峰书院记》、(元)吴澄《临汝书院重修尊经阁记》、虞集《临汝书院复南湖记》、(明)陈九川《临汝书院记》、陈文燧《崇儒书院学田记》、邹元标《崇儒书院记》《重修临汝五贤祠记》、罗大絃《崇儒书院列祀先贤记》、(清)管恺《兴贤书院记》、李来泰《城南遗事记·书院》、唐孝本《重修青城书院记》、李绂《青云书院记》《兴鲁书院记》、陈朗《兴鲁书院讲堂记》、秦沆《青云书院记》。，作者中除了临川籍吴澄、陈九川、李绂之外，亦有如邹元标等外乡名人，他们或是宦游至此，或是交游至此，都曾在临川的书院驻足停留，虽然已无详尽的史料反映他们在书院学习、交游的细节，但从他们留下的书院记文中可见，他们对书院兴建、修复事项的热心参与和亲力亲为，而这些都是书院作为文化交流窗口的印证。

4 结语

临川素有“才子之乡”的美誉。古代临川才子，既指临川本地涌现出的文化名人，也包括荟聚在临川的外乡客籍名人，对“临川才子”的理解应该包括“内”“外”两个维度。临川才子文化是指由临川籍和在临川有宦游、交游经历的历史名人，如晏几道、王安石、王安国、曾巩、欧阳修、汤显祖、陈九川等所构建的，以临川地区教育、文学艺术、哲学领域的成就为载体的一种临川地区特有的精神风貌和地方气质，是临川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临川书院是地域人才的培养和地域文化交流的重要场域。可以说，书院是临川才子文化形塑的关键一环，讨论临川才子文化时，很难绕过对临川书院的关注。

临川的书院，为本土才子培养提供肥沃的土壤。临川民风尚学向学，素有“地无城乡，家无贫富，其弟子无不学，诗书之声，尽室皆然”[17]之说，甚至有父兄因子弟不文而为咎，母亲因孩子不学而为辱的说法。众所周知，临川在宋代出现了第一个文化高峰，爆发性、密集性地涌现出众多的名人佳士。他们之中既有文坛领袖，又有政治精英；既有理学泰斗，又有名师乡贤。非常巧合的是，同一时期的临川书院也处于发展的兴盛时期，当时书院教育功能已逐渐凸显，并作为官学的有益补充，承担了大部分教育职能，勤学好读、金榜题名之士多出于书院，这些人又使得临川地区的读书之风盛行。在这个良性循环之下，临川代有名贤，才子迭出，也就不足为奇了。

临川的书院，也为外地才子留连临川提供驻足之地。古代书院不仅具有教育功能，还具有藏书校书、祭祀先贤、学术研究、文化交流等多重功能，而临川交通便利、气候宜人、景色优美，自然吸引外地才子纷至沓来。他们或藉书院以栖身，或凭膏火以自给，或借书院以徐图举业，或傍书院而潜心学问，在临川文化发展史上扮演重要角色。

古代临川书院的兴盛繁荣早已成为过往，今日的临川才子文化的影响力也不局限于临川一域之内。在当前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背景之下，回望古代临川书院与临川才子文化，可以为当今教育发展提供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