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丽妮

[内容提要]中国儒家的大同和西方的乌托邦都是对未来美好社会的向往，但两者的区别在于大同不具有文化同化的性质。在短篇故事《新大陆的学问》中，华裔文学第一人水仙花提出了“和而不同”这一独特的大同理念，举起了反对文化同化的旗帜。这一理念创造性地糅合了多元文化与个体性于一身，既提倡不同文化和谐共处，又承认每一文化的独特价值，并且吸取了儒家的“仁”字思想。“和而不同”是使得中西方文化和谐共处成为可行的重要桥梁。

水仙花(1865-1914)原名埃笛斯·莫得·伊顿(Edith Maude Eaton)，被誉为华裔文学的第一人。作为一个欧亚混血，她在排华氛围浓烈、黄祸文学泛滥的背景之下，不愿假装自己是纯种白人血统，而自认华人后裔，成为了第一个为华人书写的作家。她虽然身寒体弱，却有着赤子的情怀，“在为美国的中国移民书写故事和文章之时，有着明确的政治性以及反种族歧视性的设想”[1]245。水仙花的作品神思妙想，瑰丽斑斓，以暗度陈仓的方式对白人优越论进行了层层反击。一方面，她的作品中以华人为主人公，从而反客为主，一举击破了东方的他者身份[2]。另一方面，通过记述水仙花自己作为一个欧亚混血的经历，她对双重种族/双重文化身份的问题进行了深思，并指出造成歧视的原因在于“社会建构性”[3]。水仙花终身都怀抱着一个东西方能够和平共处的大同理想，在她的晚年又提出了“世界一家人”的设想。

短篇故事《新大陆的学问》(“The Wisdom of the New”)中暗含了水仙花所特有的大同理念。大同理想社会是对未来美好社会的一种向往，内在地包含了对于现存社会状况的不满。水仙花在她的作品中书写着平等的同时也书写着她独特的大同理想。对于水仙花而言，大同意味着世界各个民族文化之间的平等和睦。诚如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中所言，“平等意味着，在宗教的语境之下，我们都是上帝的孩子……它也意味着不同个体之间的差异必须受到尊重……”[4]水仙花所提倡的平等也是这样，所以在她《新大陆的学问》中所书写的平等，是一种既强调文化多元又强调文化独特的大同理念。本文从大同与乌托邦辨析入手，指出两者的区别在于大同不具有文化同化的性质，接着通过分析《新大陆的学问》，提出“和而不同”是故事中所独有的大同理念，最后探讨“和而不同”的价值所在。

一、大同与乌托邦辨析

人类自古就怀有一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情。在中国，这种理想的社会被称之为大同，而在西方则称之为乌托邦。从宏观上来说，大同和乌托邦涵盖了从古到今所有对理想社会的描述，比如老子“小国寡民”的思想，墨家“兼相爱”的思想，还有西方各种女性主义乌托邦理想。但由于各家思想有所不同，而大同和乌托邦又成了一种对美好社会的泛指，所以从宏观的层面来看，两者都是指向同一事物的：对现实世界的不满，和对理想生活的向往。然而，从微观上一看，则差异甚为明显。微观上的大同和乌托邦指向了提出这两个概念的具体文献。前者源于《礼记·礼运》中的一段话，而后者则是由托马斯·莫尔在其《乌托邦》中所缔造出来的一个新词。本文将从反面来定义大同，即通过比较，得出乌托邦具有什么特性，而大同则不具有什么特性，来定义什么是大同。

《乌托邦》著作于英国文艺复兴时期，较孔子所提出的大同晚了两千年左右。文艺复兴时期各国思想流入英国，《乌托邦》中也能见到中国古代儒家君臣天下、宗族制度的影子。譬如《乌托邦》中描绘的那个理想国里奉行的是女人嫁人了之后就归入夫家，一个家里由长子做主的做法[5]68。除此之外，乌托邦里还能看到《礼记·礼运》中大同景象的一些影子。比如作者提出，乌托邦里“没有任何房子不是有两扇门的，一扇开往街上，一扇朝向花园；这些双重门只要轻轻一触把手就会打开并自动关上，使得任何人都可以进入”[5]61。这正是对孔子所言大同社会“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户外而不闭”[6]332的暗合。可见，中西方对美好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设想上多有相同之处。然而，从本质上来看，托马斯·莫尔所描绘的那个乌托邦和儒家的大同是截然不同的。最显而易见的一点，是莫尔的乌托邦内涵殖民的倾向，而大同则没有。

殖民所需具备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要有国与国之间的区别。如果世上只有一个国家，那么殖民也就不复存在了。在国与国的区别之外，殖民还需要做的就是划分自我和他者，并认为自我是文明高尚的典范，而他者则是粗俗无礼、尚未进化的。只有把自己的国家当成自我，把别人的国家当成他者，才会萌生征服和掠夺他者的想法。这就好比墨子所说的“兼相爱”。墨子用“兼”和“别”来阐释“兼相爱”的思想。用如今的术语来说，“别人我”就是把人区别对待，分成自我和他者。正是因为不把别人的国家当成自己的国家，所以才会有“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7]120的事情发生。如果国家之间能做到兼相爱，那么就会“国与国不相攻”[7]121。

莫尔笔下的乌托邦显然是不具备兼相爱思想的。乌托邦的旧称叫做阿布拉克萨，由于一个叫乌托普斯的人征服了这个国家，所以才改名叫乌托邦。后来，乌托普斯把“兽性未除、粗野不雅的原住民培养到了如此文明且富有人性的地步，以至于他们如今几乎超越了其他所有民族”[5]58。可见，乌托邦从创立的伊始就是建立在殖民征服与人种改造基础之上的。另一方面，孔子的大同理想社会中毫无殖民的倾向。《礼记·礼运》中所记载孔子论大同的话共计一百二十六个字，引证如下：

“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户外而不闭，是谓大同。”[6]332

殖民已经内化成了乌托邦传统中的一个部分。从《乌托邦》里着眼来看，殖民等同于文化同化。据托马斯·莫尔记载，每当乌托邦内人口过剩之时，他们就会向邻近的大陆殖民。大陆上的原住民必须采取乌托邦人民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听从乌托邦的履行，否则前者将把后者赶出他们所宣称的领地[5]68-69。艾思娜(Ethna O'Flannery)在以美国为例来解释同化之时，指出当移民将美国的价值与模式内化且表述，并履行社会普遍角色之时，他们就已经算是同化了[8]。显然，乌托邦征服者要求他国原住民所做到的事情符合这一同化的标准。原住民在《乌托邦》里没有说话的地位，“莫尔的乌托邦人民根本不认为原住民有任何重要性”[9]204。在文化同化的背后暗藏的是文化优越论和文化霸权。反观孔子的大同理想，只提及“天下为公”，而没有国与国的区别，更没有文化优越论的思想因素在里面。大同讲究的是“选贤与能”，以及“不独亲其亲”，而不是一味认定一个民族的文明比另一个民族更高级。所以，有别于乌托邦，大同是一个没有文化霸权与文化同化倾向的理想社会。

二、《新大陆的学问》：和而不同

在水仙花所生活的时代，殖民和文化同化盛行。东方学传统的重心从欧洲移到了美国，这一传统以恶魔化东方来衬托自身优越性。爱德华·萨义德曾专门以《东方学》为名，著书立说，讨论过这一传统，认为东方学是“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10]4。在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之下，美国推崇西方文明中心论，要求第三世界的民族成为臣属民族，放弃原有的文化习惯，而向美国文化同化。水仙花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之下，竖起了反对同化的旗帜。但她有别于那些过于偏激的反同化主义者，而是走上了一条坚定却温和的反同化之路。本文选取了极具代表性的一篇短篇故事《新大陆的学问》(“The Wisdom of the New”)，通过对这篇故事的细致分析，认为水仙花笔下反同化大同理想的独特之处，在于“和而不同”四个字。和即和谐，同即同化。

《新大陆的学问》主要围绕三位主人公展开，一是华人男子吴三桂(Wou Sankwei)，二是宝琳(Pau Lin)，吴三桂的妻子，三是艾达·查尔顿(Adah Charlton)，吴三桂赞助人的侄女，这位赞助人对他来说亦母亦友。吴三桂接妻子宝琳来美国与他共同生活，宝琳对艾达和吴三桂之间的亲密关系万分吃醋，最后酿成了杀子的恨事，彻底打破了吴三桂希望宝琳美国化的企图。在这对夫妻关系中，吴三桂可谓是“为和求同”的绝佳代表，而宝琳则是“不和不同”的化身。

吴三桂之所以能在美国拥有一席之地离不开他被美国文化的同化。他曾对他的赞助人迪恩太太(Mrs.Dean)说,“我确实感激西方化所带来的优势”[11]47。他不仅自己同化了，还希望自己儿子和妻子也跟着同化，美其名曰：“我们住在白人的国家里，所以孩子就要学习白人的语言”[11]48。与他相反，宝琳却是一个坚决不肯同化的女子。她来到美国的伊始，不是入乡随俗，跟随美国人的做法，而是“继续保持着丈夫先吃饭，或是分席而坐的中国习惯”[11]46。对于她这位美国化了的丈夫，宝琳“一点不涉足他的学习、生意，或是交际圈”[11]46。简言之，她在美国过着一种自顾自地中国式日子。然而，正所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当吴三桂企图让他们的儿子接受同化之时，宝琳开始了她的抗拒，“吴三桂的儿子第一次从妈妈那里遭到惩罚，是因为他企图跟随父亲的步伐，并讲外国人的话”[11]48。父亲吴三桂带宝琳的儿子去减掉了辫子，小家伙兴高采烈想让妈妈看看他的新改变，却不想被宝琳兜头泼了一盆冷水：“‘啊！’她大叫出声，‘我为你感到羞愧；为你感到羞愧！’”[11]50除此之外，吴三桂送儿子进美国学校的企图也遭到了宝琳的顽强抵抗，此事甚至传到了迪恩太太的耳里，“他们说吴三桂的妻子宣布了什么——她[宝琳]的儿子不应该进入美国学校，也不应该学习美国人的学问”[11]52。宝琳自叹势单力薄，到了最后，竟为了防止儿子被美国化，而犯下了杀子的恨事：“‘他获救了，’她笑着说，‘远离了新大陆的学问。’”[11]60

一个“为和求同”，一个“不和不同”，究竟谁的做法才是正确的？从故事的行文来看，无论是吴三桂还是宝琳都各有过错。吴三桂虽然对自己的美国化沾沾自喜，但在宝琳看来，他的一味求同，无异于是一种放弃个人及民族尊严，卑躬屈膝，甘愿屈从的表现。《重铸美国主流：同化及当代移民》一书的第一页就指出，“早先时代的同化概念如今受到了谴责，因为这一概念预期少数族群会不可避免地想要褪去他们自己的文化，仿佛这些文化是不再拥有活力的旧躯壳一般，并为他们自己披上央格鲁-美国文化的外套”[12]。不难看出，在吴三桂和宝琳所生活的那个排华趋势严重的时代之下，讲求同化就是等同于暗示了本国文化不如美国。在《新大陆的学问》这篇故事中，艾达·查尔顿显然是美国文化的代表，而宝琳则是中国文化的代表。宝琳最不甘心的莫过于在吴三桂的眼里，艾达竟然比她更为美好，“但是，啊！给一个将另一个女人看得高于一般女人作用的男人生孩子的羞辱——而且是一个其他种族的女人”[11]51。如果我们接受王勃(Bo Wang)的假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水仙花为了表达她的反歧视思想，会采用一些相应的策略，“东方主义在她的文本之中不过是掩人耳目的面纱”[1]251。那么，在这段文字中，最值得推敲的不是宝琳脑中重男轻女的陈腐思想，而是破折号后的那一句“其他种族的女人”。吴三桂甚至在宝琳面前为艾达辩护，“而她，啊！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她？她纯洁得像是水中的花儿——一朵百合！”[11]51换句话说，艾达是美国自由女神像的代表，而宝琳则是孕育了后代的女娲化身。在吴三桂的眼里，女娲竟然败给了自由女神，这是一种在身不由己的情况下，不同文化被分出高低劣败的屈辱。更有甚者，宝琳的邻居冼桃(Sien Tau)女士的儿子就娶了一个白人女性，其结果是“他的孩子们在街上遇到祖母却不认识”[11]48。有鉴于此，宝琳宁可痛下杀手，也不愿让屈服于美国文化之下的吴三桂把他们的儿子也推向臣服之路，更不愿让自己的儿子有一天会忘祖忘宗。

其实，《新大陆的学问》中最直接地彰显了同化中所蕴含的西方文化中心论性质的一句话，是对迪恩太太所从事事业的描述：“正如她(迪恩太太)对她侄女所说，他们(华人)的恳请和需求，是为了更亲密地接触西方人的学问”[11]52。“学问”两字直接点出了这篇故事的主旨所在。故事中的迪恩太太可以看作是美国传道士的化身，企图让他国的民众皈依美国。她全心全意致力于培养赴美的华人劳工。吴三桂就是经她培养出来的一个典范。面对宝琳的反叛，她觉得：“多么固执和褊狭！一想到就叫人痛心疾首！眼前就有一个因生活在美国而受益和获利的人，也急于想让他的孩子接受西方教育的好处——而他的妻子却用无知反对他、用无端的妒忌阻碍他”[11]52-53。不难看出，在迪恩太太眼里，西方文化是最上层的，而吴三桂则心甘情愿接受了这一点。吴三桂的“为和求同”不可取，而宝琳则在登上美国海岸的伊始就感受到了来自以艾达为代表的美国文化威胁，以至于一开始就不愿意和谐共处。她“不和不同”的做法过于偏激，酿下了平生恨事。

怎样才是最为正确而理想的做法？如何能够和谐相处却不沦为臣服？关于这一点，作者水仙花也暗暗给出了她的答案：和而不同。吴三桂希望彻底同化的路子是走不通的，这一点作者在文中向读者作出了暗示。迪恩太太虽然希望吴三桂美国化，却不希望他成为美国人，她曾说：“‘难道这不是我们教给这些中国小伙子——要变成美国人的吗？然而，他们却是中国人，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必须仍旧是中国人。’”[11]54美国人和美国化之间的含义天差地别。与“美国人”的概念不同，美国化是同化的代名词，“就目前来看，同化作为一个客观的概念并不存在，不如说它是许多‘美国化’观念的反映”[13]。成为美国人就意味着和白人平起平坐，而让吴三桂同化，则意味着吴三桂将永远敬仰美国文明。纳格尔(Joane Nagel)曾对“种族身份”问题做过解析，认为“种族身份是内外观点和变化过程的辩证进程之结果，同样也关乎个人的自我认同与他人的种族界定——即，你认为你的族性是什么相对于他人认为你的族性是什么”[14]。从这个观点来看，种族身份的认同是两方面的事情，吴三桂即使认同自己属于美国民族，迪恩太太等人也不会认同他。由此可见，吴三桂同化的努力是徒劳无功的。因为西方人并不会从骨子里认同他。另一方面，宝琳对白人的防备态度又有悖作为欧亚混血的水仙花希望中西方和睦共处的理念。吴三桂和宝琳的结合可以看作是“为和求同”与“不和不同”的中和。正如《新大陆的学问》中所记述的，只要宝琳再跟他反对一次，不让儿子去美国学校，“他[吴三桂]就不再坚持了”[11]59。故事的结尾，在宝琳喂儿子喝下了毒药之后，吴三桂的选择是瞒过一切，带她回国，他写了一封信给艾达·查尔顿，称“我在一次事故中失去了我的孩子。现在正带着妻子回中国，她的健康状况需要调理”[11]61。只要退一步便是海阔天空，结尾似乎暗示出了吴三桂的顿悟，他愈来愈意识到同化背后隐含的种族不平等观念，以及他永远都没法真正融入美国民族这一事实。他选择了带宝琳回国，而不是离弃她，回国意味着某种程度上的回归，既是尊严的回归，也是族性的回归。

三、“和而不同”的价值

“和而不同”有着深远的中国文化内涵。春秋时代最常用的两个术语，一个是“和”，一个是“同”。《国语·郑语》中，史伯在与郑恒公的对话中就对这两个字做过解释：“‘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15]304可见，“和”的意思在于使不同的东西之间相互协调，而且只有“和”才能带来发展。史伯用“和六律以聪耳”[15]304作为例子来加以说明单一的音律不能悦耳，并进一步提出，君王应该让天下九州的百姓“和乐如一”，和谐快乐如同一家人，这样，就达到了和谐的极致了，“夫如是，和之至也”[15]304。

水仙花“和而不同”的大同理念，打破了多元文化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对峙状态，对于推动世界朝着文化多样性和平共处的发展具有前沿意义。从一方面来看，“和而不同”是对文化多元的一种倡导。水仙花逝世于1914年，但文化多元主义(multiculturalism)直到1915年才浮现于公众的视野之中。这一概念由美国犹太学者霍拉斯·卡伦首次提出。在当今世界，多元文化主义无法被忽略，因为“它描述了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一个主要特征”[16]156。文化多元是对同质化的一种反叛，强调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认为不同文化的独特性都是值得尊重的。一言以蔽之，多元文化主义让他者成为瑰宝[16]165。查尔斯·泰勒在《承认的政治》中提出，他人的承认对个人的身份认同具有重要的意义，不承认其实就是一种压迫[17]。可见，“和而不同”的“和”字中所蕴含的多元文化并存的思想，是一种文化之间的相互承认，也是一种对压迫的消除。

另一方面，除了强调文化多元之外，“和而不同”中“不同”两字则是对文化独立性的强调。每种文化都是一个单一的个体，值得其他文明的尊重与借鉴。个人主义文化是美国文化的根基所在，美国浪漫主义时期的思想家们多多强调自助和自立的重要性，譬如先验主义领军人物爱默生。正是因为个人主义在美国十分风靡，所以常有一种观点怀疑“强烈的个人主义必然贬低集体性”[18]93。那么文化多元主义和个人主义是否能够和谐共处呢？美国社会中也存在着一股反个人主义的思潮。杰克·特纳(Jack Turner)就指出，美国的政治辩论中，个人主义对战胜美国的结构不公平——特别是种族歧视——方面显得尤为不友好[19]198。他通过分析托克维尔的《美国民主》提出，正是女人做了家务，才给了男人自由的时间[19] 202。美国的个人主义本身就是结构不公平的帮凶。正是在打压他者的基础上，白人男性才获得了所谓的自尊、自立与自由。可怕的是，男人们自己却不知情，因为他们头脑中充斥着个人主义的自我概念和社会解释，以至因此而不能明白他们的自由、独立和幸福在多大程度上依靠于女性的无私牺牲[19]203。那么强调个人主义的美国民族是否能够与其它民族和谐相处？汤姆森提出：“在美国的文化语境中，个人主义一直都是好的。然而当它‘过度’了的时候，它就变成了‘自私’，这就不好了”[18]84。由此可见，适度范围内的个人主义并不会演变成专断独行的单一文化霸权。

水仙花“和而不同”的独特之处在于她强调个体性(individuality)而非个人主义，强调多样性而非多元文化主义。主义两字包含着强烈的政治意味，通过去主义化，水仙花温和地强调了个体与集体，使得双方能够相互补充、和睦相处。从而将单一民族的独特发展与多民族的共同生存熔合到了一起，让美国这个号称为熔炉(the Melting Pot)的国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熔炉。

除此之外，“和而不同”还呼应着儒家的“仁”字思想。“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首先，韦政通提出：“作为人类基本特质的仁……是真正平等精神的肯定”[20]337，“和而不同”的大同理念提出的目的就是为了反歧视，所以这一点显然也是该理念所具备的。其次，韦政通又表示，仁是最高的善与自由[20]341-342。只有自由才能有善，而自由就是指宽容，胡适先生就曾写过一篇题为《容忍与自由》的文章，讲述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水仙花这个包容世界各个民族文化的“和而不同”是否具备善与自由呢？答案显然是有的。常士誾先生曾对“包容”两字下过定义，他认为“包容的本质讲的是不同的部分能够和平共处，相互接受，彼此承认，本身存在着两个重要的纬度：一是多元，另一是承认或宽容”[21]。可见，“和而不同”既然是对各个民族的包容，那么自然也是具备宽容，或者说自由的。除了平等与自由之外，韦政通认为“当儒家赋予人性以‘仁’的内容时，并不是为了给予人性一种抽象的定义，而是在揭示一项行动的原理”[20]348。简言之，“仁”不是用来观赏的，而是用来实践的。对于水仙花来说，“和而不同”也不是一种妄想，而是行动的方针。这一理念所内在包含的不是一种虚妄的空想，而是去实现美好社会的动力。水仙花自己就是身体力行的代表者，她作为一个欧亚混血，一个“世界一家人”的产儿，高声呼吁着：“我相信有一天，这世上的大部分人都会变成欧亚混血。我庆幸自己成了先驱。一个先驱应该在受罪中光耀”[11] 224。她不是空想者，她是行动者。

四、结语

大同理想呼应着美好的未来，在这一理想社会之中，不同文化之间不分高低劣下。《新大陆的学问》中提出了“和而不同”的大同社会理念，这一理念虽强调多民族文化之间的和睦却也赞赏各个民族文化的特色，竖起了反对同化的旗帜。“和而不同”是对多元文化和个体性的糅合，构建了一种既强调多元又强调个体的独特的大同理念并吸取了儒家的“仁”的思想，其价值可见一斑。

除了《国语·郑语》中有所涉及之外，“和而不同”四字还见于《论语·子路篇》：“‘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22]并且，在新时代语境之下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以“和而不同”为其核心的。这一命运共同体致力于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借鉴，不具备任何文化霸权的因素，与中国古代的大同理想一脉相承。可见，“和而不同”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是不同文明之间和平共处的一道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