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蕾 王冬青

[内容提要]加大金融资源向乡村振兴重点领域及薄弱环节的倾斜力度，增加农村金融供给，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有效的金融支持。本文以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为主要研究对象，借鉴国内外乡村振兴金融服务的先进经验，结合当前农村土权改革、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战略的现状,探究存在的问题和机遇，提出完善乡村振兴金融服务组织构架、加强涉农产品创新、拓宽获客渠道、健全涉农授信风险管控机制等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和具体建议。旨在推动金融改革创新与农村经济转型升级深度融合、更好地支持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党中央十八大提出重视“三农”问题，推出系列“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措施，以此推进新农村建设。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解决我国“三农”问题指明了方向。据有关统计，我国2015年以来，粮食生产能力逐步增长，农民收入获得较快提升，生态环境得到较大改善，农民生活质量提高，满足感得到提升。但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依然是突出矛盾，城乡差距大是社会主要矛盾的突出表现；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金融供给和保障环节有待完善。

2018年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主动适应农村实际、农业特点、农民需求，推动金融资源向乡村振兴战略倾斜”。五部委与2019年联合下发《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提出“加大金融资源向乡村振兴重点领域及薄弱环节的倾斜力度，增加农村金融供给”。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需要有效的金融支持，探讨研究具体的实践途径具有重要意义。

一、现阶段乡村振兴研究意义

(一)乡村振兴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要求

十六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我国进入了城市支持农村建设阶段，十八大后，农村发展成果显著，但城乡发展不均衡，城乡差距大成为社会主要矛盾。农业农村基础差、底子薄、发展滞后的状况尚未根本改变，加快农业农村发展，缩小城乡差距，使全社会分享发展成果更加紧迫。

(二)乡村振兴是历史进程的必然过程

乡村衰落在世界各国城市化过程中较为普遍。上世纪60年代以来，联合国即有关国际组织积极推动，使乡村振兴遍及全球。各国对乡村衰落认知度有较大差异。如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一些国家取得了成功，也有巴西、委内瑞拉等国的失败案例。

我国依旧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乡村振兴的道路依旧艰巨，借鉴世界各国的经验成为当务之急。

(三)乡村振兴是实现民族复兴的战略部署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基于中国基本国情和现阶段历史方位做出的重大判断，确立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现阶段主要矛盾，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

二、乡村振兴研究及经验借鉴

(一)国际经验介绍

美国是具有200多年农业历史的国家，通过立法保护农业权益，为乡村振兴提供法律保障，农业立法相对完善。[1]从19世纪开始，陆续开始了立法推动农业发展举措，出台及完善百余部相关法律法规，农业制度逐步得到改进和完善，通过立法确定促进农业发展，还建立完善了农村金融体系，以确保农业的世界领先地位。

二战后的日本经济几近崩溃、乡村衰败。上世纪50年代开始，日本政府开始制定法律保护农民。出台一系列法律法规，促进农业增收、增效。最瞩目的是《农业振兴法》提出“造村运动”[2]，通过产业化、乡村旅游等新型农业经营模式，实施乡村振兴，农业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城乡差距基本消失。日本政府先后颁布10多项法律，规范对乡村的扶持及保护，建立农村金融体系，通过立法确保农业资金的投入。

(二)乡村振兴及农村金融研究成果

面对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金融供给不足问题，诸多学者进行了多角度研究，主要集中在制度推进和金融体系完善。

贾建军等(2018)从客观角度提出建立可持续、竞争适度、风险可控的农村金融体系，以更好地支持“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3]。徐运红等(2019)提出乡村振兴的快速发展需要大量资金，建立健全适合普惠金融发展的农村金融创新与风险控制体系迫在眉睫[4]。郁李(2019)提出加强金融对乡村的支持力度，是央行对普惠金融发展的要求，运用信息技术提升金融科技服务，创新服务模式，成为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的趋势[5]。冯艳博(2019)指出金融理应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发挥杠杆作用和引领作用，提出合理配置金融资源，大力推进科技金融、绿色金融、信用金融、善治金融、普惠金融理念发展，助力乡村振兴[6]。江凤香等(2019)阐述了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土地资源盘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基于农村土地资源盘活受到的限制性因素，提出了深化农村土地改革、培育新型农业主体、促进农村产业一体化及涉农金融产品创新等措施，以改善乡村土地闲置现状[7]。

(三)经验启示

纵观历史发展，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都走过了城乡发展失衡、乡村从传统向现代演进的过程。乡村衰败是全球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乡村振兴也是实现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各国根据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经济结构等确定自己的乡村振兴路径，并未形成乡村振兴的统一模式。

从发展经验看，确保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可持续性的决定性因素有三个，一是制度设计，即乡村振兴立法；二是土地资源激活，即土权制度改革；三是资金投入，即金融服务；三个关键因素缺一不可。

1.农业立法是乡村振兴可持续性发展的法制保障。从美国、日本等国家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乡村振兴最重要经验之一就是完善、成熟的法律法规。相关法律法规对支持乡村振兴的目标、工具、行政机构、职责范围、预算等进行具体规定。政府行政机构行使职责须在法律法规授权的范围内，用法制保障乡村振兴的实施。与此同时，将乡村产业发展、金融支持等与法制结合、并有效匹配，以有效完善的制度保障支持乡村振兴，确保乡村振兴相关政策的系统性、高效性、可持续性。

2.地权改革是乡村振兴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举措和路径。激活土地要素是破解乡村发展的主要矛盾与突出问题的关键，是助推乡村振兴的源动力[8]。土地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源头，土地改革是推动乡村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措施。各项土地改革对土地权属进一步确权，完善推进有关法律出台实施，规范了土地流转形式、推进城乡产业融合、社会资源分配趋向合理、社会更加稳定，有利于乡村经济的平稳高效发展。

3.金融服务是乡村振兴可持续性发展的有力支撑。我国金融环境发展目前还不够完善，乡村整体金融市场的发展比城市地区更慢，还有较大差距。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完善货币政策、财政支持、差异化监管等保障政策，引导各金融机构积极服务乡村振兴，加大相关领域资金投入，更好满足多层次金融需求，乡村振兴的高效、可持续性发展依赖金融的有力支撑。金融精准服务是解决乡村振兴全方位融资需求的重要路径，同时乡村振兴也为整个金融体系创造了广阔的业务发展空间和机遇。

三、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概况

(一)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举措

1.构建农业农村法律体系。据有关统计，我国有各类涉农法律二十六部，国务院制定颁布了七十多部涉农法规，各地有一千多部地方性法规，完善的涉农法律体系为农业发展和乡村振兴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障。

乡村振兴是党的十九大重大决策，提出“强化乡村振兴的法治保障，充分发挥立法在乡村振兴中的推动作用。”国务院下发的《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明确了五年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框架，提出具体指标二十二项，部署重大工程、重大计划、重大行动共计八十二项。相关部门陆续制定配套规划及方案，各地也相继出台省级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和实施细则。一系列部署要求旨在健全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及政策体系，科学有序推进乡村振兴。

2.改革土地产权制度。土地是农村转型发展的关键要素，是实现产业兴旺目标的重要条件。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激活土地要素，有望成为破除前乡村发展困境、对接乡村振兴国家战略需求的突破口。

2014年中央1号文件《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完善土地承包经营的“三权”分置制度；明确提出要科学界定“三权”内涵、权利边界及相互关系，即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享有的农用地所有权、集体农民享有的农用地承包权、农地经营者享有的农用地经营权。

2019年1月1日生效实施的《农地承包法》将农民身份享有的农地承包权与农地经营权分置设立，保护农民承包经营权的同时，对非农民享有的农地经营权也给予农民一样的同等保护，引导非农经营者投资农业、经营农业。在“三权分置”改革措施引导下，各地农村都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地采取种种措施，推进农村土地产权改革，以引导农村经济发展。“农地归集体所有、归农户自主用益，农业实行规模化经营”经营体制的改变，深化新一轮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推动着农业经营模式的改革。

3.明确金融服务改革方向。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坚持农村金融改革发展的正确方向，健全适合乡村特点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推动农村金融机构回归本源，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更好满足乡村振兴多样化金融需求。”“要强化金融服务方式创新，提高金融服务乡村振兴能力和水平。”强调普惠金融重点要放在乡村。为切实提升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效率和水平，2019年1月五部委联合印发《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依据乡村振兴战略三个阶段性目标，明确了相应阶段内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目标。

(二)乡村振兴典型模式

1.河南乡村振兴“孟津模式”。2019年9月中国农民丰收节河南主会场活动在孟津县朝阳镇卫坡村举行。孟津县因地制宜，积极创新，走出了一条农业提质增效、农村繁荣发展、农民增收致富的新路子，成功探索出了“孟津模式”。基地采用“合作社+基地+农户+贫困户”的管理模式，先后帮助316户农户、176户贫困户走上致富路，带动5000多人创业、就业。

2.山东乡村振兴“寿光模式”。山东寿光是中国蔬菜之乡，寿光大棚蔬菜种植面积60万亩，年产量450万吨，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蔬菜之乡。蔬菜产业也帮助寿光农民实现了农业创富，2018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627元。回溯历史来看，蔬菜大棚技术之所以能迅速推广，主要有两大方面的原因：一是技术方面，选择“不搞专利”的开源开放路线；二是政府的大力扶持和引导。

3.浙江美丽乡村“安吉模式”。2008年浙江安吉率先提出“中国美丽乡村”建设，通过环境整治和美丽乡村创建，改善了社会经济面貌。安吉县美丽乡村建设的最大特点是，以打造美丽乡村为抓手，大力发展以农产品加工为主的第二产业和以休闲农业、乡村旅游为龙头的第三产业；以经营乡村的理念，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农民人均收入由5402元增加到15836元，年均增长12.69%。

4.黑龙江“智慧乡村”农村金融服务平台。建行黑龙江分行与省农业农村厅和哈尔滨工业大学合作，运用“农业大数据+金融科技”，共同探索普惠服务新模式——建设“智慧乡村”农村金融服务平台项目，完成农业农村部“金融科技在金融领域的创新应用”课题,破解农村“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问题，被列为农业农村部金融支农重点创新项目。

2019年在农业大数据支撑下，在获得土地确权数据的75个北大荒垦区农场和118个县(市、区)的地区，对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现累计投放资金100亿元，惠及40227户农户，1322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流转67万亩土地。

四、金融支持乡村振兴困境分析

(一)金融体系发展有待提升

长期以来农村金融发展明显滞后。在乡村产业振兴战略出台以后，各地都出现了大量的乡村振兴项目，融资总量需求巨大。国有银行和商业银行出于对盈利及市场需求的考虑，同时因各项业务流程层级较多、办理周期较长等特点，使其与需求急切的村镇资金需求不能有效匹配。在现有的投融资模式下，银行介入乡村产业振兴项目的难度较大。

现有的农村金融机构以农村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等为主，且网点设置不足，国有银行和全国性商业银行对村镇发展的参与有待提高。

(二)金融服务面临信息障碍

银行金融服务，特别是信贷服务，对信息依赖度较高，然而，乡村信贷信息不对称问题突出。随着信息化推进、金融科技化程度提升，信息不对称性程度在逐步好转，但是，在一个较长时期内，评价乡村经营主体信用的各种信息积累不足、乡村经营主体的区域分布离散状况难以改变。信息资源不足仍就是乡村振兴时代缓解较多新型经营主体“融资难、融资慢、融资贵”问题的拦路虎。

(三)农村金融风险分担保障机制发展滞后

国家积极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水域滩涂养殖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五权抵押贷款工作，这些金融创新工作的推广有利于农民放大资产效应、进一步提升盘活资金的水平，减少了金融机构在贷款过程中存在的不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对风险的对冲，缓解农民贷款难的问题，促进农村金融发展。

然而，五权抵押还处于初步发展和摸索阶段，缺少信用担保、物权交易等相关配套设施的建设，抵押变现困难，抵押评估标准不一，分散信贷风险压力的保险体系并不健全。农户、担保机构和金融机构三者之间规范的融资关系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四)农村土权改革推进不够充分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三项试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存在不少问题。试点县(33个)的改革推进不平衡；村级土地利用规划编制、宅基地确权登记颁证等基础工作不完善。三项改革试点样本分布不够均衡，土地征收制度改革试点相对不足，试点县(33个)实施的1275宗征地项目中，有918宗(占72%)集中在河北定州、上海松江、浙江义乌、福建晋江、山东禹城等5个试点地区。平衡国家、集体、农民之间收益的有效办法不足；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探索和实践刚刚起步。

五、支持乡村振兴发展金融服务推进措施建议

用金融手段支持乡村振兴战略，是国内外实践经验的必然选择，也是实践新金融的积极探索。

(一)完善乡村振兴服务组织架构

尽管目前各金融机构均在积极努力通过多种方式支持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但综合来看，涉农政策研究都相对偏弱。涉农政策的研究、产品研发、业务推广、考核激励等方面工作分散至各个职能部门，在组织架构上保障能力不足，工作职责不够清晰、联动效能不够敏锐、信息传递不够畅通。

尽早规划成立乡村振兴推进工作的专职部门，统筹协调内部的资源配置、产品研发、联动营销、协同推广等工作；并要建立与政府涉农部门的联系机制，加强与各级政府涉农机构的沟通联系，及时了解国家、当地涉农领域的方针政策，分析业务合作机会，布局涉农金融业务发展。

(二)加强涉农产品创新整合和完善

大多金融机构涉农个人服务领域知名度和认可度还有待提高，众多涉农产品缺乏统一设计整合，服务模式没有归类管理，缺少主打品牌引领，在乡村市场影响力不足。

土地制度改革不断激活了土地资源，不断丰富了涉农抵押品种，在创新推出了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贷款、农民住房抵押贷款、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抵押贷款，林权抵押贷款业务也在积极开展试点。尽管目前在积极努力通过多种的方式支持农村土地流转，但进展相对缓慢，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与不足。在土地经营权等农村土地产权抵押融资中，土地面积需达到一定的规模，相当大比例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难以达到银行准入标准和授信条件。进一步提升产品政策的服务针对性、改进完善细化产品具体操作规程，对支持农村土地流转的金融服务才能有突破性的进展。

(三)拓宽产品及获客渠道

转变营销思路，拓展营销模式，依托金融科技、依靠市场来获客拓客。加大企业智能撮合服务平台金融扶贫板块的推广应用，以平台融智撬动涉农综合服务，并积极探索拓展合理的中收来源，加快对公业务转型。加强网络供应链业务向涉农领域的延伸拓展，沿农业核心企业抓上下游，批量拓展客户和业务，有效服务产业链上的普惠客群。切实加强公私联动和一体化营销，依托涉农核心企业大力拓展其上下游小微企业及个人客户。

(四)健全涉农授信风控机制

积极防范涉农业务风险，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服务乡村振兴有效结合。关注涉农企业受极端气候、自然灾害及市场波动影响的情况，做好相关保险抵补、抵押担保等风险管理措施。密切关注农村承包土地确权登记、评估、流转机制的建立，以及土地征收、集体用地入市、集体产权制度等各项改革的进展，保证经营合法合规。加快涉农业务授信策略、风险防控政策的研究，形成系统的、完善的、具备针对当地乡村特点的风险控制机制，才能有效保证乡村振兴业务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