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秋英 涂可国

(山东师范大学 图书馆，山东 济南 250011；山东社会科学院 国际儒学研究与交流中心，山东 济南 250002)

早在2010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就提出要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进入新时代，党中央更加重视反对“三俗”，十九大报告论及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时，强调要“倡导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抵制低俗、庸俗、媚俗”(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3页。。2019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以下简称《新纲要》)，在讲到以优秀文艺作品陶冶道德情操时，提出要弘扬崇高的道德理想和道德追求，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并进一步重申要“倡导讲品味、讲格调、讲责任，抵制低俗、庸俗、媚俗”。这些文件在新的历史背景下，进一步明确了党中央和国务院抵制、整治“三俗文化”的坚定决心与行动方向。目前，抵制“三俗”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治理“三俗”也已成为全社会达成的共识。迄今为止，国内学界关于精英文化、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通俗文化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而有关“三俗文化”的探讨虽然业已取得一定的进展，但依然较为薄弱。(2)参见艾芸、杜美丽：《人们为何对“三俗”文化又爱又骂》，《人民论坛》2010年第21期；孙念超：《关于“三俗”文化现象的思考》，《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8期；范玉刚：《正视所谓“三俗”文化》，《传承》2012年第17期；张波、陈晓楠：《“三俗”文化泛滥的原因及媒体的责任》，《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李臻：《论“三俗”文化的理性反思》，2012年山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张九海：《当前十大“三俗文化”现象评析》，《编辑之友》2014年第9期等。为了扎实推进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提高文化治理现代化水平，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确保中国文化沿着先进、健康的正确轨道前进，有必要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切实按照《新纲要》抵制“三俗”的要求，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把握“三俗”和“三俗文化”的本质内涵、主要表现、社会危害和形成原因，并提出行之有效的治理举措。

一、同流合污：“三俗文化”的本质内涵

要准确把握“三俗”和“三俗文化”的本质内涵，就必须梳理清楚“俗”与“雅”这两个概念。为此，应当从纵向上分析中国经典文献中有关“俗”概念的义理结构，探讨自先秦以来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俗”和“俗文化”的基本内涵、主要特点和发展演变等层面的思想学说。

“俗”与“习”二者密切相关，许慎《说文解字》训解道：“俗，习也。”(3)[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许惟贤整理，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659页。段玉裁注解说：“俗谓土地所生习也。”(4)[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许惟贤整理，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659页。“俗”常常延伸指社会上长期形成的事物和现象，或是指习见的、大众化的、通行的、平凡的、普通的、一般的，相对于仙、佛、僧、道等凡世间的某种事物；或是用来形容令人讨厌的、趣味不高的东西，譬如俗气、俗物、鄙俗、粗俗以及低俗、庸俗、媚俗。“俗”是相对于“雅”而言的。“雅”原为楚鸟，后延伸被赋予正规的、标准的、规范的，美好的、高尚的和平素、素来等多种含义。“俗”与“雅”原本没有褒贬色彩，只有类别上的不同。从历史上看，“俗”指的是所谓落后地区，“雅”则指的是周王朝统治的核心地区，相当于今天所说的“文化中心地区”。

“雅”早期有“雅声”“雅言”和“雅乐”之说，被赋予正统、高贵、官方的意涵。《毛诗序》解释说：“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5)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72页。“雅”的内涵无疑极为丰富，除“雅正”外，它主要有“三雅”，即高雅的气质、风雅的意趣和典雅的风范。

在继承周代雅俗论基础上，孔子又有新的发展。一方面，他推崇周代的诗书礼乐，在诵读《诗》《书》和赞礼时，以当时陕西的标准语音为准：“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述而》)另一方面，他主张排斥庸俗而不雅的“郑声”，不仅强调要“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还表达了反对以邪夺正、以淫乱雅的文化价值取向：“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论语·阳货》)朱熹《诗集传》亦云：“雅者，正也，正乐之歌也。”(6)朱熹：《诗集传》，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99页。据此可以说，孔子倡导为政务必欣赏体现出曲调平和中正、节奏舒缓、尽美尽善、具有“雅乐”特点的“韶舞”之乐，而远离带有一定淫乱性质或偏离中正之道的“郑声”。再一方面，孔子提倡“尚雅”。面对礼崩乐坏的混乱局面，孔子致力于音乐的整理，使《诗经》中的《雅》与《颂》能够各得其所：“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

荀子继承《诗经》里大雅、小雅之别的理念，深刻揭示了“小雅”与“大雅”、“俗儒”与“雅儒”的区别(《荀子·儒效》)，且指明了遵循礼的途径才能达到“雅”：“由礼则雅，不由礼则夷固僻违，庸众而野。”(《荀子·修身》)他还称赞先王“制《雅》《颂》之声以道之”(《荀子·乐论》)，指出“听其《雅》《颂》之声，而志意得广”(《荀子·乐论》)，同时提出“君子安雅”(《荀子·荣辱》)的规范。可见，孔子和荀子所阐发的“雅言”“雅乐”“雅声”和“雅儒”，所倡导的“乐则《韶》《舞》”“由礼则雅”“制《雅》《颂》之声”和“君子安雅”等，体现的正是一种具有伦理属性的审美价值取向，它旨在对人进行道德教化，使人崇德向善。

就“俗”而言，尽管《论语》中没有“俗”的概念，但孔子用“野”加以代替。孔子讲：“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又评价说：“野哉，由也！”(《论语·子路》)这两段话中的“野”，表示粗野的意思。“俗”有时也指缺乏修养、品味不高等，譬如俗气、俗鄙、粗俗、俗不可耐等。与“俗”相联构成的词组有俗俚、俗吏、俗材、俗句、俗师、俗辈、俗笔、俗调、俗主、俗骨、俗夫、俗人、俗士、俗物、俗眼等。总起来看，先秦思想家对“俗”做了较为深刻的阐释，不仅创设了“国俗”“世俗”“遗俗”“流俗”“美俗”“恶俗”“淫侈之流俗”等概念范式，而且提出了“变今之俗”“移风易俗”和反对“同乎流俗，合乎污世”等变俗、反俗、抵俗要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俗”具有风俗、民俗和世俗三种重要的社会样态，它们与庸俗、低俗、媚俗往往呈现出极为复杂的交叉关系，需要仔细加以梳理和辨别。

汉代“独尊儒术”后，儒家推崇的“雅正”“崇雅抑俗”“追求正统”就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道德规范、审美标准和价值取向。譬如清代刘献廷的《广阳杂记》，就将《诗》《乐》《书》《春秋》《易》《礼》视为上层社会的“雅”文化，而把百姓的唱歌、看戏、看小说、听说书、信占卜、祀神鬼等看成下层社会的“俗”文化。

在现代社会，“俗”同样是一个具有双重语义的中性概念。当它作名词时，指习俗、风气，体现的是多数人普遍遵行的习惯生活方式。而当它作形容词表示性质、特征时，则是指凡庸。庸俗、低俗、媚俗均是一些贬义的负面概念，与高雅、风雅和典雅相对立。从本质上说，“庸俗”指人或事很一般、平庸，不怎么高尚或缺乏新意等；“低俗”指人或事较低级，思想行为粗野、举止不雅观、内容不健康，不入流、不正经、空洞乏味等；“媚俗”则是指刻意迎合某些低级趣味，过分迎合受众、取悦大众，追求哗众取宠。

“通俗”与“世俗”可谓一体两面，而与“高雅”相对应。“通俗”有两种意思：与世俗沟通和浅显易懂。与之相反，“高雅”意味着具备丰富人文内涵、深厚历史底蕴、典雅格调形式、崇高理想信念等特点，注重趣味性和思想性相结合的向上向善特质。宣扬颓废、沉溺于腐朽，展示色情、传播迷信、教唆犯罪，标榜末世情调、粗制滥造，以及空洞浮浅的感官体验、惊世矫情，这些都属于通俗的异化——庸俗、低俗、媚俗，而与高雅相对抗。当然，“通俗”与“高雅”并不是绝对对立的，有时也可以统一且能够转化。通俗并不等于庸俗、低俗、媚俗，有时大俗就是大雅，在“通俗”类别的文化产品中，可以有“大雅”出现，就像《诗经》包含着“风雅颂”一样。反过来，在一些所谓“阳春白雪”的文化类别中，也可能隐含着大量具有庸俗、低俗、媚俗特性的文化垃圾。如果故作高雅，反而恰恰是一种“恶俗”。可以说，“通俗”上升即为“高雅”，下降即为“三俗”，于是构成了“三俗”(庸俗、低俗、媚俗)→“通俗”→“三雅”(高雅、风雅、典雅)的层次有别的逻辑序列。

根据以上对庸俗、低俗、媚俗的理解，可以认为，所谓“三俗文化”，本质上是指满足人的低级趣味、病态审美需求、本能感性欲望的文化。如果说庸俗文化是指平庸粗俗的文化，低俗文化是指低级、粗俗、不文明的文化，那么媚俗文化则是指迎合世俗要求而同独立、自主、健康的文化需求背道而驰的文化。由于“三俗文化”比较容易与通俗性的大众文化相混淆，因而必须仔细加以甄别。一般说来，大众文化的创造者较为崇尚功利、享乐、实惠等观念，大众文化被创造出来主要是为了满足大众即时的功利性需要，满足受众个人化的欲求。(7)参见涂可国：《社会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9页。不可否认，大众文化具有双重性，既有积极健康的一面，也有消极腐朽的一面，在哈韩哈日文化、草根文化、山寨文化、网络文化、选秀热、流行文化、嘻哈、愤青主义、颓废主义、非主流等各种各样的大众文化现象中，无疑包裹着一些庸俗、低俗、媚俗的杂质。

二、假恶丑陋：“三俗文化”的表现、危害和形成原因

与高雅、风雅和典雅正相反的低俗、庸俗、媚俗，是伴随着人类文化的产生而产生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在美国社会存在着保罗·福塞尔所描述的虚假、粗陋、毫无智慧、没有才气、空洞而令人厌恶的恶俗现象，形成了以丑为美、以假为真、以浅簿为深刻、以愚昧为智慧的大众恶俗文化景观。(8)参见[美]保罗·福塞尔：《恶俗》，何纵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的推进、外来文化的冲击，以及整个社会的世俗化、大众化，我国社会逐渐滋生了《新纲要》所指出的“突破公序良俗底线”的现象，庸俗文化、低俗文化、媚俗文化死灰复燃，一度出现失控、失序的局面。即便后来进行了严厉的整治，“三俗”明显收敛，但仍然屡禁不止。

1.假恶丑陋：“三俗文化”的主要表现

在当代中国，“三俗文化”可谓花样翻新、形式众多，令人眼花缭乱。它发散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同时呈现出值得注意的多样性、时代性、大众性、媒介性和娱乐性等基本特点。“三俗文化”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依据不同标准可以分成不同类型。庸俗、低俗、媚俗存在细微的差别，因而可以分别对其各自的表现进行表述；但同时这三者又有许多共同之处，现实生活中常常融合在一起，很难严格区分开来，因此从操作层面上不妨加以综合考察，一些有识之士正是基于此对其表现形态进行了总结和概括。譬如张九海就把“三俗文化”归纳为十个方面，即“裸文化”“暴力文化”“偷文化”“鬼神文化”“泛娱乐文化”“不良语言文化”“炫文化、星文化、门文化”“洋文化”“假文化”和“丑文化、贱文化”。(9)参见张九海：《当前十大“三俗文化”现象评析》，《编辑之友》2014年第9期。综合各种观点，可以将“三俗文化”分为假丑文化、恶搞文化、暴露文化、迷信文化、粗鄙文化和色情文化六个方面。

2.玩物丧志：“三俗文化”的社会危害

新时代之所以要下决心整治“三俗文化”，就在于它们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一是扭曲主导价值观。“三俗文化”从不同方面对社会主义主流价值体系造成不良影响和冲击：诸多“炫富、拜金”“曝晒场”等，使一些人为了金钱、利益而放弃廉耻，助长了一些人“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倾向；正当的娱乐、休闲无可厚非，但是如果追求“娱乐至死”、过度娱乐、贪图享受，追求骄奢淫逸、高档消费，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就会造成极端的“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二是侵蚀合理道德观。“三俗文化”的泛滥会对合理的公共道德造成侵蚀：使整个道德判断体系失重、失衡，导致一些人善恶不分、美丑不分、好坏不分，甚至以丑为美；赤裸裸的淫秽色情和“虚拟婚姻”“包养文化”“一夜情”和“婚外恋”“伪娘”等盛行，传播了“感情杯水主义”，颠覆了讲究爱情、忠诚、责任的婚姻道德观；“相亲、造假、低俗”等大行其道，把庸俗当脱俗，流行低级趣味，突破了道德底线。三是冲击主流文化。“三俗文化”严重侵蚀高雅文化，严重威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健康发展：助长黄色文化、暴力文化、殖民文化等泛滥成灾；传播封建迷信文化、鬼神文化，冲击科学文化和理性精神；媚上欺下、称兄道弟、封官许愿，搞亲亲疏疏、团团伙伙，势必使义气代替良知、感情代替政策，破坏良好的政治文化生态。四是腐蚀人的精神。各种各样的“戏说”“恶搞”，使一些人躲避崇高、消解崇高；过分夸大社会阴暗面，宣扬斗狠、斗坏、斗权术，激起了人的恶性和阴暗心理，腐蚀人的灵魂；充斥报纸杂志、电影电视的暴力描写，强化了人的攻击本能、斗狠心理和暴力倾向，使人缺乏对生命的尊重，诱发暴力崇拜和暴力犯罪；“偷文化”“审丑文化”和“暴露文化”的滋生蔓延，迎合了大众的猎奇、刺激心理，满足了人的低级窥探欲望，从而使受众懈怠颓废、玩物丧志。五是毒化社会风气。“偷文化”“审丑文化”和“暴露文化”使本来为人所不齿的“偷”“丑”和“露”成为社会时尚，也使社会充斥着侵犯他人隐私的媚俗、庸俗、低俗内容。正如张九海所指出的，低级趣味、审丑倾向、消费主义盛行，严重影响了公共话语平台的洁净度、美誉度和公信力。(10)参见张九海：《当前十大“三俗文化”现象评析》，《编辑之友》2014年第9期。“菜鸟”“我想聊聊”“我靠”“苦逼”“屌丝”等网络语言的流传，必定污染语言环境，违背公序良俗，降低整个社会的审美情趣和格调品位。六是恶化媒体环境。一些新闻媒体只顾追求收视率和点击量，只顾吸引眼球和扩大知名度，丧失社会担当，失去社会责任感，恶炒、恶搞，刻意将“媚俗”“庸俗”和“低俗”文化现象放大并推到全社会公众面前，不能为公众特别是青少年提供一个健康的媒体环境，更不用说弘扬主旋律，发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主渠道作用。

3.娱乐至死：“三俗文化”的形成原因

“三俗文化”之所以滋生蔓延，之所以伤风败俗、使“风俗颓靡”(1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76页。，除了受到西方享乐主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消费主义等负面文化的影响，就国内来说，最根本的是由于感性需求非理性膨胀、功利价值被放大、主体性迷失、道德权威丧失和崇高观念崩解等。“三俗文化”的生成与蔓延同现代化、大众化、世俗化以及文化产业化密切相关，同当代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价值观念变化、道德发展状态、精神文化需求以及文化管理体制等密切相关。

当前中国社会中 “三俗文化”的产生与蔓延，既有主观原因，又有客观原因。就主观原因而言：一是不良心理需求。现实生活中，人们对媚俗文化、庸俗文化和低俗文化是又爱又恨。那么，为什么一些人对“三俗”趋之若鹜呢？其原因在于，“三俗文化”往往与通俗文化混杂在一起，难以鉴别；“三俗文化”一定程度上虽然不高雅、无艺术可言，却可以娱乐大众，消解人的压力，给人以感官刺激；“三俗文化”能够满足部分人的猎奇、猎艳、攻击、偷窥等本能需求，迎合心智不健全的人的刺激、享乐、放纵等心理，这些都为“三俗文化”提供了生长的温床。二是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由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处于初级阶段，还不够完善，尤其是受到市场经济的影响，一些人把追求商业利益最大化的市场经济原则不加区别地带到了文化生产、文化消费领域中来，企图以最少的付出获取最大的经济回报，满足于物质利益的最大化，一味追求票房价值，以快餐式的创作、耸人听闻的曝光、趣味低下甚至淫秽不堪的炒作吸引眼球。三是对“三俗文化”的危害认识不足。一些地方或部门出于狭隘的政绩观，认为“色情文化”“裸文化”“偷文化”“迷信文化”“泛娱乐文化”“炫文化”“假文化”等是“美俗”而不是“恶俗”，它们有益无害，因此缺乏自觉监管，甚至为“三俗文化”的泛滥大开方便之门，放任“三俗文化”蔓延。不少人认定“三俗文化”是社会世俗化、大众化、现代化的必然产物，况且它们适合大众趣味，能够愉悦身心，有助于排解心中的烦忧，对它们的取舍属于个人生活爱好和选择，因而不仅不排斥，有的还欣然接受。四是一些文化工作者缺乏社会良知和社会责任感。为了追求轰动效应、眼球经济和票房价值，一些媒体尤其是互联网中的节目、作品突破社会道德底线，一味迎合低级趣味，把媚俗、庸俗和低俗当通俗，贬低真、善、美。

就客观原因而言：一是市场经济不够完善、不够规范。由于转型改制的需要，一些文化艺术部门被推向市场，迫于市场压力和生计，主动投入媚俗、庸俗和低俗文化的怀抱。甚至连一些地方政府，也为了发展所谓的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难脱低俗之风，恶搞文化、游戏文化，制造各种噱头，有的还陷入媚俗、庸俗和低俗文化资源的竞争中。二是文化调节机制混乱、管理不到位。由于缺乏对文化市场的有效监管，没有形成良好的文化奖惩机制，监督乏力、制度缺位，“三俗文化”未能得到有效遏制。党的十八大以来，政府有关部门加大了对色情场所、网络空间、影视节目等的整治力度，使得“三俗文化”蔓延的势头得到了有效遏制。不过，在有些地方、有些城市，因监管投入不够、惩罚力度不强，导致“三俗文化”仍然存在许多死角和漏洞。三是文化发展相对滞后。文化产品供不应求，不能很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导致一些人饥不择食。主流文化缺乏明确的价值诉求和清晰的价值观，高雅文化未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导致“三俗文化”乘机而入。主流文化和高雅文化有的往往观念僵化、内容虚化、形式单一、价格虚高，存在权力化、内卷化的自残现象，显得有点“曲高和寡”，不易被普通大众接受；同时，部分主流文化和高雅文化缺乏现实关怀，不能适应民众高档化、多元化的文化消费发展趋势，故此难以与“三俗文化”形成有力竞争，无法摆脱被逐渐边缘化的命运。

三、崇雅抑俗：“三俗文化”的社会治理

新时代抵制和治理“三俗文化”是中国文化强国建设重大而紧迫的任务，是发展先进文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公民道德建设的题中之义。当今抵制和治理“三俗文化”，总体来说，需要挖掘和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雅正”“崇雅抑俗”“追求正统”“君子安雅”“由礼则雅”“移风易俗”和“使夷俗邪音不敢乱雅”等思想资源，需要防止人的感性本能欲望过度膨胀，需要重建人的道德主体性和道德权威。具体来说，必须强化价值体系整合，推动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建设，建构一种通俗文化与高雅文化相得益彰、协调发展的文化生态系统，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健康有益文化，为人民群众提供高雅、健康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培养人们高雅的追求、风雅的意趣和典雅的风范。

1.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三俗文化”之所以屡禁不止，就在于一些人在价值取向上出现了金钱至上、享乐至上、功利至上等问题，就在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不到位，缺乏积极健康价值观的引领和整合。为此，必须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引领作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与此同时，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用主流价值观教育全民，使之成为全社会的共识，用积极健康向上的价值观引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构筑抵御“三俗文化”的价值堤坝。公民个人也要努力培养追求真善美、抵制假恶丑的价值观，为认同接受健康的通俗文化和高雅文化、抵制“三俗文化”提供价值指向。

2.加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

“三俗文化”之所以有广泛的市场，从根本上说是一些人道德水平不高，缺乏道德追求，缺乏鉴别善恶、美丑、是非的观念和能力。某些相亲节目把庸俗当脱俗，让低级趣味泛滥流行，随意贬低“真善美”，突破了社会道德底线。要抵制和治理“三俗文化”，固然要对消费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等负面思想进行强力批判，但更重要的是注重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激励人们向上向善，提高公民的道德判断能力和基本道德素质，塑造高尚道德的“文化取向”和“文化趣味”。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广泛开展移风易俗行动，摒弃陈规陋习、倡导文明新风，倡导科学文明生活方式。充分发挥村规民约、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等作用，破除铺张浪费、薄养厚葬、人情攀比等不良习俗。提倡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抵制迷信和腐朽落后文化的侵蚀。每个公民也应致力于提高自身的审美情趣、能力和道德自律、道德判断水平，培育健康、崇高的思想品位。尤其要致力于强化政治道德和政治文化建设，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坚决纠正政治领域存在的低俗、庸俗和媚俗等不正之风，不断增强各级党政干部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自我廉洁的能力，努力防范“三俗文化”对中国政治领域的不良侵袭。

3.强化文化领域的监督与管理

加强对“三俗文化”的直接监管。对“三俗文化”的监管和惩罚作为重建中国文化生态的手段，虽然属于消极应对，是“堵”而不是“疏”，却是十分必要的。中国反对“三俗”、抵制“三俗”、治理“三俗”，应推动文化产品审查监督关口前移，加强对“三俗文化”的源头治理；积极提升公共话语平台的洁净度和美誉度，坚持以“雅”制“俗”、以“雅”克“俗”；借鉴美国应对“黄色新闻潮”的经验，促使媒体和民众主动抵制使人颓废、萎靡的消极性“三俗”文化产品。强化媒体监管，充分发挥舆论成风化人、敦风化俗的重要作用，对违反社会道德、背离公序良俗的言行和现象及时进行批评、驳斥，以激浊扬清、弘扬正气。新闻舆论是抵制“三俗文化”的第一道防线，也是最重要的一道防线。新闻工作者自身必须按照《新纲要》的要求，加强道德修养、强化道德自律，自觉履行社会责任，克制不当的利益冲动、拜金主义；而宣传主管部门必须督促媒体人培育良好的道德自律精神，引导媒体摒弃经济至上主义，注重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对制造和传播低俗文化、庸俗文化和媚俗文化的不法媒体坚决进行处罚和处理。在互联网时代抵制“三俗文化”，加强网络文化治理、营造良好网络道德环境是关键，必须从源头上使网络更干净，强化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清理网络欺诈、造谣、诽谤、谩骂、歧视、色情、低俗等内容，反对网络暴力行为，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4.积极发展健康有益的通俗文化和高雅文化

“三俗文化”之所以屡禁不止，某种意义上是因为适合民众需求的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发展不足，出现了结构性短缺——有些公益性文化产品和设施成了摆设(如一些地区的农家书屋)，而真正为人民群众急需的，用以拓展私人空间、释放大众心理需求的文化却较为缺乏，也是因为“三俗文化”与通俗文化鱼目混珠。因此，第一，要积极发展高雅文化和主流文化。引导广大文化生产者生产出内容新颖、形式活泼、寓教于乐的优秀作品，通过诉诸纯真的情感、伟大的精神、理想的追求、庄严的使命以及社会的责任等，教育感染人的思想情感和精神面貌，鼓舞和激励人们追求真、善、美的崇高境界，引导公众参与、融入到高雅文化中来，从而去占领文化市场和人们的精神生活私域空间。尤其是广大文艺工作者，更应该以高尚的道德感、强烈的使命感，创作、生产更多像《百家讲坛》《中国诗词大会》之类引人向上向善、雅俗共赏的文化产品。为此，要“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加强现实题材创作，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1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3页。。第二，要严格划清通俗文化与“三俗文化”之间的界限。为人们的文化选择提供正确的标准，既要防止在反“三俗”之风的同时妨碍大众文化与通俗文化的发展，又要防止通俗文化滑入低俗化、庸俗化和媚俗化深渊，像《新纲要》强调的那样“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抵制低俗、庸俗、媚俗，用健康向上的文艺作品温润心灵、启迪心智、引领风尚”。 第三，要坚持把旨在增长知识、提高修养、健康享受的高雅文化和为了消遣娱乐、放松心情的大众文化、通俗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大力发展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有益文化，并推动主流文化大众化，为人们提供满足不同层次文化需求、能够雅俗共赏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提倡“反俗”或“脱俗”，并不意味着排斥通俗文化、大众文化。恰恰相反，在防止文化过度产业化、娱乐化、世俗化、市场化，加大治理迎合低级庸俗不健康文化需求，调侃游戏人生、嘲笑正义、消解崇高的“三俗文化”的同时，为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进一步促进文化的产业化与市场化，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丰富群众性文化活动，以更好地满足人们文化享受、娱乐、情趣等方面的精神需求，吸引他们远离“三俗文化”。

5.建立完善与文化科学发展相配套的政策法规

当代中国文化出现低俗化、庸俗化和媚俗化的倾向，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文化领域法制建设落后，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政策不配套。未来治理“三俗文化”，一方面要坚决执行已经出台的关于文化产品、娱乐节目等的法律法规；另一方面要针对存在的一些漏洞、空白，加快有助于抵制“三俗文化”的文化立法，提高处罚标准，切实解决违法成本低的问题。流俗是消费时代大众文化不可避免的一种现象，个性化、多样化的文化消费已经成为主流。治理“三俗文化”，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引导大众合理进行文化消费。为此，要大力推进文化惠民工程，把扩大居民文化消费、提升文化消费水平作为重要抓手，针对不同文化消费群体，加快发展大众文化消费，开发中高端文化消费，培育特色文化消费，形成分众化的消费增长点；开拓新的文化消费领域，开发新的文化消费项目，引导居民注意高档文化消费，限制低俗、劣质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消费，促进文化消费结构换代升级；强化对文化消费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杠杆调控，在保证基本文化消费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发展文化消费，推行“文化消费补贴计划”和“国民文化消费卡工程”，对群众文化消费进行适当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