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 慧 范和生

(安徽大学 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安徽大学 创新发展战略研究院，安徽 合肥 230601)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传播范围之广、速率之快，无疑是对我国疫情防控机制科学预判与精准施策的严峻考验。当前新冠疫情已经成为侵害全球公共卫生系统的重大灾害事件。疫情全球化迅速蔓延的态势至今仍未退却，很大程度上源于疫情防控预警机制的脆弱性问题。以我国此次疫情相关数据为例，2020年1月10日，武汉市卫健委官方通报新型冠状病毒诊断病例仅为41例(1)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关于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情况通报》，2020年1月11日。；截至8月9日，全国累计确诊病例89270例(2)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截至8月9日24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最新情况》，2020年8月10日。。这场全国性重大疫情在初期的迅速蔓延，暴露出我国重特大疫情防控预警机制的社会脆弱性。继SARS病毒、H7N9病毒等疫情灾害之后，新冠肺炎疫情再次揭示了灾害对社会结构及其功能的巨大破坏力，疫情防控预警机制构建研究已然迫在眉睫。本文基于社会脆弱性视角，从疫情防控预警机制的脆弱性结构因素展开论述，以期优化我国现有的疫情防控预警机制。

一、相关研究回顾

(一)关于社会脆弱性意涵研究

灾害是一种植根于社会结构自身的社会现象，是致灾因子与社会的脆弱点相结合而引发的破坏性现象，导致与生存相关的社会需求、社会秩序以及社会功能急剧偏离正常轨道，损害了社会的基本功能。社会脆弱性(social vulnerability)是灾害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概念，立足社会结构的根源性脆弱因素，研究其与灾害的互构关系。传统的社会脆弱性研究多关注于自然灾害问题，20世纪末以来已拓展至生态环境、气候变化、城市与社区治理以及公共卫生等多个领域。

社会脆弱性主要是指社会系统存在的先天不稳定性和敏感性，如贫困、不平等、边缘化、社会剥夺和社会排斥等呈现的脆弱性状态(3)Cutter,S.L.,Boruff,B.J.,Shirley W.L.,“Social Vulnerability to Environmental Hazards”，Social Science Quarterly,vol.84(2003),p.242-261．。可见，灾害植根于社会、经济、文化结构中的脆弱性(4)大矢根淳、浦野正树、田中淳等：《灾害与社会》，蔡驎译，商务印书馆 2017年版，第47页。。因而，社会脆弱性凭借其特有的理论与方法，成为分析灾害与社会相互作用的机理与过程、作用的程度、应对灾害能力等基本视角和重要分析工具，通过对造成损失的潜在因素分析，可以预测某些人、群体或社会现象在灾害风险情境下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状况，以此来确认降低脆弱性的方法并强化相关社会群体对灾害的适应(5)周利敏：《社会脆弱性：灾害社会学研究的新范式》，《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二)关于灾害社会脆弱性的相关研究

基于社会脆弱性视角，学界聚焦于灾害潜在结构性脆弱因素的探讨，即灾害形成的缘由。明确灾害形成缘由有利于摸清灾害的规律，是预警和应对管理的主要方向和目标。瓦斯奈等认为社会脆弱性主要爆发点，是灾前社会已存在的脆弱性因素与灾害的碰撞。这些因素，如贫困、权力、资源等一般性因素，公共实施、教育、信息自由等动态压力因素，以及物理性生活场所或设施等危险生活状况等因素，一旦和地震、火山爆发、化学灾害等自然或人为灾害相结合，就必然引发灾害(6)Wisner B, Blaikie P M,Cannon T,et al.,At risk: natural hazards,people’s vulnerability and disasters.2nd ed.London:Routledge,2004,p.19-20.。佩林认为城市在自然灾害发生前就存在社会结构性脆弱状况。这种状态是从人类系统内部固有特质中衍生出来的。在灾害发生后，灾前的社会关系将被带进灾后的社会行动中，使得每个社会成员对灾难的承受能力有所差异(7)Pelling, M., The Vulnerability of Cities: Natural Disasters and Socialresilience，London: Earthscan, 2003,p.3-19..。安德森认为明确灾害背后引发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及制度的社会脆弱性因素，并通过因素来分析或评估一个地区、系统或人类群体等特定范围内既存或预期冲击或灾害的脆弱度，有利于找到降低脆弱性的方法来增强人们对环境变迁的适应(8)Anderson, M. B., "Vulnerability to Disaster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 General Framework for Assessing Vulnerability"，in M．Munasinghe and C．Clarke，(eds.)，Disaster Preven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comomic and Policy Issues，A Report from the Yokohama World Conference on Natural Reduction，World Bank，1995,p.41-51．。张明、谢家智基于自然灾害、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等自然科学领域的风险预警及风险管理手段的屡屡失准，认为经济、人口、组织、文化和科技五方面的脆弱性，是中国巨灾社会脆弱性的根本特征及驱动因素(9)张明、谢家智：《巨灾社会脆弱性动态特征及驱动因素考察》，《统计与决策》2017年第20期。。

可见，社会脆弱性是预测和分析灾害潜在结构性致灾因子的重要分析工具，相关研究厘清了灾害前期预测与防控工作的内容和依据，为探寻疫情防控预警机制的社会脆弱性及其优化提供了理论支撑。通过脆弱性分析，确定灾害的脆弱性决定因素，能够为政府与社会预防灾害发生、减轻灾情的预警机制构建提供针对性建议。但已有研究对象主要为自然灾害，且疫情不同于其他自然灾害，对社会结构及其功能危害巨大，其传播速率、影响范围和程度等风险的不可测性相对更高。因而，辨识疫情灾害风险的源头，建立行之有效的先期防控预警机制，会极大地降低疫情的大面积传播和爆发，减少后期的防控与应对难度，可以说是疫情防控的基础性工程。

二、社会脆弱性视角下疫情防控预警机制类型及特征

疫情防控预警机制构建首先要确定其预警类型及特征，找寻其潜在结构性脆弱因素，降低疫情风险。防控，顾名思义，预防和控制，即采取措施去除产生脆弱性的源头，控制、减少脆弱性影响范围和力度。预警是指在灾害发生之前，根据灾害特征，对可能引起风险的各种潜在脆弱性要素进行预测和部署，尽可能降低或减轻灾害损失的行为。在社会学中，机制是指协调事物各组成要素之间关系，以更好发挥整体功能的具体运作原理和方式。因而，疫情防控预警机制就是旨在减少或消除疫情防控的脆弱性风险，各部分和各环节相互协作与配合，提供相应解决的制度化、程序化的具体运作方法与措施。因此，疫情防控预警机制类型和特征也将从相关构成环节中去探寻。

(一)信息脆弱性

预警机制的首要环节是对疫情信息的收集和研判，只有在掌握精准预警信息基础上才能进行决策并部署后期防控工作。可见，有效预警信息的获取和分析在疫情防控管理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然而，当前我国公共危机防控的信息脆弱性表现在，信息化建设主要以危机事件发生之后的应急指挥决策、救援等内容为主，而对危机前期的预防和监控等内容重视不足(10)胡杨名、李涛：《大数据时代农村公共危机管理信息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科学管理研究》2016年第12期。。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前期信息预警意识缺失、信息披露滞后和公开程度低，极易导致疫情防控的预案规划和决策措施不当，造成后期严峻的防控形势。

一是预警意识缺失。面对突发性公共卫生危机，预警意识的强弱直接关乎防控决策的精准度和力度。一旦预警意识缺位，就会滋生主观态度的轻视，使得疫情防控工作前期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武汉对于此次疫情前期预警和指挥暴露出的疫情信息误导、物资紧缺、指挥失序等等问题，归根究底是疫情防控机制包括疫情防控预警机制的社会脆弱性问题。对信息研判和警惕并非技术手段的局限，而是缺乏对于疫情信息辨识的预警意识，导致疫情的迅速扩散。疫情信息预警意识的缺位，使得当地政府无法及时处理危机，遏制传染源头，陷入被动应对的尴尬局面。

二是信息披露滞后。传染类疾病的防控工作，需要在最短时间内详细地掌握和监测传染源、传染渠道和病理特征等信息，并及时、精准地向公众发布，以便增强公众的警觉和防范。而要做到这些，必须要有完善的防控预警机制，包括及时、准确、合法、权威的信息发布机制。新冠肺炎症状病例最初发现时，面对此种新型不明原因的病毒，武汉市卫健委多次强调病毒“有限人传人”“可防可控”。直到钟南山院士宣布新冠病毒具有人传人的危险，武汉市、湖北省乃至全国才进入病毒防控的战备状态。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在现有疫情防控预警机制不够完善情况下，一般地方政府可能会有以下考量：担心传染类疾病的信息披露，引发社会恐慌，不利于社会稳定；忧虑媒体公开后，上级政府的问责和地方形象的损害；认为疫情完全在可控范围内，不急于公布；消极等待上级政府的决策和指示等等。也就是说，在防控预警机制不够完善的条件下，疫情信息很难及时、精准发布。然而，无论是哪种原因，信息滞后会严重制约疫情防控应急机制的整体反应。

三是信息公开程度低。面对突发危机，信息公开能够保证政府在最短时间内有效调动社会资源，最小化政府和公共利益的损失(11)李德华：《我国政府危机管理中信息公开存在问题与对策》，《图书情报工作》2009年第4期。。相反，信息公开程度不够，极易滋生谣言，引发公众的胡乱猜测和恐慌，丧失危机控制的主动权。从武汉卫健委官方最初疫情通报来看，官方信息中对于疫情来源、危害程度以及预测走向等，都未能或难以进行科学、全面的公布和发布，甚至语调中还可以看出对信息本身的不确定性。有限信息的传播，使得公众无法获取真实、有效的信息，无法及时建立及时防护意识，易造成疫情大规模的爆发，给后期疫情防控工作带来巨大隐患。同时，疫情信息不透明，还会引发公众对疫情的误解和恐慌，极易造成疾病污名化，导致他者区别化对待患者。

(二)资源脆弱性

资源储备充足与否直接影响疫情防控的进程和效率。面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资源的物质储备和知识储备同等重要。此次新冠肺炎防控中，资源脆弱性主要表现在医用物资的紧缺，以及公众应急知识水平的局限两方面，这也一定程度暴露出我国突发重大危机事件中资源的应急储备问题。

一方面，从医疗救助物资来看，医用防护物资严重紧缺是干扰武汉以及湖北省绝大部分市区医疗救治的重要阻碍。疫情初期，武汉市、湖北省其他市区各大医院就开始陆续向社会发布物资求助，包括防护服、口罩、隔离衣、防护面罩等各类医疗物资。大量一线医护人员，通过不吃不喝连续工作的方式来节省防护服的更换。为了预防和救助城市灾害，民政部在北京、天津等18个城市设立了中央级救灾物资储备库(12)人民网：《中央在18城市设有救灾物资储备库点》，2014年7月22日。，但应急管理物资仍然存在数量不足、技术落后和低层次重复建设等问题(13)温志强：《公共危机管理资源配置机制的构建》，《经济管理》2011年第7期。。我国基础建设类型仍较为传统，如铁路、公路等，对于公共服务领域为代表，如医疗基础设施等新基础设施投资缺口严重。

另一方面，公众公共安全意识和知识缺乏，是导致此次疫情传播率高的诱发因素之一。一直以来，无论是在常态化建设还是应对突发事件中，经济建设和经济救援始终是政府的主要着力点，公众的日常危机教育较为忽视，疫情防护意识和能力严重缺乏。在武汉市卫健委通报了疫情的情况下，该市百步亭社区还是举办了“万家宴”。可见公众公共卫生安全意识的缺乏。因而，当突发事件来临时，公众心理承受力较弱，无法理性辨析各类谣言，缺乏自救和互助能力，不能有效地规避风险。疫情散播初期，各级政府未能注重疫情防护各类知识的传播和教育。随着疫情的迅猛爆发，公众极易产生恐慌、焦虑的心理，导致其产生非理性化的判断。比如，在此次疫情发展中，网络散播大量谣言，如喝酒、吃蒜能预防新冠病毒等等，一时间引起许多民众盲目跟风和效仿。

(三)组织脆弱性

组织是社会要素的组成与联系方式，是社会机制正常运行，以及应对突发危机的重要载体和保证。科学、有序的组织系统和管理体系，能够最大限度地减轻灾害风险。然而，在此次武汉抵御新冠肺炎防控的前期工作中，组织呈现出明显的脆弱性特征，即组织主体单一、组织权责含糊和组织能力欠缺等，一度阻滞了疫情防控的进程。

一是组织主体单一，资源供给有限。我国政府具有明显的全能型特征，掌握着应急资源绝对的控制权与分配权，习惯于包揽整个公共应急资源供给(14)杜军：《基于城市群公共危机的应急网络组织构建》，《现代城市研究》2017年第6期。。作为应对突发性重特大危机事件的核心主体，政府一旦无法有序引导社会力量的注入，就会诱发因主体参与不足而导致的应急效率低下。面对此次新冠肺炎的突发性和难以预见性，政府的有限资源无力应对，以致于大量前线医护工作者陷入医用物资短缺的危险境地。面对危境，湖北和武汉各大医院紧急自发地向社会求助物资。而在疫情暴发初期，仅武汉市红十字会就接收社会善款超13亿元以及大量医用物资(15)武汉市红十字会：《武汉市红十字会接收社会捐赠资金公示第28期-1》，2020年2月19日。。可见，社会主体蕴含大量资源，是疫情危机应对的重要主体之一，能够及时、有效地缓解应急物资的紧缺和不足。然而，从此次武汉市红十字会曝光的物资积压与前线医护物资告急的强烈反差中可以看出，我国对于社会支持的应急体系构建明显不足，缺乏成熟的管理和运作模式。

二是组织权责模糊，管理失序。疫情防控工作涉及多部门，以及街办、村组、社区、企业等多主体，要做到协同行动，必须要求各主体权责明确，精准指挥。其中，为患者提供及时和有效的治疗，是组织疫情防控的重要措施之一。然而，在疫情前期防控工作中，高风险地区出现了部分患者收治措施组织无序的问题。如武汉市某街道社区工作人员转运辖区内重症病人前往定点收治医院的过程中，就出现转运组织混乱的问题。大量重症病人被送到定点医院后无人对接，导致患者因长时间等待而情绪失控，影响恶劣。这样的事件虽是个例，却暴露出疫情防控预警机制不顺、沟通不畅、执行不到位的严重问题。

三是组织能力局限，专业水平不足。组织的专业化水平高低直接关乎疫情防控工作的效率。以此次疫情患者的排查手段为例，患者及其密切接触者的排查基本以传统的自我上报或调查摸排等方式为主，利用大数据进行危机预测的手段仍较为缺乏。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染率极高，可以通过呼吸道飞沫传播、接触传播和气溶胶传播，工作人员的组织排查工作存在巨大安全隐患。再探武汉红十字会物资分发不力的内因，虽有组织权责不清的因素，但面对庞大物资时组织分发的专业能力不足，亦是重要影响因素之一。上述这些都是组织脆弱性的表现。

(四)制度脆弱性

制度是规范和监督疫情防控工作的根本保障。突发重大疫情防控预警机制的制度脆弱性主要表现在：制度设计、制度执行与制度监督三个方面。第一，在制度设计方面，已有制度安排尚不完善。我国政府采取“立法滞后，预案先行”的方式，导致应急预案发布时，相应的预案管理法制建设尚未建立(16)张再生、孙雪松：《基层应急管理：现实绩效、制度困境与优化路径》，《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10期。，法规内容设置存在缺漏。以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法律责任部分为例，法规中对政府各层级和部门的法定职责做了详细规定，但关于民众个体在突发事件中的权利与义务的规定，并没有详细指出，以致于难以有效对各类突发事件及不同阶段的民众行为进行规范。疫情防控离不开每一位民众的积极配合。然而，在此次疫情防控工作中，出现民众瞒报疫情高发风险地行程史、拒绝佩戴口罩等行为，结果导致所有接触人员都要被隔离。这不仅浪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还严重威胁到其他民众生命安全。归根结底，民众的权利和义务的制度界定不清，导致民众对其行为的危害性认识不足。

第二，在制度执行方面，行政化强制手段明显。执行是制度落地生根的关键环节。在疫情暴发后，各级政府及时、有效地贯彻中央的防控部署和安排，疫情防控取得了很大成效。但在疫情防控工作的具体执行中，个别地方存在过度和粗暴执法的现象。如在预防病毒输入性的工作中，个别社区一律禁止外来租户进住，个别城市不允许外来车辆驶入等，造成人员或车辆无地可去。并且个别执法人员态度过于简单粗暴，对工作采取一刀切的做法，带有明显的行政化人治色彩。可见，制度执行的法治意识仍有待建设和提升，且防控措施执行时应提供相应的法律条款支撑。

第三，在制度监督方面，正式监督手段滞后于非正式监督手段。监督是勘定政策职责及执行力的重要环节。政府的法律、执法等责任，不能仅靠行政人员主观责任感的驱动，而是需要一个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加以保障。在此次疫情防控中，非正式的监督渠道，如微信、微博、论坛等自媒体平台成为此次疫情防控监督的重要渠道之一，倒逼了正式监督手段的推进。如武汉红十字会善款、物资的分发缺乏前期的监督，导致大量资源积压无法及时送至一线，被南方周末、央视新闻等多家媒体曝光后，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红十字会工作组赴湖北武汉，监督和指导湖北省红十字会、武汉红十字会的各项工作。

三、疫情防控预警机制的优化策略

识警防患，是疫情防控预警机制的重要价值。在疫情防控管理前期，根据疫情防控预警机制的社会脆弱性类型，需匹配与之相应对的预警机制，从而有效抑制或消除潜在风险。因而，针对疫情防控预警机制的社会脆弱性进行机制优化，成为疫情防控的出发点和着力点。

(一)优化信息监测机制

信息的准确分析和评估直接影响疫情预警决策的结果，以及后期防控管理的成效。信息预警意识薄弱是对信息的处理态度存在侥幸心理，而对信息披露不及时和公开程度低，容易对信息产生误判，从而无法正确指导防控工作的后期行动。针对上述预警机制的脆弱性指标，应构建“收集-研判-决策-行动”的信息预警机制。

首先，构建疫情信息动态监测系统，进行流行病学监测，对传染源、传染原因、预测爆发周期和爆发区域等，及时发现、分析、报告、公布疫情有关信息，预防和控制疾病的流行及更大范围的侵害。其次，要准确对信息进行研判，通过对疫情流行病学特征的判断，评估灾情级别，按照疫情性质、严重程度、可控性和影响范围预测分析结果，确立预警级别。再次，要科学、果断决策，制定预警方案。政府依据疫情影响程度，精准估算当前城市在医疗水平、物资供给、交通保障等方面的风险及抵御能力，以准确形成预警的行动内容。最后，根据预警方案展开疫情防控行动，迅速成立疫情防控应急指挥中心。同时向民众发布传染病预防信息，让其尽快了解病情的真实信息并做好相关防范。上述步骤需要快速联动和精准实施，每个环节都不能延误和误判，否则将会造成财产甚至生命安全的损失。

(二)优化应急储备机制

应急储备机制主要是针对资源脆弱性而建立的一套资源应急与储备的预警机制。资源的应急调动须与日常储备有机结合。解决资源脆弱性的根本在于，一方面，结合社会资源，构建“政府—社会”相互支持的应急资源储备库。优化应急物资结构，除政府的常备储物之外，应加大医用物资配比。结合企业资源，形成社会应急储备源，扩大储备物资来源。如为应对此次疫情，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水星家用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等，将原有生产线即时改造为防护物资生产线。企业的规模化经营，可以避免社会闲散捐赠出现的质量标准不一、来源分散不利于监管等弱点。因此，按照疫情物资的需求，国家应采取平战结合的方式，对相关企业进行战时转产准备，以有效应对战时物资短缺的相关问题。

另一方面，把微信、微博、公众号等多种自媒体手段，与电视、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体手段相结合，加强公众日常危机防护教育。疫情防控工作中，民众自救能力与心理素质的提高是突发事件应急管理过程中的关键环节(17)张永领：《城市突发公共安全事件人员相对脆弱性研究》，《灾害学》2010年第3期。。因此，疫情防控的预警不仅在政府层面，更应着眼于提高民众疫情的病理及防护预警意识与知识，提高实际预防能力。

(三)优化组织创新机制

组织是疫情防控预警机制的中枢环节。创新组织的参与主体、更新组织管理方式以及提升组织专业能力，能够应对组织脆弱性问题。一是构筑多层级、多部门、多主体协同参与的群防群控体系。疫情防控是一项系统化工程，需要各主体共同参与，建立疫情防控命运共同体。社会分工在现代异质化社会中表现显著，因而在灾害面前，各主体需更加紧密协作，合力抵御疫情。同时，积极寻求外力或国际支持。此次疫情防控中，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建立了16个省对口支援湖北的做法，全力支持湖北省患者救治工作。

二是创新组织方式，确保衔接通畅。突发性重大疫情防控工作，需要精准、高效的应急反应，以解决各种临时性与及时性的组织协调问题。首先，建立疫情防控统一指挥平台，确保疫情防控信息的精准通达。确立责任到事、责任到人的制度，保障突发事件的应急系统中各主体的相互联系和合作能够有序进行。其次，建立以问题为导向的疫情信息日汇总制度，客观、及时、专业地解读疫情防控任务的症结，明确解决和配合的部门，确保防疫工作的精准施策。最后，建立“行动-上报”的应急决策机制。面对突发性应急难题，职责部门有权采取先决策行动，后上报的工作方式，以便有效处理各类应急事件。如武汉市数天创建雷神山、火神山医院以解决患者收治难问题，正是各职责部门权责明确、以解决问题为导向快速行动的结果。

三是借助专业能力，提升组织效率。专业技术与专业组织的配合与运用，已成为现代组织管理的重要理念与方式之一。疫情防控可以凭借大数据预测和判断疫情流行的趋势和轨迹，为组织决策提供充分、客观的科学依据；通过云计算可以实现电子政务信息资源的及时共享，能够有效提升各系统之间协同联动的效率。与此同时，社会、企业等专业力量可以助推防疫工作进展。如心理辅导类机构可以加强民众的心理疏导，帮其排除恐慌和焦虑；物流企业可以实现物资的快速分发等。

(四)优化制度保障机制

制度作为疫情防控预警机制的屏障，是上述三种机制制度化、程序化运行的根本保证，是确保后续防控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支柱。其一，要加强疫情防控预案的法律法规建设，对疫情初期防控在信息、资源与组织等方面制定详细的标准，确保各项工作有法可依。在信息监测机制上，建立全国性或区域性的风险信息共享平台，设置潜在风险的信息预警制度，有效破除信息壁垒，迅速开展疫情防控相关研究。在资源应急储备机制上，要进行应急资源储备的标准化建设。如增加医用防护物资的品种，进行民众安全教育的常态化建设等。在组织创新机制上，要将组织主体地位的确立、组织方式和能力创新，通过制度化、法制化建设予以确立，确保各个环节都能精准衔接。

其二，优化制度执行方式，建立预警级别制度，明确执行的底线与空间。在信息监测机制上，对于造谣生事者绝不姑息，但对“谣言”也要仔细甄别，加强科学研判，以保证预警信息畅通。在资源应急储备机制上，强化应急资源储备的标准化建设，根据人口数量、城市规模、储备条件，建立差异化应急储备机制。要根据当地的自然禀赋和产业结构等，适时调整资源储备比例。在组织创新机制上，既要严格执法保障组织运行通畅，也要根据在地化情境进行适时调整。如对于疫情严重地区、较严重地区、较轻地区进行分级组织和管理，不宜实行一刀切的做法。

其三，建立健全疫情防控预警的监督制度。预警机制建设的根本推动力是监督。首先，建立疫情防控预警的综合管理和监督机构，赋予该机构临时决策和处罚权。我国目前尚缺乏统一的国家紧急事务管理机构，缺乏将公共危机的控制过程纳入政府的规划和日常管理中(18)邓旭峰：《公共危机多主体参与治理的结构与制度保障研究》，《社会主义研究》2011年第3期。。其次，构建疫情防控预警信息的评估考核机制。对于疫情防控预案设计、疫情各项信息等，及时通过专家、相关人员等对于预案与相关信息进行评估，并以制度化方式予以确立，以增强后期工作的有效性。再次，加强疫情防控预警机制的监督制度建设，强化对懒政、不作为等政府人员的问责和处罚力度。同时，应大力加强网络舆情和谣言监控，加大对散布谣言者的惩治力度。如建立谣言散布黑名单制度，减少社会恐慌等负面情绪，形成疫情防控的积极氛围，从而引导民众配合疫情防控措施。

四、结语和讨论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的巨大冲击暴露出我国疫情防控预警机制的社会脆弱性，信息、资源、组织与制度建构不足，降低了后期疫情防控的效率。建构疫情防控预警机制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随着此次疫情防控措施后期的调整和升级，笔者认为，疫情防控预警机制构建需要关注以下方面：一是信息预警要及时、精准，且应以最坏结果和最充分准备为指导。疫情防控是关乎民众生命安全和国家安全的重大事件，以最坏结果与最充分准备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会加大信息监测的力度和强度，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二是科学布点，统一筹资，既避免多头重复准备，也加大紧缺方的资源流入。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物资紧缺，一定程度上阻滞了疫情防控工作进程，但也应警惕后期过度投资投产带来的资源浪费。三是科学管控、统一规划。疫情预警机制的构建必须全国一盘棋，各部门必须严格遵守岗位职责，听从应急指挥中心的安排和调度，确保各层级、各部门按质按量完成任务。四是以制度建设为根本。制度化建设是防控预警机制确立的基础环节。完善制度建设，应以法治为根本，以执行为保障，以监督为动力，应对现有各地(包括武汉)疫情防控预警机制体制的创新做法进行总结提升，并使之制度化。疫情防控预警机制的成熟和完善，必能绝大程度上阻断其脆弱性源头，及早防范脆弱性风险，降低未来相似疫情的防控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