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希拉·林托特撰 庄 媛译 程相占校

(巴克内尔大学 哲学系，美国 宾夕法尼亚州刘易斯堡 17837)

在最近的哲学文献中，美学和生态学的关系备受人们关注。对二者关系进行研究有如下几个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或许是，审美趣味和审美偏好一开始就出人意料地可以产生显著的生态效应。它们之所以能产生这样的结果，部分是因为我们的审美趣味能够鼓励我们的行为，并且激励我们的情感。换言之，我们倾向于对那些我们判断在审美上令人愉悦的事物表现出更强的情感依恋，并希望用一种敬重的方式对待它们。此外，审美驱使下的情感和动机往往比实用价值——诸如经济或健康方面的价值——所支持的情感和动机更具影响力。正因如此，审美的力量可以成为环境伦理学家、科学家和活动家(下文简称为环保主义者)的一种极有价值的工具。然而，更令人不安的是，美学和生态学之间的关系值得我们去审视。不幸的是，占支配地位的审美趣味并不总是生态友好的。当代审美因素，经常与各种符合环境和生物的最佳生态利益的事物相冲突。或许有些出人意料的是，当生态学和美学发生冲突时，生态健康往往会为了满足审美需求而被牺牲掉。从生态危险与审美驱使的欲望方面，去解决这种冲突所产生的有害影响，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美学与生态学间令人困扰之关系的例证

人们支持环保事业的一个首要原因，通常是出于对美或其他审美因素的考虑。普通公民希望保护诸如山中瀑布、海洋海岸之类的风景名胜，诸如睡莲、玫瑰之类的开花植物，诸如狮子和考拉熊之类具有吸引力的动物，并且他们会花费时间和金钱朝着这样的目标努力。当然，认识到美学影响伦理学的这种现象，并不等于提倡以潜在的或实际的审美满足作为所有道德义务的基础。我们承认，审美因素在提高公众支持环保事业的可能性方面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但并不认为，所有与保护自然环境和生物相关的因素，都可以还原为审美价值(或这些实体可能具有人类所使用的其他工具价值)。这可能正如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所认为的那样：“当一件事倾向于维护生物群落的整体性、稳定性和美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1)Aldo Leopold, A Sand County Almanac，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66, p. 262.然而，即使利奥波德是正确的，保留审美价值也只是众多在道德上合乎情理的理由之一；这些理由主张我们用一种具有敬意的方式，去对待组成生物群落的各种实体及其所依赖的实体。然而，本文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讨论这一看法。相反，这篇文章的目的是进一步阐明我们对美学和生态学之间令人困扰之关系的认识，并让我们牢记一个非常实际的目标，即将美学和生态学进行联合。

出于审美上的考虑，一些环保事业极易得到公众的支持。如果其他条件不变，在努力促成如画风景和维护可爱动物健康的主旨下，凝聚具有不同利益需求的个体是相对容易的。例如，由于西方文化中占支配地位的审美趣味与人类生物学的偶然性(2)关于此类偶发事件，斯坦·戈德洛维奇认为，我们应该寻求一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美学。因为现在我们的审美趣味与我们生物学极限的偶发事件有关，故我们现有的审美趣味是武断的。他说：“如果我们是巨人，对我们来讲，粉碎一块岩石纪念碑，甚至是石头之月，都不会比推平一座奇怪的沙堡在审美上更具攻击性。” Stan Godlovitch, “Icebreakers: Environmentalism and Natural Aesthetics”, in Allen Carlson and Arnold Berleant (eds.), The Aesthetics of Natural Environments, Orchard Park, N.Y.: Broadview Press, 2004, p. 111.，相较于蝙蝠和蛇之类被公认为不具有审美吸引力的生物，环保主义者更容易获得公众对宽吻海豚和幼海豹的支持。但这种情况在生态学上是有问题的，因为通常不具有审美吸引力和审美特色的生物，却往往最具有生态价值。

在最近的一篇题为《得不到尊重的响尾蛇：难以喜爱的物种日益遭受威胁》(“Rattlesnakes Don’t Get No Respect: Hard-to-Love Species is Increasingly Threatened”)的文章中，凯斯林·麦克法登(Kathleen McFadden)报道了环保主义者约翰·希利(John Sealy)在北卡罗来纳州为拯救受到威胁的木纹响尾蛇种群所做的努力：

在详细谈论了他最喜爱的物种受到多重威胁之后，约翰·希利叹息道：“作为一名响尾蛇保护者，并不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人们对保护动植物有极大的兴趣。”希利指出，虽然他欣然承认，响尾蛇并未跻身于野生动物爱好者的十强名单，但希利说，这一现象与“蛇并不拥有哺乳动物棕色的大眼睛”这一现象有关。(3)Kathleen McFadden, “Rattlesnakes Don’t Get No Respect: Hard-to-Love Species is Increasingly Threatened”, in The Mountain Times, 1 July 2003.

显然，当环保主义者试图去保护那些公众认为具有审美愉悦性的地区和生物时，他们所面临的任务就要简单得多。此外，对具有审美吸引力的事物来说，获得公众的支持非常容易；但对于不具有审美吸引力的生物来说，则相对地很难获得相同的支持。史蒂文·杰伊·古尔德(Steven Jay Gould)从栖息地的角度探讨了这个基本问题，具体如下：

环保主义者面对这样一个政治现实，即那些柔软的、惹人喜爱的，并且具有吸引力的生物，可以为其栖息地赢得支持和资助；但那些黏糊糊的、肮脏的、丑陋的动物(具有潜在的巨大进化意义和实际价值)，却很难得到支持和资助。这一情况指向这样一个实际概念，即“保护伞物种”或“指示物种”——它替代了一种更大的、值得保护的生物实体。因此，为了挽救大熊猫(尽管具有美丽的外表，但的确是一种很无聊、很乖戾的动物)而筹集的资金，被用来拯救中国剩余的竹林以及大量没有政治影响力的濒危动物。北方斑点猫头鹰刚刚拯救了一些古老的雪松林、道格拉斯冷杉以及红杉林(和撒那！赞美上帝！)；而格雷厄姆山红松鼠可能拯救了一个罕见而且珍贵的栖息地，这个栖息地具有非凡的进化利益。(4)Steven Jay Gould, “The Golden Rule—A Proper Scale for our Environmental Crisis”, in Susan Armstrong and Richard G. Boltzer, eds., Environmental Ethics: Divergence and Convergence, 3rd ed. (New York: McGraw Hill, 1993), p. 290.

一种美观的“保护伞”物种是环保事业的典范。因此，环保主义者能够在受欢迎物种的保护伞下保护不受欢迎的物种。当然，对这种方法我们必须关注的是如下情况，即不受欢迎的物种需要我们的直接支持，并且，在对不受欢迎物种的支持与受欢迎物种的支持不相容时更要如此。我们发现，美学和生态学的紧张关系除了在保护濒危物种和受威胁地区时经常出现之外，这种紧张关系是由于我们自己的习惯和表面上善意的行为造成的。例如，我们非常关心水污染和空气污染问题。然而，在对完美草坪的追求过程中，个人会忽视或者低估由此所造成的水污染和空气污染问题的程度。这些郁郁葱葱、修剪整齐的篱笆让人想到了英国的花园。或者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更熟悉的是我们喜爱的高尔夫球场。令人不安的事实真相是，我们为这些草坪支付了相当大的生态成本。一个位于美国中西部名为“野人自然景观”(Wild Ones, Natural Landscapers)的环境保护组织，致力于传播关于替代性的、生态友好型草坪的信息，并要求我们考虑以下与美国草坪护理有关的统计数据：

根据目前的计算，环境保护局(EPA)估计，一台运作一小时的割草机所排放的污染量，相当于一辆行驶了约20英里的汽车所排放的污染量；30%—60%的城市淡水用于浇灌草坪(根据城市状况)；52.5亿美元用于美国草坪所需要的化石燃料和衍生肥料；6700万磅合成杀虫剂用于美国草坪；5.2亿加仑的汽油用于割草机；250亿美元用于草坪护理行业；7亿美元用于美国草坪所需的杀虫剂；住宅草坪种植面积为2000万英亩。(5)F. Herbert Bormann, Diana Balmori, and Gordon T. Geballe, Redesigning the American Law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reprinted in Wild Ones Handbook, http://www.epa.gov/ greenacres/wildones/.

将修剪草坪所用的化石燃料所造成的破坏与灌溉草坪所需的水量，以及用于修建杂乱草坪所用的农药、化肥、杀虫剂和除草剂所进一步造成的破坏相加，我们将面临真正的生态威胁。考虑到那些好心人为了照料和美化他们的草坪所造成的损害，玛西亚·米尔德·伊顿(Marcia Muelder Eaton)认识到了美学和生态学之间的关系，并讨论了草坪的养护问题，以及其他所谓的土地养护实例：

如果积极的审美反应导致对环保的关怀是事实，那么对我们来说，学习如何引发审美反应就非常重要了。但对我们来说，学习如何使用正确的养护方式也很重要。因为大量证据显示，许多人所理解的“爱护自然景观”行为是不可持续的：用小型汽油发动机割草，或用污染地下水的化学物质施肥。我们的目标是引发能够导向可持续关怀的审美反应。(6)Marcia Muelder Eaton,“Fact and Fiction in the Aesthetic Appreciation of Nature”, in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56,no.2(1998)，p.149.

这一认识支持了当下景观设计师们的运动，促进了对传统草坪生态的和文化的可持续替换，如苔藓地面覆盖或野花花园。然而，这一运动和他们的建议遭遇了很大的阻力。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阻力的来源大多数是建立在审美趣味基础上的。传统的草坪美学在截然不同的个体中仍然是一个永恒的理想，而这些个体在其他领域的审美趣味大相径庭。正如琼·艾弗森·纳索尔(Joan Iverson Nassauer)所解释的那样：“人们对前院外观的文化期待是如此一致，如此广为人知，并且与居民的性格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我们在巨大的社会危机下，才会违背这些期望。”(7)Joan Iverson Nassauer, “Cultural Sustainability: Aligning Aesthetics and Ecology”, in Joan Iverson Nassauer, ed., Placing Nature: Culture and Landscape Ecology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1997), p.71.尽管事实上对个人来说，替代草坪成本较低，生态成本也更低，但人们拒绝在自家的土地上使用它们。因为他们声称，修剪整齐的草坪比那些替代草坪更有吸引力。

我举这些例子说明，黏糊糊、脏兮兮的、丑陋不堪的生物的危险，以及人们所感知到的未修剪草坪的杂乱，以此作为证据，证明我们的审美趣味往往和自然环境、生物的最佳利益不相符。因此，尽管人们普遍认为审美问题不仅仅是实际生活中复杂严肃事务的多余添加物，但这些例子有力地证明了美学问题实际上以其极为有害的方式影响了我们的生活。它们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后果，是因为我们的审美价值观不仅影响了我们如何判断，也影响了我们如何对待自然、人工制品，甚至我们自己身体的方式。简言之，我们试图塑造我们周围的世界，以使之与我们的审美理想相符。当我们在设计、创造和保护优美的环境时，往往会造成一系列或大或小的生态问题。此外，要明确指出的一点是，相较于那些我们认为没有审美吸引力的事物，人类似乎对那些具有审美吸引力的事物有着更深的依恋感。这种倾向意味着，我们通常会对那些具有审美情趣的事物投之以更大的敬意。因此，考虑到美学似乎具有相当大的力量去激发情感，并鼓励人们以特定的方式行动，因而创造广泛的、生态友好的审美趣味(eco-friendly aesthetic tastes)，显然是一个值得称赞的目标。

二、理解日常生活中的审美趣味：态度的一般性规则

事实证明，我们的审美感官具有相当大的现实意义，并且一种具有生态意识的美学(an ecologically informed aesthetic)主导着我们的日常生活，这符合自然环境的利益要求。因为这个拟议计划是要改变审美趣味在日常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所以我们必须诚实地看待这种审美趣味背后的意义，然后再开始我们的思考。让我们来研究审美趣味在日常美学中起作用的一些实例。

首先，让我们思考一个受到差别对待的狗选秀的例子。试想一下，我是这场狗选秀的唯一评委，而我的狗“山姆”是其中的一名参赛者。事实是，山姆会毫无疑问地赢得这场狗选秀。因为在这场狗选秀中，我全权负责选择优胜者。为什么？这并不是因为我是一个骗子或不诚实，而是说，我很可能会发自内心地认为，我的狗是这群狗中最英俊、最迷人的那只。

其次，新生儿可能在审美上面临极大的挑战。这是一个类似于我们在狗选秀的例子中看到的现象，我们可以将这一现象称之为对新生儿的审美欣赏。事实上，我们中的很多人都曾见过一两个婴儿，我们发现他们并不具有美感。(很多读者回想起《宋飞正传》中关于婴儿的有趣情节，正好说明了这一点。)说实话，新生儿可能很难看。然而，这些婴儿的母亲，意料之中地从她们的新生儿那红彤彤的、布满皱纹且肿胀的脸上发现了美。

最后一个例子，让我们来思考一下园艺。想象一下，一个园丁要投入很多时间和精力去培育一个特别的玫瑰丛，来使其度过脆弱期。如果这时她有机会看到这丛玫瑰中最小的一朵，和这个灌木丛中的花相比，或许它的颜色是苍白的，结构是脆弱的，但是她仍有可能认为它是花园中最美丽的花。

我无意讨论这些案例中是否涉及或者全然涉及一种错误的审美评价。在目前的讨论中，它们是不是审美错误的例子无关紧要。因此，正如我们所见，美学与生态学相关的观点是具有可预见性的。在某些情况下，对这些例子进行积极的审美判断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毕竟对人们的审美判断存在偏见，这一点儿也不奇怪。这种偏见是否说明我们不是诚实的评价者呢？并不见得。在上述三个案例中，每个人都可能会非常诚实地回答说，他完全相信自己判断的真实性。(当然，这并不是说，他的看法是正确的或是错误的。)

假如我们承认信念和态度会影响我们能否发现一些事物的审美吸引力，那么这个结果是可以预测的。上述例子中的审美判断，是通过其中欣赏者和被欣赏者的特殊关系实现的。狗的主人在意他们的狗，妈妈们在意她们的婴儿，园丁在意她们的花。当我们关心一个欣赏对象时，我们会对它感兴趣。这种兴趣促使我们去寻找欣赏对象所具有的审美价值，而不是去看这个审美对象是否具有审美价值。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关心并且因此对某人某物感兴趣，我们会假定他(它)们具有审美价值，并试图去找到他(它)们的审美价值。

这种一般规则也以相反的方式运作。如果一个人对事物产生的大多是消极感觉，或者一个事物在某种程度上使他感到不适，他可能会诚实地回答说，觉得这个事物不具有审美吸引力。例如，杂乱的草坪似乎让很多人不适，而且如果你声称蜘蛛、啮齿动物或蛇在审美上一点儿也不让人愉悦，那么大多数人会同意你的观点。因此，在很多人看来，消除杂乱的草坪、蜘蛛、老鼠和蛇，似乎是一项非常合理且有价值的努力。

这组例子特别有说服力，它告诉我们个人在其日常生活中进行审美评价的方式。之所以许多人很难对蜘蛛、啮齿动物和蛇这类动物产生感情和同情心，是因为它们缺乏审美吸引力。例如，有些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公众对老鼠缺乏感情，是因为公众在老鼠身上很难发现审美吸引力。相反，我认为情况并非如此。经过反思，一个人必须认识到，他没有理由说厨房里的老鼠至少在审美上具有吸引力。如果事实是，他一看到老鼠就被恐惧所支配，那么就不可能在审美欣赏方面对老鼠给予必要的关注。显然，如果一个人无法认识一个生物，那么他就不可能知道它是什么样的了。

虽然我们中的许多人不能将审美的大门向老鼠、蜘蛛或其他让我们逃跑的生物开放，但是，或许我们可以学着对它们进行审美欣赏。杰罗姆·斯托尔尼茨(Jerome Stolnitz)认为，我们对某物进行审美欣赏时的态度，与我们通常采取的“实际态度”是不同的。(8)Jerome Stolnitz, “The Aesthetic Attitude”, in George Dickie, Richard Sclafani and Ronald Roblin, eds., Aesthetics: A Critical Anthology, 2d e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9), pp. 334-341.根据斯托尔尼茨所言，“审美态度”不仅是无功利的，而且是富有同情心的。只要我们对客体的欣赏不受任何隐秘的目的(诸如认知兴趣和所有权)所支配时，它就是无功利的。斯托尔尼茨举了一个图书收藏家的例子：一本珍本书的经济利益，与他读这本书可能获得的审美享受是截然不同的。虽然二者都是人们喜爱它的原因，但是，阅读的审美享受是无功利的，而拥有它的经济利益所带来的满足感则是功利的。

此外，正如斯托尔尼茨所言，只要我们允许事物“以它自己的方式”向我们诉说，审美态度就是具有同情心的。(9)Jerome Stolnitz, “The Aesthetic Attitude”, in George Dickie, Richard Sclafani and Ronald Roblin, eds., Aesthetics: A Critical Anthology, 2d e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9), p.337.因此，对一件不具有具象现实主义特征的抽象艺术作品进行评判是有分歧的。也就是说，不能以一种恰当的“审美态度”去欣赏它。对一件艺术作品产生共鸣，就是允许作品本身独特的词汇和交流方式对我们产生影响，并且作品通过提供它特有的特征而向我们敞开。

虽然斯托尔尼茨对于审美欣赏和无功利概念的描述比其他人提供的论述更为准确，但他的“审美态度”概念并没有完全把握审美欣赏在实践中发生的方式。首先，我们明白，我们所知悉的东西会影响我们的感知。尽管斯托尔尼茨建议我们在欣赏过程中，排除有关审美关注对象的所有常识和背景信息，但这样做可能是不可行的。例如，在没有意识到阿道夫·希特勒残暴行为的情况下，是否有可能对阿道夫·希特勒的摄影肖像进行欣赏并对其进行评判呢？即使这可能，但可取吗？这种态度，我们愿意在一切审美欣赏的具体情况下都推荐吗？齐藤百合子认为，并非所有自然都具有肯定的审美价值。而且，从道德上来讲，给人们带来痛苦感受的自然现象是不恰当的。她解释道：“自然界中一些自然现象因其所具有的危害性，使我们不堪重负，并且使我们很难保持身体上和(或)概念上的距离，去倾听进而审美地欣赏它们的故事。而且，即使我们能够这样做，但我会质疑这样做在道德上的恰当性。”她质疑这样做是因为：“无论是否可取，是否明智，我们以人为本的道德情感，确实决定了我们不能从他人的痛苦中获得快乐(包括审美愉悦)，即使这种痛苦是由大自然造成的。”(10)Yuriko Saito, “The Aesthetics of Unscenic Nature”, in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56, no. 2 (1998) ，p.109.

其次，正如乔治·迪基(George Dickie)所说，斯托尔尼茨所揭示的并不是一种特殊的态度，而是揭示了密切、仔细关注的重要性。(11)George Dickie, “The Myth of the Aesthetic Attitude”, in 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1, no. 1 (1964), pp.56-66.一个只关注一本书经济价值的人，不会把这本书当作一件艺术品。他们关注的是他们的投资对象而不是那本书。迪基认为，我们不能根据行动者关注的动机来区分关注的方式。区分注意力的唯一方式是比较不同个体间注意力集中的程度。然而，一个人不会有不同的注意力，因为没有所谓的审美注意，也没有所谓的经济注意。正如一个人不能付出经济注意那样，也不能付出审美注意，尽管人们可以并且能够经常关注某事物的经济特征或审美特征。

我同意可能没有任何一种特殊的审美心理状态。我也同意，正如迪基所说的那样，审美态度是一种神话。然而很明显，一些态度或多或少地使我们愿意去发现一些具有审美吸引力的事物。而且我相信，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态度在审美(或任何其他类型的)欣赏中才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某些态度有利于审美欣赏，而也有些态度往往会妨碍审美欣赏。斯托尔尼茨指出，态度“组织并引导我们对世界的认识”(12)Jerome Stolnitz, “The Aesthetic Attitude”, in George Dickie, Richard Sclafani and Ronald Roblin, eds., Aesthetics: A Critical Anthology, 2d e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9), p. 335.，“让(我们)真对(一个)客体作出反应”(13)Jerome Stolnitz, “The Aesthetic Attitude”, in George Dickie, Richard Sclafani and Ronald Roblin, eds., Aesthetics: A Critical Anthology, 2d e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9), p. 337.。这个时候他是正确的。

斯托尔尼茨所谓的审美态度的第二个要素即“同情的关注”(sympathetic attention)，在这里是十分有益的。根据他的理论，为了发现客体的审美吸引力，“我们必须让自己接受这个客体，并‘设定’自己接受它可能提供给感知的任何东西”(14)George Dickie, “The Myth of the Aesthetic Attitude”, in 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1, no. 1 (1964), p. 337.。某种情绪和感知状态使这种开放性变得极其困难。斯托尔尼茨举了一个关于反英分子的例子——一个不喜欢或者害怕任何有关英国的人或事的人，不可能欣赏任何英式的东西。因为反英分子顶多只能从英式事物中“转移他(她)的注意力”，而最坏的情况是“试图摧毁”任何英式的东西。(15)George Dickie, “The Myth of the Aesthetic Attitude”, in 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1, no. 1 (1964), p. 335.虽然同情的开放性和积极审美之间关系的必然性可能并不令人信服，但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种同情的关注通常会提高发现一个客体具有审美吸引力的可能性。(16)我不愿接受必然性的说法，因为有些审美欣赏的例子似乎是瞬间发生的。例如，当一个人的注意力毫不费力地被引人注目的日落或一个美丽的人吸引时，等等。像这样的例子，似乎不需要鉴赏者有任何特别的态度或努力。然而，有可能存在这样一种态度，如果没有这种态度，影响就不会那么突然或强烈。

三、改变主流审美趣味：探索一些新选择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着手去改变主流的审美偏好呢？记住我们的目标是生态友好型美学(eco-friendly aesthetic)，据此，我们能够发现蜘蛛和沼泽的审美吸引力。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样几种选择：为了对抗严格修剪草坪的暴政，我们可能会逐渐地将审美上被低估但是在生态上可取的杂乱草坪，引入主流景观美化之中。正如致力于推广可替代草坪的景观设计师所建议的那样，我们可以运用熟悉的提示——如狭长花坛和篱笆——去做得更好。(17)这是景观设计师提出的一个建议，并得到许多哲学家的重视，例如，在2001年10月明尼阿波利斯举行的美国美学协会年会上，齐藤百合子提出了“美学对生态意识的功效”。久而久之，杂乱的草坪可能会成为草坪的标准，而修剪完美的草坪，将随之被看作过时的、缺乏想象力的、不自然的，并且因此被视为不具有审美吸引力的。

然而，虽然我曾经希望这种方式能够改变我们的习惯和实践方式，但是也怀疑这并不能在其他同样重要的情况下获得成功。因为许多必然发生的变化，都涉及人们感到奇怪并且令人困惑的实体，或者那些实体使人产生特定而强烈的恐惧感。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推动草坪更替工作中的挫折和恐惧阻碍了审美欣赏。

作为第二种选择，我们可以尝试一种无功利审美欣赏实践的文化灌输。说实话，如果在审美中唯一考虑的仅仅是审美的因素，如色彩、对比度和设计特征，那么我们的许多判断将是根本不同的。比如，人们将会发现响尾蛇至少和兔子一样具有吸引力。但是这种方法是站不住脚且不充分的。首先是因为，在很多重要的情况下，无功利性并不是一种实际的可能性。例如，认为一条响尾蛇可能会咬人，并且有些人因此而死，这会影响你对它的感知体验。其次，更重要的是，这是不充分的。因为它不一定具有审美愉悦性，即使判断是无功利的(无论这意味着什么)，但它也是生态学所建议保护的。例如，具柄葱芥很漂亮，但如果将其种植在错误的地区，它会杀死附近所有的本土植物。

第三种具有可能性的解决方法出现在“崇高”的范畴内。作为一种审美范畴，崇高包含了那些最初令人难以理解的东西。因此，崇高的愉悦感相比于美或如画的风景更为复杂。正如伊曼努尔·康德所解释的那样：“这是因为，崇高的情感具有某种与对象的评判结合着的内心激动作为其特征，不同于对美的鉴赏预设和维持着内心的静观。”(18)Immanuel Kant, Critique of Judgment, trans. Werner S. Pluhar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Co., 1987), p. 247. 译文参考：[德]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5页。在目前讨论的背景下，康德关于力学的崇高概念是最中肯的，他给出的例子包括：“险峻高悬的、仿佛威胁着人的山崖，天边高高汇聚挟带着闪电雷鸣的云层，火山以其毁灭一切的暴力，飓风连同它所抛下的废墟，无边无际的被激怒的海洋，一条巨大河流的一个高高的瀑布，诸如此类。”(19)Immanuel Kant, Critique of Judgment, trans. Werner S. Pluhar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Co., 1987), p. 261.译文参考：[德]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77页。埃德蒙·伯克关于崇高的概念在这里也适用：

凡是能够以某种方式激发我们的痛苦和危险观念的东西，也就是说，那些以某种表现令人恐惧的，或者那些与恐怖的事物相关的，又或者以类似恐怖的方式发挥作用的事物，都是崇高的来源；换言之，崇高来源于心灵所能感知到的最强烈情感。(20)Edmund Burke, A Philosophical E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Our Ideas of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 ed. James T. Boulton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7), p. 39. 译文参考：[英]埃德蒙·伯克：《关于我们崇高与美观念之根源的哲学探讨》，郭飞译，大象出版社2010年版，第36页。

由此看来，在康德和伯克的崇高理论中，恐惧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或许我们应该试着为我们所关注的这类客体获得审美上的认可，即与崇高相一致的丑陋、恐惧、怪诞与陌生等。毕竟，许多人会承认，崇高体验的力量是强烈的。

然而，对崇高的审美理想的追求，正如对无功利性的追求一样有着相似的缺陷。因为与美和如画不同的是，我们判断为崇高的事物并不是直接令人愉悦的。为了享受崇高，一个人不能真正地害怕所讨论的客体。正如康德所说：

谁恐惧着，他就根本不能对自然界的崇高作出判断，正如那被爱好和食欲所支配的人也不能判断美一样。(21)Immanuel Kant, Critique of Judgment, p. 261. 译文参考：[德]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76页。

伯克则这样论述了控制恐惧的重要性：

如果危险或者痛苦太过迫近我们，那它就不能给我们任何愉悦，而只是恐惧；但是如果保持一定的距离，再加上一些变化，它们或许就会令人愉悦，这正是我们日常生活所经历过的。(22)Edmund Burke, A Philosophical E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Our Ideas of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 p. 40. 译文参考：[英]埃德蒙·伯克：《关于我们崇高与美观念之根源的哲学探讨》，郭飞译，大象出版社2010年版，第36页。

伯克再次告诉我们：

从属于自保原则的激情，表现为痛苦和危险；当引起它们的原因直接作用于我们的时候，它们就是一种直接的痛苦；而当我们有着痛苦和危险的观念，但其实并未身处其中的时候……能够激发欣喜之情的，我称之为崇高。(23)Edmund Burke, A Philosophical E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Our Ideas of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 p. 51. 译文参考：[英]埃德蒙·伯克：《关于我们崇高与美观念之根源的哲学探讨》，郭飞译，大象出版社2010年版，第45页。

鼓励更多的人把崇高的乐趣作为一种协调审美趣味与生态需求的更为紧密的方式，这是一个有前途的建议。一旦更多的人能够对他们最初认为是丑陋的和怪诞的生物进行审美欣赏，并将其视为是崇高的，那么，我们就可能看到，人们对这些生物进行更加普遍的欣赏。然而，尽管这种方法是有前途的，但在我们所讨论的恐惧明显减少之前，那些被认为是令人恐惧的事物的崇高感将会被忽视，并且人们也不会对那些事物进行欣赏。

因为在进行审美欣赏之前，我们必须消除或至少减轻相关的恐惧，并认真地对其进行语境化，以使我们的审美趣味更为生态友好，所以，最好的途径就是将科学知识与改变审美趣味的努力结合起来。我们可以在西方文化中找到一些关于这种结合的先例。尤金·哈格列夫(Eugene Hargrove)在其《环境伦理学基础》(FoundationsofEnvironmentalEthics)一书中谈论了艺术家和自然科学家在整个现代时期的互动，并指出那些能够激励大多数人审美兴趣的东西，也可以激发自然科学家们的科学兴趣。事实上，考虑到博物科学，有证据表明科学和美学的关注点并不是完全分离的。哈格列夫认为，与物理科学的一些目的和动机不同，博物科学(如植物学、生物学和地质学)从一开始就具有内在的价值取向，并关注我们可能正确考虑的美学研究。

虽然早期的物理学家专门研究第一性的属性(可测量的和可量化的属性，如延展性、图形、运动和数量)，但是，博物科学家被迫根据其研究主题的性质，将他们的研究对象按第二性的属性进行分类(不可量化的特性，如颜色、气味、味道和声音)。正是这种对次要属性的关注，不仅使博物科学与物理学明显地分离，而且与诗歌、绘画和园艺产生了重要的联系。美学学科也同样以次要属性为基础。(24)Eugene C. Hargrove, Foundations of Environmental Ethics,Denton, Tex: Environmental Ethics Books, 1996, p. 78.

哈格列夫认为，科学趣味性也是一种审美范畴，并提供了相当多的证据，来表明艺术和科学之间存在着重要的相互作用。他举了一些园林工人、风景画家与自然科学家一起工作的例子，以及自然诗人对自然内部运作的精细观察，这些都是任何科学观察无法比拟的。我们可以在博物学的书籍中找到这种相互作用的依据，这些正式出版的博物学著作都试图最真实地呈现自然，这些图像是为了科学和审美的目的而创作的。此外，当代艺术家继续试图用最新的技术去捕捉大自然的美。例如，最近《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讨论了版画家约瑟夫·舍尔(Joseph Scheer)的作品。这篇文章的作者卡尔·齐默尔(Carl Zimmer)认为，约瑟夫·舍尔的作品可以理解为创造艺术的最新尝试，“而这与科学密不可分，不管科学是数字复制的最新发展，还是昆虫学深奥难懂的绝境。”(25)Carl Zimmer, “The Face of Nature Changes as Art and Science Evolve”, in New York Time, 23 November ，2004.舍尔收集飞蛾，并使用高分辨率的数字扫描仪和他开发的一种不会压碎它们的技术，对它们进行扫描。然后，他制作了一幅巨大而迷人的飞蛾图片。齐默尔形容舍尔的“飞蛾图”“在细节上让人沉醉。它们身上覆盖了一层像貂皮一样柔软的毛……它们的翅膀好像是由上百万块精细的油漆刷组装而成的”(26)Carl Zimmer, “The Face of Nature Changes as Art and Science Evolve”, in New York Time, 23 November ，2004.。无论人们是否喜欢舍尔创作的艺术作品，但很难否认这样一种说法，即捕捉自然的艺术尝试与科学尝试是重叠的。事实上，对自然的大多数兴趣似乎都被正确地认为是科学的和审美的。这种观点在古尔德(Gould)意味深长的话中得到了很好的回应：

普林尼的这句话(“大自然在最小的生物身上才能找到整体”)抓住了我对博物学着迷的真髓。在一种古老的模式化观念中(并不经常像神话宣称的那样)，博物学的文章局限于描述动物的独特性：海狸不可思议的行为，或者蜘蛛如何编织它柔软的网……每一种生物都在教导我们，它们的构成和行为体现的一般性信息，我们只有学会阅读才可得知。我很幸运可以接触进化论，这是所有科学领域中最令人兴奋的，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当我相当年轻的时候，我从没听说过进化论理论；然后我发现了它。从那时起，博物学的二元性——特征的丰富性和潜在解释的统一性——一直激励着我。首先，在目前的发展状况下，它充分稳固，能够让人感到满足，并给人提供自信心。但它还不够成熟，还不足以挖掘出神秘事物的宝藏。其次，它处于一个连续统一体的中间位置，从处理永恒的、定量的一般性科学，延伸到直接与历史奇点相关联的科学。第三，它触及了我们所有人的生活。因为我们怎么能对“我们从哪里来？这意味着什么？”此类系谱学的问题漠不关心呢？当然，还有那些有机体：从细菌到蓝鲸，存在超过100万种已被描述的物种。其中就有一大堆甲虫：每一种甲虫都有它自己的美，都有它自己的故事要讲。(27)Steven Jay Gould, The Panda’s Thumb (New York: W. W. Norton, 1980), pp.11-12 (emphasis added).

古尔德对进化论的描述，以及他个人对进化论的热爱，有力地说明了自然科学家对于审美关注和艺术关注是多么精通，尽管他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古尔德对进化论的赞扬，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是对美学事业的赞扬。当他告诉我们他对自然科学特别是进化论的迷恋时，我们发现了这种赞扬的证据。因为它侧重于特定生物丰富的特性和神秘之处，同时在这一多样性中寻求统一，这种统一就是各种富有魅力的生物的故事和博物学。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对人类生活的意义与影响，与莎士比亚的戏剧一样深刻。

四、科学认知主义探索的审美标准

我们认为，具有科学知识的审美欣赏者能够更好地欣赏我们的自然界，做出从完全冷漠到公然侵略等反应。在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之前，请允许我介绍一些术语。肯德尔·瓦尔顿(Kendall Walton)在其论文《艺术范畴》中，讨论了一件艺术品的审美属性是如何与其所属范畴的功能相关的。在瓦尔顿看来，艺术范畴的功能在于区分艺术品的知觉属性，而且根据瓦尔顿的观点，一件作品被恰当地归类于某一范畴，它本身就是一种功能，作品的那些非审美的知觉属性由此而被那个范畴区分为标准的、多变的、反标准的。(28)Kendall Walton, “Categories of Art”, Philosophical Review 79 (1970), pp. 334-367.。

以绘画中的抽象表现主义为例。抽象表现主义是一种与戈尔基(Gorky)、波洛克(Pollack)、德·库宁(de Kooning)和罗斯科(Rothko)等画家有关的艺术运动。在这些画家的作品中，我们发现的更多的是个人表达的证据，而不是细致入微的画法。以弗朗茨·克莱因(Franz Kline)的《黑色倒影》(Black Reflections)为例。这幅画是一幅可以被恰当地归类为抽象表现主义的作品。现在，根据瓦尔顿的观点，那些标准的属性就是那些倾向于属于这个范畴的客体所具有的属性。

通过对《黑色倒影》的粗略考察，可以揭示这件作品所表现出的所谓自由或手势笔触，这是此类风格绘画的特征。然而，克莱因选择的特定配色方案，虽然可能不是它的特点，但却是一种可变的属性。可变属性据说与属于该范畴的客体的成员不相干。

最后，如果一种属性属于一个特定范畴，而对此范畴内的客体不利，那么这种属性对这个范畴来说就是反标准的。例如，如果克莱因的作品是完全对称的，或者在数学上是精确的，那么相对于抽象表现主义这个范畴，这些将是作品的反标准的特征。

瓦尔顿提供了四个条件来帮助判定一件艺术作品属于哪一范畴。首先，该作品具有许多标准特征，并且相对地具有较少的反标准特征。第二，该作品在上述类别中表现出了最佳的审美效果。第三，作者期待这个作品能被放在那个范畴下感知。第四，该作品符合既定的艺术范畴。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那样，瓦尔顿的审美感知理论似乎局限于人工制品的世界，因为最后两个条件并不可以直接适用于自然。瓦尔顿对自然(非人工)世界的解释存在缺陷，他认为根据与艺术欣赏同样的模式去理解自然欣赏是不恰当的。

许多哲学家对瓦尔顿关于自然审美欣赏固定范畴模式的不适用性所表现出的相对含义表示不满。为了回应这种相对含义产生的结果，许多人反对瓦尔顿的观点。艾伦·卡尔森(Allen Carlson)提出了一种与瓦尔顿的艺术欣赏模式相似的自然欣赏模式。(29)Allen Carlson, Aesthetics and the Environment: The Appreciation of Nature, Art, and Architecture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esp. “Nature, Aesthetic Judgment, and Objectivity”, pp. 54-71.卡尔森利用瓦尔顿恰当艺术欣赏模式的一般结构来说明恰当的自然欣赏，他认为存在正确的自然范畴。自然实体的自然正确范畴是由自然科学提供的。卡尔森认为，科学为我们提供了艺术家和艺术世界在艺术语境下所提供的指导。此外，卡尔森还为一个名为“肯定美学”的论点辩护。根据这个论点，当自然及其局部被恰当地欣赏时，都具有肯定的审美价值。(30)Allen Carlson, Aesthetics and the Environment: The Appreciation of Nature, Art, and Architecture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esp. “Nature, Aesthetic Judgment, and Objectivity”, esp. “Nature and Positive Aesthetics”, pp. 72-101.从这一观点来看，科学纠正了我们迄今为止所考虑的令人困扰的审美问题。

让我们来看科学如何提供这种帮助的例子。以食肉植物为例(31)Glenn Parsons, “Nature Appreciation, Science, and Positive Aesthetics”, in British Journal of Aesthetics 42, no. 3 (2002)，pp.279-295.，当看到一株捕蝇草的时候，一个缺乏科学知识的人可能将其视为一个怪异的东西。它会被认为是怪异的，是因为它有颚，这是植物的反标准特征。但是，科学知识可以纠正这种观念，其方式是帮助我们将这种植物的颚状特征视为变量，从而帮助我们发现捕蝇草的美。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好吧，科学家们也许能够清楚地表达出植物和它们食肉性的范围。或许捕蝇草是这个范围内的一个极端，但是它仍在标准范围内。因此，尽管颚状器官是一个变量，但一些共同构成该器官特征的存在是该类植物的标准。乍一看，这似乎是一种奇怪的建议，但实际上却是相当合理的。让我们先来看看食肉植物的释义：“如果一种植物吸引、捕获并杀死动物的生命形式……(并)消化和吸收猎物的营养，那么它就是食肉植物。”(32)B. A. Meyers-Rice, Carnivorous Plant, FAQ v8.1 (2002), http://www.sarracenia.com/ faq.html.

最初，这个定义使捕蝇草听起来像是一种奇怪的植物。但单独来说，这些活动对植物来讲都不是很奇怪。我们可以把这些活动和使它们成为可能的特征置于一个连续体上：所有植物都通过它们的叶子和根吸取营养；有些植物，即开花植物，也吸引传粉者；兰花和睡莲“暂时诱捕昆虫传粉者，以确保花粉的传播”；而其他植物，如“恶魔之爪”则诱捕并杀死昆虫。事实上，最后一种植物——“恶魔之爪”——有时被称为亚肉食性植物。它和我们所认为的“成熟的食肉动物”之间的区别是它不消化猎物。国际食肉植物协会(The International Carnivorous Plant Society)对“食肉动物与其他植物之间的区别是什么”这一问题给出了以下答案(33)B. A. Meyers-Rice, Carnivorous Plant, FAQ v8.1 (2002), http://www.sarracenia.com/ faq.html.：

真的很少。食肉植物和其他植物一样，除了它们有一套能力，可以让植物成为食肉植物。其他植物有一些这样的工具，但不是全部。主要的工具是如下这些能力：吸引昆虫、捕捉它们、杀死它们、消化它们，从而吸收由此产生的营养物质。非食肉动物长有吸引甚至捕捉昆虫的花朵、杀死以它们为食的昆虫的有毒化合物、具有消化性能的分子，以及像根一样吸收营养物质的结构。食肉植物以一种有趣的方式将这些特征结合在一起。(34)B. A. Meyers-Rice, Carnivorous Plant, FAQ v8.1 (2002), http://www.sarracenia.com/ faq.html.

也就是说，如果食肉动物只是以一种有趣的方式将植物的共同特征结合起来，那么科学知识似乎可以纠正“捕蝇草是丑的”这种错误判断。一旦我们意识到捕蝇草与其他植物非常类似——无论是食肉性的还是亚食肉性的植物——并且其颚状的器官与其他植物相似的特征惊人地融合，我们发现食肉植物是迷人的、有趣的，或是与这两个词所表达的意思相似，但不是丑的。

显然，有比捕蝇草更难以理解的例子。捕蝇草是一种不熟悉的、看似奇怪的自然对象的例子。但是有一些我们觉得丑的对象，既不陌生也不奇怪。相反，许多难以理解的审美欣赏的情况之所以困难，是因为恐惧症潜藏在许多负面的审美判断背后——这些审美判断具有令人遗憾的生态影响。最难以获得公众支持的自然对象中，有一些人们认为可怕的生物，如啮齿动物、爬行动物和昆虫，这并非巧合。除非人们对这些实体的恐惧消减，否则，主流的审美鉴赏力不大可能会重视它们。

然而，上面提及的爬行动物、老鼠和蜘蛛，关于对它们共同的强烈而特殊的恐惧，这儿有个好消息——这些恐惧显然是荒谬的、言过其实的，或者只在特定的语境中才是合理的。因此，只要有可能，恐惧和支持恐惧的信念，对自然所做的那些潜在的否定的审美判断，都必须被如下那些东西所取代：它们完全或相对无害的知识，加之这些令人恐惧的生物的健康与其自然环境、与人类福祉之间关系的知识。简言之，我的解决方法是，让个人对自然环境保持正确的偏见，鼓励斯托尔尼茨式的对自然对象的“同情态度”。换句话说，我认为我们应该承认审美欣赏一直以来很少是客观的，尤其是在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因此，我们应该允许，甚至鼓励一种关于审美的偏见，以使我们的趣味更加生态友好。虽然我在这里所提及的是一种带有道德相关后果的审美偏见，但卡伦·沃伦(Karen Warren)对女权主义伦理的偏见性进行了如下讨论：

女权主义伦理并没有试图提供一个 “客观” 的观点，因为它假定当代文化中真的没有这样的观点。因此，它并不声称在 “价值中立” 或“客观”意义上是无偏见的。然而，它确实假定，作为一种集中被压迫者声音的伦理，无论它有什么偏见，都是一种“更好的”偏见，这是因为它比那些排除这些声音的偏见更具有包容性，因此更公正。(35)Karen Warren, “The Power and the Promise of Ecological Feminism”, in Environmental Ethics 12 (1990)，p.140.

我的论点是，确保我们自然审美体验的更好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教育的帮助。这种可能性强调了卡尔森科学认知主义背后的动机与我本人认可的自然欣赏的科学模式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卡尔森认为：

科学正是足以揭示对象为何物及有何特性之典范。这样，科学不只将自身表现为客观性真理之源，它也标记出一些选择性描述的主观性错误。因此，依据客观欣赏，这些错误的主观性选择就与审美欣赏无关。(36)Allen Carlson, “Appreciating Art and Appreciating Nature”, in Salim Kemal and Ivan Gaskell, Landscape, Natural Beauty and the Art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219.

然而，我并不认为科学能揭示客观的真理，而更表面的文化表现(如神话)，或更明显的主观表现(如情感)则不能发现真理。我只是说，科学的偏见是自然审美欣赏的一种有用工具，特别是当我们要为生态友好型美学开辟道路的时候。

最后，让我分享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关于一个共同体的审美趣味如何通过科学教育和一些审美干预而改变的。在这个案例中，转变得以实现的方式是通过教育来消除无根据的恐惧，理清审美欣赏的道路——这些辅之以熟悉的审美线索，使审美欣赏和由此产生的情感成为可实现的现实。

1980年，得克萨斯州奥斯汀的一座桥——国会大道大桥——被重建。(37)Bat 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 “The Bats at Congress Avenue Bridge”, From http:// www.batcon.org/discover/congress.html.重建包括在桥下增加裂隙。这些裂隙为蝙蝠的栖息提供了好去处。很快，数千只蝙蝠把新国会大道当成了它们的家。当地人的第一反应是齐心协力地摧毁蝙蝠的栖息地，但是，国际蝙蝠保护组织(Bat 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介入了。该组织告诉当地人关于蝙蝠的如下一些事实：(1)“蝙蝠是温和的且极为非凡的动物”；(2)“蝙蝠观察者如果不试图去招惹这些蝙蝠，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3)“夜间在桥下起飞的蝙蝠，能吃10000到30000磅的昆虫，包括农业害虫”。(38)Bat 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 “The Bats at Congress Avenue Bridge”, From http:// www.batcon.org/discover/congress.html.简言之，他们告诉当地人不必害怕蝙蝠，在这里养蝙蝠有利于花园种植。由于国际蝙蝠保护组织的努力，蝙蝠留了下来。现在这座大桥是100多万只蝙蝠的避暑胜地。此外，国际蝙蝠保护组织对当地人的教育和消除谬见的努力，产生了更加显著的效果。蝙蝠不仅可被接纳，而且它们现在成为审美欣赏的对象。游客和当地人带着毯子和野餐篮，享受着观看夜间蝙蝠飞行的乐趣。奥斯汀还根据景观设计师的建议，提供常见的审美元素，在夏季周末建立了“蝙蝠观察区”，并雇用了“蝙蝠讲解员”。像T. G. L. Friday这种当地餐厅甚至提供了晚餐座位，这是观赏蝙蝠的理想地点。

正如D. W. 耶尔登(D. W. Yalden)和P. A. 莫里斯(P. A. Morris)在他们对蝙蝠的深入研究中所指出的那样，蝙蝠值得我们保护的原因有很多，尤其是它们在科学上非常有趣。也许正因为如此，正如哈格列夫所说，蝙蝠同样在审美上令人感兴趣！

保护动物已经成为一个公共议题，但这些努力都是些危险的武断行为，因为动物保护集中关注那些对公众具有充足吸引力的动物。我们绝不能根据“可爱”或者“社会接受程度”这类反复无常的概念，去选择我们允许其生存的野生动植物。蝙蝠是最有趣的、最复杂的、最发达的动物之一……但在许多地方，它们需要紧急援助。它们面临衰退，甚至灭绝；面对着严峻的和终结性的威胁，我们的虚妄是微不足道的，我们的偏见是不道德的。(39)D.W. Yalden and P.A. Morris, The Lives of Bats (New York: Quadrangle/The New York Times Book Co., 1975), p. 193.

得克萨斯州奥斯汀的蝙蝠案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效仿的模式。人们通常会害怕蝙蝠，认为它们丑，刻意地避开它们，事实上甚至需要杀死它们。然而，我们从奥斯汀大蝙蝠的案例中发现的情况是，公众开始确信那些蝙蝠并不可怕。因此，奥斯汀人给出了一个对蝙蝠进行审美的机会。他们很快便了解到，那些曾经让人感到害怕的蝙蝠，实际上是相当具有审美乐趣的对象。

这一案例表明，一种鼓励用生态学提供知识的美学(an ecologically informed aesthetic)的可能方法，是以清晰而准确的方式消除恐惧。通过这一方式来让人们认识到，人们及其他一切事物的福祉，依赖于诸如黏糊糊的鼻涕虫和丑陋的虫子之类生物的福祉。这并不是为了将生态关注和审美关注分开，而是为了能够成功地为生态友好型美学的形成扫清道路。关于审美问题，至少与“审美因素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态意识”这一问题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对自然对象的意识和态度如何影响我们对它们的审美反应。

五、结语

尽管我对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依赖当前的审美趣味来实现生态友好的目标表示怀疑，但我所说的都不能驳斥生态友好型美学可以产生积极审美效果的说法。我并不想争辩说，一场美学革命可以纠正所有的生态学上的错误。美学革命应该是解决当前生态危机的一部分，但不能也不应该被期望成为解决当前生态危机的全部或者大部分方法。正如艾米莉·布雷迪(Emily Brady)解释道：

当审美体验能够支持道德的努力时，它提供了在众多立足点中的一个立足点，与自然的审美关联非功利地评价了自然，就是说并不是以自我兴趣以及自己的术语来评价的。一个可能的结果是，一个对于自然更紧密的介入，在那里我们加深和拓宽了对它的评价，但是这种联系是与自然奥秘、与它的“他者”相关的问题，那些关心自然环境的人们经常损害它。即使审美介入产生了同情的态度、道德约束，比如正义，但仍需要提供一种实践的伦理学所需要的坚固基础。(40)Emily Brady, “Aesthetics, Ethics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in Environment and the Arts: Perspectives on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ed. Arnold Berleant (Burlington, Vt.: Ashgate, 2002), p. 124. 参考[美]阿诺德·伯林特主编：《环境与艺术：环境美学的多维视角》，刘悦笛等译，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第150页。根据此译本补充原文缺少的语句与观点，从而使观点完整地表达出来。

我希望在这里强调的是，为了完成这个解决方案的美学部分，环保主义者可以通过消除对自然世界中事物的许多谬见和误解，从而使得个体更加生态友好。值得一提的是，还存在额外的困难。这些困难是由于自然界中存在着许多对人类生命构成真实威胁的事实。然而，这种威胁往往只在人类意外地、不恰当地干预其他生物的生命时才会出现。通过了解什么是危险的、什么是不危险的，以及在什么语境下危险是真实的，我们可以为审美欣赏扫清道路。此外，通过教育，我们可以从一种安全的角度出发，扫清通往自然崇高体验的道路——这种体验将危险的实体视为欣赏对象。

此外，使人们更加生态友好，并不意味着对生态友好型美学的追求是不必要的、多余的。因为审美吸引力可能是一种极为强大的力量，其潜力超过了科学教育。例如，让人们相信蝙蝠并不想在他们的头发上筑巢，并不会产生显著的效果。但这可能会驱散他们对蝙蝠的一些负面情绪，鼓励他们去发现蝙蝠的审美价值，可以创造对蝙蝠积极的、深情的依恋，进而产生去保护它们的欲望。利奥波德的观点是正确的，他说这是不可思议的，即“没有对土地的爱、尊重和钦佩，以及对土地价值的高度尊重，那么在哲学意义上，与土地的伦理关系就无法存在”(41)Leopold, A Sand County Almanac, p. 261.。对于这一重要的观点，我们可以为之增添一种同样重要的主张，即我们的审美欣赏也会因这种爱、尊重和赞赏的支持得到强化和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