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星

(内蒙古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100022；山东大学 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100)

儒学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儒学思想的核心要义与新时代治国理政思想关系问题备受关注，在以儒学为主的优秀传统文化复兴成为国家战略重要时期，对儒学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儒学思想在中国崛起、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建构中都将发挥重要作用。儒学思想历经先秦儒学、汉唐经学、宋明理学以及近代新儒家的发展，其主要特征体现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旨归的集体主义的基本诉求。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是以恢复西周礼制为旨归，以德治、仁政与伦理等问题为主要内容，崇尚的是仁义、礼乐、中庸、和为贵、忠恕之道等核心要义，所有这些无疑又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重要的理论支撑。在中国历史上，中华文明经久不衰的最根本的原因是有其共同的文化纽带，“而中华民族长期被维系，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在于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1)王学典：《把中国“中国化”——人文社会科学的近期走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63页。。先秦儒学的“四书”经典中蕴含了儒家“治平”思想的精髓，充分体现了儒学思想的核心要义与新时代治国理政思想的契合。

一、儒学以“大我”、群体利益为重群己观

儒学群己观的核心思想是以“大我”，群体利益为重，对新时期培养德才兼备的干部队伍，推进我国治国理政思想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儒家学说的“性善”“仁爱”和“礼制”观念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儒学思想从“仁”与“礼”的层面界定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属性。《荀子》中关于“群”的思想有诸多论述，譬如：“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荀子·劝学》)讲的就是“群”或者“群体”的重要性。作为“个体”的“人”按照品行、爱好形成固定的“群”，这里强调的是“群体”的作用。“离居不相待则穷，群而无分则”(《荀子·富国》)体现了儒家“个体”与“群体”“集体”之间的关系。儒学群己观具有一种协调“个体”与“群体”之利的趋向，在价值观方面“这种努力既体现了儒家关怀群体的传统，又通过群己关系与利益关系的联结而使群己的统一获得更为具体的内容”(2)杨国荣：《我的自觉与群体认同——明清之际儒家群己观的衍化》，《南京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

(一)“性善论”是儒学群己观的理论基础

“性善论”是《孟子》思想理论的核心，也是孟子行为哲学、教育哲学以及仁政学说的基础，同样连接着“性善论”的还有孟子所谓的“四端”说，又分别对应着仁、义、礼、智四个方面的内容。孟子的“四端”说不是高悬的价值，而是流布于人们的日用常行之中，“应该将孟子学看成一门活的生命学问”。(3)张少恩：《从经学到国学:近代以来孟子学诊释的学科演进与范式转型》，《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因此，孟子“四端”说具有应然的规定性，是孟子所谓的“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孟子·公孙丑上》)孟子认为人必须要存养本心、扩充善端，才能挽救人心的荒芜以及道心的陷溺。因此，孟子强调扩充“四端”的重要性：“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上》)孟子还谈到了存养善性的至上性：“故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孟子·告子》)因此，“个体”的“善”只有在“群体”中才能实现。儒学群己观通过集体主义的叙事方式表现出的“内省自觉、群体本位、追求礼教和追求和谐”(4)文贤庆：《儒家的伦理叙事》，《伦理学研究》2018年第5期。的对完美人格伦理精神的追求，对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二)“仁爱”思想是儒学群己观的践行

儒学思想的核心是“仁”，“仁者爱人”也突出了儒学群己观的践行，重在强调“仁是对他人的爱，突出了他者的重要性”(5)唐明贵：《试论罗汝芳对〈论语〉的易学解读》,《周易研究》2019年第4期。。对于“仁”的问题，不同的弟子问孔子，孔子的回答都不尽然相同。“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在这里孔子认为“仁”就是爱别人，这里涉及的是儒学思想中“个体”与他人，个人与“社群”的关系。不仅要对自己好，考虑到“个体”的利益，更重要的是要顾及别人，顾及“群体”中他人的利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讲的是孔子对“仁”的进一步的回答。因此，“儒家实际上认为个体和群体在最终的利益和价值上应当是合一的”(6)王正：《超越社群主义的群己观——先秦儒家道德哲学中的群己之辨及其现代意义》，《道德与文明》2015年第6期。。同时也表明先秦儒家思想对“群体”价值的作用，彰显了儒学“群己观”的现代价值。而“仁爱”思想又是儒学“群己观”的理论基础。

(三)“礼治”思想是儒学群己观的根本原则

儒家的“礼”的概念就是最应然的规定性，应该是规则、规定，是约定俗成的，是所有“个体”都应该遵循的制度。“克己复礼，天下归仁”(《论语·颜渊》)的“克己复礼”凸显了孔子对“仁”的实现所葆有的具体方法论原则，就是要克制自己欲求以达到“礼”的要求，是儒学群己关系的应该遵循的规定性。让儒学的群己观“既具有中国文化的整体性，又能体现个体独立性的‘东方式现代个体的审美憧憬’”(7)吴炫：《构建当代中国个体观的原创性路径》，《史学月刊》2012年第10期。。“仲弓问仁”篇中孔子直接点出了群己关系的症结，也是群己关系的出发点和归宿。即“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子张问仁”篇孔子对“仁”做了界定：“恭、宽、信、敏、惠。”(《论语·阳货》)孔子认为只要做到这五点就达到了不受侮辱，获得众人拥护，得到领导重用，进而通达成功的目的，这就是做到了“仁”。这涉及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的关系问题。孔子所谓的“仁”与“礼”是为人臣、为人君的最高境界，也体现了“礼治”的现代价值，“礼治无疑是传统儒学所坚守的核心之一”(8)马永康：《大同的“发明”康有为〈礼运注〉析论》，《中国哲学史》2019年第4期。，同时也是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时需要恪守的根本原则。

在“群体”与“个体”关系上，儒学价值理性凸显的是一种以“大我”“集体”与“国家”为本位的价值观。“在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上，儒家学说总体上表现出一种群体本位的价值观。”(9)韩毅：《儒家社群主义文化与“东亚经济模式”》，《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但是，儒家并不排斥“个体”价值，而是把“个体”价值过程归结为群体利益实现的过程。因此，儒学价值理性凸显的是一种“群己合一”“以群为重”的特征，儒学价值理性表现为“群体”价值的践行，同时强调个体价值、个体利益的考量并予以充分肯定的过程。“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滕文公上》)旨在表明老百姓需要有“恒产”，也凸显了儒学思想对个体性的尊重。“为仁由己，而由人乎”(《论语·颜渊》)“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也凸显儒学思想对个人价值以及个体人格尊严的认可。“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则又是孟子对个体性价值以及独立人格的尊重和褒扬，具体分析孟子思想产生的社会根源，“用历史唯物论来解析儒家思想特质”(10)张少恩：《郭沫若孟子学研究初探》，《中华文化论坛》2018年第12期。。因此，孔子强调“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孟子把“个体”的自我完善和“个体”与“他人”之间关系的充分肯定，充分阐释儒家“群己合一”“以群为重”的特点。

二、儒学以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并重的义利观

先秦儒学义利观认为义、利二者是以义取利、利不害义的辩证统一的关系。治理国家一方面要尽可能“抛弃、疏远小人，这也是不以利为利”(11)张兴：《经学视野下的〈大学〉学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37页。的做法，又要肯定贤能之臣合理的物质欲望，坚持“仁义”的正当性。从先秦时代的社会背景出发分析孟子思想产生的根源，二者就像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只有义利合一，社会才会和谐进步。儒学思想主张的“义以为上”“舍生取义”的核心要义确立了先秦儒家义利观的思辨框架，对后世儒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儒学价值理想所要照观的是处处为他人着想的舍己为人精神，是高尚的“仁、义、礼、智、信”，这里体现了儒学义利观的重要内涵。

(一)《大学》《中庸》体现的义利观

“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12)[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页。朱熹在这里讲的就是儒学利、欲、义三者的关系问题。“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礼记·中庸》)这里所要阐发的是修养身心就要做到诚实守信，这是儒学义利观的根本。不能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利而为所欲为。这里的不自欺，就是即便一个人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也要守住自己内心的澄明之境，这样就在内心的源头上封死了“轻义重利”的行为。关于儒学义理观问题，《中庸》篇也多有提及。“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13)[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1页。朱熹旨在论及君子应该兼顾别人的利益，时时处处坚持“中庸”原则，而小人则相反，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任性妄为，肆无忌惮。“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14)[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2页。这里重在对大舜不为“私利”所困的阐发，能立足于“民”的立场上，隐藏别人的坏处，宣扬人家的好处，采纳适合老百姓的“中庸”之道为普通民众谋福利。

(二)《论语》体现的儒学义利观

儒学义利观建基在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核心价值之上，“提出自己的思想观念，架构自己的理论体系”(15)唐明贵：《宋代〈论语〉诠释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页。。儒学义利观的内涵不仅体现在对“个体”利益的兼及，还要做到对“他人”利益的兼顾，这就是以“仁学”为出发点，体现在《论语》之中的儒学义利观。儒学“群体”主要体现在“爱人”的利他性上，这就是孔子所谓“仁者爱人”。诸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论语·宪问》)则旨在阐发在“财利”面前是否能够恪守“仁”的要求；在危难时刻，是否遵循儒学之大“义”而通达“舍身取义”之境；久处“困窘”之境能否一如颜回固守贫困而坚守自己攻读圣贤书的志向。“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讲的也是这个道理。“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论语·泰伯》)则强调“托六尺之孤”和“寄百里之命”的正当性，不为个人私利、“临大节”仍能坚守自己的原则。涉及儒学义利观的例子在《论语》中还有很多，诸如“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论语·里仁》)“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等等，都是重义轻利的典范，也是对儒学义理关系的深度阐发。因此，儒家义利观最核心的价值是“以义为上，以义制利以及注重天下公利的思想”(16)周林霞：《儒家义利观的合理内核及其现代意义》，《河南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而这一核心价值对后世读书人人格养成产生重要影响，也与新时代治国理政思想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

(三)《孟子》体现的义利观

“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孟子·公孙丑上》)旨在说明孟子反对滥杀无辜和不义的战争，从中折射出孟子对“义”和“利”的态度。如果做一件不义的事情而得“天下”之“大利”，对孟子来说“皆不为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孟子·尽心上》)讲的是对财物取舍的态度，而“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孟子·滕文公下》)阐发的是儒学义利观的基本内容。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但涉及公私，义利不可兼得的时候，甚至可以“舍生取义”，儒学义利观的践行，“有利于明白道义更珍贵”(17)杨浩文：《儒家伦理的公利主义及其现实意义》，《道德与文明》1997年第1期。。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所关照的不仅仅是“个体”的行为，最重要的是别人的利益、他人的感受、别人的理想，如此等等。儒学给予人类的终极关怀侧重于人文价值目标，其价值理性明显高于工具理性的特点。随着儒学的发展，在深度挖掘儒学在服务治国理政思想中的理论资源，让儒学在不断解决实际问题中具有回应现实问题以期发挥其工具理性的能力，而当代儒学的发展已经兼具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因此，儒学的发展在发挥价值理性优势的同时，积极吸收西方文化工具理性的部分，达到中西融合、中西会通的哲学境界，“或可为精准把握‘中国方案’出场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性提供有价值的认知图示”(18)张雄、朱璐、徐德忠：《历史的积极性质：“中国方案”出场的文化基因探析》，《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儒学义利观所倡导的义利辩证统一的关系对重塑社会主义新型“义利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践行新时代治国理政思想具有重要启迪和借鉴意义。

三、儒学以民为本、以仁政为本的民本观

儒学思想奉行的是以民为本，以仁政为本的民本观，这里凸显的“就是以民为本，不是以君为本”(19)陈来：《孔子、懦学与治国理政》(上)，《紫光阁》2012年第8期。。儒学民本观在《论语》中已初现雏形，在《孟子》中则形成了“民贵君轻”的著名命题，这就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在这里孟子把百姓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其次是国家，再次才是君主。这就是孟子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儒学民本思想，也是孟子对孔子“仁政”为本的儒学民本观的继承与发展。为政者需要在施政纲领中做到重民、利民、惠民；在社会风气方面，要求尊五美、摒四恶，重视民众教化的作用；在治国策略上，主张治国以礼、以达到使百姓知仁、懂礼、守礼的目的。

(一)重民、爱民、惠民的儒学民本观

“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一个施政者如果能够做到“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就是做到了仁德、贤能，那么就是贤德的执政者。孔子曾评论子产：“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能做到这些就是一个合格的施政者。因此，儒学民本观是孔子与孟子思想的重要内容，而“重民”“保民”思想又是其儒学思想的核心，“孟子对于孔子和子思民本思想的继承和传扬中，相当一部分内容是重民保民思想”(20)王保国：《孟子民本思想渊源考辨》，《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二)实行“仁政”的执政原则

儒家认为，为政者在行“仁政”的过程中要举贤任能。“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论语·雍也》当鲁国国君鲁哀公向孔子请教为政之道何以可行的时候，孔子对为政之道作了系统阐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孔子认为要“举直错诸枉”才能让百姓信服，否则就会得到相反的结果，这就意指要将“民意”作为选官的标准，孔子重视德化思想显然是众望所归。因此，“先秦儒家是以‘民本——仁政——德治’作为治国指导思想的”(21)杨鑫辉、彭彦琴：《孔子孟子的治国思想研究》，《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儒家民本观中民本、仁政、德治观念与新时代治国理政思想具有相互契合的基因。

(三)构筑德治为本的理想社会

儒家主张德治，反对刑罚，强调以己之行，感化众人也是儒家社群主义对民本思想的坚守，也是群己关系的扩展。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论语·为政》)孔子的回答也表明其一以贯之的基本立场：“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在这里孔子给季康子的忠告是要提高自己的道德修为，实行仁政，用当政者的躬行践履去影响教化民众。“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在这里如果能够做到“为政以德”就能使天下百姓心悦诚服，同时也涵泳了儒家“对自然和人类生命的钟爱和执着”(22)丛振：《敦煌游艺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4页。，达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的和谐之境，从而达到儒家思想对民本思想的肯定，只有得到民众的支持才能真正通达理性的大同社会。中国民族历经数千年的发展，作为本土文化的儒家与道家共同缔造了有别于西方的文化体系，这种文化“不仅滋养了中华民族的精神生命，也为这一文化圈中的其他民族提供了精神营养”(23)王南湜：《当代中国的哲学精神构建的前提反思》，《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10期。。而作为入世之学的儒学以极其强烈的国家观意识、注重集体性的特征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四、儒学以群为重、以国为本的国家观

作为“四书”之首的《大学》篇将道德修养和政治议论相结合，将人生哲学和政治哲学合而为一，充分体现了儒学思想“群体”与“个体”，“大家”与“小家”的关系，是儒学“入世”思想的全面体现，也凸显了儒学以国为本的国家观。因此，儒学“修齐治平”的价值指向更倾向于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以及对“群体”利益的服从，“儒家传统的‘修齐治平’可以获得新的内涵，成为‘个体’成长以及价值认同的重要载体”(24)孙向晨：《现代个体权利与儒家传统中的“个体”》，《文史哲》2017年第3期。。只有在符合集体、社会、国家的价值标准前提下，个人的自我价值才有意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说的都是这个道理。以儒家家国情怀开显的儒家文明是“一种优雅的王道文明，而不是蛮横的霸道文明”(25)高述群：《论儒家文明的历史地位与现代意义》，《文史哲》2012年第2期。。

儒家学说所提及的“群体”包括家、国、天下三大形式。“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礼记·大学》)，不管是从“天下”到“家”的演进，还是从“身修而后家齐”到“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礼记·大学》)的终极目的，都试图说明从“家”到“天下”的扩展，证明“个体”对“国家”的皈依。“身修”无疑具有中枢地位，但是其目的就是为“家”“国”“天下”三者服务，而在这三种群体形式之间，“天下”的概念无疑是最为重要的环节，在三者当中占据中心地位。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国家都是一个个的诸侯国，很多时候一个诸侯国只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县甚至一个镇，因此，这里的“天下”基本上相当于今天“世界”的概念。在涉及国家阐发上，《中庸》篇指出：“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礼记·中庸》)在这里“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主要指三者是统一的基本要素。“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统也。”(《礼记·中庸》)在儒家看来，家、国、天下三者不是平行的概念，它们之间有先后、主次之分，有内涵、外延之分，不能随意颠倒。家为国之本，国为家的保证，而“天下”则是“国家”概念的扩展。

儒学思想彰显的是以“群体”为本位、以“国家”为最终价值指向，突出的是群体利益、国家价值及社会价值的重要性；强调“个体”对“群体”、个人对于国家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感。儒家以“群体”为特质的集体主义，成为“社会主义的道德原则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标志”(26)陈冬：《集体主义的中西方思想渊源》，《理论月刊》2014年第5期。。作为“个体”的“小我”是“群体”中最重要的一员，这就要求“群体”中的“个体”都要对群体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这就是儒学思想一以贯之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这就是一个德行完善的个体，要“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如此才能做到“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孟子·滕文公下》)所有这些都充分体现孟子的理想追求，体现了儒家思想鲜明的群体本位，以国家为重的价值取向。儒学思想“固有的治国理政大传统，到了现代社会仍然有其顽强的生命力，经过几番调整、充实、改造、创新，完全可以和现代民主制度融会贯通，纳入人类现代政治文明的发展轨道之中”(27)王钧林、武卫华：《中华民族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与传统智慧——王钧林先生访谈录》，《孔子研究》2015年第3期。。

五、儒学核心价值与新时代治国理政思想的契合

通过对儒学价值指向问题的分析，可以窥见儒学“性善”“仁爱”“礼制”为本的群己观；价值理性高于工具理性的义利观；以民为本、以仁政为本的民本观以及以群为重、以国为本的国家观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而儒学思想的诸多核心要义又是儒家政治思想具有旺盛生命力的价值源泉。“治国理政、建立和谐的社会秩序，是中国传统思想中内容丰富、对后世影响深远的重要文化遗产。”(28)李承贵：《传统治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发掘其儒学群己观、义利观、民本观和国家观的优势资源对当今社会的治国理政具有重要意义。

(一)儒学思想对“现世”尊重与唯物世界观的契合

孔子对待鬼神采取回避的态度，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因此，孔子是不关心来世和彼岸的世界的。他认为“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因此，中国在严格意义上没有实质性的宗教。无论是本土的道教还是外来的佛教，都没有在中国人的内心当中建立起超越世俗的宗教信仰，中国没有西方基督神学那样具有唯一的、超验性的神的存在，人们内心中往往是无惧无畏的。儒家更重视“仁”“智”“勇”等核心价值，这就是“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但是这不等于说中国人就不守规矩，儒家也有“三畏”。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中国人的秩序感来源于约定俗成的“礼”的秩序的制约，主要受制于等级秩序的他律。在儒家思想当中，中国的传统社会主要依靠等级秩序来维持，中国原初的国家模式仍然没有改变，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国人思维模式的结果。

今天看来，我们不能通过有无宗教信仰来衡量民族的优劣，中东局势和西方国家的乱象更多的是因为宗教问题引发的，我们必须正视我们主流上没有宗教信仰的现实。“在一个无彼岸、无天堂的文明头上安‘彼岸’、‘天堂’，在一个无宗教的文明头上安‘宗教’”(29)张耀南：《中国儒学史》(近代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03页。肯定是行不通的。中华儒家文明最关键的元素是“无彼岸”“无天堂”，我们能做的就是如何把“此岸”建成“彼岸”，如何把“人间”变成“天堂”，未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只能沿着这条“无彼岸”“无天堂”的道路，而不是照搬照抄西方的道路。儒家积极入世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立足此岸的求真、求善、求美追求，本身就是对自身文化的一种信仰，一种“止于至善”的至高追求。

(二)儒学思想与社会主义公有制、民主集中制的契合

中国历史上的公有制起源于氏族公社时期，最成熟的形式应该是西周时期的井田制，公有制更多的是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出发点。没有生产资料就只能靠出卖劳动才能生存。而儒学思想则不同，儒学思想并不是不讲“个体”的私有财产，只是个人财产和国家利益相互冲突的时候，儒学思想坚持以国家利益为中心。当今社会，我们的社会制度仍然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国家统一对各方利益进行必要的调配、整合，几十年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无疑显示了我们国家制度的优越性。

中国文化是一种“合”的文化，“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合”(《论语·子路》) 。近代以来，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呈现出“中西文化交流等特征”(30)丛振：《敦煌游艺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66页。，儒学“合”的思想决定其发展的内在张力，也展示了儒学思想博大而宽广的胸怀。任何一种有价值的外来文化“一旦被选取、吸收、消化于中国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自然不再是异质的而是同质的”(31)王钧林：《儒学发展的五大趋势与三大愿景》，《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从古至今人们始终强调“天人合一”思想的重要性，人与人之间需要“和而不同”，讲的是在集中前提下的民主。这样的文化模式也是政治生活的延伸，政治上要求“大一统”以及思想文化上的统一性，国家机构的设置也必须符合“大一统”的要求。比如思想文化上除了春秋、战国的乱世以外，几乎都是一种文化独尊的局面，秦朝尊崇韩非子倡导的法家思想进而有了“焚书坑儒”的产生，汉武帝重用董仲舒，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致使儒家文化一统天下的千年盛世的局面。思想的集中有利于共同意识的国家的建立，其弊端导致中国文化丰富性的匮乏并影响中国文化向纵深方向发展的可能。由此而来的，是为了保证一统的中国长期的专制和维护国家“大一统”式的制度。因此，这样的制度对于反对派留下的空间相对比较有限，大大压缩了他们的生存空间。

(三)儒学“群己合一”“以群为重”思想与国家利益至上的契合

任何时代的自由都只有相对的自由，而没有绝对的自由。个体利益服从集体利益能充分保证大多数人的利益，儒家所倡导的“群体”以“集体”为重、以“国家”为重的思想范式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这里所讲的是儒学强调的“个体”对作为“群体”的国家的服从。国君和家臣听音乐、看舞蹈也需要讲求等级秩序，“八佾”的演奏标准也是有等级秩序之别，是不能僭越的。因此，儒家思想需要通过“个人”对“集体”的服从来维持，没有集体的制约，“八佾”的等级秩序就很难保证。儒家思想作为“个体”的社会成员要有“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集体主义观念，强调作为“个体”必须对集体利益、道义负责，这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顺序，这里起到中枢地位的是“修身”，而“修身”的原则就是儒家所强调的以“平天下”为旨归。四个环节缺一不可，只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而忽视集体的价值归依，个人修养就失去了方向。只讲求集体利益而无视个人的道德修养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但是也必须承认，儒家思想所谓的“群”只是存在于社会之中世俗的集体，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儒家要有一个取舍——那就是舍“小家”保“大家”。只有这样才能维护社群主义所谓的“群”的利益以及“群”的稳定性。但是儒家的问题在于，这里所讲的“集体”需要甄别，不能被所谓的“集体”所蒙蔽。“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论语·雍也》)在这里孔子要表达的是仁者虽然可以去干任何事，但不能使自己陷于不义之地，尤其在关乎道义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君子更不可以被欺骗、愚弄。因此，在“个人”服从“集体”的过程中需要规避被利用的风险，自我意识与批判意识是避免被欺骗的重要环节。

(四)儒家思想德法兼治主张与新时代“依法治国”的契合

“人之初，性本善”是三字经的开篇之文，也是儒家文化对于人性的基本预设，“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性善论”造成了中国社会注重德治的传统。“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也就是说“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关键要看我们有没有这个诚心，这需要对内心的修炼。孔子极力推崇“礼治”“法治”的倾向显而易见，既然人的本性是善的，那么其内心也一定充满着自律，并不需要外界的强力使然，需要我们慎思追远，时时观照内心、时时拂去遮蔽自我心灵的尘埃以唤醒沉睡的良知。国家需要做好道德教化、知识普及的工作，让社会处在一种良序状态中。

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思想发展过程中，社会处在治乱的交替状态，每一次社会发展的全盛时代都是法制和德治的完美结合。“能大有造于国家者，非仅恃英雄贤能自身之力，更赖有法以盾其后也。”(3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72页。国家的治理仅仅依靠德治很难达到社会良治的效果，德性只是修身的一种方式，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学习治国理政的经验也是修身最重要的环节，否则，很难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终极目的。孔子之所以要周游列国，是为了推行其仁政主张，孔子处在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因此，仅仅谈仁政很难达到各诸侯国所向往的富强的目的。因此，“人皆可成尧舜”只是美好的愿望而已，社会的发展更要讲求利益，这是不变的规律。《论语》有云：“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这里的“礼”已经上升到法律的层面，治民需要有完善的规章制度。

儒学是人治与法治的统一，更多的会导向人治的一面，“‘人治’是‘人而治’，‘法治’是‘依法而治’。”(33)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69页。梁启超认为儒家严格意义上是属于人治、法治两者兼有的调和论者。“盖儒家崇拜古圣人者，谓古圣人为能知自然法，能应用自然法以制人定法也。固儒家者非持简单肤浅的人治思想，而实合人治法治以调和者也。”(34)梁启超：《饮冰室合集·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72页。既然儒家是德治和人治的统一，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德治服从于人治，这也是古代社会把任贤选能放在突出重要地位的原因。但德治的缺陷是没有固定的标准，这就决定了政治的权宜性、可变性的特点，必然会导向人治的一面。因为纯粹的德治有其固有的局限性，只有强化法治，依法治国，才是当务之急。

六、结语

中国未来的发展需要在充分肯定本土化资源的基础上求生存，作为本土化的儒学思想对新时代治国理政思想提供了可资利用的资源，而儒学对社会的引领作用充分证明其历经劫难依然具有的旺盛生命力。特别是近代以来，西方思潮与儒学的融合，“使传统儒学汲取现当代西方思想以丰富自身内涵，提高应变能力”(35)徐庆文：《当代儒学发展的机遇及其限制》，《山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儒学要积极吸收其他先进思想与文化以实现中西文化的沟通与融合，才能实现自身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更好地与现实接轨，“必须找到一个涵摄不同文化、相互通约、可公度的普遍价值，作为比较、鉴别的准则和尺度、以及融合的基础”(36)江畅：《价值论与伦理学论丛》，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45页。。这就是儒学思想的内在张力与根本动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固然重要，但处在一个“群体”的世界之中，无限的自由必然导致大面积的灾难。而儒学思想的群己观、义利观、民本观、国家观的合力才是衡量一切的最终价值尺度，才是真、善、美的统一。儒学思想的发展具有立足于本土化资源，积极吸收西方有益的滋养来补益自身，才能有新的发展，需要“吸收包括西方哲学在内的新知识来改造传统儒学，以图重建儒家本位的文化系统”(37)景海峰：《儒家思想现代诠释的哲学化路径及其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儒学思想在以舍“小家”成全“大家”“国家”以及“天下”的群体性过程中，一定也会出现或多或少的问题，这就需要“大家”的国家和处于“小家”的个人齐头并进，携手前行。一方面要加强“个体”自身修养，另一方面需要国家推进制度建设、法治建设和民主建设，“需要人格完善与制度建设双向推进”(38)张春林：《以“自由”为价值导向，人格完善与制度建设双向推进——西方自由主义如何与中国传统文化沟通融合》，《社会科学论坛》2009年第11期。。因此，儒学思想所彰显的旺盛生命力，一定会有更大发展以及更加美好的未来，儒学观的核心价值与新时代治国理政思想的契合具有重要现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