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明星

罗瑞卿，四川南充人，受训于黄埔军校第六期，1929年6月参加朱毛红军（红四军），开始轰轰烈烈的军旅生涯。新中国成立之后，历任中央军委公安部部长、政务院公安部部长、公安军司令员兼政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常委、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国防工办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最多时身兼十三职，对人民解放军的全面建设贡献卓著，被称为“解放军的一位总管家”。1955年9月，人民解放军第一次评授军衔，他被授予大将军衔。《解放军报》是中央军委机关报，创刊于1956年1月1日。它是人民军队的宣传喉舌，也是部队建设的一扇窗口，还是部队官兵的指路明灯。对于这份报纸，罗瑞卿非常关注，十分注意发挥报纸的舆论导向作用，关心报社工作人员的成长进步，常常为他们排忧解难。

罗瑞卿（1906-1978）

一、“最重要的问题,是报纸领导人的思想要与中央、军委的思想一致”

1957年6月7日，毛泽东提出“政治家办报”的著名观点：“写文章尤其是社论，一定要从政治上总揽全局，紧密结合政治形势。这叫做政治家办报。”从1959年9月出任军委秘书长以来，罗瑞卿就一直强调“政治家办报”，对《解放军报》事事关心。

1960年12月24日，罗瑞卿主持军委办公会议专门讨论了《解放军报》的工作。在会上，他决定:“今后报社总编辑、副总编辑经常列席办公会议，每次都有一个人参加，军委常委会也可以参加（当然会上讨论一些机密问题或与报纸宣传无关的问题，不要向下传达)，使他们了解领导的意图。最重要的问题，是报纸领导人的思想要与中央、军委的思想一致。”他说：“要明确报纸是军委实施领导的主要工具之一。旗帜要鲜明，方向要正确……除了思想性、现实性外，还要研究编排形式、标题，要活泼……对别的大报也要研究，要比较，凡是别人的优点，适合我们的都要学，凡是别人的缺点，自己就避免。”

1961年8月下旬，罗瑞卿在《解放军报》9月份宣传要点上批示，指出宣传形式应该多样化:“报纸上除了要善于宣传党的方针和政策，还要经常出现一些内容丰富、说服力强而形式又生动活泼的真人真事的稿件和描写就好，做到这样就真能打动人、吸引人了。当然，没有真正下苦功夫的调查研究和实行充分的群众路线，是不容易做到这一点的。”1964年2月14日23时，他让秘书转告《解放军报》负责人，“最近《解放军报》办得比较好。报纸一定要办好，要短小精悍、丰富多彩。”

罗瑞卿除了对军报办报方针给以指示外，对报纸的社论、重要文章都要亲自审定，对报纸的内容、版面乃至图片，都要经常给予具体指示。对于报社同志落实指示上左右为难，他也主动解围。

1961年4月，林彪（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视察北京军区部队，指示:“《解放军报》应经常选登毛主席有关语录。”从5月1日起，《解放军报》开始在报眼选登配合当日宣传中心的毛主席语录，但在登了一段时间后，有时很难找到合适的语录。《解放军报》总编辑李逸民感到，这是林副主席交代的任务，不选不行，选又选不出，十分为难。李便去请示罗荣桓。罗荣桓明确答复:“毛主席语录，找到就登，找不到合适的，也可以不登。毛主席著作不可能对现在的什么事情都谈到。对毛主席著作，要学习精神实质，不能像和尚念经一样，敲破了木鱼，还不知道西天佛祖在哪里呢。”

对林彪、罗荣桓关于刊登毛主席语录的并不一致的指示，罗瑞卿都知道。他同意罗荣桓的意见。1962年2月3日，罗瑞卿在对《解放军报》党委一份报告的指示中说:“以后宣传主席语录，还是要着重精、恰(即同当天报纸的中心有紧密联系)，来提高语录对照思想、对照实际工作的指导作用。因此，每周登二三次特别精辟的语录即可。特别情况可多登一二次。三四版不是很必要不要登。大型辑录的形式好，以后还可用，但也不要多。”

对于《解放军报》的宣传重点、方向，罗瑞卿也常常亲自点拨。

1965年九月间，罗瑞卿看到一些材料，反映自从林彪提出突出政治以来，部队中搞空头政治的倾向有所滋长。于是，他建议《解放军报》抓一下这个问题。9月30日，他在《军报9-12月宣传要点》上批示:“还要写篇社论，专门讲政治和业务辩证关系的。政治是统帅，是一切工作的基础，又可以带动业务前进，把各项工作做好。社论要把这个辩证关系讲清楚。政治觉悟高，还要有过硬本领才行，打得准，开得动，联得上，三手运动、四好连队中的军训好，这都是属于业务方面的。这方面的进步，是突出政治的结果，也是突出政治的应有成果之一……政治、业务，红与专的关系，主席在工作方法60条里已经讲清楚了，社论要很好体现出来。主席讲了不要脱离政治、迷失方向，又不要当空头政治家。这方面，现在并不是没有问题的。现在需要有这样一篇社论。”

10月11日，罗瑞卿又在《解放军报》送审的社论《突出政治必须抓好活的思想》清样上批示:“请考虑在适当的时候写一篇好的政治统率业务、带动业务的社论。把业务搞好搞精，这是突出政治的重要目的之一，也是突出政治应有的成果之一。（要把）在突出政治、政治挂帅、群众路线的前提下，搞好业务，同单纯业务观点在原则上区别起来。”

然而，在当时极左的形势下，按罗瑞卿这一思路写社论已经不可能了。

身为军委秘书长，罗瑞卿非常注意《解放军报》要时刻与毛主席保持高度一致。

1965年11月25日，罗瑞卿陪同周恩来到达上海。这时，上海报纸正围绕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展开热烈的争论。上海市委负责人陈丕显悄悄告诉罗瑞卿，毛主席对北京各报不转载姚文十分不满。毛泽东说:“他们不登，你们就出小册子。”

出于对毛泽东的崇敬，罗瑞卿立即吩咐秘书电话通知《解放军报》负责人，可以加按语转载姚文。虽然转载此文客观上加强了发动“文革”的声势，但表明罗瑞卿真正恪守了《解放军报》“最重要的问题，是报纸领导人的思想要与中央、军委的思想一致”这一原则。

二、宣传雷锋,“我们军队的报纸《解放军报》反而落后了,没有好好抓”

1962年8月15日，沈阳军区工程兵驻抚顺某部运输连四班班长雷锋在指挥助手倒车时，不幸被车轮撞倒的木柱砸伤，伤重不幸牺牲。1963年1月17日，国防部命名他生前所在班为“雷锋班”。1月21日，沈阳军区在沈阳举行了隆重的命名大会，罗瑞卿为大会题词:“伟大的战士——雷锋同志永垂不朽。”1月23日，共青团中央发布决定，追认雷锋为全国优秀少先队辅导员。

2月7日，《人民日报》在一版、二版和第五版编发了介绍雷锋事迹的报道、通讯、文章和雷锋日记摘抄，并配发了罗瑞卿的题词。与此同时，《解放军报》的宣传却显得有些迟缓。同日，罗瑞卿让秘书给《解放军报》打电话说:“学习雷锋，《中国青年报》搞了，《人民日报》也搞了，军队报纸反而不那么热烈……请报社考虑，究竟应当抓什么才比较恰当？……要在全军掀起一个学习雷锋的运动，展览会要到各个连队去。”2月13日，罗瑞卿感到《解放军报》动静不大，又让秘书转告《解放军报》领导：“请报社好好研究一下雷锋的材料，把已发表的许多材料集中起来，研究究竟如何宣传……他很全面，看了他的日记，有许多侧面，如不忘本、阶级立场，对工作、对同志、对个人主义、对敌人的态度，他的学习精神，等等。”

2月15日，罗瑞卿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他问与会人员:“雷锋的日记大家看过了吗？没有看过的，建议认真看一看，一遍不够还可以看两遍。表扬好人好事，反对坏人坏事，是我们领导方法的一个重要方面。”他说:“宣传雷锋，沈阳军区抓得好，辽宁省委也抓得好。辽宁已经有50多万人听了雷锋事迹的报告，看了雷锋事迹的展览。首都各报，《中国青年报》登了一大篇，《人民日报》用了几版篇幅来宣传。我们军队的报纸《解放军报》反而落后了，没有好好抓。这两天才搞好了。”他还指出:“我认为，雷锋的英雄事迹应该在全军展开宣传，图片要拿到每个连队去展览，用这个来教育部队。宣传部门不宣传好人好事，还干什么事呢？”

与此同时，《中国青年》半月刊准备出学雷锋专辑。他们向毛泽东、周恩来写信请求题词，并约请罗瑞卿、谢觉哉为学习雷锋撰文，请郭沫若为雷锋做诗。罗瑞卿对《中国青年》非常支持，他很快撰写了题为《学习雷锋》的文章。

罗瑞卿得悉《中国青年》请求毛泽东题词后，也积极建议毛泽东题词。毛泽东已经看了《人民日报》关于雷锋的报导，他对罗瑞卿说:“雷锋值得学习。”随即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这一题词3月4日新华社发了通稿。3月5日各报在头版刊登。这时，经过罗瑞卿督促，《解放军报》奋起直追，请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为雷锋题了词。《中国青年》请求毛泽东题词大大推动了学雷锋的群众运动，《解放军报》奋起直追找中央领导人题词，使这一宣传更加深入持久。

从那以后，每年的3月5日即成为学习雷锋的纪念日。

1964年1月，罗瑞卿（右）观看郭兴福教学法表演后，听取郭兴福汇报训练情况

三、坚持“政治家办报”精神,严格把关《解放军报》社论

罗瑞卿坚持“政治家办报”精神，对报纸社论高度关注。

从 1960年 1月1日起，《解放军报》编辑部每年都要发一篇元旦社论，总结上一年的工作，提出新一年的任务。本着“政治家办报”的精神，罗瑞卿对于这些社论高度重视，一直具体领导起草，亲自把关审定。

1964年全年，罗瑞卿全身心投入推广郭兴福教学法，推动全军范围的“大比武”，使全军范围“四好连队”运动搞得有声有色。于是，1965年1月1日，《解放军报》元旦社论的标题就是《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高举更高举，使创造四好连队运动落实再落实》，客观地、充分地肯定了1964年军事训练成绩，肯定了罗瑞卿主持推广到全军的郭兴福教学法。罗瑞卿对此稿进行精心修改后，又将其送往广州请林彪过目（林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1964年12月28日晚，林彪在广州召见总政副主任刘志坚和《解放军报》副总编唐平铸，对他们说:“今年的比武把政治工作冲垮了。明年要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反对单纯技术观点，反对单纯生产观点。比武挤掉了政治工作，第一步恢复比武以前政治工作的地位，第二步提高政治工作。”这就是“文革”史上林彪关于“突出政治”的著名指示。因此，他看到社论初稿后要求加上他刚刚提出的“突出政治”指示的内容。于是，在广州的总政工作组便按林彪的意图，对此稿进行修改。

修改稿在回顾1964年工作的第三段，删去了“推广了郭兴福和郭兴福式的教学法”，删去了“继南京路上好八连、硬骨头六连之后，又涌现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模范红九连、南海前哨钢八连、威震长空的霹雳中队、战斗作风过硬的猛虎艇等著名的四好连队和四好单位”。修改稿关于“四好”内容，即政治思想、三八作风、军事训练、生活管理等以及今后任务，都重新写过，文字大为增加，有些地方显得拖沓、啰嗦。

《解放军报》工作人员便称由罗瑞卿主持、由《解放军报》总编辑华楠等人起草的初稿为“北稿”，而称由林彪授意、由《解放军报》副总编辑唐平铸等人修改过的稿子为“南稿”。

“南稿”送到北京后，罗瑞卿便召集华楠等人研究如何修改，大家都感到两稿差距太大，无法统一。罗瑞卿便打电话给在广州的总政副主任刘志坚和起草“南稿”的唐平铸等人，叫他们回来，对他们说:“你们不回来怎么办，两种意见走不到一起了。”

12月30日，刘志坚等回到北京，当天“南稿”“北稿”起草人会合研究修改问题。到31日，因第二天就要见报了，不允许久议不决，罗瑞卿便拍了板，以“北稿”为基础，恢复了关于郭兴福以及其它典型的文字，肯定1964年军训的成绩，同时参照“南稿”，加上了“一定要突出政治”，对“南稿”中有语病的段落，修改后再加以采用。又如将“我们的军队，一贯是靠政治搞起来的”修改为“我们军队的建设一贯是把政治建设放在首要地位”。同时删去“军事、政治、生产等各方面，如果发生矛盾，要让政治突出，其它的让路”这样的文字。这样下来，林彪“突出政治”的指示就不突出了，自然引起林彪忌恨。

《解放军报》是军方喉舌，一字一句都得讲政治，罗瑞卿常常亲自把关。

1965年7月，《解放军报》起草了一篇社论，标题是《突出政治就是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第一个小标题是“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罗瑞卿还是本着“政治家办报”精神，在主持修改这个社论时，指着“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法，问社论的起草人:“这个提法是不是林副主席的原话，还是你们的记录？以前公开见报没有？”大家回答:“这是林副主席在上海说的原话，报上也用过。”罗瑞卿记不起曾经林彪在什么地方讲过这样的话，又很怀疑林彪怎么会有这种绝对化的提法。他感到这个问题牵涉到对毛泽东的评价，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提错了，跟中央、毛主席的提法不一致，不好，便去到另一个房间，给当时分管理论工作的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副主任、分管中央党校的康生打了一个电话。

当时，康生接到罗瑞卿的电话后，由于不知道“最高最活”出自林彪，同时也由于他尚未开始同林彪的勾结，于是表示:这是新的提法，如果要这样提，恐怕应问问中央常委，甚至恐怕还要问问主席自己。罗瑞卿问他个人意见如何，康生未正面回答，他认为，还是按中共中央原来的提法稳妥。于是，罗瑞卿便将“最高最活”删去了。

四、“要注意在军队中消除‘两个凡是’的影响。《解放军报》要积极支持和参加这场讨论”

1976年10月，江青集团土崩瓦解，“文革”事实上结束了。当时，主张维持“文革”后现状的人提出了“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的主张。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将其概括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显然，要使党、国家和军队迈开前进的步伐，必须破除“两个凡是”的禁锢。

早在提出“两个凡是”的社论发表之初，邓小平便直率地对此提出了批评。他在1977年5月24日说:“‘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身为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完全同意邓小平的观点，他向《解放军报》负责人华楠等详细询问了这一社论发表的前后经过，然后对华说:“对毛主席的著作和指示，要坚持科学的态度，亦即实事求是的态度。小平同志强调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毛主席的指示，必须完整准确地理解和运用，决不能不分时间、地点、条件到处搬用，这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在第三版不显著的位置发表了一篇题为《标准只有一个》的1000多字的思想评论。罗瑞卿立即发现了此文的重要意义。他把《解放军报》负责人找来说:“这篇文章虽短，却提出一个重要问题，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真理，但真理不能用来检验真理。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观点很正确也很重要。”罗瑞卿要求军报注意宣传这一观点。

5月10日，经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审阅定稿，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光明日报》供稿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1日，此文又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新华社发了通稿，全国各报纷纷转载，立即在全国引起热烈的反响。可是，5月17日，主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指责这一篇文章“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这让中央党校编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有关人员感受到了一种压力。罗瑞卿则旗帜鲜明地支持这一篇文章，他说:“要注意在军队中消除‘两个凡是’的影响。《解放军报》要积极支持和参加这场讨论。”

罗瑞卿（左二）视察国防科技大学

6月，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6月2日，邓小平在会上发表讲话，振聋发聩地指出:“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罗瑞卿支持邓小平的观点，要《解放军报》组织学习。

此时，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去找《解放军报》副主编姚远方，谈起他读了邓小平讲话的喜悦心情。姚问吴能否给《解放军报》写一篇讨论真理标准的文章，吴欣然同意。姚远方向罗瑞卿报告了此事，罗瑞卿让姚赶快去找吴。吴很快就撰写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反驳了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种种责难。

《解放军报》编辑部打好清样后，立即送给罗瑞卿，罗瑞卿读后兴奋地说:“这篇文章很好。一定要使文章更充实、理论水平更高。什么时候改好什么时候发表，不要抢时间。”随后，他便集中精力修改这篇文章。他亲自查阅毛泽东的《实践论》《反对本本主义》《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又重读了邓小平的有关论述，然后让华楠、姚远方等去同吴江商量，建议在文章中引用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有关论述，做到立论更稳、无懈可击。此文进行了全面修改后，他再次审阅，并亲自动笔字斟句酌地进行修改。修改期间，他同《解放军报》报社通了5次电话。

文章基本定稿之后，罗瑞卿又第三次进行审改，并给华楠打电话打气说:“发表这篇文章可能有人反对，准备驳。不要紧，出了问题首先由我负责。要打板子打我的。”

6月24日，在邓小平的支持下，由罗瑞卿主持修改、定稿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解放军报》发表。次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转载，新华社发了通稿。

军方《解放军报》这篇文章一发，天平便迅速向坚持实事求是的正确的一方倾斜。尽管坚持“两个凡是”的人有的还不承认错误，但大势已经看得很清楚了。这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做了思想上理论上的重要准备。

罗瑞卿晚年尤其关注《解放军报》工作，《解放军报》社长华楠几乎每天12点左右都要接到他打来的询问情况和交换意见的电话。《解放军报》的夜班编辑下班后也习惯性地要等到报社领导传来他的指示后才去休息。据《解放军报》报社的不完全统计，从1977年12月15日至1978年7月中旬这8个月间，罗瑞卿对《解放军报》报社的“简报”做出的重要批示就有14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