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 文

王安娜是一个德国姑娘。上世纪30年代，正值青春芳华的她随丈夫王炳南来到中国，投身中国抗战，把人生最美好岁月献给了中国。她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做了很多有意义的工作。

投身中国抗战的“洋媳妇”

王安娜原名安娜·利泽，1907年生于德国，一个坚定的反法西斯战士，曾两次遭到纳粹党徒逮捕。在柏林大学攻读历史和语言学时，她结识了小她一岁的中国留学生王炳南。王是中共党员，是旅欧中国留学生反法西斯的积极分子。共同的信仰和追求，使得两个异国青年碰撞出爱情的火花。1935年，王炳南与王安娜在伦敦喜结良缘。

1936年初，王安娜随王炳南来到中国西安，作为西安城的首位“洋媳妇”，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她很快适应了西北的生活，并积极协助丈夫做杨虎城的统战工作。她带着身孕随丈夫陪杨虎城到上海，帮助杨看清了全国抗日反蒋的形势，下了发动西安事变的决心。1937年春，应好友史沫特莱之邀，她前往延安，结识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受到了一次精神洗礼。她说：“我不是置身局外的旁观而是新领导人的朋友，是他们事业的参加者。”

王安娜（1907-1990）

回西安后，王安娜随王炳南到了上海。她拜访了社会活动家何香凝。因在延安时，廖承志托她带一封信给他母亲何香凝。经何介绍，王安娜认识了宋庆龄。在宋的支持下，她参加了中国红十字会和妇女救国会的工作。八一三事变后，她亲眼目睹了中国军民在淞沪会战中英勇表现，撰写出版了《外国人眼里的中国士兵》《日军对上海工业的破坏》。这两本书得到了周恩来的高度肯定和评价。

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后，1937年12月，中共中央长江局在武汉成立，机关秘密设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内。王炳南被调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担任周恩来的副官。王安娜因成为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中国福利会的前身）的成员，继续留在上海工作。

承担特殊任务的“金发女侠”

受宋庆龄委托，王安娜经香港转赴汉口，了解与日军作战的华中战场上的中国军队需要援助的药品和物资情况。王安娜与王炳南在汉口团聚。为了工作和儿子的安全，王安娜含泪委托保姆杨妈把幼子带回西安老家照看。

日本侵略军继续向西进攻，武汉岌岌可危。先前聚集到武汉的国民党党政军各中央机关陆续西迁，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亦随迁重庆。10月24日，武汉失守前夕，王安娜同武汉办事处留守人员一起乘船撤离武汉去重庆。次日，船遭到日机轰炸，王安娜等幸存人员，另乘小船南下洞庭湖，然后走陆路抵达长沙，与先期抵长沙的周恩来、王炳南等会合。当晚，周恩来和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工作人员把所有的床、垫子都让给了王安娜等女士安歇，周恩来等男士都睡在了地板上。

王安娜看着床架上精致的手工刺绣花边，甚是喜爱：“多漂亮的花边，日军一来，肯定完了。太可惜了。我真想把它带走。”周恩来摇摇头说：“安娜，你现在是八路军的一员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条纪律你肯定是知道的。”王安娜听后，脸红了。

王安娜、王炳南一行随周恩来经衡阳抵达桂林，再前往重庆。这时，宋庆龄支援西北的一批药品和包括X光透视机在内的医疗器械已运抵香港“保盟”，需要经过印度支那地区运到中国。周恩来考虑王安娜是值得信赖的朋友，与宋庆龄相识，德国人的身份更便于出入境，就想请她到香港等地协调把这批西北急需的物资运到国内。

王安娜二话没说就应承下来，只是她的中国护照已经过期，头次经香港到汉口时就遇到了麻烦。在周恩来的亲自协调下，王安娜在国民政府外交部龙州办事处办理了护照延期手续，并从那里进入印度支那，经海防抵达香港，见到了宋庆龄。根据宋的安排，她前往上海“保盟”就物资运输的组织和技术上的问题进行了商谈，然后再返回香港。在前往印度支那协调物资运输时，宋庆龄告诫王安娜：“法国海关官员比较难缠。你能说法语，又是女性，办起事来可能会顺畅些。”

在海防通关时，果然遇到法国海关官员的刁难。王安娜以“保盟”代表的身份，用法语同对方交涉。不出宋庆龄所料，法国官员的态度立即发生一百八十度转弯，王安娜的行李很快被盖上了“O”的通行印记，她带领的“保盟”物资车队，第二天全部顺利通关，驶向河内，通过谅山，抵达广西龙州。

刚到龙州，王安娜就接到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电报，新的一批物资到了，让她速返海防。此后的几个月，王安娜利用她国际友人的特殊身份，在海防至龙州之间往返奔波，担当起“保盟”和八路军之间的联络任务，同其他同志一道把美国、欧洲、新加坡、泰国、菲律宾等地华侨和各界人士捐赠的物资和药品源源不断地运往延安和八路军各抗日根据地。同时，还帮助红十字会、中央银行等机构顺利通关，广受称赞。她被誉为中越边界上的通关“金发女侠”。

八路军唯一一位外国女少校

1939年4月，王安娜终于来到重庆，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与王炳南重逢。一天，王炳南对王安娜说：“我想，你在重庆休息的时间不会太久。周公（对周恩来的尊称）有紧急事情请你办。”果然几天后，周恩来即安排她一项新的任务，去贵阳接收红十字会配给八路军野战医院的医药品和补给物资。临行前，周恩来发给她一张军用通行证，任命她为八路军少校军官。在抗战初期，八路军对外联络员有临时被授予军衔的惯例，王安娜因此成为唯一一位获得八路军军衔的外国女性。周恩来告诉她：“有了这个证件，路上遇到检查会方便一些。”

王安娜和4名八路军战士同乘一辆货车向贵阳进发。一天晚上，一行6人投宿一个小镇，为节省开支，只开了3个房间。警察晚间来查，当发现王安娜和华侨司机同住一室时，惊得目瞪口呆。警察要查王安娜的证件，当看到她是八路军少校军官时，连说“对不起”，知趣地退了出去。在贵阳办妥物资接收手续后，王安娜又和红十字会会长林可胜博士商谈了今后的合作事宜，然后押运物资回到重庆。

不久，王安娜收到宋庆龄来信，希望她弄清华北敌后根据地的医疗状况和医用物资计划。于是，她决定冒险进入华北前线。周恩来对她说：“赶快动身吧。我们会派人协助你的。那个军用通行证对你去华北也会有帮助的。”

6月，在八路军战士的掩护下，王安娜和几个女护士从重庆出发，向晋察冀边区进发。在这次千里行军中，王安娜坚辞战士们对她这个“外国同志”的特殊照顾，始终步行，不骑骡子。一路上条件非常艰苦，她和大家一样，用硬得像石头的“托托馍”充饥，经常急行军，穿过了日军的重重封锁。途中，她凭着以前在德国学到的简单救护知识，帮助抢救伤病员，为老乡治病。后来，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冯玉祥夫人）还开玩笑说她是中国最有名的“外行大夫”之一。

到达晋察冀五台山根据地后，王安娜见到了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和白求恩大夫。他们表示，边区现在医疗条件很差，但他们有办法克服。她实地考察了边区医疗卫生状况。八路军医务工作者不顾个人安危救死扶伤取得的成绩，让她甚为钦佩和感动。

这次晋察冀边区之行，让王安娜感触良多。她说“没有办法”这句话，在国统区不知听过多少遍了，但在敌后根据地从来没有听到这样的话，尽管困难重重，面临日军的疯狂“扫荡”，八路军依然说：“有办法！”

外事组对外交往的联系人

王安娜和王炳南终于在重庆相对安稳下来，居住于良庄马鞍山28号，这是与沈钧儒夫妇合租的一幢楼。他们还把一直放在西安老家的儿子接到了重庆，准备送他上小学。

王安娜社交才能很强，同各国记者、作家、外交官都有交往，结交了不少朋友。当时王炳南任中共南方局候补委员、外事组组长，其工作对象主要是驻渝外国记者、作家和外交人士。王安娜自然成了王炳南的“贤内助”。可以说，王炳南作为中共外事工作的先驱，为开创中共外交局面作出的贡献中，有不少王安娜的功劳。

1939年8月下旬，印度国大党领袖尼赫鲁到重庆访问。王安娜利用自己的关系，和王炳南一道，介绍尼赫鲁与中共代表秘密会面。当时周恩来不在重庆，尼赫鲁遂与八路军重庆办事处负责人叶剑英会见，商谈了印度与敌后抗日合作问题，并一起合影。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为把皖南事变的真相公布于世，周恩来把王炳南、王安娜找到办公室说：“安娜，你在重庆认识外国人多，特别是外国记者和外交官，你必须尽快让他们知道国民党袭击新四军事件的真相。炳南、龚澎和其他同志，也应该去访问自己认识的外国人，把这个事件的真相告诉他们。”

王安娜立即去见英国驻华大使卡尔，把皖南事变的真相如实相告。卡尔马上邀请周恩来到家中具体商淡。王安娜利用自己外国人的身份作掩护，帮助周恩来安全顺利地往返卡尔住所。卡尔如实向英国国内报告。英国政府立即警告蒋介石，内战只会使日本人加强对中国的攻击。

2月，美国总统特使居里访问重庆。卡尔同意促成周恩来与居里在英国大使馆秘密会晤。当时美国使馆在江南，英国使馆在江北。2月14日上午，居里过江先来到英国使馆。下午，在王安娜的协助下，周恩来甩掉“尾巴”进入英国使馆。双方举行长时间会晤，居里详细了解了蒋介石有无投降倾向、皖南事变真相、中共民主主张及各项政策等情况。周恩来逐一回答，并着重指出，蒋介石如果不改变反共政策，将引起国内战争，使抗战受阻，日军南进。此次会晤史称“美国高级官员与中共领导人的第一次接触”。

会晤不久，居里向蒋介石申明，国共纠纷未解决之前，美国援华不可能推进。居里在给罗斯福总统的报告中指出，国共内战只对日本有利，如果蒋介石以镇压手段来消灭对手，这对美国所希望的加强中国遏制日本扩张的主张是相悖的。

在英美政府的干预和国际舆论的影响下，国民党针对中共军队的攻势只得收敛。

王炳南率外事组同重庆当局开展有理有节的斗争，1944年5月，促成了中外记者团到延安等地采访，向世界大量报道了中共积极抗日的情况，在国外引起强烈的反响。7月，又促成了以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包瑞德上校为组长的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热情接待，打通了中共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关系。王安娜作为王炳南及外事组的一位不可或缺的帮手，在其中起到了穿针引线的重要作用。

周恩来对王炳南、王安娜“夫唱妇随”的工作非常满意，称赞王炳南：“不仅是我的左右手，他还是我的耳朵和嘴巴呢！”评价王安娜：“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她虽然不是中国共产党员，但她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做了很多有意义的工作。”

宋庆龄的得力秘书

香港沦陷后，1942年初，宋庆龄从香港飞往重庆，重新建立了“保卫中国同盟”。“保盟”的宗旨更明确：争取外援，组织募捐，赈济难民、伤兵和儿童；组织物资，就大批药品、医疗器械及其它救援物资送到八路军、新四军及抗日根据地人民手中；介绍外国援华医生到抗日根据地工作。

宋庆龄在与周恩来商谈“保盟”工作时，周恩来推荐王安娜给她当外文秘书。宋庆龄喜出望外：“安娜好啊！好啊！”她对安娜十分信任，安娜对她非常崇敬，很愿意在她下面做工作。

“保盟”总部办公室设在宋庆龄寓所内，固定人员只有廖梦醒和王安娜。廖梦醒担任秘书工作，兼管“保盟”的来往财务。王安娜负责与各国驻华使馆官员的夫人联系，争取外援；负责联络援华物资运送到抗日前线。

遵照宋庆龄在重庆募捐的设想，王安娜积极组织义演或定期举办慈善舞会。这些活动因宋庆龄的声望具有很大的号召力，各界人士慷慨解囊。王安娜还和一位法国女友一起坐在酒吧的高柜台内，用法语向顾客推销酒品，此法挺有效，又募得一笔可观的收入。“保盟”筹集的款项采购一批批急需物资送往中国抗战最需要的地方。

宋庆龄由于“孙夫人”身份的限制，许多地方活动不便。宋庆龄喜欢跳舞，但一般公开的舞会她不便参加，王安娜就常约请几个年轻朋友在晚饭后跳舞。宋庆龄欣然参加，且总是邀请王安娜作她的舞伴。宋庆龄喜欢听德国的音乐，王安娜就想方设法帮她去找到相关唱片。王安娜做得一手德国好菜，宋庆龄常与她在一起交流厨艺。宋庆龄很关心王安娜的生活，给她送一些重庆弄不到的美食，给她的儿子黎明几件玩具等。工作之余，宋庆龄常常叫上王安娜到附近山里散步。

王安娜是国民党特务盯梢的重点。面对特务的跟踪骚扰，王安娜无所畏惧，有时当面斥责，诘问对方：“为何干这种卑鄙行当而不谋正当职业？”面对这个洋女人的善意劝说，有的特务羞愧得低头而去。

王安娜的语言天赋极高，她不仅会德文、英文、法文、中文，而且还学会了陕西话、上海话、四川话等方言，在方便与各国人士沟通的同时，也便于与中国民众的沟通。作为战时首都，重庆经常遭到日本侵略者的轰炸。在硝烟弥漫的重庆大街小巷，王安娜不顾个人安危，为中国抗战不知疲倦地奔走着。

1945年，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战的胜利。王安娜、王炳南在兴高采烈地庆祝之余，他们都感到夫妻间感情裂缝隐隐产生。经过几次长谈，他俩都赞成“暂时先分手”。王安娜离开生活了6年的重庆，随宋庆龄前往上海，继续协助“保盟”的工作。王炳南则继续留在重庆。然而，这却是一次真正的分手。他们都同意“像好朋友似地分手好”。

新中国成立后，王安娜来到北京，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为促进中德两国友谊而奔走。1955年，王安娜告别了她生活、战斗了20年的中国，把儿子留给王炳南，只身返回德国。她的最美好的青春芳华，也留在了东方这片古老的土地上。

1979年3月，应邓颖超、康克清邀请，王安娜重返阔别20多年的中国。1990年，她在德国汉堡逝世，享年8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