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青山

(兰州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甘肃 兰州 730020)

疑伪经实际上是疑经和伪经的合称，(1)但实际上学术界一般以“疑伪经”来指代伪经。那么什么是疑伪经，判定疑伪经的标准是什么？学术界存在激烈的讨论，至今尚未达成共识。(2)《首届佛教疑伪经国际学术研讨会“什么是疑伪经”专场研讨会录音整理》，方广锠主编《佛教文献研究》第2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03-226页。为讨论方便，本文借用方广锠先生的定义：“佛教传统认为佛教亲口所说或佛认可者为‘经’，不符合上述标准而妄称为‘经’者为伪，真伪难辨者为‘疑经’。”(3)方广锠《〈中国佛教疑伪经综录〉序》，曹凌《中国佛教疑伪经综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页。自东晋道安以来，中土历代佛经目录学家出于对正法的护持，特别重视疑伪经的整理和辨别工作。本文主要目的即是对他们工作的梳理，以此考察道安到智昇时期疑伪经发展的基本状况，并归纳他们判定疑伪经的标准和方法。

一、众佛经目录所记疑伪经的基本情况

本部分主要以时代为序，梳理众佛经目录中的疑伪经概况。

1.东晋道安《综理众经目录》

从现有的诸佛教目录来看，东晋道安较早注意到了佛经流通中的疑伪经问题，所撰《综理众经目录》现已不存，幸有梁僧祐《出三藏记集》保留了其中部分内容。据后者所载，道安“疑经录”收经文26部30卷。此录虽名“疑经录”，但在道安看来此录所收经文均为“非佛经者”(4)[梁]僧祐撰，苏晋仁、萧錬子点校《出三藏记集》，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221-222页。，因此道安所谓的“疑经”即后世的“伪经”，以“疑经”命名体现了道安谨慎的治学态度。

2.《众经别录》

此录凡2卷，作者未详，费长房、道宣等人认为似宋时所撰。经王重民先生考证，敦煌文书P.3848(笔者按：应为P.3747)即为刘宋时《众经别录》，“就残卷所载八十部佛经观之，无出元嘉以后者”(5)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265页。，正如潘重规先生所言，敦煌所存《众经别录》早于《祐录》数十年，是现存最古之经录。(6)潘重规《敦煌写本〈众经别录〉之发现》，香港新亚研究所敦煌学会编《敦煌学》第4辑，香港：香港新亚研究所敦煌学，1979年，第69-79页。又收入郑炳林、郑阿财主编《港台敦煌学文库》，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1册，第124-138页。白化文先生又进一步指出S.2872亦为《众经别录》，并对两个残卷进行了校录。(7)白化文《敦煌写本〈众经别录〉残卷校释》，《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1期，第14-25页。据《历代三宝纪》《开元释教录》所载，《众经别录》设“疑经录”，共收17部20卷经文，(8)分别见《大正藏》，第49册，第125页；《大正藏》，第55册，第573页。遗憾的是敦煌遗书P.3747和S.2872所存部分并未保留疑伪经内容。

3.梁僧祐《出三藏记集》

《出三藏记集》中开辟“新集疑经伪撰杂录”，集疑伪经44部，其中8部存编撰者，均为宋齐中土僧人，24部为中土僧法尼诵出。僧祐并未沿用道安的“疑经录”之名，而称为“疑经伪撰”，应该是对疑伪经有过进一步思考后作出的决定。僧祐认为伪经的特征有二：①“词义浅杂”，如僧祐认为《灌顶度星招魂断绝复连经》等12部疑伪经“文偈浅鄙”。②“进不闻远适外域，退不见承译西宾”，这同时也是僧祐判定伪经的标准之一。至于世人构伪的方式僧祐认为有三种：①凭真以构伪；②饰虚以乱真；③依倚杂经而自制名题。

4.隋法经《众经目录》

此录将佛教典籍分为大、小乘二部，每部又细分为经、律、论三藏。每部之下有疑惑录和伪妄录。其中，大乘众经疑惑21部(9)法经在《众经目录》言“大乘众经疑惑”共收20部。实为21部。、小乘众经疑惑29部；大乘众律疑惑1部，小乘众律疑惑2部；大乘众论疑惑1部，小乘众论疑惑1部。大小乘三藏疑惑经文总计55部。大乘众经伪妄80部，小乘众经伪妄53部；大乘众律伪妄2部，小乘众律伪妄3部；大乘众论伪妄1部，小乘众论伪妄2部。大小乘三藏伪妄经总计141部。纵观法经《众经目录》疑惑伪妄目特征如下：

①疑伪经的概念更加细化，将“经”的概念扩大到了律和论中，这是以往佛经目录学家没有注意的地方。②明确了伪经和疑经的区别。法经给疑经下的定义是：“文理复杂，真伪未分。”(10)《大正藏》，第55册，第126页。伪经：“并号乖真。或首掠金言。此未申谣谶。或初论世术。而后托法词。或引阴阳吉凶。或明神鬼祸福。诸如此比。伪妄灼然。”(11)《大正藏》，第55册，第127页。③因为认识到疑经和伪经在性质上的差别，对疑经和伪经的态度也不一样，对于疑经“事须更详”(12)《大正藏》，第55册，第126页。。对于伪经态度非常明确：“今宜秘寝，以救世患。”(13)《大正藏》，第55册，第127页。这是法经目录较之前的目录进步之处。表明法经对疑伪经较之于之前的目录学家有更为深入的思考。④将《仁王经》《占察经》《大乘起信论》《遗教论》等其他目录学家认定的大乘经典归入疑惑伪妄录中。

法经《众经目录》所收疑伪经数比僧祐时超出近乎二倍，可见期间有新的伪经不断造出，这也是《法经录》编撰的历史背景，《续高僧传》卷30载：“隋祖开皇之始，释教勃兴，真伪混流，恐乖遗寄。乃勅沙门法经定其正本。所以人中造者，五百余卷，同并燔之。余不尽者，随方间出。比诸经藏，唯录正本，通数则有三千余卷。已外别生杂集，并不写之。至于疑伪，时复抄录。斯由未曾陶练，故致此涉。”(14)[唐]道宣撰，郭绍林点校《续高僧传》卷29，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231页。《续高僧传》记载，法经勘定出“人中造者，五百余卷”，但《法经录》之疑惑和伪妄二录总计196部383卷，与高僧传“五百余卷”，相差较大，究其原因，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5.隋彦琮《众经目录》

仁寿二年(602)彦琮奉敕撰《众经目录》(15)[唐]道宣撰，郭绍林点校《续高僧传》卷2，第51页。，故此录又称《仁寿录》，内有“疑伪目”，收疑伪经209部490卷，认为这些经文“名虽似正，义涉人造”(16)《大正藏》，第55册，第127页。。其所集疑伪经与《法经目》大体同，但又有其自身特色：①将法经认定的疑伪经《仁王经》《占察经》《大乘起信论》《遗教论》归入正目。②追加新得伪经十余部。

为何在法经奉敕编撰《众经目录》八年后，朝廷又命彦琮再次编撰《众经目录》呢？或许与隋代大兴佛教有直接关系。隋享国虽仅三十八年，但佛教于时勃兴，就传写佛经方面而言，隋高祖文帝凡写经论46藏，总计132086卷，修治故经3853部。炀帝写612藏，共29173部，计903580卷。(17)《大正藏》，第51册，第848页。民间抄经亦成风尚，乃至于“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译经64部，计301卷。(18)梁启超《中国佛教研究史》，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4年，第157页。因此之故，隋代佛经目录也随之不断问世，如有法经《众经目录》、费长房《历代三宝纪》、灵裕《译经录》、智果《众经目录》等，彦琮的《众经目录》应该也是此种背景下产生的，其言：“佛法东行，年代已远。梵经西至，流布渐多。旧来正典，并由翻出。近遭乱世，颇失原起。前写后译，质文不同。一经数本，增减亦异。致使凡人得容妄造，或私要事更立别名，或辄构余辞仍取真号，或论作经称。疏为论目，大小交杂，是非共混。流滥不归，因循未定”(19)《大正藏》，第55册，第150页。。

6.唐静泰《大唐东京大敬爱寺一切经论目》

《静泰录》始撰于麟德元年(664)，首尾三年，是东京敬爱寺一寺之藏经目录。在疑伪经的定义上，承袭彦琮“名虽似正，义涉人造”的观点，分类方面又承袭法经做法分为“疑惑”和“伪妄”两类。其中收录“众经疑惑”29部31卷，“众经伪妄”53部93卷(20)《静泰录》序文中言疑惑和伪妄共“二百八部四百九十六卷”，与正文相差较远。，合82部124卷。但《静泰录·序言》明言：“疑伪，合二百八部四百九十六卷”(21)《大正藏》，第55册，第181页。，前后相差悬殊。与同时代的法经所集的295部、彦琮所集的196部相比，静泰录中的82部数目确实不正常。小野玄妙推测，《静泰录》卷4“疑惑目”和“伪妄目”已散佚，现存第4卷并非原目，而是“插入替代之物”(22)[日]小野玄妙《佛教经典总论》，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3年，第421页。。

7.唐明佺《大周刊定众经目录》

此录设“伪经目录”，中收疑伪经228部419卷(23)《大正藏》，第55册，第472页。，小野玄妙指出，实际为231部。(24)[日]小野玄妙《佛教经典总论》，第424页。此录乃明佺于武周天册万岁元年(695)奉敕编撰，对于伪经明佺认为：“观其文言冗杂，理义浇浮。虽偷佛说之名，终露人谟之状，迷坠群品，罔不由斯。”(25)《大正藏》，第55册，第474页。与之前目录学家不同，《大周刊定众经目录》中的“伪经目录”并未与其他真经编为一册，而是别轴传写，可见明佺对疑伪经之痛恨，明佺认为“伪经即不是经，伪目岂同于正目？编之卷次，窃将未允，然空须明示远近，故别为一轴传写焉”(26)《大正藏》，第55册，第373页。。其“伪经目录”特点如下：

①该目中有80部101卷伪经“自古伪录皆未曾载，周录独编，虽云古来相传皆云伪谬，而不别显出何录中”(27)《大正藏》，第55册，第678页。。②首次将23部29卷三阶教经典列入伪经行列，原因是“奉证圣元年恩勅，令定伪经”，故而“不敢妄编在于目录，并从刊削以示将”(28)《大正藏》，第55册，第475页。。③将《毘罗三昧经》《决定罪福经》《慧定普遍国土神通菩萨经》《救护身命济人病苦厄经》《最妙胜定经》《观世音三昧经》《清净法行经》《五百梵志经》《净度三昧经》《益意经》《法社经》11部古旧录中编入伪妄录的佛经刊入正经。

8.唐道宣《大唐内典录》

《大唐内典录》内有“历代所出疑伪经论录”，所列疑伪经分别来自《道安录》《僧祐录》《费长房录》《法经录》，此外新增22部87卷疑伪经论。(31)《大正藏》，第55册，第677页。道宣将“论”旗帜鲜明地写入疑伪经目中，是该目的亮点所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道宣对于伪论的重视。

9.唐智昇《开元释教录》

《开元释教录》设有“疑惑录”和“伪妄录”。

“疑惑录”共收14部19卷经文。对疑惑经，智昇言：“仍俟诸贤共详真伪”“事须重详”“既无其本，真伪难定，且附疑录”“事须审详，且附疑录”。智昇虽然将这14部经列入疑惑录，但更倾向于它们是伪经，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①明言《毗罗三昧经》等8部经“寻阅宗徒，理多乖舛，论量义句，颇涉凡情”。②除去新增的《净土盂兰盆经》《三厨经》两部疑惑经外，将“疑惑录”中的其余12部经文同时又列入“伪妄录”中。从上不难看出智昇对“疑惑录”所集佛经的真实态度。“伪妄录”共收392部1055卷经文。智昇认为“伪经者邪见所造，以乱真经”，伪经之所以出现，是因去佛日远，“正法衰损”，故有“顽愚之辈恶见迷心，伪造诸经诳惑流俗”(32)《大正藏》，第55册，第672页。。纵观《开元释教录》的“疑惑录”和“伪妄录”，有以下几个特点：

①较前录新追增伪经37部54卷；将三阶教经典由《大周录》的23部29卷增加到35部44卷。②将部分经文的真伪重新做了判定：将其他目录学家定为伪经的《占察经》《遗教论》《宝如来三昧经》《灌顶药师经》《随愿往生经》转入正录，其依据是这些经文翻译有源。将仁寿录中的伪经《大光明菩萨百四十八愿经》转入别生经。将《长房录》正目中江泌女尼所出21经35卷佛经，再次归入伪经目中。③对不能判定真伪的同名佛经，在真经目录和伪经目录中均存其名。如《魔化比丘经》《善信神呪经》《正斋经》《危脆经》等经有明确的译主，但在古旧疑伪目中亦有其名，智昇认为这些与真经同名的疑伪经“恐伪窃真名”“恐滥窃真名”，故而在正经和伪经中“两存其目”。智昇如此之举，一方面说明这些佛经在智昇时已经散佚不存，无法比对经文内容确定真伪，如其所言“既未见本，实难诠定，且两存之”。另一方面体现了智昇严谨的治学态度。④对于不能判定真伪之经文，依旧录处置。如《救护身命济人病苦厄经》有另外个一版本，题云《大佛顶陀罗尼经》，译者为婆罗门三藏流支译，与原版本相比此版“加呪一首，余文大同”。智昇首先认为后出者译者含糊不明。其次，如若是再译，那么新版本的“经语与旧全殊”，但“今乃咒异余同”。因“推寻无据”，所以智昇认为“不可妄编，故依旧录，列之于此(案：指“为妄乱真录”)”又如《毘跋律》，僧祐、费长房、道宣等录言：“齐武帝时沙门释法度出。”其中，“出”是指“集出”还是“伪出”，旧录所言不明。此外“其本复阙，诠定实难”。故而智昇“依《法经录》中载之伪录”。

以上所论各录是留存至今者，此外还有一些散佚经录也记录了疑伪经的情况：

结合上文对冷桥现象的概念探讨，不难看出，之所以会发生冷桥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建筑物在使用过程中，由于房屋内外有较大的温差存在。一般情况下，如果房屋内部有较高的温度，而房屋外部温度和内部温度有较大温差存在时，外部的冷空气遇到高温差的墙体，则很容易产生“冷桥现象”。

1.《古录》，作者未详，《出三藏记集》最早引用此录，此后佛经目录学家多有征引。道宣《大唐内典录》云：“《古经录》一卷。右寻诸旧录，多称为《古录》。则似秦时释利防等所赍经录。”(33)《大正藏》，第55册，第336页。智昇亦持此说。(34)《大正藏》，第55册，第572页。

2.《旧录》，作者未详，《出三藏记集》最早引用此录，此后佛经目录学家多有征引。《历代三宝纪》云：“《旧录》一卷。似前汉刘向搜集藏书所见经录。”(35)《大正藏》，第49册，第127页。道宣《大唐内典录》云：“《旧录》一卷。右捡似是前汉刘向校书天阁，往多见佛经，斯即往古藏经录，谓孔壁所藏，或秦政焚书，人中所藏者。”(36)《大正藏》，第55册，第336页。智昇亦持此说。(37)《大正藏》，第55册，第572页。

显然，费长房、道宣等人对《古录》《旧录》的认识是错误的，秦及西汉刘向时佛教尚未传入中土，遑论有佛经目录。此二录实为伪录，姚名达先生依据各经目所引二录的内容考证指出，《古录》成书时间不早于法护之前，最迟不能在道安或道龚之后。《旧录》成书大概在东晋成帝至废帝之间，约为公元341-370年间。(38)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81-183页。

3.《魏世众经录目》，设“非真经目录”收62部佛经、“非真论目录”收4部佛经、“全非经愚人妄称目录”收11部佛经。关于此录的撰写年代，道宣《大唐内典录》前后记载不一，一为“魏永平年(508-512)奉敕撰”(39)《大正藏》，第55册，第270页。，一为“永熙年(532-534)勅舍人李廓撰”(40)《大正藏》，第55册，第337页。。《开元释教录》卷10记为“《元魏众经目录》，永熈年勅舍人李廓撰一卷成”(41)《大正藏》，第55册，第573页。。李廓撰写经录的时间，道宣《续高僧传》如是记载：“先时流支奉敕创翻《十地》，宣武皇帝命章一日，亲对笔受，然后方付沙门僧辩等，乞尽论文。佛法隆盛，英?蔚然，相从传授，孜孜如也。帝又敕清信士李廓撰《众经录》。廓学通玄素，条贯经论，雅有标拟。”(42)[唐]道宣撰，郭绍林点校《续高僧传》卷1，第15页。从中可知，李廓撰写经录受命于北魏宣武帝。宣武帝在位期间年号有四：景明、正始、永平、延昌，无永熙，故而《魏世众经录目》撰写于永平年间。

4.《齐世众经目录》，或称《高齐众经目录》，武平年沙门统法上撰，故又称《法上录》，内有“人作录”收51部106卷佛经。

5.《梁世众经目录》，天监十七年(518)勅沙门宝唱撰，故又称《宝唱录》，内有“疑经录”收62部67卷佛经。

6.智果《众经目录》。大业年间隋炀帝令沙门智果于东都内道场撰诸经目，将佛经分为四部：大乘、小乘、杂经、疑经。(43)[唐]魏徵等撰《隋书》卷35，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094页。此录亡佚，所收疑经的具体情况不得而知。

二、佛经目录学家判定疑伪经的依据

一部佛经的真伪，需要综合多方面的因素才能做出判断。纵观历代疑伪经目录，大概可知古代目录学家甄别佛经真伪时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从经义进行判断是佛教目录学家判别真伪的主要手段

僧祐对真伪经做了如下概述：“真经体趣融然深远，假托之文辞意浅杂。”从经文的旨趣和文义进行了区分，具体做法就是“校阅群经，广集同异，约以经律”，以此审视佛经之真伪。《法经录》“众经伪妄录”对所收81部经文如是说：“并号乖真，或首掠金言。此未申谣谶，或初论世术，而后托法词，或引阴阳吉凶，或明神鬼祸福。诸如此比，伪妄灼然。”法经点评伪经的特点也完全都是从伪经内容进行的。彦琮评价自己集录的209部伪经如是说：“名虽似正，义涉人造”。智昇在评判疑伪经时，多有“亲见其本全非圣言”“寻阅宗徒，理多乖舛。论量义句，颇涉凡情。且附疑科，难从正录。”“乃以凡俗鄙语杂于圣言”等语，无一不是从经文内容进行着手批判的。其中最为突出的事例是，智昇从玄奘译经用语的特征、印度的地理常识、佛教宗教常识、佛教基本教义等方面对所谓玄奘译的《要行舍身经》的批判，若无渊博学识，恐难从义理和内容对此经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

2.是否翻译而来成为鉴别真伪的重要参考标准

在中土僧人观念中，依据梵本胡语翻译而来的经文便是真经，否则即伪，这实际上也成为判定一部佛经是否为佛说的标准，即西来的经文均为佛说即为真经，中土人士所撰经文则是非佛说，即是伪经。如前揭齐末太学博士江泌九岁女(僧法尼)闭目诵出24部佛经。对于这件奇异的事件，僧祐言：“昔汉建安末，济阴丁氏之妻忽如中疾，便能胡语，又求纸笔，自为胡书。复有西域胡人见其此书，云是经莂，推寻往古，不无此事。”因此对于法尼因宿业口出经文的事件深信不疑。但是对其所出经文，僧祐言：“但义非金口，又无师译，取舍兼怀，故附之疑例。”(44)[梁]僧祐撰，苏晋仁、萧錬子点校《出三藏记集》，第231页。从中可知僧祐判定疑经的标准：一是非释迦所说，二非翻译而来。

又如《随愿往生经》，法经将其列入伪经行列，但是智昇认为此经出自《大灌顶仁王经》，并翻译有源，“编为疑伪，将为未可”，故将其编入正录。又如《宝如来三昧经》，道安以为此经是中土南海胡作，列入疑伪目，但智昇同样以此经“翻译有源，编入正录”。智昇将这些伪经反案的依据就是这些经文是翻译而来的。

但是随着佛教的发展，中土人士似乎开始认识到，西域或者印度来的佛经未必全部为佛说。如宋淳化五年(994)，于阗僧人吉祥献《大乘秘藏经》二卷，朝廷诏法贤等定其真伪。法贤等言：“吉祥所献经是于阗体，经题《大乘方便门三摩题经》，且非《大乘秘藏经》也。其经中文义无，请问人及听法徒众非法印次第，前后六十五处，文义不正，互相乖戾，非是梵文正本。”法贤等人判定于阗僧所献经文真伪时，主要是从经文内容进行判定的，即“文义不正，互相乖戾”。宋太宗又集两街义学沙门对吉祥所献全部经本进行搜检，“对众焚之”，使邪伪之经不得流行。(45)[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622-623页。

但无论如何，目录学家认为只要是中土所撰佛经即是伪经无疑。如僧祐所列的44部伪经中，其中32部是因为编撰者或者诵出者是中土人士而收入“疑经伪撰杂录”。智昇也将萧齐释道备所出5部5卷、萧齐僧法尼诵出的21部35卷、元魏孙敬德梦的1部1卷、梁沙门妙光所出的1部1卷、隋信行所出35部44卷列为疑伪经。其他目录学家也基本上将可以确定是中土所出的经文归为伪经。(46)但也有例外，如费长房对法尼所出经文如是说：“房验经论斯理皎然，是宿习来，非关神授。”此外，还举释昙谛宿习经典事迹，来证法尼所出佛经是真经而非伪经。基于此种认识，日本学者将中土所出疑伪经称为“中国撰述经典”。(47)相关成果见[日]落合俊典编《中国撰述经典》(1-6卷)，东京：大东出版社，1994-1998年。

3.古旧经目是判定佛经真伪时的重要参考

参考古旧经目有两种情况。一是对于散佚经文的真伪进行评判时因无本可寻，故而只能依靠前世目录学家的结论进行判断。

二是对伪托名人所造的经文进行真伪鉴别时，只需检视被伪托者所译经目即可水落石出。如《要行舍身经》题云三藏法师玄奘译、《比丘应供法行经》归入罗什名下、《居士请僧福田经》前题昙无谶出等等，事实上这些译主名下并无是经，“伪谬之情昭然可见”。

4.直接访问译主

《瑜伽法镜经》2卷，该经序言称此经由菩提流志和宝思惟等于崇福寺同译。智昇以此事亲问流志三藏，“三藏□云：吾边元无梵夹，不曾翻译此经”(48)《大正藏》，第55册，第672页。。

5.官方的态度

官方的态度直接决定着经文的真伪身份。如《占察经》的真伪因官方态度不同而不同。开皇十三年，《占察经》因佛经目录无载且无译处，“下敕云：诸如此者不须流行”(49)《大正藏》，第55册，第279页。，而武周天册万岁元年(695)又“奉敕编行”(50)《大正藏》，第55册，第379页。。又如三阶教广略《七阶佛名》，从经义而言智昇以为二经“依经集出”且“无异义”，但考虑到二经“即是信行集录之数”且“明制除废”，因此“不敢辄存，故载斯录(伪录)”(51)《大正藏》，第55册，第679页。。由此而视，官府态度左右着目录学家的判定结果。正如王招国先生所言：“历史上对于‘什么是疑伪经’的问题，除了佛教内部的判定标准外，政治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也不容忽视。这一现象对于我们理解疑伪经的产生与消亡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52)王招国(定源)《论〈大周录〉的疑伪经观——日本古写经本发现的意义》，方广锠主编《佛教文献研究》第2辑，第43页。

三、余论

实际上，佛说与非佛说之争，并不是佛教传入中土后产生的。

原始佛教之初，人们对佛法有一种“明智合理”的看法，即“佛说不只是说的，也不限于佛的”，《大智度论》载：“佛法有五种人说。一者佛自口说。二者佛弟子说。三者仙人说。四者诸天说。五者化人说。”但在“‘九分教’成立了，‘四部阿含’末期——《增支部》成立的时代，还在‘第二结集’以前”，一切佛法是佛说的观念确立起来了。(53)印顺《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上册，第8-9页。进而言之，佛法可由多人说至佛法为佛所说之法的这种转变，将佛法由一种开放的模式转变成一个封闭的状态，这种转变成为“佛说”与“非佛说”争论的导火线。此外，佛法传播主要通过口耳相传，圣典的形成是很晚的事情。在此过程中，由于徒众领悟力的差别、记忆力的强弱、文化地域的不同等各种因素。久而久之，佛法在不同地域和僧团中出现了分歧，各以各自所秉持的佛法为是，因此出现不同哲学团体或者教派，最终导致佛教教团的根本分裂，同时各教派内部也因为对佛法理解不同出现了枝末分裂。每一个教派以各自所秉持的佛法为根本并不断地对佛法进行阐释和演绎，佛法的体量随之越来越庞大，各教派分歧也愈发明显，之间的攻讦愈发激烈，各自以己为是以人为非。可以说，正是徒众对佛法是佛说之法的认定，以及佛法在传播中不断演绎，在佛教的故乡就出现了“佛说”与“非佛说”的争论。

但是中土佛经真伪问题还不完全等同于古代印度“佛说”“非佛说”之争。印度的“佛说”“非佛说”之争，是佛教在发展过程中，各个部派或者学派为维护各自的正统性和权威性而引起的，不同部派或者学派声明其宣说的法、遵守的律、诵出的经文或秉持的文本是“佛说”，以此来否定其他部派的地位，建立自己的权威。可以说印度的“佛说”“非佛说”争论是不同教派站在生死存亡的立场进行的讨论。而中土佛教目录学家对佛经真伪的讨论，是为了维护佛法的纯洁性而展开的，这一点从目录学家对伪经的判定即可知晓，如认为伪经“违反圣教，芜乱真典”“陵迟圣说，动坏信心”等等。

如果从历史观的角度来看疑伪经，小野玄妙先生的观点富有启发性：“总之，梵本经典并非原有藏本，而是后来逐代分时完成之新著，此为真正之史实。以此史实为基准，勘考今所谓之疑惑经与伪妄经，则可以得与向来之佛学家所主张者完全不同之立场，而由各种角度，做与往昔观点迥异之特别观察。若持公正立场，以附历史之说明，很令人遗憾，真确笔录佛陀言说之典籍未传一部。佛陀本人原即无著作，吾人唯透过后世佛徒之述作，始得知佛陀之教说。而后世佛徒之述作，即个人之著作。此类著作，由数百佛徒随时随处写作，一部接一部产生，因此，其内容各有不同。其所以有大小乘之别，要之，乃因各佛徒抱不同之意见，而有迥异之著作行世，事情不过如此而已。”(54)[日]小野玄妙《佛教经典总论》，第413页。

可以说，中土佛教目录学家站在护持佛法的立场，开启了佛经真伪之大讨论，在他们心目中，古代的印度和西域就是佛教和佛学的圣地，由此地传来的经文必定是真经，所传之法必定也是佛陀所说之法。然而如小野氏所论如果放眼于佛经成立的历史过程，中土佛教目录学家讨论的佛经真伪问题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与疑伪经相对的，是真经，但如果把问题放大到更大的一个范围内讨论，佛家的经典中，有绝对的‘真经’吗？”(55)王邦维《疑伪经研究：从真问题到假问题再到真问题》，方广锠主编《佛教文献研究》，第172页。但是史学家却以疑伪经为窗口窥探到了佛教中土化的历程、民众的佛教信仰形态以及三教合流的史实等诸多事项，从学术的角度给予疑伪经极高的价值，以至于日本学者镰田茂雄把“疑经的成立”视为“中国佛教的萌芽”。(56)[日]镰田茂雄著，佛光出版社译《中国佛教的萌芽——疑经的成立》，氏著《中国佛教通史》，台北：佛光出版社，第4册，第171-2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