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伟东

(西安文理学院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西安 710065)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作为一个全新的发展理念，有着自身独特的内涵，其核心就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1]。其主要内容包括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2012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响应，很多国家领导人称赞这是中国对21世纪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共同繁荣进步提出的新思路，联合国多项决议也在文件中写入了这一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建设和改革取得令世界瞩目成就的基础上，在我国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和文明发展的过程中提出的人类社会发展与治理的中国方案，是中国进入新时代的国际关系治理、建立平衡发展的世界经济体系新的全球发展指针。自“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后，学界对此高度重视，学者们纷纷著书立说，从不同领域、不同角度论述这一理念的内涵、实现路径及对人类与世界的影响。通过对这一理念的学习和对世界文明与历史发展的思考，笔者以为从世界历史与文明发展这一视阈出发，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对于未来世界走向与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一、从世界文明发展的视角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文明史逻辑

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自进入所谓文明社会以来，历经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时代。自新航路开辟以来，人类社会就被西方强行卷入了全球化进程。在这一进程中，西方凭借坚船利炮以疯狂杀戮和野蛮掠夺为手段，大力推行以西方价值观为核心的、以西方为制造中心的近代化与现代化进程，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的进步和现代文化与科学技术的普及，西方文明优越论由此而生。这一过程对于被侵略的民族和国家而言，其所带来的副作用也是巨大的，甚至是灾难性的。比如，对美洲的原住民印第安人和非洲不少地区的原生居民而言，这一进程导致了民族的毁灭和文明的中断。即使在世界进入和平、民主为中心的二战之后，西方依然可以通过主导制定相关的国际规则，以维持西方文明在政治与经济上对其他文明的优势。在这种体系下西方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形成了中心——依附体系，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压制、经济上掠夺、文化上霸凌，造成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对西方的长期依附而阻滞了自身的发展。

近代以来，由于西方发达国家长期处于大幅度领先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地位，使得西方对自己的文明有着明显的优越感，对其他文明模式普遍存在轻视或偏见，而且目前国际上的话语权基本为西方控制，因此以西方价值观为基础的所谓“普世价值”便成为西方改造其他文明的借口。

冷战结束以后，意识形态的冲突似乎淡化了，而文明冲突论在西方又开始大行其道。1996年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的出版并在西方引起极大的反响就是明证。其原因在于西方根深蒂固的文明优越感及冷战结束以来凸起的文明冲突意识。在当前国际关系领域甚至更广泛的社会领域，也常见西方文明面对其他文明时流露出强烈的优越感与排斥感。特别是西方选举制下产生的政客为了迎合那些普遍具有偏见的选民或利益团体，刻意制造文明冲突话题和“假想敌”以获取自己和所在政党的短期政治利益，这种做法无疑进一步加深了文明与国家间的裂痕。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当代世界，突出某种文明优势，强调乃至利用文明冲突，都与人类历史发展的大势相悖，特别在当下这股逆流绝不可轻忽。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领袖、当前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以特朗普为代表的某些政客强化排外议题，把文明问题与民族主义、经济安全相捆绑，推动对全球化进程的逆向操作，无论是在其国内建边境墙、以审察移民的名义针对特定民族的排外政策，还是在国际上对由其制定与主导的二战以后相对行之有效的现行国际治理机制的直接破坏，抛开表面的经济因素,可以看出目前在西方出现的反全球化潮流往往伴随着对西方文明衰落的极度担忧与挑起文明冲突的歇斯底里。

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提出，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一项基本特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对其加以珍爱和维护[2]。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文明多姿多彩，每一种文明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优劣之分，不同文明应该和谐共生、相得益彰[3]。全球化与文明交流、文明融合是相伴相生的产物，是推动文明交流与文明融合的文化与经济动力，而如何进行文明间的交往，“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了文明交流、融合的正确方向。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是在顺应全球化大趋势、且据中国传统文化的和合理念而提出的人类文明和谐共生、共同发展的中国设想。这一设想建立在各种文明平等基础上相互融合、共同发展，有助于凝聚国际社会支持全球化的国家、团体之间的共识，降低和控制西方特别是特朗普治下的美国社会深层的文明冲突意识给全人类带来的文明冲突风险。

二、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视角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历史逻辑

对于世界历史这一概念,有宽泛的理解和特定的含义。宽泛的理解是指全人类的历史总和,比如作为历史学分支学科的世界历史。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认为近代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资本主义生产的价值观和文化观的发展，其冲破民族和地域的局限,这一历史才真正具有世界历史的属性。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具体描述了世界历史形成的机制和发展趋势:“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同时,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4]

人类社会从单一民族在一定区域与范围内的自我独立发展的历史转变到世界历史,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早期民族间或国家间虽然存在互动,包括人口流动、战争、贸易、文化交流等,但一般是地域性的互动。随着资本主义兴起,商品经济的繁盛构成整个社会发展的基础,产品普遍采取商品的形式,在这一发展进程中劳动力也成为商品。

西方对东方某些特定物产(如瓷器、丝绸、香料)的极度需求，催生了重商主义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对新航路的探索，而与东方的贸易逆差使得他们加剧了对贵金属的索取，因此改变了美洲的面貌。然而，西葡两国获取的巨额财富引起了荷兰与英、法的垂涎，继而开启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殖民狂潮，推动了对技术进步的追求从而形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新航路的开辟与工业革命的深度发展使得西方社会出现了全新的资产阶级，其对剩余价值追逐之强烈显示出资本的本性和威力。它要求不断打破市场界限,不断开拓新市场,把交换扩展到全球各个区域,从而不断消灭旧的生产方式,不断促使新的国家形成,不断将新国家纳入商品经济体系,形成经济的全球化态势和世界市场,完成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5]。在工业革命不断推进的同时,西方的文明与价值观也不断影响和主导着世界的发展方向，以英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形成的政府体制、契约精神、民主、自由和人权的政治理念不仅塑造了西方社会的基本政治制度和社会形态，也影响和启发了东方的先进分子，推动了近代东方民族主义的觉醒。随着西方劳资矛盾的加剧，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开始探究在社会物质产品越来越丰富的情况下反而愈发贫困的原因，从而助推人类社会进步的新学说——马克思主义的诞生。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与传播极大地推进了人类历史的发展，促进了人类历史进一步向世界历史演进的步伐。

随着西方民族国家的产生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完成，他们对原料与销售市场的争夺在极端利己主义思想的支配下变得愈发激烈，最终导致了席卷全球的两次世界大战。这两次战争造成了人类生命与物质的极大损失，也促使人们开始思考如何避免悲剧的一再发生，所以“二战”结束后，世界开始出现了一些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的跨国家组织，很多也使用了共同体的名称如“欧洲经济共同体”“非洲共同体”等，国家间的贸易也变得更加顺畅。但也必须看到这一过程基本是由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主导的，其本质还是为了维护美国和西方世界的贸易和技术优势以及高技术产业的垄断地位，不过由于“二战”结束不久世界就陷入了冷战，在意识形态冲突与大国争霸的背景下这一特征被隐藏了下来。

冷战结束，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流，国家之间的角逐更多地体现为综合国力的竞争，为了保持自己的优势，西方通过制定一系列的程序和规则来落实新的国际秩序，力图将新兴国家始终置于产业链的低端，这种不合理与不公平的国际关系格局显然不利于全人类的共同繁荣进步，也是当今世界人类面临的诸多问题的根源之一。可以说，不打破这种状态就不可能真正消除贫困，也不可能消除滋生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的土壤，更不可能实现人类的共同繁荣。

同时，以个人主义为核心价值所构建的西方政治体制在当今世界越来越表现出其不适应当代世界发展的一面，发展中国家若继续以西方为师，则必然存在不少风险与挑战。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各国如何走出有自己国家和民族特点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新的思路，即只有广泛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并与本国、本民族的特点相结合，才能真正推动本国与世界历史的发展。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为世界历史的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

当今世界发展面临一系列问题和挑战，经济全球化进程面临逆转的风险，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威胁依然存在，生态危机与难民危机仿佛是悬在人类生存、环境安全与社会秩序安定之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国际社会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可以说捉襟见肘，西方世界对此一筹莫展，有些西方国家的处理方式甚至是火上浇油。不难看出，目前西方占主导地位的国际治理体系已经完全不能适应世界面临的局面。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适应时代要求的全新的全球治理理念，需要构建新的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

正是在认真研究和把握人类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洞察人类文明发展潮流、认真梳理近百年来世界历史发展取得的成就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人类发展和世界前途，以对全人类负责任和大国领袖的责任担当，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并在不同场合对其进行阐释，形成了科学完整、内涵丰富、意义深远的思想体系。

1.“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科学总结

中华五千年历史发展进程中给人印象深刻的就是汉唐盛世，这一时期，统治阶层相对开明，国家以自信的态度大开国门，推动人员与物资的交流，开通了丝绸之路，促进了沿线地区的繁荣。然而自郑和下西洋以后，中国封建统治者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中外交流的大门砰然关闭。随着文艺复兴在西方的兴起以及资产阶级革命在西欧的出现，科学技术在西方迅猛发展，中国与世界的距离越拉越远。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打开国门，被西方强行拉入了全球化进程中，成为西方宰割的对象，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苦海。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摆脱了长达百年的屈辱与苦难，但由于冷战的格局与意识形态的干扰，一段时间内我们与世界经济体系隔绝，经济发展水平得不到有效的提高，人民生活始终处于较低水平。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们主动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主动接入世界市场，充分利用国际资本与国际分工，尊重与遵守国际贸易规则，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大幅提升，国家的综合实力迅速跃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在眼前。中国的发展是在与世界各国合作交流、互利共赢中取得的，我们没有走西方列强殖民、压榨、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老路，而是在发展的同时带动了一批落后国家的发展。中国发展的实践对于后发国家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同时也给全世界和全人类的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2.“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把握人类文明发展正确趋势的钥匙

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人类社会各种文明是平等的，各有其优点。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次进步都是各种文明互相交流、学习、互鉴的产物。人类文明发展历程揭示：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各民族多元文明相互交融、互相促进的发展史，是使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的过程。罗素在《中西文明的比较》中曾说过，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也确证了这一点,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蒙昧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拜占庭集合了希腊罗马与阿拉伯文化，而文艺复兴的西欧又借鉴了拜占庭。正是由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交流和交融，才使得这些文化在自身的发展中不断地汲取营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使得人类文明得以世世代代延续下去[6]。“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包含当今世界各种社会形态和文明形态的总概念，它并不否认各国在追求自身发展利益时的矛盾和冲突，希望通过各国的合作共赢来寻求解决冲突和矛盾的正确路径。要实现合作共赢就要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尊重各国对于社会制度和发展路径的选择，决不能轻视、排斥、压制某些特定的文明和社会制度。

3.“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指引世界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

自新航路开辟以来的世界历史发展一直充满着冲突与对抗，陷入霸权——挑战——冲突——战争的恶性循环，而每一次战争都是对人的生命和人类社会生产力的极大破坏。二战之后，世界总体上维持了和平的局面，但两种意识形态主导下的美苏对抗及由此产生的恐怖的核平衡成为悬在人类头顶之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20世纪80年代末，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导致苏联的衰落与解体，这在西方引起一片欢腾。1989年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了历史终结论:他认为冷战结束以后，人类政治历史发展就此到达终点，从此之后，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就不再进步了。“资本主义与自由民主的现代体制已经超越了历史和意识形态矛盾，但其他的世界角落还在追赶历史。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7]， 除了自由民主制和资本主义，人类社会没有别的进化可能，这就是历史的终结 。然而，冷战结束后的历史发展却并不如其所愿。西方主导下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问题百出，而9·11事件、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对国际政治与正义的冲击到今天依然明显，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也极大破坏了西方经济体系与经济伦理；与此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却高歌猛进，从而引发了后发国家对西方经济模式的怀疑，在此情况下，福山不得不承认其结论有问题,在日本政论杂志《中央公论》2009 年 9 月号上刊发的《日本要直面中国世纪》的专访文章中，福山纠正性地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客观事实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随着中国的崛起，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今天的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期，如果还做霸权主义的美梦，试图将本国与本民族的利益凌驾于别国之上，势必会重蹈冲突与战争的老路。只有构建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公平正义、共同发展的新型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才是人类应对面临的诸多挑战的唯一选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纵观近代以来的历史，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从360多年前《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的平等和主权原则，到150多年前日内瓦公约确立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从70多年前联合国宪章明确的四大宗旨和七项原则，到60多年前万隆会议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际关系演变积累了一系列公认的原则。这些原则应该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遵循。”[8]这是为新时期世界历史发展擘画出了新的前景，为人类未来的发展，为合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指明了正确的道路。

2020年春节前夕，新型冠状肺炎疫情突然暴发，人民的健康与生命安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重威胁。习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以极大的勇气和令世人惊叹的自我牺牲精神，与这一极其危险的病毒抗争，世界不少国家和地区向中国伸出了援手，提供了防疫抗疫物资。中国政府在第一时间向国际社会及相关国际组织报告了武汉出现特殊病毒的情况，并分享了新冠肺炎病毒基因组序列，为人类合力战胜这一前所未见的危险病毒做了艰辛的工作。在取得初步胜利的同时，中国政府大力驰援国际社会，为世界诸多国家提供防疫抗疫物资，并向多个国家派出防疫专家组，充分彰显了在面对自然灾害时患难相助、合作抗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地球是我们全人类共有的家园，促进人类和平、健康、永续发展应当是世界各国追求的共同目标。世界人民只有团结起来，努力促进交流与合作、进一步深化互学互鉴，同时吸取人类文明与世界历史发展的一切有益的智慧、经验与教训，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聚焦和平与发展这个永恒的主题，建立与完善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才能有效应对并化解未来可能面临的一切挑战与困难，开创世界永续和平、健康发展与文明、和谐、进步的光明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