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龙乾

(陕西师范大学 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西安 710119)

回归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本真精神和理论“初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必由之路，也理应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共识。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实践哲学的宏观历史进路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场路径、理论品格、思想力量，都来自其实践哲学的理论定位和本质力量。马克思主义哲学天生就是实践哲学，这是历史的基本事实和逻辑指向。

首先，从远期线索追溯，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扬弃对象的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哲学基点，本来就是从根本上反抗和扬弃欧洲中世纪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神学意识形态和经院哲学，理性地论证资产阶级对人的生存方式的资本主义实践哲学。欧洲中世纪封建社会与欧洲近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差别，不仅仅是个别、零星、偶然因素的局部差异，相反人类存在方式的阶段性、全面性、整体性转型，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从人的依赖的关系”向“物的依赖性”的转变，涵盖了自然、社会、思维各个领域，同时又不是这些领域的简单相加，而正是“实践”的整体。所谓实践性总体，意味着主观与客观、物质与精神、现实与理想、理性与信仰、自然与社会等等要素基于人的生存需要、自由活动的有机能动关联和历史创生。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这种人的存在方式的变迁，一方面以一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生活条件(民族关系、阶级关系等)为基础；另一方面也以所谓“精神气质”和诸如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经验主义、理性主义、辩证反思等主观方面为条件，这二者统一于人类存在方式的历史性变革实践。

从实践哲学的视角来看，由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哲学对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卫士——宗教神秘主义的全面批判，发展到依曼努尔·康德为实践理性伸张和为宗教信仰留下地盘的努力，乃至于到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自我扬弃辩证法，甚至到费尔巴哈基于自然主义的人本主义哲学，都清楚地呈现出对人的存在方式进行全方位再造性思考、设计的思想逻辑。

其次，从中期线索回首，马克思主义哲学从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的绽出，就立足“改变世界”的无产阶级立场，揭露资产阶级实践哲学里人本、自由、理性价值的虚伪性、阶级性、保守性，重新建构无产阶级视域里人的生存方式的革命信念，实现哲学史上的实践论转向。包括德国古典哲学的资产阶级实践哲学自诩追求人的存在方式更多朝向自由自觉的方向发展，但资产阶级社会仍是私有制社会，仍是资本而非“人自己”统治的社会，仍然是人的类本质“异化”的社会，所以仍然存在进一步革命的历史空间。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初步而又非常明确和坚定地展示并阐发了从德国古典哲学唯心主义绽出为实践哲学的两个对立统一的维度。一方面，针对布鲁诺·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派固执于抽象理性、“神学批判”却无法深入社会实际生活，马克思强调从法学、国家学的批判深入到国民经济学占居的经济生活领域。另一方面，针对国民经济学家们沉溺、臣服于资产阶级社会的利益格局、实践理性和意识形态，马克思强调不能把“应当加以论证”的事情当作“前提”，强调从超越资产阶级时代局限性、从无产阶级和人类整体、人类本质的角度审查和批判资产阶级社会，进而以资产阶级社会的“劳动异化”揭示出历史发展的共产主义方向。马克思认为，德国古典哲学家从康德到黑格尔到费尔巴哈虽然各自都从不同的视角关注了人的生存方式的实践属性，但却没有真正全面深入地理解、把握和进入活生生的历史实践之中。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对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唯物主义和一切唯心主义哲学的批评总括为一个焦点——他们不能实践地理解实践的世界和实践的理论。这个批评至少包括两个思想要素：(1)实践的理解实践需要把以往当作是现成存在的世界、人、认识、文化、社会、自然联系和固有感情等一切被形而上学化的东西，都放在实践的总体联系和完整构成中理解和把握。(2)实践的理解同时也意味着超越“理解”本身，因为实践中的理解很可能被误解为以往哲学的抽身事外的旁观。而对马克思主义来说，理解作为实践的要素，本质上必须是实践的理解。也就是说，必须在革命的、“改变世界”的视角、系统、机制、过程中，理解才有实在有效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关于人类解放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一个关于人类解放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哲学。这是逻辑上的必然性理据。

最后，从近期即马克思、恩格斯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历史来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也是实践哲学。马克思、恩格斯以后，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分走“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东方马克思主义”两条发展线路，前者适应西方现代化先发国家、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社会现实和思想境遇，后者则适应于追赶型现代化国家、社会的实际和需要。但是，尽管两者在主要议题和理论形态上面相互分别，甚至相互对立，却实际上都是以促进资本主义统治时代人类的解放事业为鹄的的实践哲学。这个事实将促使人们以足够准确和宽阔的眼界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本质，也有利于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相互理解、相互补充、相互学习及互动发展。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理论，是中华民族面对落后境遇时的实践方略。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不像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那样以资本主义的成熟、分裂、腐朽而致的革命为根据，相反很大程度上既缺乏“资本主义”在本国的充分发展，又深受资本主义环伺威逼而苦难深重。当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超越现代性“域限”的思想任务时，中国则处于一个并非不言自明的现代化道路抉择的十字路口。对于有着几千年文明未曾中断的古老文化大国来说，摒弃关于心性修养的玄虚古代哲学和 “普世”模式的西方幻想，让中国的民族复兴梦与马克思、恩格斯的人类解放理想在中国结缘创生出具有广阔想象空间和深厚现实基础的新实践哲学理论，舍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理论定位别无他途。

二、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实践哲学的理论资源禀赋和竞合趋向

近代以来，中国哲学面临的主要理论使命，就是为中国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实践“立心”“立命”“继学”、开路，在反思“中、西、马”(中国古代传统的实践哲学、西方近现代主流的资本主义的实践哲学、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三种主要实践哲学资源的理论品格和实践效能的基础上，批判“僵化老路”“西化邪路”，彰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原则，把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伟业提高到充分的时代高度、科学向度、哲思深度。其中，立足于中国古代传统哲学立场的现代化实践哲学主要表现为“中体西用”的思想设计。这种实践智慧在力图保留优秀传统遗产的同时，也具有落后于时代的一面，缺乏理解、适应和引领时代创新的重要思想基础。

历史上的“中体西用”理论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中体西用”作为一种应对时局变迁的初级文化实践策略，大致有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可追溯到鸦片战争前夕的林则徐、魏源等开明封建士大夫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其目的还限于增强军事自卫能力的角度，还算不上总体性的文化战略层面。第二阶段是在所谓“洋务运动”或“自强运动”时期，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或“自强派”思想家为了既批驳拒斥变革的封建顽固派，又攻讦积极革新的变法派，提出了所谓“西学为外学。……西学应世事”而“中学为内学，……中学治身心”的“中体西用”策论[1]。此时期的“中体西用”把向西方学习的范围从“师夷长技”扩大到学习“时宪之历”，乃至于“格物至理”[2]。第三阶段是改良运动时期的“中体西用”思想，进一步把向西方学习的范围推展到“朝廷政教”“四民学校”、风土民情等。这一时期的“中体西用”论更进一步扩大向西方学习的范围，如王韬提出“当变法以自强”的主张，郑观应提出了“西人立国，具有本末……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的西方文化整体引进观念(1)转引自汪澍白《艰难的转型——中国文化传统向现代转化的宏观考察》，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71、34页。。

广义的“中体西用”不是一种具体的、个别的学说，并没有特定的创立人、持有人，迄今也没有自身明确的学术上的概念界定和内容梳理。大体来看，这种广义的“中体”表面宣称代表中国(或中国人民)感情、中国(或中国人民)利益、中国(或中国人民)价值、中国(或中国人民)国情、中国(或中国人民)视角，而实质上只是以所谓传统社会价值观、意识形态作为借口去怀疑、否定、阻滞现代化的基本原则和方向。当代著名台湾学者刘述先就明确指出：“中国自汉以来奉儒家为正统，一直到清末依旧如此。”[3]有些学者认为，“广义的中体西用论”由于以儒家哲学思想为传统，所以具有浓烈的“传统主义”气质，崇尚“天人合一”“敬天法祖” “民胞物与” “存幸亡顺”的“实利主义”这类“乐观主义”和“和平主义”价值，所以本能地拒斥现代化。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言：“儒教的理性本质上具有和平主义的性质”[4]195，这不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儒教的理性主义旨在理性地适应现实；而清教的理性主义旨在理性地支配这个世界”。而儒教的这种“和平主义”即“无条件肯定与适应世界的伦理”，必然要“虔敬地顺从世俗权力的固定秩序”“不企求任何‘救赎’”，进而必然“造成以下结果：维护氏族的束缚，政治与经济组织形式的性质完全依赖于个人的关系，而这些组织形式(相对地)非常突出地缺乏理性的客观化与抽象的超个体的同旨协合会的性质”[4]271。知名华裔美国学者杜维明先生也说：“道德自我的建立不可能开出民主，亦即不能从大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开出民主。”[5]总之，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儒、释、道”中国传统实践哲学差异互补架构作为“中体西用”理念的哲学基础，必须警惕这种源于“路径依赖”心理的顽固的复古主义文化保守思潮，警惕以这种传统价值为凭据拒斥或诱拐中国现代化，排除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实践的思想顽疾。

同时，西方近现代资产阶级主流思想，尽管曾经是世界现代化历史潮流的开创者、领路者、奠基者，且迄今欧美国家的现代化仍是世界现代化的主导模式。而对于21世纪的中国而言，至少有两项拒斥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理由：(1)西方的现代化只是世界现代化的初级形态，存在着重大的、普遍性的历史缺陷——被马克思主义者和当代批评家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造就的“异化”“物化”等时代弊端。(2)西方的现代化模式毕竟具有西方传统文化和民族个性的烙印，未必适合世界其他民族国家。

最后，传统教科书阐发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也难当大任。根本问题在于，这种哲学企图脱离人类存在方式和生存体验的具体语境去构想关于世界和历史的所谓一般本质和普遍规律，没有深入人们具体生活实践的理论基础或思想构架。这样的形而上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不做实践哲学方向的重大观念改革和思想创新，就难以避免在与古代中国传统哲学和近现代西方资产阶级主流实践哲学的理论竞赛中遭遇失败，也必然难以与中国社会发展实践进行有效对话，也就难以担当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现代化的实践哲学基础的使命。

综上，只有在焕发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本质精神的前提下，才能为“中、西、马”三种哲学思想的理论竞合、互动发展提供哲学观、历史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基础，承担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实践的哲学引领使命。要从总体上认识、建构、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现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教学研究格局，就必须构筑这三种哲学智慧资源“三源汇流，以马引领”的实践哲学互动发展机制。

三、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哲学发展趋向

从当前学术研究情况来看，认识到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特质并切实进行相关的理论突破和叙事改革，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建设的发展和创新契机，既具有充分的学术积累，又面临深刻的突破压力或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复苏和复兴发端于距今四十多年前的“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这场大讨论为冲破教条主义意识形态窠臼、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来之不易的政治意识形态理据；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现实主义实践观成就了全体国民反思民族命运、直面竞争世界、重视人民利益、追求个人幸福和个体权利的生存意识和社会氛围。

从学术研究的视角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单一宣教模式助长了“哲学的贫困”的生成和持续，也激发学界研究转向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研究的思想进程。这个进程大体可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强调哲学与自然科学联姻，企图用与自然科学结合的方法改善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贫乏”的理论状况。苏联时期，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的某些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被拔高到具有裁判科学研究方式方法和成果价值的地步，结果闹出了批判“相对论”“遗传学”“测不准定律”“人口学”和计划生育提议等等荒唐闹剧。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鉴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经过“文革”等政治运动在群众中形成的一种诡辩论外观和僵化意识形态形象，借由工作中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对“科学的春天”的呼唤，学界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自然科学发展之间的相关性叙述，借以改变哲学内容“干瘪”的形象。20世纪80年代初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一度热衷于“老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新三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相对论(基本粒子理论、量子力学、脑科学)”等前沿科技成果，企图以此充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造成科学与哲学良性互动的氛围和关系。有一个时期，关于列宁、毛泽东由唯物辩证法原则预测基本粒子无限可分的说法，学界引为典范，意图证明哲学的科学价值。因这种方式纯属单方热情，故并没有可持续深度发展能力，旋即趋于式微。

第二阶段，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辩证性、实践性理解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有不少学者更多地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问题，特别是认识的非理性和主体性研究。一方面，这种研究是追溯马克思主义哲学源头的需要，由此开始关注德国古典哲学康德的理性批判理论和主体性思想。在这个过程中，认识论意义上的实践论和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第一的观点(列宁语)得到进一步强调，获得广泛认同，认识过程中的“实践理性”或“实践观念”概念得到广泛讨论。另一方面，也是对现代西方哲学新学说、新观念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立场上的回应。比如，由存在主义高度强调主观意志和主动“抉择”的重要性，引发了“反映论”和“选择论”的相互关系问题研究。由此延展到现代认识论的“符号”问题研究、皮亚杰的认知建构理论研究、脑科学研究等。

第三阶段，开始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问题。有学者认为，现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把历史唯物主义安排到辩证唯物主义之后加以叙述，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基本事实：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中通过发现和阐发唯物史观基本理论而登上哲学理论历史舞台，宣告了自己独特理论的诞生，而辩证唯物主义则是19世纪六七十年代借由批判杜林等人而相对系统地阐发出来。因此，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主义两部分内容的相互关系和表述顺序被认为事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实质的理解和把握而受到研究者的重视。这种研究的深入进行中也有人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并不是一种物质本体论，并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的扩展。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一种实践哲学，甚至是一种以实践为本体的实践本体论哲学。然而，这种实践哲学特别是实践本体论，由于被批评为唯心主义而昙花一现、转瞬即逝。

第四阶段，20世纪90年代起，哲学观问题逐渐进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研究视野，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思考。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此前各个阶段的研究并没有显著地改变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一直以来的“哲学贫困”状况，而使问题的深度研究成为必要。比如，作为一种体系设想出来的实践哲学似乎无法抵挡“唯心主义”的指责，体系安排和体系创新受到哲学观类型的制约，哲学观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天花板”和发展瓶颈问题。另一方面，80年代以后，“现代西方哲学”和“传统中国哲学”双双走红、热度高企并持续流行，社会政治环境、经济环境逐步开放而激活了人们的思考，开阔了人们的研究视野，也丰富了人们的研究视角，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哲学观也自然产生了怀疑。在此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新阐释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新叙述成为可能，产生了批判扬弃“世界观哲学”和探索阐发“实践观哲学”等认识成果。这个认识阶段，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不再被简单理解为一种狭隘、抽象、固定不变的本体论，而是理解为一种新的哲学观[6]。

第五阶段，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受到各种质疑，有些主张者思想动摇，也有些人认为自己发现了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哲学的“域限”，因而放弃、淡化、转而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哲学定位。于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开始走向漂泊无根境地开始企图从历代西方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各种新异时髦学说、中国古代传统哲学中借用名词、观念，以求获得新意和价值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灵魂走失。

从这些历史演进过程及其逻辑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就是作为资本主义时代无产阶级谋求自己和人类解放的实践哲学。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超越封建主义、资产阶级、现代性等一切制度、文明的阶级和历史局限性，立足人类存在方式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建构人类实践的革命哲学。所以，这种实践哲学既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理论基础。对于学术界来说，忘记这样的理论初心，失去这样的理论定位，任何新奇的学术立意都难免流于左支右绌的“哲学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