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奇学

(安徽大学 历史系，安徽 合肥 230039)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创巨痛深，一时，有识之士纷纷著书立说，为谋求中国富强建言献策。由于对西方了解较少，故所著内容多有类同之处，以致著名的早期维新思想家陈炽阅读了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后说：“世有此书，而余亦可以无作矣。”(1)陈炽：《〈盛世危言〉序》，《陈炽集》，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05页。而邵作舟的思想迥然有别于其他新派人士。

邵作舟(1851—1898年)，安徽绩溪人，代表作《危言》，书成于1889年。1899年初刊行时，为别于汤震所作《危言》，更名为《邵氏危言》。此时，邵作舟去世已近一年。早期维新人士面对保守势力的巨大压力，常常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不少人活跃于李鸿章幕府，视李鸿章为改革派领袖；李鸿章也常常委派他们襄办洋务新政，从现有资料看，未见邵作舟和其他著名维新思想家有多少联系；任职于北洋多年，未见受知于李鸿章，而在《邵氏危言》字里行间对李鸿章颇有微词。倒是先后任津海关道、长芦盐运使的李兴锐，“与公交犹笃，公务皆取决于公”。(2)《华阳邵氏宗谱》，转自《邵作舟年谱简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马建忠邵作舟陈虬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77页。李兴锐是湘系官僚。邵作舟的政治思想更是独具特色。然而有关专题论文甚少(3)相关研究有熊月之：《邵作舟思想探究》，《江淮文史》2016年第1期；熊月之：《导言》，《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马建忠邵作舟陈虬卷》；邹振环：《导读》，《危言三种》，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张小平：《邵作舟思想的历史地位与研究现状》，《安徽史学》2016年第3期；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亦有所论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叶顺意：《〈邵氏危言〉研究》，湖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笔者不揣简陋，对此作一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以政治改革为改革之本和强化君权

邵作舟明确批评其他新派人士：“顾窃见天下之以奇策进者，其所论轻重本末颇与臣异”。他们之论开源，无非是某利可扩，某税可增，某矿可开，招商兴业等；其节源则是，兵当裁若干，官俸减若干；其求强则是购外国枪炮、舰船，增设炮垒，创办军工；习西洋军制，等等。鼓吹这些“奇策”之士，一倡而百和，并且这些奇策多“次第行之”，由是一批洋务新政问世，然而“百为而百无效”，中国并未因此而富而强，时当中法战争之后，不同的人对它有不同的总结。两次鸦片战争，中国几无还手之力，以完败告终。中法战争中，中国和法国各有胜负，最终是中国胜利而双方告和。人们由此看到洋务运动带来的变化，支持洋务运动的人大为增加。也有些人从中法战争中看到洋务运动的不足，提出改进意见。邵作舟在《邵氏危言》中几次以中法战争为例，对洋务运动进行尖锐批评，他说，在中法战争中，先是马尾海战，海军大败，船政局被焚毁；继而败于越南，困于台湾，“敌之桀骜而不可驯者，视道光、咸丰之际，盖无甚异”。种种“奇策”未能挽救中国危机。欲振兴中国，走上富强之路，“或犹有待于臣说之迂以为之本”。(4)邵作舟：《正本》，《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马建忠邵作舟虬卷》，第223页。

邵作舟的变革之本，就是政治改革。一部《邵氏危言》有文25篇，直接间接讲政治变革的有20余篇，占全书80%以上。其他早期维新思想家对政治改革虽有所提及，但在他们的著作中所占分量不大，对政治改革的重视程度远不及邵作舟，体现为器物层面的改革时代特征。

多数早期维新思想家和少数洋务派官员对西方议会制度颇为欣赏，认为学西方议会最为重要。例如，两广总督张树声在遗折中说，育才于学校，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是西方各国立国之体，火炮、洋枪、轮船、铁路、电报等为其用，“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铁路四达，果足恃乎？”(5)张树声：《遗折》，《张靖达公奏议》第8卷，清光绪刻本，第33页。但是，大多数新派思想家只注意到西方议会有通上下之情的功能，不知道它是权力机构，对于西方之民和国家的关系及社会地位等均不甚了了。邵作舟比他们有更深入了解：“泰西之国如醵然”。“醵”，众人凑钱共饮。就是说这桌酒宴为大家共有。也就是说，西方之国为民所共有，人和人之间，包括民和君之间，都是平等关系，“君不甚贵，民不甚贱”，“民诉诸君若诉诸其友”。国家事务处理、“谋常从下而起”，关于战争、税收、财政支出等大政方针，通过国会“群谋”而定，民不同意，国君不能发一兵一卒，加税一分一厘，更动一条法令。这与其民性有关。西方之民，刚强而直爽，重个人尊严，重社会舆论，礼仪简便易于亲近，热爱国家，对待外侮如同私仇，不惜用生命抗击；重个人意愿，“其政主于人人自得”，故权分散于下，往往“傲而不可使，涣而不可收”，甚至因不满意于君，“提刃而剚之”；又分类结党，难免党派纷争，莫衰一是；重个人利益，如与民无利，即使是国家开疆拓土，民也不肯出钱出力。简而言之，西方之民独立性强，勇于表达己意，故能建立以民为主、为中心的议会政治。

中国之民性完全不同于西方之民性，“柔而易令，顺而易从”，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人格尊严上都缺少独立性。君王在他们眼中，“尊至于天而不可仰视”；在君王面前，他们“贱至于犬马鸟兽，鞭挞斩刈惟上之欲之也。”邵作舟指出，中国之民如此懦弱，是由于自秦汉至今二千年来的“教”和“威”造成的结果。“教”即以儒家思想为主的思想文化，“威”即赫赫皇权。儒家是要下服从于上，皇权则强迫人服从，它们互为表里。没有独立品格的民众，不可能建立起以民为主的政治，西方的议会显然不适宜于中国。

君和民犹如翘翘板的关系，西方民强，西方社会、西方政治以民为主；中国民弱，中国社会、中国政治自当以君为主。就求富强而言，邵作舟语出惊人，中西各有优势。他把社会经济发展动力称为“势”，“泰西之势在民”，“中国之势在君”。西方之民有血性有活力，是其长；然而，独立性强，分类树党，纷争不已，权分散于下，重个人利益，难于一致，是其短。总之，西方之国发展平稳，“不能遽强，而亦不可遽弱。”中国之君据崇高之势，擅独断之威，“役天下若役一身，不必积月累岁，国安富尊荣于内，而威震乎万里之外。”(6)邵作舟：《异势》，《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马建忠邵作舟陈虬卷》，第229页。可以很快兴起，当然也可能一朝而乱。

要想一朝而治而不会一朝而乱，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首先是“有圣君起”。何为圣君？“陛下必先矢兢业，清嗜欲，而后声色货利不足以惑吾之心；好学问，广延纳，而后是非得失不足以淆吾之明；知人善任，信赏必罚，而后朋党比周不足以窃吾之柄；豁达恢廓，果敢沈毅，而后危疑震撼不足以败吾之功。陛下具此数者于上，而所为安攘之本，固已立矣。”(7)邵作舟：《正本》，《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马建忠邵作舟虬卷》，第223页。好像是老生常谈，实则都有所指。所谓清嗜欲远声色，是要年轻的光绪借鉴往事，不可像咸丰、同治那样耽于享乐，英年早逝。同时也是对西太后生活奢华及重修清漪园(颐和园)表示不满。清朝财政本来就很紧张，重修清漪园耗资甚大，乃至挪用海军经费，引起朝臣不满。邵作舟显然希望皇帝不为声色货利所迷，励精图治。好学问则是请光绪既学习中国经史，“知古今治乱得失之原”；(8)邵作舟：《定治》，《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马建忠邵作舟陈虬卷》，第234页。又要了解西方人情、风俗、制度、历史、强弱、治乱等以利于外交，同时“择泰西之善，修而用之，尽地利，盛工贾，足以为吾之富；饬戎备，精器械，足以为吾之强。”(9)邵作舟：《纲纪》，《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马建忠邵作舟陈虬卷》，第233页。广延纳是请皇上倾听各种不同意见、建议，作为决策参考。知人善任，不使朋党窃权，当是请朝廷注意，官僚们普遍重视同寅、同年、朋友、世交、同乡“五谊”，凭此五谊，他们“钩援党结，万口一声，根据磐互，牢固而不可动。”无功可得赏晋级，有过可避惩处。(10)邵作舟：《官敝中》，《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马建忠邵作舟陈虬卷》，第238页。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湘、淮两系崛起，地方督抚多出于两系，他们大权在握，声气相通，内轻外重局面已经形成。而朝中官员亦多抱团，互相援引。邵作舟希望朝廷任用德才兼备之人，信赏必罚，不使朋党窃权，以强化皇上权威。无论是和战还是举办洋务新政，朝廷面对困局，每每是虎头蛇尾、朝令夕改，终于一事无成。他请求皇上，一旦方针已定，就不要为危疑振憾所动，果敢沉毅，坚持到底。邵作舟祈盼光绪成为道德高尚、学问广博、知人善任、励精图治、积威独断之明君、圣君。

二、实行开明专制

为能把亿万臣民的力量激发出来，及正确决策，仅仅有皇上至明和专权远远不够，邵作舟请皇上务须“除忌讳”，以“伸天下之气”；“广延纳”，“以尽天下之智”。“伸天下之气”就是让天下人都能直陈己见。天下之气不伸，由来已久，历代帝王无不端委听政，“务于尊己之名，振己之威”，经二千余年的压抑，亿万臣民之气“靡然而尽屈”，由此造成上下相隔，国势涣散，每遇外侮，“颓然若木”。偶或有人敢于对国事指陈抉择，而朝廷必以为“悖谬”，“上赫然操聋聩之势以临之”，致“智者不为谋，忠者不为谏”。于是天下之士，自孩提起，父兄师保“莫不首教之以谄，虚文诞妄，习为阿谀而不之怪，盖自其少时而廉耻刚直之节已茫然无所守矣！”入仕后，无不以圆熟耎媚之词，容悦于上，“陈主德则以为跨尧舜；论时政则以为轶成康”；疆宇日蹙，被说成版章之廓自古所未有；国名日卑，国势日屈，却说是四彝向顺、怀德而畏威。他们自知这一套说辞是在骗人，“进则俯伏献谀，退则掩口匿笑”。因为能讨皇上欢心，听者竟无不以为“得体”，纷纷效仿。天下之气拙折沮塞如斯，后果是“政失于上而不知，乱成于下而不悟，一旦有事，而溃败瓦解之势，将至于不可救。”他希望朝廷不讳疾忌医，鼓励臣下“婴逆鳞、砭时疾”，视直言敢说之士为“盛世之土瑞”，予以褒扬。历代君主都喜欢以圣自诩，清代帝后更是如此。上既圣明，臣下更有何说！为了伸天下之气，邵作舟请皇上诏群臣上书，特别要求臣下“毋辄言圣”，要敢于指陈朝廷之失。并请宣布“罢去一切忌讳”。请皇帝不要把自己神圣化，臣下也毋须无来由地肉麻地歌功颂德，胡吹乱捧，对朝廷对策可以有反对意见，批评意见，大胆直言，不要有任何顾虑。罢一切忌讳，还包括去除语言上表达形式上种种严苛规定，清代在语言文字表达形式上规矩最多、最严格，如称谓稍有差池、文章书写时未将皇上、太后另外顶格、未避讳等都是罪过，甚至是“大不敬”，可能招致杀身之祸。清朝文字狱为历史之最，有些就因细故而罹罪。士大夫终日处于小心翼翼、战战兢兢之中。毋辄言圣，罢去忌讳，就是方便卿士大夫下而至于庶民，都可以“快然而畅所欲言”。而天下之气伸，将会带来三大益处。首先，“忠言傥论、巧谋拙计，得以毕进于上”，供皇上采择。集思广益，“陛下以天下视，故视无不明；以天下听，故听无不聪……所裨益必将甚巨”。其次，将使“人主有所修省而不敢恣，百官有所畏惮而不敢私”。对君臣有很好的提醒、监督作用。再次，民隐可上达，有益于政令畅通，社会稳定，即便在国家危败之际也不会张皇失措。“若是者，不增兵而强，不益财而富，不求名而名尊，不立威而威振。”(11)邵作舟：《除忌讳》，《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马建忠邵作舟陈虬卷》，第262、261页。

“广延纳”有两层意思，其一，国事公开透明，让士庶知晓国家大事。邵作舟批评朝廷以保密为由，国家有大事，不使臣下僚属预闻、不得参与谋议，百姓更不予以知晓，惴惴焉担心机密外泄，有害于国事。实际又如何呢？“宫廷造膝之谟、嚬伸动息之机，国未一布而数万里之外刊其密议而盛燔之，若烛照，若数计”。保密只是使中国人无从知晓，而敌国早已洞若观火，无不了然。当然，也不能一概反对保密，斗疆场，决胜负，“此当密者也”。至于国计盈虚，民生休戚，礼乐刑政因革张驰，与敌国之和战曲直等，皆为“不当密者也”。对不当密而密之事，皇上仅让二三人参与其议，“上之无以广天下之公，下之无以尽天下之智”，难能考虑周全，处置得当，百官民庶对此难免不满，尤其是中外交涉之事，更易于使臣民藉藉，谤讪纷纷，愤怒滋甚，乃至有不遵号令者。他提出大事要“博谋”。借古以喻今是维新思想家常用的手法，邵作舟引箕子告诫周武王的话：“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盖爵赏刑戳必与民共之者，周之制也；国危、国迁、立君必聚万民而询之者，周之制也”。

清朝的言事制度规定很严，即便是现任官员，也不是都可以直接向朝廷奏事，如地方官，仅限于督抚、学政等中高级官员可以直接上奏言事，非现任官员及士民不可议论朝政。这显然不利于官员及士农工商四民为国献策。有鉴于此，邵作舟提议，放宽奏事之制，允许现任州县以上官员可以“实封言事”，非现任官员和士民等欲有所言，京内可由都察院、京外可由道、知府等官员“陈情转奏”。为了让官民敢于大胆言事，邵作舟提出：“所言必公家之事而无涉于私者，虽陋妄无足采，不以为罪”。还提出，国有大是非、大政事，诏下有司仿《周官》外朝征询庶民之法，先将其事之本末原委刊载于日报，遍告天下，以便上自公卿大夫，下自庶人，“举得竭其思虑，条其利害”，并在一定的时间内，上达皇上，以备参考。“庶天下晓然于朝廷光明洞达、忧乐与共之量，而陛下欲有所为，亦灼然知民心之所好恶相背，益以神明于执两用中之断，而举措至当，上下一心，不至为邻敌窃笑，天下幸甚”。

公开国是，让国人知晓、尽可能让卿士大夫下至庶民放心大胆地发表言论，为国家富强出谋画策，“上下一心”，“忧乐与共”。邵作舟显然汲取了西方民主元素，对家天下有所救正。但是，他还是坚定地主张君权至上，只是以民主元素为辅助手段，决不是以民主代替君主，或对君权有所削弱。他理想的模式是：“百人而谋之，一人而断之。谋之广则足以穷天下之变而无所遗，断之专则是以息天下之纷而无所挠”。(12)邵作舟：《广延纳》，《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马建忠邵作舟陈虬卷》，第263、264页。

概括言之，欲实现民富国强，当以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为本；由于几千年之教和威，中国之民性柔弱和西方之民性天差地方，中国不宜行议会民主，只宜行君主制并且还要强化君权；但对西方民主应有所师法，即以君主为中心，“除忌讳”，使亿万臣民之气伸，“然畅所欲言”；“广延纳”，让亿万臣民知晓和参与国事，一改君民相隔乃至对立的状况，最大限度让臣民为国家安危、富强建言献计。在此基础上，皇上“役天下若役一身”，“积威独断，电发飙举”，不必积月累岁，中国即能建成富强之国，“而威震乎万里之外”。(13)邵作舟：《异势》，《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马建忠邵作舟陈虬卷》，第229页。这种体制，自然不是西方的民主制，与传统君主制度也大有差别，可称之为开明专制。

三、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价值

近代社会变动节奏快，平均10年不到就是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曾经的新思想很快成为明日黄花。《邵氏危言》成书后，仅在少数人中流传，经近10年，1899年方得出版。时过境迁，当戊戌政变后，当日的“奇书”难以激动人心，不久就是义和团运动爆发，随之八国联军入侵，接着辛亥革命一浪接一浪，社会关注点不断切换。《邵氏危言》写当其时，出版却不逢时，未产生多大社会反响。但这本书的政治改革思想，尤其是改善君主专制的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的价值不可低估。

价值之一，率先提出以政治改革为本。洋务运动时期，新派人士普遍认为，中西差距仅在富强之术，于是纷纷提出各种求强求富之策，强国是目的，求富是为求强筹措经费，对于民富的意义认识不足，主张自下而上的改革。关于政治改革，也有人提及，但也只是作为富强术之一。故后世史家称这一时期为学习西方器物时期。惟邵作舟认识到，当以“富民强国”为志，把富民和强国相提并论；还提出学习西方求富强之术是全国各省区共同任务，当然也是皇帝的职责，因此要把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作为改革之本，否则，富强之术即便日出而不穷，也不能使民富而国强。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一再请求光绪皇帝，大誓群臣，自上而下进行政治改革以为改革纲领，批评洋务派“就一二事上变之，而不就元本之法变之，故枝枝节节，迄无寸效。”(14)康有为：《为推行新政，请御门誓众，开制度局、以统筹大局，革旧图新，以救时艰折》，《杰士上书汇录》，清光绪二十四年内府抄本，故宫博物院藏。和邵作舟所表述的十分相似。只是他们的直接目标相差很大，邵作舟仅要求汲取西方民主元素，改善封建君主专制，康有为则要求建立君主立宪制。而以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作为改革之本，邵作舟无疑是先行者。

价值之二，提出西方议会民主和中国君主专制各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合理性，对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各有其“势”，各有优长。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议会被越来越多的新派人士欣赏，希望中国也设立议会以通上下之情。他们以为，议会如同其它西方富强之术一样，拿来即可。至于顽固派和多数洋务派都坚定地认为君权神授，或天命所定，固中国君主制度是最好的制度。邵作舟看法独特，提出中西民性不同，故中西制度不同，西方之民刚而烈，独立性强，是以有议会民主制；中国之民懦弱易从，不可行议会制，只宜有君主制。中国之民性非一朝一夕形成，而是秦汉以降二千年教与威造成的结果，就是说中国君主专制乃是历史文化的产物，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从而也否定君权神授之类神话。

邵作舟没有评判中西制度的优劣，就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而言，和西方之“势”在民不同，中国之“势”在君，君可以集亿万臣民之力，一朝而起，电发飚举迅速成为富强大国。

以民性不同为据，明确同时肯定中西两种制度，并且认为君主制度也可使中国迅至富强，可谓是前无古人之论。

价值之三，开启了近代国民性研究。古代哲人对民性多所论述；晚清民初思想家则把国民性作为一个重要话题。前者意在治民，治民又可说是牧民，一个牧字，表明了民在古代地位低下，几同于猪马牛羊。戊戌维新时期受西方政治文化影响，人们知道国家的真正主人是民，于是有“国民”一词出现，随后“国民性”一词也出现了。近代思想家把国民性和社会发展、社会变革、人的改造联系起来讨论。须要指出，在“国民性”一词出现前，便有少数敏锐之士注意到(国)民性和政治制度、社会变革的关系。笔者曾认为，严复是论述国民性的第一人(15)汤奇学、陈宝云：《“救国”与“救人”——辛亥革命时期与新文化运动时期改造国民性思想之比较》，《安徽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1895年春，他以进化论为指导提出，一国一民族先进还是落后，由民德、民智、民力所决定。(16)严复：《原强》，《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页。现在看来邵作舟则在此前数年，就已注意到(国)民性与一国政治制度、一国发展之“势”有莫大关系。邵作舟有关(国)民性论述主要有四点。第一，中西之民性不同。西方之民刚而直，有血性，重个人尊严，独立性强；中国之民，柔顺易令，缺少独立性，盲从于上。其时，中国官绅说到西洋人，每每用“性近犬羊”，或者干脆称之为“鬼子”。邵作舟笔下西洋人是豪放的堂堂正正之人，而中国百姓唯唯诺诺，奴性十足。第二，中国民性孱弱，是秦汉以下二千余年“民习于教而劫于威”的结果。一针见血。须要指出，他只是客观叙述，并没有批判“教”和“威”。二十几年后，陈独秀、胡适、鲁迅等在新文化运动中把改造国民性作为主要目标，猛烈抨击以儒家学说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教”，批评奴性，倡导独立意识，鼓吹个性解放。第三，因为民性不同，中西政治制度不同，西方适于民主制度，中国宜于君主制度。第四，中西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之“势”因民性不同而不同。西方之民有能力掌控自己的前途，故其势在民；中国之民没有能掌控自己的命运，一切交付于君，故势在君，如有圣君能伸民气，广延纳，中国会快速成为富强大国。

邵作舟对近代民性的认识客观公正，有些认识相当深刻，对于人们认识中国国民性，评判近代中国的种种改革方案等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价值之四，首次提出比较具体的“开明专制”主张。18世纪后半期，开明专制曾在欧洲流行。所谓“开明专制”，第一，本质是君主专制；第二，和纯为帝王一姓之私有些不同，兼顾国家和民的发展；第三，带有近代色彩，对近代经济、文化等改革有一定推动作用。(17)《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903页；梁启超：《开明专制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七》，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2页。中国第一个明确提出“开明专制”的是著名的革命党陈天华，于1905年12月跳海自杀前，在遗书中说：“当今之弊，在于废弛，不在于专制。欲救中国，惟有开明专制。呜乎！我国同胞其勿误解自由，自由者，总体之自由，非个人之自由也。我同胞其听之耶？呜乎，愿我同胞其听之，其听之。”(18)陈天华：《致湖南留学生》，《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29页。他只提出“开明专制”这个概念，未作更多阐述。紧接着，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理论家梁启超写了五六万字长文《开明专制论》，论证“开明专制适用于今日之中国。”(19)梁启超：《开明专制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七》，第49页。梁启超意在抵制革命浪潮。文章原计划写10章，实际只发表了8章，未见他的开明专制具体内涵。而在17年前，邵作舟已有比较具体的开明专制。首先，有明君，明君既是道德典范，又知人善任，行事果敢沉毅。特别重要的是，“不务于尊己之名，振己之威”。(20)邵作舟：《官敝中》，《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马建忠邵作舟陈虬卷》，第261页。汲取西方民主元素，伸民气，去忌讳，让广大臣民畅所欲言，包括对皇帝和百官有所监督。国务公开，请百姓和百官就国事出谋献策供自己参考采用。理想的决策模式是“百人而谋之，一人而断之”。同时，像西方诸国那样，政府以“富民强国”为目标，帮助民发展经济，包括近代经济。

须要指出，吸收西方民主因素，实现上下相通，既有利朝廷决策，又能很好地积聚臣下及民庶力量，这种开明专制思想存在于大多数早期维新派和少数洋务派官僚思想中。其中，邵作舟等不主张设立议院；主张设立议院的除郑观应等少数人外，也仅仅是把议会为论政场所，不是权力机构，正如陈炽所说，议院是为了获得“公论”，兼听则明，“事之行否，仍由在上者主之。”(21)《陈炽集》，第108页。并非削夺君主手中之权。和邵作舟的“百人而谋之，一人而断之”并无质的不同。在这些人中，邵作舟的开明专制思想，最为清晰具体，堪为代表。由此，可以说洋务运动时期，中国政治思想分别向两个方向——民主政治和开明专制发展，以郑观应为代表把议会作为权力机构，以建立民主政治为目标，以邵作舟为代表，谋求开明专制。当时，二者并行不悖。

价值之五，丰富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吸取西方民主因素以改善中国君主专制制度，是政治上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时，其他新派人士的“中体西用”之“用”，基本上是经济、军事、文教等方面的西方器物、举措。“中体西用”思想是洋务运动时期新派人士共同认可的理想模式，它以不动摇中国封建制度、封建文化的根本为前提，给西方文化以一席之地，以利于中国走向近代化。(22)参见汤奇学：《“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演变》，《复旦学报》1982年第1期。

邵作舟政治改革思想也有明显不足之处，其大者有三：

其一，对如何确保实行开明专制，未设计制度保证。在邵作舟的开明专制方案中，前提是有明君。如何才能有明君？君权不受限制，明君变昏君易如反掌，那么如何防止明君变昏君？这些须要制度保证。可能因为涉及择君、废君，过于敏感，邵作舟避而不谈，其开明专制思想留有巨大漏洞。

其二，过高估计封建明君力量，认为明君可以集全国民庶之力，指挥如意，使国家很快富强，这在理论上说得通，甚至小国尤其是游牧民族有可能做到；但对于农耕为主的大国而言，民众虽易于征调，但更是一盘散沙，封建君主不可能有效地把广大民众组织起来，使国家迅速富强。自秦始皇起，皇帝总共有数百之多，也不乏明君，但没有一位皇帝能汇聚全国之力，在短时间里使国家达于盛世。清代疆域广袤，一千多万平方公里，人口有数亿，清帝绝无足够的组织能力和强大的凝聚力，把人民组织起来，使中国迅速转弱为强。

其三，对懦弱易从带有奴性的中国民性不是批判，而是肯定。初看邵作舟对中西国民性论述时，容易产生错觉：肯定西方之民性，否定中国民性。其实不然，他对中国民性也是肯定的，懦弱的中国民性是由教和威造成的。威即中国皇权，他是拥护的；对于儒家为代表的教，他更是完全信从，圣人之道，“开天立极”“固出乎人心所同然”，有普世价值，欧美人士，“不深知则已，苟深知则忻喜服从必矣。”还建议政府大发帑金，广译《四书》《五经》等中国典籍，遍赠西洋各国朝野之士，使其“深知而笃好之，则以次传习，靡然向风，既以移其风，易其俗，又使知圣道之大且精，纲纪法度之焕然美备”。(54)邵作舟：《译书》，《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马建忠邵作舟陈虬卷》，第256、257页。功效之大，莫过于此。中国之教既如此美备，受此教陶冶而成之中国民性自然无可指摘。邵作舟几乎没有近代民权意识。

尽管有若干不尽人意处，《邵氏危言》中有关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思想，仍然可以说是近代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个大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