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 坤

全面抗战爆发后，由于日本封锁了中国沿海，中国的石油进口量大幅减少，加上战时运输量的大增，中国的车用燃油供应十分紧张，以至于“油荒”问题突出。在此情形下，大后方开展了节约汽油运动，从消费端控制汽油的合理流向。节油运动虽然面向全体国民，但实际聚焦于拥有小汽车或乘用公车的党政军公职人员，即所谓“军公人员”或“军公阶层”，他们被舆论界称为“汽车阶级”。目前，学界从宏观层面对战时节约运动虽有所探究，但多聚焦于节约建国储蓄运动、节约献金运动等，(1)参见李育琴《抗日战争时期的节约运动》，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段瑞聪《抗战、建国与动员——以重庆市动员委员会为例》，陈红民主编《中外学者论蒋介石：蒋介石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孙钦梅《国民政府时期的节约运动与国家构建》，《江西社会科学》2016年第10期；孙钦梅《抗战时期节约运动述论》，《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7年第1期。关于节约建国储蓄运动、节约献金运动的主要成果有方霞：《抗战时期后方的节约建国储蓄运动》，《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3期；王京强：《张雪岩与抗战时期的节约献金救国运动》，《社会科学研究》2010年第2期；张中微：《冯玉祥与四川献金运动》，《文史杂志》1987年第4期；郝小玮：《抗战时期后方的现金运动》，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尚未针对节约汽油运动进行深入探讨。本文拟对战时大后方节约汽油运动的推行、舆论的参与及“汽车阶级”的节油实态进行分析研究，以期对推进战时节约运动的深入研究有所裨益。

一、节约汽油运动的推行

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石油市场被“美孚”“亚细亚”“德士古”三家外国公司垄断，石油几乎全部依赖进口。随着国内公路营运里程的增加，汽油的消费量也不断增长。1933年，中国汽油进口量为31261415加仑，1934年为39634402加仑，而到1936年则达到45479266加仑。(2)张家佑：《非常时期应取之石油政策》，《中行月刊》第15卷第2、3期合刊，1937年8、9月，第24页。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全面封锁了中国沿海口岸，中国油料进口量大幅下降。1938年，中国汽油进口量下降到31902829加仑，仅为1936年的70%；1939年进口量较1938年有所增长，为35892342加仑；1940年进口量维持在34105469加仑的水平，而到1941年则下降至30878437加仑。(3)参见孔庆泰《国民党政府时期的石油进口初探》，《历史档案》1983年第1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西南国际交通线被日军切断，尽管中美联合开辟驼峰空运航线，但运量有限。因此，1942年后，中国汽油进口量几乎到了可忽略不计的地步。

由于战时铁路运输和航运受到严重影响，公路运输在战场和后方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936年，全国公路运量为23690900延吨公里，全面抗战爆发后，公路运量急剧增加，除1939年和1940年有所下降外，其余各年都远超1936年的水平，1938年为28571800延吨公里，1941年增至189205226延吨公里，1942年亦达到189166517延吨公里。(4)《交通部统计处编抗战以来之交通概况》(1945年5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 第二编 财政经济(十)，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51页。

随着公路运量的增加，汽油需求量也大幅增长，但战时中国汽油进口量一直未达到战前的水平，供需矛盾日益突出，油荒问题十分严重。以军政部为例，1939年，该部每月需用汽油2485005加仑，而当年8月中旬存油仅1430000加仑。为此，军政部长何应钦疾呼：“油荒危险，即在目前燃料之急，亟待救济”。(5)参见吴志华《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汽油问题及其解决》，《甘肃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1940年，滇越铁路被日军轰炸后，假道越南的运输线受阻，油荒更为严重，以至于宋子文也表示，“油荒成为目前最迫切之问题”。(6)《条陈改善运输机构之意见及办法》(1940年3月)，蒋中正总统文物，(台北)“国史馆”藏， 002-080103-00042-003。

为解决进口油料不足的问题，国民政府致力于增强国内自给能力，开展汽油代用品的研制与生产，酒精、代汽油、木炭、天然气等都被用于车用燃料。国民政府在鼓励开源的同时，也意识到“开源非一蹴可成，节流则立时可行”(7)隆君：《节约救国》，《抗战与交通》第1期，1938年3月15日，第13页。，于是早在全面抗战初期就大力提倡节约汽油。

全面抗战爆发不久，部分省市的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就着手开展节约汽油的工作。1937年10月，陕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商请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酌量情形，对本市汽车行驶予以限制，除高级重要长官外，其他非因特别要公或军需运输，任何私人概不须乘坐汽车行驶街衢，以免靡费而减烦扰”。(8)《陕西省政府训令限制汽车行驶节省汽油》，《陕西省政府公报》第251号，1937年10月20日，第4页。尽管行营主任蒋鼎文声称力事撙节汽油，但管制力度有限，浪费风习并无明显改观。

1938年3月29日—4月1日，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发表《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号召“举国人民，当以极端之节约，极端之刻苦，以从事于生产资本之累积，与产业之振兴”。(9)《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38年4月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 第二编 政治(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11页。为推动战时节约运动的实施，1938年9月，国民政府颁布《节约运动大纲》，要求各级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切实宣传和督导，各级政府机关及社会团体应成立机关或团体节约运动委员会，负责节约运动的推行。(10)《节约运动大纲》，《国民政府公报》渝字第88号，1938年10月1日，第13页。如此，新生活运动促进会被赋予了推行节约运动的重任，发起组织各地节约运动委员会。《节约运动大纲》颁布不久，武汉、广东、重庆等地即先后成立了战时节约运动委员会，推动节约汽油运动的开展。随着国民政府日渐重视节约汽油工作，部分省市民众动员委员会、国民精神总动员协会也参与领导和推行节约汽油运动。

节油运动主要从劝导与督察着手。劝导分为普遍劝导与个别劝导。普遍劝导面向社会大众，通过演讲、张贴标语和漫画等形式宣传节约汽油的意义，劝告民众珍惜汽油，减少娱乐性或非必要出行用油，其宣传用语直接指明汽油与抗战的密切关系，如“虚耗一滴汽油等于消耗同胞一滴热血！汽车上的油烟是人民膏血的蒸发！留一滴汽油可以多杀几个日本强盗！以汽油作观剧酬酢之用无异间接帮助敌人”！(11)《四川省会各界战时节约运动委员会为节制汽油消耗通知汽车车主书》(1938年9月)，四川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档案，重庆市档案馆藏，00550002004260000171000。个别劝导则主要针对车主，或口头劝告，或致函劝告。1940年5月，广西省国民精神总动员协会成立节约汽油劝告队，成员共10余人，多系省参议会参议员和省党部委员、书记长等，他们进入门口停有汽车的酒楼、戏院散发传单，希望引起车主的重视。(12)《汽油劝告队出发街头活动》，《扫荡报》(桂林版)1940年5月21日，第3版。除车主外，劝告队还号召茶肆、酒楼、戏院等娱乐场所予以配合。1940年8月，广西省国民精神总动员协会召集桂林市茶肆酒楼及戏剧各职业工会负责人开会，要求切实督导会员不招待乘坐汽车看戏与赴宴者。(13)《贯彻节约汽油运动，两工会发劝告书》，《扫荡报》(桂林版)1940年8月24日，第3版。然而对那些注重生意的茶肆酒楼和戏院而言，限制乘车顾客势必影响客源，阻挠劝告队的宣传便成为其惯用伎俩。1940年5月，桂林市节油劝告队进入桂林戏院宣传时，经理李化声藉词拖延，几经交涉，劝告队才得以在戏院进行宣传演说。(14)《汽油劝告队出发街头活动》，《扫荡报》(桂林版)1940年5月21日，第3版。

劝告、督察工作一般由节油运动的发起者随时派员至娱乐场所、公园、餐馆或街道等登记浪费汽油车辆的牌号，再通函各报披露，以达到社会监督的目的。1942年5月15日，昆明市党政机关派员查获违反节约的小车25辆，次日便将车辆牌号刊登在昆明《中央日报》上。(15)《滥用汽油小车日益增多，除舆论制裁外尚须严予惩处》，《中央日报》(昆明版)1942年5月16日，第3版。对于那些屡次违犯规定的车主，则必须加以行政惩处，否则节油运动难以奏效。然而，无论是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抑或国民精神总动员协会，并不具备行政处罚的权力，因此发挥的作用有限。如广西省国民精神总动员协会在桂林的督察工作“不仅未能彻底收效”，一些车主反而“有点变本加厉了，乘坐汽车赴宴的有，乘坐汽车看戏的也有，一天比一天多了”。在此情形下，广西省国民精神总动员协会决议将节省汽油运动交由广西省政府办理，以行政力量督导公职人员厉行节约。(16)《乘坐汽车赴宴》，《扫荡报》(桂林版)1941年11月12日，第3版。

重庆是战时的首都，这里浪费汽油现象也十分严重。1941年6月，据重庆市动员委员会调查，该市“每月消耗汽油，估计在四百吨以上”。(17)《陪都实行省油运动，一滴汽油一滴血》，《新闻报》1941年7月7日，第7版。对此，动员委员会召集各有关机关开展节约汽油运动，组织节约汽油劝告团，分赴各大戏院、餐馆及商店等检查浪费现象，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成效，“一时浪费风气，为之大戢”。(18)《重庆市动委会1941年9月至1942年2月工作报告》(1942年3月)，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师范大学合编：《中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战时动员》(上)，重庆出版社2014年版，第442页。此次活动，共劝告140余辆汽车的司机和乘员，其中120余辆的司乘人员接受了劝告，20余辆的司乘人员态度傲慢，不愿接受劝告。(19)《汽车浪费汽油，百余辆车主被劝告》，《大公报》(重庆版)1941年8月31日，第3版。然而自11月起，“浪费汽油之汽车，又屡见不鲜”。1942年2月，重庆市动员委员会不得不再次开展节约汽油劝告活动。(20)《重庆市动委会1941年9月至1942年2月工作报告》(1942年3月)，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师范大学合编：《中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战时动员》(上)，第442页。

重庆各界节约汽油劝告团由国民政府社会部长谷正纲任团长，全团分三队，第一队由三民主义青年团重庆支团部负责，劝告中一路至两路口上清寺一带通衢要道、各大餐馆、商店及各娱乐场所等；第二队由上海童子军战时服务第一团负责，劝告较场口、都邮街、苍坪街、大梁子、小梁子、柴家巷一带之通衢要道，以及各大餐馆、商店和各娱乐场所；第三队由中国童子军重庆市理事会负责，劝告陕西路、模范市场至林森路一带通衢要道及各大餐馆、商店和各娱乐场所等。(21)《陪都各界节约汽油劝告团工作地点分配表》(1942年2月6日)，重庆市政府档案，重庆市档案馆藏， 0053-0002-00813-0000-030-000。劝告分五步进行，第一步严切劝告；第二步公布汽车牌号；第三步警告车主；第四步公布车主姓名；第五步请最高当局严办。截至1942年3月底，劝告团共劝告汽车140辆，被劝告三次者1辆，被劝告两次者24辆，被劝告一次者115辆，(22)《重庆市动委会1941年9月至1942年2月工作报告》(1942年3月)，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师范大学合编：《中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战时动员》(上)，第442页。其中大部分是党政军机关的汽车，如军政部、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公路公务处、农林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粮食部陪都民食供应处等。(23)《陪都各界节约汽油劝告团工作报告表》(1942年2月23日)，重庆市政府档案，重庆市档案馆藏， 0053-0003-00270-0000-019-000。重庆被劝告车辆具体情况见下表。

需要指出的是，后方各省市虽然秉持节约汽油的原则，限制浪费行为，但实际推行运动式节油的地区多集中在重庆、成都、昆明、西安、桂林等重点城市，其原因在于这些城市小汽车较为集中，浪费汽油的现象更加突出。在这些城市推行节油运动，不仅针对性强，而且能够节省运动成本。

二、舆论的参与

节约汽油运动的开展，离不开媒体的宣传鼓动和引导，以改变民众尤其是上流社会的习惯，形成崇尚俭朴的社会风气。1938年9月，广东省战时节约运动委员会指出：“吾国汽车汽油多仰给外来，军需之急，当比其他之耗更急，本会今望社会言论，道德制裁，俾能挽回颓废奢侈之风。”(24)《粤厉行节约运动》，《大公报》(香港版)1938年9月4日，第5版。社会舆论的参与，能够对浪费汽油的行为形成一定的道德压力，这也是当时政府十分倚重的劝导方式。在战时节约汽油运动中，舆论界广泛进行了宣传报道，其宣传的重点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宣传节约汽油的重要意义。各地政府在发动节约汽油运动时，十分重视报刊舆论的宣传鼓动作用，广泛邀请新闻界代表参与运动。1940年5月19日，广西省国民精神总动员协会召开理事谈话会，邀请桂林新闻界共同商讨组织劝告队劝告节油事宜。(25)《厉行汽油节约，实行街头劝告》，《扫荡报》(桂林版)1940年5月20日，第3版。同年8月，广西省国民精神总动员协会再次邀请新闻界代表参与节约汽油运动的协商会议，会议决议，“由各报切实鼓吹，节约汽油之重大意义”。(26)《贯彻节约汽油运动，两工会发劝告书》，《扫荡报》(桂林版)1940年8月24日，第3版。1940年6月，广东省发动节约汽油运动时，也致函“各报社根据节约要旨著论劝导”。(27)《省新生活运动会发动撙节汽油运动》，香港《工商日报》1940年6月13日，第10版。

随着近代消费主义的兴起，国家一般不干预民众正常的消费需求。欧美学者认为，“消费为生产之源，生产目的，厥在谋人们的消费”。(28)《“节约”何以能“建国”》，《中央日报》(昆明版)1939年11月22日，第2版。然而一旦进入战时，政府为调控资源的合理分配，通常会介入个人消费领域。个体行为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这是战时社会各界的普遍共识。因此，舆论在宣传节约汽油的重要意义时，紧扣抗日救国主题，劝谕个人为国家作贡献，并落实在个人的节约行动上。《立报》指出：“在这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凡是我们没有的东西，都得特别省俭用。私人少用一点，国家就多用一点，抗战的前途也就多一分胜利的把握。假使私人多消耗一点，国家势必就少用一点，人人如此，抗战势必蒙受不好的影响。不仅是汽油一项，举凡一切一切，不论是我有我无，在这非常时期，都应该俭省，积民力即是积国力。”(29)习圣：《戴季陶省汽油》，《立报》1938年4月20日，第3版。《甘肃民国日报》论及战时个人应尽之义务时也指出：“高车肥马，衣锦食肉，此人情之所欲，而今昔之所同也，但必须其环境地位家产，足以供给裕如，方克享此厚福，此就承平时代而言也，若在战时，军事高于一切，国家方以全力与敌周旋，而个人之供献于国家也，自当惟力是视，虽有高车肥马之资，亦不得不减低享受，供献国家。”(30)《由节约汽油说起》，《甘肃民国日报》1943年11月5日，第2版。

其次，宣传节约典型人物。政府高层及地方官员的示范作用是节油运动的重要宣传素材。《节约运动大纲》颁布不久，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即率先响应，放弃乘坐汽车而改乘人力车，媒体将孔视为典型加以宣传，以带动官民一致节油。(31)《厉行节约运动》，《申报》1938年7月15日，第2版。1938年4月，有媒体报道国民政府考试院长戴季陶奉命前往甘孜祭班禅大师，为节省汽油不乘车而准备骑马前往西康的消息后，受到舆论的赞赏。(32)习圣：《戴季陶省汽油》，《立报》1938年4月20日，第3版。与此同时，各地报刊也配合节油运动的需要，积极宣传地方长官。1942年8月，桂林《扫荡报》刊载《何不看看好榜样！》一文，指出：“最高长官，如李济深主任者，日理万机，每日出入办公尚且以马代步，省府黄主席亦常步行上省府办公，这种俭朴节约的精神实在值得做模范，许多无心肝无血性的坐汽车上茶楼酒馆的东西，何不看看这个好榜样呢！”(33)《何不看看好榜样！》，《扫荡报》(桂林版)1942年8月28日，第4版。

在宣传国内节约典型人物的同时，舆论界还广泛搜寻外国政要的节油做法，以鼓动国人。1942年6月，桂林《扫荡报》发表评论称：“罗斯福夫人近宣布不坐汽车与飞机，这目的无非是节约汽油。美国为出产汽油的国家，荣为美总统太太的罗斯福夫人尚且不坐汽车，不肯做消耗汽油的罪人，实在汽油关系国防太重大了。”评论有感于国人无谓消耗汽油的现象，希望“罗斯福夫人这一举动，对他们的良心深处是一个莫大的刺激”。(34)《节省汽油！》，《扫荡报》(桂林版)1942年6月14日，第3版。1942年12月，《新华日报》亦发表短评称：“罗斯福总统下令，暂停供应东部十七州私人汽车的汽油。虽然这件事影响到七百万以上的人，却还是下令实行了。这是为了战争，我们当局，为了节省汽油，也想了不少办法，可是，现在对这个问题，似乎又松了下来。美国产油，都还要节省，我们缺油，不是更应该节省吗？”(35)《汽油节约》，《新华日报》1942年12月20日，第3版。

再次，监督、批评浪费汽油的现象。一些党政报刊针砭时弊，对节约汽油运动中暴露出的问题予以抨击。1942年2月，重庆市动员委员会自评其节约汽油运动取得了良好效果，但并未得到舆论的认可。有论者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机关刊物《中央周刊》刊文批评道：“重庆的汽车和汽油都在政府统制之下，政府要节约汽油，少发几加仑就得了，何必乞灵于宣传”，“如果给车主一种社会调教，那就该把车主的姓名公布出来，好与众共弃；乃该团不此之图，仅将汽车的号码公布一下，这种办法，对于车主可谓毫无影响，简直是多此一举！”该论者还认为政府的宣传也是多此一举，也不必假手实行社会制裁，而是要真正运用法律手段。(36)桃叶：《汽油问题不可解》，《中央周刊》第4卷第30期，1942年3月5日，第307页。

除了官方报刊参与监督外，民间报刊也纷纷参与。1938年7月，成都颇具影响力的民营报纸《新新新闻》以讽刺的口吻称：“骄奢淫逸的恶气习，充满全市。老爷、太太、姨太太、小姐们，好像惟恐汽油太多，没有人来消费似的。”(37)博言博士：《一滴汽油一滴血》，《新新新闻》1938年7月11日，第8版。署名为梓潼县小百姓周浔的作者也在《新新新闻》揭露梓潼县公路局人员“每天把汽车开到城外各处去逛游，把最可贵的，公家的汽油，作这些局私人的无意义消耗”，(38)周浔：《关于汽油》，《新新新闻》1938年8月24日，第8版。希望政府予以重视。《大公报》也疾呼：“时髦的女士们醒醒吧，记者不敢问你们对于祖国有什么贡献，可是，节省一滴汽油，就可保住了战士们一滴热血！”(39)《抗战中的西南(十)》，《大公报》(汉口版)1938年5月1日，第6版。

作家聂绀弩对节油运动的劝告形式亦有所批评，他在《从汽油节约说到张恨水》一文中直言：“桂林市上有一种劝谕节约汽油的运动，成绩如何，不得而知……劝人节约汽油，是怎样在劝呢……如果只是在这儿那儿，对那些没有开闻过汽油气味，也没有梦见过坐汽车的人们，灌输一套‘汽油节约论’，对于真正坐汽车的人，至多不过取瑟而歌，使之闻之”。(40)聂绀弩：《历史的奥秘》，(桂林)文献出版社1942年版，第90页。他认为政府应该有针对性地重点劝告“汽车阶级”，而不是将精力耗费在普通民众身上。

舆论介入对军公人员及眷属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压力。1938年11月11日，行政院20余名公职人员计划乘公车去北碚游览，时任行政院参事的陈克文鉴于汽油与汽车零件不易购买，反对此行，并强调，“外间正纷纷指摘公务员，使用机关汽车前往娱乐场所，万一此事给人知道，报纸喧扬出来，机关名誉，也不甚妙”。(41)《陈克文日记(1937—1952)》上册，1938年11月11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99页。在陈克文的劝说下，游览计划遂告取消。1939年，身处桂林的白崇禧夫人也因“恐遭物议”，在私人出行时很少乘坐汽车。(42)黄纫秋：《神秘莫测的刘仲容》，《传记文学》第54卷第4期，(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可见社会舆论对个人的行为造成一定的影响和压力，营造了节约汽油的社会氛围。

舆论的参与固然重要，但并不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战时环境下，后方的油荒问题十分严峻，仅依靠个体的自我道德约束短期内难以奏效。为此，舆论界呼吁政府采取强制手段限制汽油消耗。《青年向导》周刊刊文称，“疟虫绝不会受人劝告或是警告，就能停止破坏血球的工作的”，呼吁国民政府对于浪费汽油的行为不能仅仅劝告或警告，而要严厉取缔。(43)王曼文：《为什么要节省汽油》，《青年向导》第23期，1938年12月10日，第12页。《新蜀报》也发表社论称：“略谓节约运动，必须具有积极性，方法务须彻底，推行必赖强力，否则难见事功”。(44)《新蜀报抨击汽油浪费现象》，《解放日报》1942年3月11日，第3版。

全面抗战初期，由于国民政府未能对汽油实施严格而有效的统制，令舆论大为不满，“私人运输享用及公用上的靡费，曾遭受不少的指摘”。(45)《汽油节约》，《南宁民国日报》1940年10月3日，第1版。面对舆论的压力及汽油供给不足的困境，蒋介石在1940年7月27日的日记“预定事项”中记载了“禁费汽油与节约”，(46)《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年7月27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并通令全国实行。同时，蒋介石还电示运输统制局主任何应钦、副主任俞飞鹏，要求详细报告重庆市公私汽车、卡车与公共汽车的数量及用油量，强调“各院部会除其主管长官准备汽车一辆以外，其余人员之汽车皆应收归运输局保管，其行动只准用机关公共汽车，且各主管长官所乘之车辆亦必须限定每日之油量，以免浪费”。(47)《蒋中正电示何应钦、俞飞鹏切实统计重庆各种汽车及用油并规定用车办法》(1940年7月23日)，蒋中正总统文物，(台北)“国史馆”藏，002-010300-00036-029。1940年10月，重庆党政军机关的汽车数量由1937年11月国民政府迁渝时的2000辆以上，减至200辆。(48)《节省汽油 渝汽车减至二百辆》，《大公报》(香港版)1940年10月16日，第4版。1942年，西南国际交通线被日军截断，美英援华油料难以输入，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为加强油料统制，每月仅由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为重庆全市的小轿车及公务用车配备汽油及酒精各12000加仑。(49)《加强国内油料统制急须办理事项》(1942年1月)，资源委员会档案，(台北)“国史馆”藏， 003-010101-0453。

由上可见，舆论的参与既起到了宣传鼓动与营造社会氛围的作用，又发挥了监督功能，不仅对军公阶层造成一定的社会压力，还推动了国民政府硬性节油措施的出台。

三、“汽车阶级”的节油实态及各方反响

战时拥有或乘用小汽车的群体有限，主要是党政军公职人员或权贵阶层，他们被舆论界冠以“汽车阶级”的名号。乘坐小汽车具有鲜明的身份标志和阶层属性，而阶层落差感的存在，使得普通民众对“汽车阶级”的行为尤为关注。

1938年7月，蒋介石意识到党政军公职人员的奢靡享乐风气严重损害了“党国”形象，“不惟予当地军民以不良之观感，滋国败官邪之慨叹；且使外人之觇吾国者，认我党政人员精神堕落，不足有为，复兴难望，从而减少其同情援助之热诚，兴思及此，至足痛心”。他要求党政军公职人员要“刻苦节约，为民表率”，“以先忧后乐为己任，以茹苦含辛为当然”。(50)《蒋委员长严令党政人员刻苦节约为民表率》，《经济动员》第5期，1938年8月15日，第182页。舆论普遍认为，节约运动要取得实效，“在上者以身作则”是必要条件。(51)王伯群：《节约运动与民众教育》，《东方杂志》第35卷第21期，1938年，第13页。

为了鼓励节油，蒋介石还十分注重自身的节约形象。全面抗战初期，军政部交通司供给蒋介石用车的汽油维持在每月3500加仑的水平，1940年7月，英国临时关闭滇缅公路后，蒋用车的汽油供给量减为1500加仑，不久更减至500加仑。(52)《徐永昌日记》第5册，1940年8月4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第381页。1942年，为配合全国节约汽油运动，并树立自身的形象，蒋介石要求侍从室将小汽车由18辆减至10辆，以减少油耗。(53)《减少侍从室汽车》，《大公报》(桂林版)1942年4月16日，第2版。

国民政府一些党政要员也纷纷参与节油运动。据陈诚秘书刘真回忆，时任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主任委员的段锡朋，“平日都是住在该会自己的办公室里。周末回小龙坎家中时，经常搭乘拥挤不堪的公共汽车，以节省公家的汽油。如果偶需使用自己的轿车回家，则必先遍询有无须搭其便车下乡的同事。他的意思，就是要充分发挥公家器物之使用价值”。(54)《陈诚先生回忆录·抗日战争》(上)，(台北)“国史馆”，2005年，第15页。时任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的何成濬几乎每天都赴军法执行总监部办公，1944年2月20日，何因伤风病痛，嘱托秘书将公文送其寓所批阅。他对秘书派车送公文一事心怀愧疚，特意在日记中记述道：“寓所距离稍远，往返一次，所消耗汽油价值极昂，且不易购买也。”(55)《何成濬将军战时日记》下册，1944年2月20日，(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86页。时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的王宠惠，“每日严稽自己所乘之公家汽车往来途程及用油数量，虽彼夫人亦不许随便乘坐”。(56)《陈克文日记(1937—1952)》下册，1943年11月9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777页。

尽管一些党政要员积极配合节油运动的开展，但公私不分，我行我素的党政要员也不在少数。如国民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甘乃光，“利用政府的人员和汽车，到数百里之外，去专送私人的眷属”；(57)《陈克文日记(1937—1952)》上册，1938年11月16日，第301页。行政院秘书长张厉生、农林部长沈鸿烈也不惜滥用汽油。(58)《陈克文日记(1937—1952)》下册，1943年4月15日，第700页；1943年11月9日，第777页。

除党政要员外，国民政府中下层官员在节油运动中的表现也不尽相同。行政院参事陈克文顾惜公务员形象，要求自己不公车私用，1938年11月，因其“不得已乃用院里汽车一次”而有所介怀。(59)《陈克文日记(1937—1952)》上册，1938年11月6日，第296页。他还劝阻同事不乘公车前往娱乐场所。然而资源委员会锡业管理处处长徐韦曼则“出入均乘汽车”，甚至将大批公用汽油“藏匿山岩”，作“私人享乐之用，并禁止人言，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稍一谈论即假借权力免人职务”。(60)《廖昌素关于锡业管理处处长徐韦曼任用私人、浪费汽油等情形呈经济部》(1941年6月9日)，经济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四-12955。

节油运动开展后，“汽车阶级”浪费汽油的现象并没有明显改观，“达官贵人浪费如故，引起此间舆论界若干非难”。(61)《新蜀报抨击汽油浪费现象》，《解放日报》1942年3月11日，第3版。舆论界的批评主要针对的是军公阶层公私不分，损公肥私的行为。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潘光旦指出：“同一用汽油，直接由公家取用是可以不在乎的，要从自己的公费里掏来买，便又当别论了！今日中国官场与公务界的第一大病，就是这个。”(62)潘光旦：《节约运动与民族》，《今日评论》第3卷第9期，1940年3月3日，第141页。《益世报》对于重庆军公人员浪费汽油的行为“几欲群起而击之”。《大公报》“亦攻击滥耗汽油者甚烈”，并由此引发对政府机关其他弊窦的批评。(63)《渝报责富商滥用汽油》，《新闻报》1941年6月11日，第3版。笔名为“剪刀”的作者在《节血运动》一文中批评称，尽管国民政府三令五申要求节约汽油，但后方“未能切实的节省者仍有，许多私人汽车照常在马路上乱跑，甚至于军用车也有不能做军用，供给那太太小姐们看戏宴会”。(64)剪刀：《节约运动》，《阵中日报》(曲江版)1939年10月20日，第4版。在西安，“一天在街上跑来跑去的汽车总不在少数”，有观察者不无讽刺地质问：“果真是许多赤心忠胆，保国卫民的长官们，为着紧急公事而奔忙吗？”而在“剧院酒馆门首，少不了依旧有汽车的踪迹”。(65)幼陕：《汽车，汽油，女人！》，《西北文化日报》1939年12月25日，第4版。

“汽车阶级”掌握着国家的公权力，他们享乐奢靡的行为更容易引发普通民众的心理落差，甚至“尤足动摇社会人心”。《新新新闻》将乘坐汽车娱乐的人冠以“高等华人”之名，指出：“在民族复兴根据地的首府，骄奢淫逸的恶气习，充满全市。老爷、太太、姨太太、小姐们，好像惟恐汽油太多，没有人来消费似的，每天都坐着汽车在街上兜风，撞来撞去，大出风头。这些‘高等华人’的心目中，早已没有国难，没有国家，只知道自己享乐”。(66)博言博士：《一滴汽油一滴血》，《新新新闻》1938年7月11日，第8版。有论者对政府宽纵公职人员浪费汽油的行为表示愤慨，直言“天天喊口号，叫老百姓们忍受痛苦，这种现象，印入老百姓脑中，我总觉得不大好”。(67)《何不看看好榜样！》，《扫荡报》(桂林版)1942年8月28日，第4版。在兰州，舆论也指出：“抗战已至第六年代，一般所谓士大夫阶级，穷奢极欲之行为，几与战前无异，即就行路而言，大有出必汽车，食必珍馐之慨，似乎不如此即不足以扬耀个人之地位，不如此，即不足以炫俗而傲人，故其结果，一切私人酬酢娱乐场所，尤非乘坐汽车不可。”(68)《由节约汽油说起》，《甘肃民国日报》1943年11月5日，第2版。在这样的情形下，政府向民众宣传节油的意义，就无法得到民众的普遍认可，“老百姓看了某某部某某局的街头大标语——说什么‘一滴汽油一滴血’，‘节约汽油加强抗战力量’——大家会说‘请你们的部长老爷局长老爷自己节约一点好了’”。(69)桃叶：《汽油问题不可解》，《中央周刊》第4卷第30期，1942年3月5日，第307页。

战时节约汽油运动旨在让社会各阶层厉行节约，将有限的资源用在抗战的“刀刃”上。虽然蒋介石三令五申谆诫国人节约汽油，但“言者谆谆，听者邈邈”，始终未能达到预期效果。(70)《由节约汽油说起》，《甘肃民国日报》1943年11月5日，第2版。节油效果之所以难以达到预期，关键在于国民政府过于倚重道德的感召力和舆论的压力，而不采取严格的统制和务实的措施，影响了节油运动的效果。

早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初，关注中国燃油问题的人士即指出：“鉴于欧洲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者注)之经验，国民之自动的节约，效果非常薄弱，且以与伴随战局的发展，而致物质缺乏愈益加甚之事实相辅，故唯有以国家之政策而实现其节约”。(71)张家佑：《非常时期应取之石油政策》，《中行月刊》第15卷第2、3期合刊，1937年8、9月，第27页。1938年6月，陈克文认为：“节约在我国文化上列为美德之一，更不能以道德为节约的理由。现在提倡节约的，不从整个抗战的经济问题着想，以为前线将士作战很苦，后方群众不应还过快活日子，非节衣缩食不可。这种观念不能算错，不过以这种观念为出发的节约运动，是非失败不可的。”(72)《陈克文日记(1937—1952)》上册，1938年6月30日，第234页。可见，当时陈克文已经意识到仅靠道德宣教感召，而不从宏观层面对经济资源加以统制并合理分配，无疑会使节约运动的成效大打折扣。军令部长徐永昌也在日记中记述说：“某德人建议停开每星期一纪念周会，亦省汽油之一道，竟未邀当道(指蒋介石——引者注)认可。此可证明外人之重实际，其实不需要开的会每日皆有。王亮畴言日本已规定，某种阶级以下，不许坐汽车云云，此其所以强也。”(73)《徐永昌日记》第5册，1940年4月24日，第314页。这表明国民政府未能采取务实的态度应对浪费汽油问题。正如聂绀弩所认为的：“汽油如果应该节约，应该严密地统制，政府真有决心，不见得没有办法”。(74)聂绀弩：《历史的奥秘》，(桂林)文献出版社1942年版，第89页。

当然，国民政府在限制汽油消耗和私人汽车出行等方面也颁布了一些统制规章，但与外国对汽油的统制相比，国民政府的统制力度与能力还存在一定差距。身在美国的胡适在1943年1月10日的日记中记述了美国统制汽油的效果：“今天出门几次，见街上竟没有私人汽车走动，最近禁止‘Pleasure driving’(快乐驾驶)，有此结果。”(75)胡适著，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38-1949)》第7册，1943年1月10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94页。1941年11月，国民政府驻仰光总领事馆在一份报告中表示：“自欧洲战争发生以来，欧洲各国汽油固严加限制，即远东各地亦限制汽油之消耗，例如马来亚半岛而言，对于汽油之统制极为严厉，凡私用汽车，每辆每月不得超过自15加仑至25加仑之数量，视车之大小而定也。欧洲诸国限制尤甚，柏林方面，已不许私用汽车之使用，虽有少数之街车通行市面，但乘车者非有相当理由，不得随意乘坐。法国方面情形更为特殊，私用汽车固已整个消灭，街车一项已由摩托改为脚踏。瑞士除同样严加限制外，并将大量汽油，用铁箱储藏，沉于勒曼湖底，以避轰炸也。各国对于汽油之重视，由此概可想见。”(76)《中华民国驻仰光总领事馆商务报告》(1941年11月)，资源委员会档案，(台北)“国史馆”藏，003-010306-0020。这足见战时各国对于统制汽油、防止私人消耗的严苛程度。相比之下，国民政府对汽油的统制力度则相形见绌。

由于大后方浪费汽油的现象难以根本改观，不仅助长了奢靡风习，而且客观上影响了后方油料的供应，也间接影响到政府各部门工作的开展。如军事委员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第三组第七科负责西北公路、西南公路、川滇东路、川滇西路等数千公里的交通巡查任务，是维持后方交通通畅、打击走私的重要部门，但该科只有9辆巡查用车，同时因油料缺乏，“各路局所允供给每车每月油料仅180加仑，每日平均为6加仑，以每加仑行6公里计算，则每日每车所能行驶里程不及40公里，所得效果自属不大”。(77)《军事委员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第三组第七科工作报告》(1944年5月4日)，军情局档案，(台北)“国史馆”藏，148-010300-0001。此外，由于统制汽油销售也存在诸多漏洞，许多小车使用黑市私油。1940年4月6日，《大公报》即发表社评指出：“重庆市上，好多物品有黑市场。汽油是有统制的，无照买不到，而许多汽车就靠私油活动。”(78)《处理物价问题的法与人》，《大公报》(重庆版)1940年4月6日，第2版。由此，更助长了后方汽油黑市的盛行。

四、余论

战时节约汽油运动是节约救国的基本内容之一，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限制非必要的汽油消耗，将宝贵的汽油资源更多地用在抗战的“刀刃”上。其次，通过宣传节约汽油的重要意义，凸显个体行为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提高普通民众的爱国热情。再次，破除奢靡享乐风气，以凝聚民心。节油运动虽然面向的是全体国民，但实际上主要指涉的是党政军公职人员，即“汽车阶级”。由于“汽车阶级”未能全面积极配合节油运动，致使节油运动效果欠佳，因而受到了舆论界的普遍抨击。表面上看，舆论不满于“汽车阶级”浪费汽油的现象，但实质上是民众对党政军公职人员良好形象的期待。民众对公职人员的要求在于，对国家物资“一点一滴勿使浪费，能如此方不愧为爱国国民，方不愧为国家公务员也”。(79)《由节约汽油说起》，《甘肃民国日报》1943年11月5日，第2版。战时后方资源有限，民众要牺牲诸多个人利益以满足政府优先保障军公的需求，而一些党政军公职人员非但不能“共克时艰”，反而耗损国力、奢靡腐化，这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是难以接受和容忍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党政军公职人员浪费与奢靡之风并不仅仅是个人问题，而是关涉公职人员群体风气与政府形象的大问题。国民政府希望借助节约运动，以改变“官场风气”、革新“政治气象”，但未能如愿。舆论通过多种形式讽刺“党国”官员“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怪象，加剧了民众对“党国”的失望情绪。当时社会各界已习惯于比较国共两党的精神气质，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府形象已成为国共两党“软实力”的象征。随着中外人士对延安的考察，延安已成为了他们眼中同甘共苦、艰苦朴素的典范。反观国民政府，民众对“党国”的观感则聚焦于奢靡、腐败、贪图享乐等方面。关于这一点，蒋介石在致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的电报中也不得不承认：“凡自陕北与西安来汉者，皆称陕北勤劳节俭，苦干硬干，而西安则浪费奢侈、迟钝贻误，官气恶习毫无战时与革命气象，闻之心痛”。(80)《蒋介石电谕蒋鼎文改革西安奢侈官气以挽堕风节约公费》(1938年8月28日)，蒋中正总统文物，(台北)“国史馆”藏，002-010300-00015-075。黄炎培在实地考察延安后也认为，中共的“前途希望是无限的”。(81)黄炎培：《延安归来》，华中新华出版社1945年版，第33页。这或许是对国民政府推行的节油运动，乃至由此引申出的国共两党形象最为客观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