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志鹏

白鸟库吉(1865—1942)是近代日本“东京文献学派”的创始人，史学界常将其史学研究与 “京都支那学派”的“内藤史学”并举，称为“白鸟史学”。白鸟的东洋史研究领域广泛，始于朝鲜史、西域史，进而推展至“满洲史”、蒙古史乃至南海史。通览白鸟的一生，他对满洲的研究曾出现过两次高潮。(1)白鸟库吉的弟子和田清认为，白鸟的论文初期以朝鲜为主，后期以西域为主，“满蒙研究大体上位于两者之间”，此话不确。参见和田清「满洲蒙古史」、『歷史教育』第7卷第9号、1932年、534頁。在时隔近二十年的满洲研究中，白鸟以文献实证方法对满洲意象的先后塑造，存在龃龉难合之处，却与日俄战争和九一八事变相耦合。五井直弘论述了白鸟的“满洲中立地化论”之后，学界已有诸多拓展性研究。(2)五井直弘『近代日本と東洋史学』、青木書店、1976年；岸本美緒編集『「帝国」日本の学知 第3卷 東洋学の磁場』、岩波書店、2006年；中見立夫『「満蒙問題」の歷史的構図』、東京大学出版会、2013年；井上直樹『帝国日本と「満鮮史」：大陸政策と朝鮮·満州認識』、塙書房、2013年；武向平：《满铁对满鲜历史地理“调查”及实质》，《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8期；赵薇：《“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与白鸟库吉东洋史学研究》，《历史教学》2011年第3期；张文静：《〈满洲历史地理〉的学术特征及观点倾向》，《史学集刊》2015年第4期；N.哈斯巴根：《白鸟库吉的满洲史研究》，《满学论丛》第6辑，辽宁民族出版社2017年版；郑毅、李少鹏：《近代日本社会“满蒙观”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2018年版。不过，“中立地”这一单向度的描述未能反映白鸟视域中满洲意象的变形过程及其矛盾之处，尤其缺乏对“满洲国”建国后的分析。故而，本文以《白鸟库吉全集》及相关史料为核心，追溯白鸟的东洋史研究方法，剖析日俄战争及九一八事变后白鸟所塑造的多重满洲意象，进而考察“白鸟史学”体系中学术研究与政治隐喻之关系，借以明了近代日本东洋史与侵华国策的呼应逻辑。

一、兰克史学东传日本与白鸟库吉的东洋史研究方法

对19世纪上半叶的欧洲知识界而言，借助于在古典哲学中发展出来的批判技巧，历史不再是文学创作的一个分支，也不再是政治家和文物收藏者的业余爱好，“对档案史料的精确考订取代了充满激情的想象，成为检验历史研究的试金石。在这种新思潮的驱使下，历史学科更加科学化”。(3)[德]列奥波德·冯·兰克著，[美]罗格·文斯编，易兰译：《世界历史的秘密：关于历史艺术与历史科学的著作选》，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历史的功能从政治箴言、道德训诫转变成理解现实的知识路径。

1824年，年仅29岁的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出版了其处女作《拉丁与条顿民族史(1494—1514)》。(4)该书中译本《拉丁与日耳曼民族史1494—1514》(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由付欣等人翻译，但未收录兰克撰写的“导言”及其“附卷”。这一历史著作本身与兰克的专业同行在撰史风格和叙事主题上并无太大不同，引人注意的反而是本书的“导言”和“附卷(即《近代史家批判》)”。兰克在“导言”中提出了著名的修史原则，即“说明事情的本来面目而已”，强调原始史料考订的一般原则及其重要性，并在“附卷”中以相关案例详细阐述了“孤证不为成说”和史料的“内证”方法，如语言文字、修辞方式、文本逻辑等，同时指出当时流行于欧洲历史学界的许多权威史料实际上属于伪造。(5)[德]利奥波德·冯·兰克著，孙立新译：《近代史家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94—296页。1825年春，普鲁士教育部聘请兰克担任柏林大学“特别教授”一职。1871年，兰克从柏林大学退休。兰克史学中系统的史料批判方法和“如实直书”的修史观念，为现代西方历史学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奠定了基础，兰克也因此常被称为近代德国“历史学之父”。(6)[德]利奥波德·冯·兰克著，孙立新译：《近代史家批判》，第1页。兰克一生培养了大批弟子，继承和传播兰克史学，路德维希·里斯(Ludwig Riess，1861—1928)便是其中之一。

明治维新期间，日本在各个领域大规模地学习欧洲文化，开启了“欧化时期”。1877年，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第一科设置了史学、哲学、政治学三个学科。两年后，因招聘不到合适的教授且学生寥寥无几而被废止。(7)松村潤「白鳥庫吉」、江上波夫編『東洋学の系譜』、大修館書店、1992年、42頁。1886年，文部大臣森有礼提出模仿德国学制、聘请德国专家。1887年初，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聘请里斯担任“史学科”教授。同年7月，白鸟进入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成为里斯的首届学生。据白鸟回忆，当时的史学科仅讲授“西洋史”，里斯在三年间只讲到法国大革命便结束了。(8)白鳥庫吉「学習院に於ける史学科の沿革」、『白鳥庫吉全集』第10卷、岩波書店、1971年、379頁。里斯可能在世界通史的史实上所授有限，但他重点在于传授兰克史学的方法，如历史研究法、史料学、碑文学、年代学、地理学、系谱学等。(9)リース『世界史の使命』、岩波書店、1922年、59—97頁。1889年，在里斯的建议下，以东京帝国大学历史学者为中心，创立了“史学会”，并刊行《史学会杂志》(1892年改名《史学杂志》，延续至今)。白鸟在创刊号发表了一篇译文《历史和地志的关系》，强调“作为历史舞台的地理”的重要性，表现出白鸟对历史地理学的关注。(10)白鳥庫吉「歷史と地誌との関係」、『史学会雑誌』第1號、1889年、56—64頁。地理学是里斯在传播兰克史学时强调的方法之一，该文可视为白鸟受兰克史学影响的最初表现。白鸟本人也正是在接受了兰克学派的实证主义史学后，才具备了“成为历史学家所不可或缺的因素”，(11)中山治一「ドイツ史学の受容と白鳥博士」、『白鳥庫吉全集』月報9、1971 年、7頁。直至明确以“地理”和“人种(民族)”作为首要研究对象，开创了东京文献学派的东洋史研究路径。

1890年夏，白鸟毕业后成为日本华族学校学习院的教师，并担任历史地理课课长。1894年，白鸟发表了第一篇学术论文《檀君考》，采用兰克式文献考证方法，从古传说入手研究古代史，认为檀君神话不可信，(12)白鳥庫吉「檀君考」、『白鳥庫吉全集』第3卷、岩波書店、1970年、1—14頁。正式开始了东洋史的研究。此后十年，白鸟相续考证古朝鲜的传说、地名及疆域，考察匈奴和中国北方古民族的种类等，研究领域从朝鲜史扩展至西域史。其代表性研究是1901年初发表的《戎狄给予汉民族的影响》一文。白鸟认为，东洋研究虽由西洋学者执其先鞭，但也有其未涉足的题目，即对占据亚洲北部的戎狄的研究；对汉民族文明而言，戎狄民族就是以武力将其破坏的力量，但戎狄入主中原后对汉文明的认同，造成了汉文明保守和尊大的性格，进而导致了亚洲的衰弱。(13)白鳥庫吉「戎狄が漢民族の上に及ぼした影響」、『白鳥庫吉全集』第8卷、岩波書店、1970年、3—15頁。该文是在“文武”二分的文化视角下，尝试从宏观上理解汉民族与戎狄间的互动关系，尽管地理学的视角还不突出，不过仍可视为白鸟“南北二元对抗论”的表述原型。兰克曾将拉丁和条顿民族内部的“双重对抗”及其构建民族国家的历史置于近代史的核心，“我们民族分裂为两个对立阵营，而整个近代历史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展开的”。(14)[德]列奥波德·冯·兰克著，[美]罗格·文斯编，易兰译：《世界历史的秘密：关于历史艺术与历史科学的著作选》，第78页。文斯(Roger Wines)认为：“兰克在这本书中提出欧洲是拉丁、条顿两个民族相互作用的结果，而斯拉夫人作为外围而被排除了。这种把欧洲看作是对抗性的统一体的描述是一种典型的兰克主义。”(15)[德]列奥波德·冯·兰克著，[美]罗格·文斯编，易兰译：《世界历史的秘密：关于历史艺术与历史科学的著作选》，第76页。两相比较，白鸟的“南北二元对抗论”在论说结构和研究主题上，与此极为相似，这一假说应是受兰克史学的影响。

总之，兰克史学东传至日本后，在里斯的直接指导和日本对东亚的政治关注中，以白鸟为首的“东洋史”初步确立了其研究方法和主题，即文献实证方法和以东亚地理为舞台的民族史研究。白鸟此后的满洲研究及其多重意象塑造，均是在这一总体框架下进行的。

二、“开放”与“间空”：日俄战争前后的满洲意象

1904年2月8日，日本第一军先遣队在济物浦(仁川)登陆，当晚联合舰队的鱼雷艇偷袭了旅顺口的俄国太平洋舰队，日俄战争爆发。同年，白鸟开始兼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白鸟此后有关时局的见解急剧增多，“这说明言论界对于帝国大学的期待，同时也说明白鸟响应了这样的期待”。(16)五井直弘『近代日本と東洋史学』、59頁。就白鸟自身的学术兴趣而言，他初始研究重点在朝鲜史和西域史，日俄战争期间及其后，白鸟的关注点转移至满洲，并在东洋史研究框架之下，紧随满洲地域现实政治的变化，先后塑造出以“开放”与“间空”为核心的满洲意象。

1904年7月，即在旅顺口战役之前，白鸟为了鼓舞日本国民的士气，从亚洲大陆诸国“时势隆替消长”的历史现象出发，分析日本强盛的原因，“以学问显扬国威”。(17)津田左右吉「白鳥博士小傳」、『津田左右吉全集』第24卷、岩波書店、1988年、109頁。白鸟提出 “亚洲南北的地理具有丰瘠两种极端的性质，南北民族产生出文野两个极端”，日本因远离大陆才免于南北民族纷争之波涛，辽东和朝鲜是日本坚固的堤防和壁垒，此战之目的在于“满洲的保全”。白鸟还认为，尽管俄国带有戎狄病、中国怀有独尊主义和保守主义，但两国实力依然不可小觑，若将来因俄清相争而造成“满洲的关门”，则日本必然不能独立抵挡，应将其作为“中立地”。(18)白鳥庫吉「我が國の強盛となりし史的原因に就いて」、『白鳥庫吉全集』第9卷、岩波書店、1971年、161—175頁。这是白鸟关于满洲的首次评论。有学者以此作为白鸟“满洲中立化论”的发端，并将之视为白鸟视域中统领性的“满洲像”。(19)五井直弘『近代日本と東洋史学』、72—74頁。

从文本来看，白鸟仅在此文最后一句才顺势提到“中立地”一词，并未给予任何定义或解释性说明。“中立”是日俄战争时期各国经常使用的关键词。日俄开战前，日本内阁议决了两条方针：“第一，使清国支援我国，共同对抗俄国；第二，使清国严守中立，不加入交战之列。”(20)「対露交涉決裂の際日本の採るべき對清韓方針」(1903年12月30日)、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書』上、原書房、1965年、217頁。开战伊始，清政府在阐述局外中立时曾言：“辽河以西，俄国交还之地，须由北洋大臣派兵驻守，各省及边境、内外蒙古总照局外中立办理。”(21)本馆：《中国局外中立交涉始末记》，《万国公报》第183期，1904年，第61页。当时作为新闻记者的内藤湖南，曾在1904年3月6日的《大阪朝日新闻》上刊文指出：日本政府同意美国在满洲限定交战地区的提议，俄国也表明把现在占领地之外的地区作为中立地之意。(22)内藤湖南「中立地域問题と遼西」、『内藤湖南全集』第4卷、筑摩書房、1971年、45頁。文中多次使用了“中立地”一词，特指辽西地区，与清政府所指一致。白鸟在文中对“中立地”的词义使用稍有引申，不仅指涉辽西地区，主要喻指满洲不被沙俄或清朝单独占领的状态。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这是白鸟对当时日本社会“共通感知”(23)[英]彼得·伯克著，陈志宏、王婉旎译：《知识社会史》上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页。的一种知识复述和再生产，与后期“无所属地”的解释有所区别。

1905年初，旅顺战役结束，俄方签订投降文书。与此同时，白鸟发表《满洲的过去及将来》一文。白鸟依然首先从地理学角度出发，认为辽河与黑龙江流域始终未成立强大国家，是受“亚洲二元现象(Dualism)”之影响，即地域上的南北两大区域，民族上的南北两大势力；满洲位于亚洲二元地理的东端，“作为第三者旁观此两大民族的争斗，当二者达到疲弊极点之时而伐袭之，瞬时间可有在亚洲大陆建设强大势力的机宜”，日本国民应“在亚洲建设大帝国”。(24)白鳥庫吉「滿洲の過去及び將來」、『白鳥庫吉全集』第8卷、17—21頁。这表明白鸟在日本取得陆上的关键胜利后，难抑心中喜悦之情，建设“亚洲大帝国”的心声呼之欲出。不过，同样是基于历史经验，白鸟明确反对将满洲合并为日本领土的观点，主张日俄战争后应与清俄谈判，“开放”辽河和黑龙江流域，将“亚洲大陆的两大势力突进朝鲜半岛和日本的门户”，使日本不与该地域直接接触，同时将祸水西引，激发英俄矛盾，使日本在两国间被重视，主张“辽河和黑龙江流域的开放是保证东洋永远和平的条件”。(25)白鳥庫吉「滿洲の過去及び將來」、『白鳥庫吉全集』第8卷、22頁。可见，白鸟是在“亚洲二元现象”下将满洲作为第三种势力，期待它在鹬蚌相争之时扮演渔翁的角色。白鸟的观点与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以及日俄战争前夕清政府借助美英德三国力量将东北问题国际化的外交策略皆有相似之处，白鸟也设想“以万国之力封闭满洲”，不使其被清、俄两国控制。不同的是，美国重在维护自己的商业利益，清政府是为了捍卫东北边疆的领土主权，而白鸟则是鉴于日本当前实力的不足，只能暂时期待在满洲维持三种势力的均衡，以待他日再图谋划。总体上看，与“中立地”相比，此时白鸟的认知重心显然更偏向于“开放的满洲”。这与日本外相小村寿太郎所谓在满洲“维持领土保全和各国工商业机会均等主义”(26)「日露講和條件に関する小村外務大臣意見」(1904年7月)、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書』上、229頁。是一致的。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这种策略既能削弱清政府对满洲的主权，也能以英美等国力量抑制俄国南下，使日本像影响天平的砝码一样处于有利位置，这是白鸟作为学者所提出的与“一时的苟且策”不同的建议。

1905年夏，俄国宣布接受美国调停，日俄战争接近尾声。此时，白鸟认为武力战争结束之后便是激烈的“和平战争”，“应该事先策划战后的经营，不使战胜的利益落空”，但日本国民对“满鲜”知识浅薄，“故而余辈疾呼亚洲研究以唤起世人之注意”。(27)白鳥庫吉「亞細亞研究は戰後の一大事業なり」、『白鳥庫吉全集』第10卷、51—56頁。

1907年12月，白鸟拜访了“拓殖事业的创设者”(28)白鳥庫吉「後藤伯の学問上の功績」、『白鳥庫吉全集』第10卷、384頁。满铁总裁后藤新平，陈述“满洲史”编纂的重要性。白鸟指出，“今后我国尽力经营之任务在于满洲地方的研究”“我国自古以来对朝鲜的政策实际上就是对满洲的政策”。随后他又提出，准备利用汉、满、朝、蒙、欧等多语种史料，调查“满鲜”的地理、种族、遗迹、遗物等，还列出至少5年的研究计划，经费预算20000日元(图书购买费3000日元、实地调查费7000日元、编纂费10000日元)。(29)白鳥庫吉「満洲歴史編纂の急務」、『後藤新平文書』、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满铁资料馆藏、缩微胶卷R38(8-34-1)。后藤新平基于“文装武备”的殖民思想和在台湾期间的“旧惯调查”经验，积极支持白鸟的计划。1908年1月，满铁在东京本社设立“历史调查室”。(30)井上直樹『帝国日本と「満鮮史」：大陸政策と朝鮮·満州認識』、124—129頁。此后，白鸟带领他的研究团队，先后出版了《满洲历史地理》2册、《朝鲜历史地理》2册、《文禄庆长之役》1册。经过四年半的“实证”研究和现地调查，白鸟视域中的满洲意象出现了一次较大转变。

1912年6月，白鸟正式将研究“满鲜史”时所构思的“间空地”概念应用于满洲。白鸟认为满洲的主权虽然属于中国，但日本和俄国利用铁路分别在南北满洲拥有大量的特别利权，这种主权和利权相交错的情形是“一种奇妙的状态”。此外，白鸟刻意误读历史，认为在满洲地区，秦朝时就出现了“故空地”；汉朝时，鸭绿江下游是汉、朝鲜、秽貊三方的冲突点即纷争地，“空地或谓间空地，完全是无主之地”；唐朝时，这一地域是“无所属的空地”；到了近代，满洲成为新的三大势力(俄、日、英美法德)对抗之地，“间空地原理”依然存在。(31)白鳥庫吉「滿洲問題と支那の將來」、『白鳥庫吉全集』第10卷、146—158頁。白鸟所谓的“间空地”，是指三方势力对抗的边缘地带，在这种视角下，满洲地图就像马赛克式的地域拼接画，呈现为斑驳化状态，而非一个完整的区域，这完全是白鸟在曲解历史的前提下编造的满洲意象。从词语组合上看，“间空地”一方面借用了此前已有的“间岛”一词，另一方面截取了《史记》中“居秦故空地上下鄣”(32)司马迁：《史记》卷115《朝鲜列传》，中华书局2014 年版，第3617页。一语，这正是白鸟将历史和现实“巧妙”结合的典型例证。而且，白鸟并未对“间空”一词进行内涵明确的定义，只是提出了数个同义词予以置换性说明，如“纷争地”“无主地”“无所属的空地”等。可见，白鸟所谓的“间空地原理”，只是为了证明满洲地域的“无主化”现象不但存在而且具有历史延续性，从而在政治上为日本逐渐蚕食并控制这些“无主地”提供虚假的依据。

尽管白鸟在该文中曾三次提到“中立地带”(其中两次使用的是片假名形式ニュートラルゾン，对应英语Neutral Zone)，但是“间空地”一词却出现了16次，“空地”也出现了5次，而且相对均衡地分布在全文之中。从词频和分布上看，白鸟的论述重心显然在“间空地”，“中立地带”这一意象即使能够成立，也是一种相对于“间空地”的解释性存在，是一种附属意象。故而，日俄战争之后白鸟刻意塑造的核心满洲意象，正是“间空的满洲”，即一个马赛克式的斑驳化地域。

三、“中立地带”与“自然一体”：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满洲意象

对白鸟而言，1914年不是一个普通的年份。年初，因满铁内斗，“历史调查室”转移至东京大学；同年8月，一战爆发。满洲不再是东亚国际政治的主角，白鸟的相关研究急剧减少，在研究上重返朝鲜史、西域史领域，并继续拓展蒙古史、国史研究；同年，白鸟开始担任裕仁皇太子的历史讲师，其后长达七年之久。(33)吉川幸次郎编『東洋学の創始者たち』、講談社、1976年、69頁。1925年，白鸟从东京大学退休，此后主导东洋文库研究部，继续东洋史研究。1931年夏，万宝山事件发生之时，白鸟因应时势，在成田山新胜寺第三回夏季大学讲座做了一场公开演讲，主题是“从东洋史的整体上看满鲜是何位置，与日本有何关系”。恰好可由此窥探九一八事变前后白鸟视域中满洲意象是否有所变化。

白鸟一反常态首先从时事开讲，“现在的政治问题和过去的政治有关”“比如万宝山事件，是支那人将满洲视为自国领土，认为朝鲜人不应在此居住”，引出“满鲜”关系的话题，之后突兀地抛出一个观点，即“我们是东洋人，因此国史构成东洋史之一部”，这是与学科划分上将“日本史”排除在“东洋史”之外的迥异认知；其次，白鸟从自己最擅长的亚洲地理视角鸟瞰东洋史，明确提出“南北对抗和文武之争是亚洲历史的大纲”；随后，在叙述“满鲜”地区的民族盛衰时，首次以东晋末期大和日本的势力伸张至朝鲜半岛为例，把日本在该地区的活动纳入历史叙述脉络之中；进而在叙述唐朝时期朝鲜半岛的地域归属时，认为平安道是“间隔地，即无所属地(ニュートラルゾン，中立地带)”；在叙述日俄战争后的历史时，指出“作为日、俄、中三国的妥协方法，不得不将满洲作为中立地带”。(34)白鳥庫吉「東洋史上に於ける滿鮮の位置」、『白鳥庫吉全集』第9卷、354—370頁。若与白鸟二十余年前的相关话语比较，此文论说有两点变化：其一，白鸟先前构思的“间空地”一词没有出现，偶尔以“间隔地”代替，此时对满洲意象的关键词描述更倾向于“中立地带”。不过，从白鸟对“间隔地即无所属地(中立地带)”的解释来看，尽管用语出现了变化，但其内涵却保持了一致，是日俄战争后至九一八事变前满洲意象内在延续性的表现。其二，与日俄战争期间及其后白鸟坚持主张日本应当远离亚洲二元势力的争斗不同，现在反而明确将日本史划入东洋史范畴，主动将日本在朝鲜半岛的行动纳入“满鲜”地域的民族对抗之中。话语变化的直接原因是日俄战争后的二十余年间，东亚国际环境出现了较大变动。首先是日本的宿敌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苏联暂时放弃了在远东的扩张政策；其次是美英等国在“石井—兰辛协定”和国际新银行团组建过程中，表面上承认了日本在满洲拥有“特殊利益”；最后是九一八事变前夕，日本以经济投资和修筑铁路等方式在满洲取得了仅次于英国的显著地位。(35)[美]雷麦著，蒋学楷、赵康节译：《外人在华投资》，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34页。显然，当白鸟认为日本足以有实力单独介入满洲时，便主动修正先前的历史论说方式，为日本即将在满洲的行动寻求新的“历史”依据。

此后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正式占领满洲。1932年3月，由日本操控的“满洲国”宣告成立。以此为契机，同年9月25日，白鸟以“东京帝国大学名誉教授、帝国学士院会员、文学博士”的身份，向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申请“满洲中心的极东史观”编纂项目。白鸟在《申请书》中说：“去年9月满洲事变爆发，出现了新的满洲国，展开了东亚史上全新的局面，极东政情日益复杂。而我国民对于如此实情及其由来，还没有彻底的认识。因应这一要求的适当的满蒙通史一本也没见到，现在有必要迅速编纂这种通史，向大众传达正确的满蒙史大纲。”文化事业部认为“白鸟仓吉氏是满鲜地理历史学的权威者，又鉴于事实，适合满洲新建国的今日之机宜”，一周后便批准了项目申请，并在1932—1935年分四次共划拨项目费15000日元。(36)「満洲中心ノ極東史観編纂事業助成 白鳥倉吉 昭和七年九月至昭和十年」、CAJ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5015878700。白鸟仓吉是白鸟库吉的晚年用名。1936年初，白鸟提交了结项报告书。承担项目的这几年，是白鸟学术生涯中第二次集中研究满洲的时期，他对满洲意象的塑造出现了较大变化。

1933年6月，白鸟在国史回顾会(37)国史回顾会成立于1929年6月，侯爵大隈信常(大隈重信的养子)为负责人，旨在维护日本国民道德的根本和国体的基础。上做了一场讲演，先后以《东洋史上看到的日本》《东洋史上看到的国史》为题公开发表，这两篇内容相似的文章中有三点关于满洲的论说引人注意。其一，“中国即使在强大的时候，也没有完全在满洲确立支配权”；其二，“满洲是朝鲜的障壁，朝鲜是日本的防壁”，即“满鲜”是日本“二重的防壁”；(38)白鳥庫吉「東洋史上より觀たる国史」、『国史回顧会紀要』第22號、1934年、22—25頁。其三，“新兴的满洲国，作为东洋和平的中和带，应该被保障。然而，它的保障应是何人？这就引出了下一个问题。如果成为缓冲国(バッファステート)，没有武力后援和支持的话，独立就难以存续。这正是《日满议定书》的理由。”(39)白鳥庫吉「東洋史上より觀たる日本」、国史研究会編『岩波講座 日本歷史』、岩波書店、1934年、44頁。此时，白鸟未使用先前的“中立地带”一语，而是以“中和带”“缓冲国”指代“满洲国”。白鸟也并不满足于从西方语言中借用概念，而是重返汉文文献寻找源头。在《极东史要》这一未完成且生前未公开发表的残稿中，白鸟根据《史记》中“东胡王愈益骄，西侵。与匈奴间，中有弃地，莫居，千余里，各居其边为瓯脱”的记载，(40)司马迁：《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3494页。不加句读而曲解为“间中有弃地”“莫居千余里”，视其为“缓冲地带”“缓空地带”，并将两者与“中立地带”相对应。(41)白鳥庫吉「極東史要」、『白鳥庫吉全集』第9卷、414—415頁。随后，白鸟在结项报告中列出了20项研究要目，第19项是“闲空地带问题”，指出“自安东都护府撤退直到唐的灭亡，大约150年间，朝鲜的东北境和辽东的全境，完全陷于混沌的状态，所属完全不明”，再次虚构了历史上“满鲜”是“无所属地”的意象。(42)白鳥庫吉「滿洲中心極東史概要報告」、『白鳥庫吉全集』第9卷、393—394頁。

九一八事变后，在白鸟的潜意识中，对满洲意象的塑造开始在历史与现实层面出现模糊的分离。作为“间空地”替代语的“间隔地”“闲空地”基本限于指涉历史时期的满洲，即斑驳化的满洲；同时，作为“中立地带”衍变语的“中和带”“缓冲国”，更倾向于喻指现实中的“满洲国”，即一体化的满洲。不过，根据白鸟对“中立地带”“缓冲地带”同样做“无所属地”的解释来看，上述词汇在内涵上具有相似性，与强调“满洲国”的整体性及其作为“中和带”“缓冲国”的意象存在较大程度的重叠，故可综合称为“中立的满洲”。

白鸟对满洲意象的塑造并未止步于“中立地带”，而是在继续变形。变形的前提，正是九一八事变及“满洲国”成立。林同济评论九一八事变后稻叶岩吉重新改编“满洲史”书写主题时指出：“日本人心理，经九一八而有显然的变化。九一八前，尚有一般谦抑之风；过了九一八以来的狂哮乱噬，东邻士夫之侈然天职自命者，固不止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一流军人。稻叶氏宿称客观的史家，到此亦情难自持，而不禁摇笔以推波助澜矣。”(43)林同济：《书评 满洲发达史》，《政治经济学报》第4卷第3期，1936年，第661页。稻叶是白鸟主持历史调查室期间的得力助手，主攻“满洲史”，白鸟对满洲的意象塑造也经历了类似的变化，此时“满蒙”也被日本政府视为“帝国对俄、对中国防的第一线”。(44)「滿蒙問題處理方針要綱」(1932年3月12日)、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書』下、原書房、1966年、205頁。

1934年8月，白鸟在回顾自己的“满鲜史”研究生涯时，认为“满洲国”的成立是“自然的结果”，并非如欧美人戴着有色眼镜把“满洲国”视为“日本的傀儡”那样。(45)白鳥庫吉「滿鮮史研究の三十年」、『白鳥庫吉全集』第9卷、407頁。白鸟在1936年初提交结项报告之后的几个月里，从地理、历史和现实的多重角度，重新思考了满洲和“满洲国”。首先，白鸟在地理形势上重新定义了满洲：“如果打开满洲地图，此国可以东边长白山、西边兴安岭、南边阴山山脉、北边小兴安岭进行划分，大体上在山岳四周构成一个区域……因为这种山河的形势，自然地形成一个地域，这在政治上形成一个独立国是当然之事。”(46)白鳥庫吉「極東史上に於ける滿洲の歷史地理」、『白鳥庫吉全集』第9卷、401頁。首先，这种以崇山峻岭为边界将满洲作一体观瞻的意象描述，可称为“满洲自然一体论”，与先前强调的马赛克式“间空的满洲”意象恰好相反，也与“满洲又称东三省，位于中国本部的东北部”(47)南満洲鉄道株式会社東亜経済調査局『日満関係の過去現在及将来』、東亜経済調査局、1925年、1頁。的叙述相异。其次，白鸟仿效矢野仁一的宣传口号，认为历史上“满洲非中国固有领土”“古来满洲就不统一，闲空地即无所属地”；最后，白鸟从“满洲国”建设的现实角度，提出“以五族和平的王道乐土为理想的满洲国，为了实现它的理想并在实际上得到和平，武力乃是必要的”。(48)白鳥庫吉「極東史上に於ける滿洲の歷史地理」、『白鳥庫吉全集』第9卷、407—408頁。白鸟在该文中丝毫未掩饰自己的政治诉求，他之所以不顾前后矛盾，塑造出与“开放”“间空”“中立”等意象相反的“一体的满洲”，正是为了呼应“满洲国”的成立这一政治现实。白鸟曾提醒听众需要有这种觉悟：守卫“新满洲帝国”就是“防御我国的生命线”。(49)白鳥庫吉「東洋史上より觀たる日本」、国史研究会編『岩波講座 日本歷史』、44頁。自山县有朋提出生命线、利益线的殖民扩张理论后，中国台湾、朝鲜等先后被强行并入日本领土，松冈洋右进一步将“满蒙”纳入生命线范畴，白鸟对“满洲一体”的新阐述，也正是对这种侵略思想的肯定和再宣传。

四、结语：满洲变形记余思

自日俄战争至九一八事变前后，白鸟库吉对满洲的意象塑造是多重的乃至自相矛盾的，上演了一部满洲变形记。

日俄战争期间，白鸟先后从“中立地”和“开放”两种角度观察满洲，但对前者未见阐述，对后者则稍费笔墨，“开放”是此时期白鸟视域中更加重视的意象。白鸟在战争结果尚不完全明了的情况下，根据对“亚洲二元现象”的历史观察和对日本自身有限实力的认知，维持势力均衡的“开放的满洲”更符合日本不使满洲被任一国家主导的政治预期。日俄战争后，在战后经营的理念指导和满铁的经费支持下，白鸟及其研究团队进行了大量研究和考察，在知识积累和理论提升中塑造出新的满洲意象。如果说“开放”“中立地”还带有明显的鹦鹉学舌的痕迹的话，那么，含混地容纳了“空地”“纷争地”“无主地”“无所属的空地”等语汇含义且完全属于虚构的“间空地”概念，便是真正具有白鸟特色的满洲意象，即“间空的满洲”。九一八事变前，白鸟弃用了此前颇具特色的“间空地”一词，对满洲的论说和想象重心转移至“中立地带”，塑造了“中立的满洲”意象。随后，由于九一八事变及其后“满洲国”的成立等一系列的重大政治军事变动，白鸟视域中的满洲意象随之在历史和现实层面出现了分化和变形。一方面，在对满洲的历史解释上，尽管以“间隔地”“闲空地”替代了“间空地”，但都是作为“无所属地”的同义语而使用，在内涵上表现出延续性；另一方面，在对“满洲国”这一新现象的现实解释上，白鸟先是用“中和带”“缓冲国”指称“满洲国”，更新了“中立地带”论，随后又从自然地理的视角塑造了“一体的满洲”意象，后者更加有利于论证“满洲国”成立的合理性。在上述意象反转的过程中，白鸟并不回避自己的政治意图。而且，白鸟两次满洲研究先后得到了满铁和对华文化事业部的资助，前者是国策会社，后者隶属外务省，白鸟学术研究的政府背景十分明显。

九一八事变后，傅斯年疾书《东北史纲》，卷首引语指明：“日本人近以‘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一种妄说鼓吹当世。此等‘指鹿为马’之言，本不值一辨，然日人竟以此为其向东北侵略之一理由，则亦不得不辨。”(50)傅斯年：《东北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对矢野仁一等日本学者的学术观点与其国家政策之关联予以揭示，明确反对满洲这一“专图侵略或瓜分中国而造之名词”。随后，金毓黻再次强调：“今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居于中国之东北部，国人为称说之便，合而称为东北，允矣。四省之地，为中国之一部，东北一词，亦即中国东北部之简称，其义至明，无待详说。”(51)金毓黻：《东北通史》上编六卷，五十年代出版社1944年版，第4页。开宗明义，以示日本人伪称满洲者实乃中国之“东北”。

津田左右吉曾经从学术方法上评论过白鸟的归纳法和政治论，认为他是“首先做出假定，然后添置事实”，“中立地带说”就是以这种方法进行研究，在论证历史大势并解说政治现象时“只看到权力者而看不到民众”“过分重视政府的势力”。(52)津田左右吉「鼠日記」、『津田左右吉全集』第26卷、岩波書店、1988年、487頁。金毓黻曾对日本的东北史研究方法提出警惕之言：“以乙国人，叙甲国事，其观察之不密，判断之不公，本不待论。重以牵强附会，别有用意，入主出奴，积非成是。”(53)金毓黻：《东北通史》上编六卷，第2页。可以说，白鸟在做满洲研究之前，头脑中已经有了一幅蓝图，借助语言学和文献考证方法从诸多历史资料中寻出符合这一图景的事例，然后加以编排组合得出预期的结论。白鸟在镶嵌论据的过程中，对史料曲解附会，对反证视而不见，这与白鸟提出“中国古史抹杀论”时对新发现的甲骨文材料不予理会是同一方式。日本对满洲的现实政策，正是事先决定白鸟塑造何种满洲意象的前提，这在日俄战争及九一八事变后满洲意象的变形过程中有明确体现，其目的可说是在思想认识上“用以形成国内民众对华侵略的错觉”。(54)李仲公译著：《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观与我们的驳议》，1932年，第225页。

综上所述，从“开放”和“间空”，再到“中立”和“一体”，白鸟库吉所塑造的既违反历史事实又变幻缥缈的多重满洲意象，表面上反映出白鸟在意象塑造上的龃龉之处，实质上却可在其与日本侵华国策的呼应中得出合乎逻辑的政治解释。现实政治的变化始终规训着白鸟库吉的学术问题意识与历史叙述主题，被刻意建构的意象必然会在摇摆不定甚至自相矛盾中不断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