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军

2020年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简称“纪念馆”)建馆35周年，35年来，随着人们对南京大屠杀历史认知的不断深化，纪念馆的功能和作用也有了相应扩展。在纪念馆建馆之前，日本有一些人不愿意承认南京大屠杀史实，这与日本战后的政治走向密切相关。战后日本并没有彻底肃清军国主义思想，一些在侵略战争中负有罪责的人甚至走上日本政坛。尽管南京大屠杀证据确凿，并且有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审判定论，但一直以来，日本右翼势力仍然试图淡化甚至否认这段不光彩的历史。战争结束后，虽然对与南京大屠杀相关的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但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就整体而言，南京大屠杀史实确有被淡忘的趋势。即使是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也很少提及这段惨痛的经历，而将伤痛的记忆深埋心底。20世纪80年代中期，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从此，纪念馆作为“记忆的空间”，承载着这段惨痛的历史记忆。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将12月13日设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此后每年的国家公祭仪式都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南京大屠杀档案”列入《世界记忆名录》，南京大屠杀惨案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日趋增强。本文运用“南京大屠杀”编史建馆立碑工作领导小组所编的《工作简报》及其他第一手史料，系统梳理纪念馆的筹建情况、馆名的形成，以及纪念馆功能的扩展和时代意义。

一、日本“教科书事件”与中方的回应

1982年，日本文部省审定通过了美化侵略战争、淡化战争暴行的教科书。该教科书对南京大屠杀等史实进行了删减，将“侵略华北”改成“进入华北”，把南京大屠杀归咎于“遭到中国军队的激烈抵抗，日军的损失也很大，于是日军群情激昂，杀害了许多中国军人和平民”。日本“教科书事件”不仅遭到日本正义人士的反对，也引起了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和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1982年7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短评《必须牢记这个教训》，对日本“模糊战争责任”进行了批判。(1)《必须牢记这个教训》，《人民日报》1982年7月20日，第7版。8月6日和8月29日，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吴学谦两次约见日本驻华大使，要求日方纠正文部省审定教科书中的错误，以利两国关系的发展。(2)《吴学谦约见日本驻华大使重申我国政府立场 要求日方纠正文部省审定教科书中的错误》，《人民日报》1982年8月6日，第1版；《吴学谦副外长就教科书问题约见日本驻华大使 中国政府不能同意宫泽谈话》，《人民日报》1982年8月29日，第1版。同时，朝鲜、韩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及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地区也就“教科书事件”向日方抗议或提出严厉批评。

1982年的“教科书事件”对日本来说并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战后，美国占领了日本，并对日本实行“改造”，但这种“改造”是建立在维护美国利益前提下的，特别在冷战环境下，为了将日本绑在美国的战车上，维持所谓“美日同盟”，美国对日本在战争中的罪行，诸如细菌战、化学战、“慰安妇”、屠杀平民等都“有意无意”地淡化。由此，日本的战争罪行在战后并没有得到彻底清算。1951年，日本文部省就在《学习指导纲要》中把“侵略”中国改成“进入”中国；1955年，日本文部省审定教科书时还禁止使用“侵略”一词。可以说，战后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和皇国史观等不时泛滥，日本右翼势力一再企图通过修改教科书以美化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淡化甚至否定战争暴行。

日本修改教科书的举动，遭到了中国政府的严厉批评，要求日本政府纠正教科书中的错误。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日本政府不得不做出相应调整。1982年11月12日，日本文部大臣表示，在今后教科书审定标准中增加一项后来被称为“近邻各国条款”的内容，同时，文部省在教科书审定标准中也规定：“在处理与邻近亚洲各国之间的近现代历史事件时，基于国际理解和国际协调的角度，应给予必要的考虑”。

日本“教科书事件”不仅遭到中国政府的严正抗议和批评，也激起了中国人民尤其是南京人民的强烈愤慨。1982年8月前后，中共南京市委、市政府和南京日报社等不断收到群众来信，建议整理编辑南京大屠杀史料、编写南京大屠杀专史、建立相关纪念馆和纪念碑等。南京市红十字医院中医科医生龚仕明致信《南京日报》表示：“为了让孩子们更形象清楚地知道什么是侵略和被奴役，南京为什么不可以尽快地修纪念馆、建纪念碑呢？”(3)《市委、市政府多次接到人民来信 建议编史、倡议捐款建馆立碑》，“南京大屠杀”编史建馆立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工作简报》第11期，1984年3月23日。南京化工原料公司的李光福给中共南京市委写信表示：“为了防止历史的重演，激励后代，也为纪念死去的同胞，建议在南京建立一座‘南京大屠杀被害同胞纪念碑’，地点可建在鼓楼广场或当时被害人数众多的下关、大桥公园等地方。”(4)《人民来信转载、摘登之三》，“南京大屠杀”编史建馆立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工作简报》第13期，1984年3月28日。还有南京市民以“一群中国人”的名义，于1982年7月写信给南京市领导，建议为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建立纪念碑，并表示“如果决定什么时候动工，我们一定参加义务劳动，并捐款100元”。(5)《人民来信转载、摘登之二》，“南京大屠杀”编史建馆立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工作简报》第12期，1984年3月26日。家住南京五台山的汪海于1982年8月写信表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为了纪念南京大屠杀的三十万蒙难者，为了对人民、对后代进行教育，建议人民政府建造‘日军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纪念碑’，把这血写的不容篡改的历史永远铭刻在南京的土地上。”(6)《人民来信转载、摘登之二》，“南京大屠杀”编史建馆立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工作简报》第12期，1984年3月26日。

除了南京市民外，全国各地的群众也提出编史、建馆、立碑等倡议。无锡市东林学校教师顾熙宏在给南京市长的信中建议：“在南京市合适的地方建立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纪念碑、纪念馆，在纪念馆中陈列有关这次大屠杀的尽可能全面的图片、资料、实物等”。(7)《人民来信转载、摘登之三》，“南京大屠杀”编史建馆立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工作简报》第13期，1984年3月28日。重庆市第五十八中学的熊炬致信中共南京市委：“我每次到南京，都听到南京人提起日寇的下关大屠杀，十分悲愤！在重庆，抗战时逃难来的‘下江客’提起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也是念念不忘”，“我向您们建议，一、在南京下关建立一个纪念碑，纪念在南京被屠杀的同胞……二、编一本书，用照片、文字(南京大屠杀的纪实，审判战争罪犯的证据，幸存者的回忆录……等)来教育一代”。(8)《人民来信转载、摘登之三》，“南京大屠杀”编史建馆立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工作简报》第13期，1984年3月28日。这些群众来信基本都提出了建立纪念碑、纪念馆等倡议，可见，建立与南京大屠杀相关的纪念设施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二、编史建馆立碑工作的启动

针对日本“教科书事件”，社会各界群众的来信和呼声引起了中共南京市委、南京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为了回应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市委市政府多次召开会议进行讨论，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还提出了“工作意见草案”。针对南京市提出的“工作意见草案”，中共江苏省委认为，这件事很重要，一定要组织各方面力量把事情办好，并对南京市的“工作意见草案”进行了批复，要求“尽快开始筹建工作”。(9)《关于同意收集整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史料和建馆立碑方案的批复》，苏委〔1983〕137号，1983年11月3日。经过各级相关部门的同意，南京大屠杀编史建馆立碑工作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1983年7月28日，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提出《关于收集、整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史料的方案》(征求意见稿)，指出：“这件工作再也不能拖延下去了。否则，我们将既对不起数十万死难的同胞，对不起我们的列祖列宗和我们的后代，也有负于全世界人民的良心与正义”，“为了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为了两国人民共同与日本右翼势力作斗争，使之掩饰日军侵华罪行的图谋不能得逞，我们必须立即着手进行这一工作”。(10)《关于收集、整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史料的方案》(征求意见稿)，中共南京市宣传部，1983年7月28日。

1983年8月13日，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牵头召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事件”座谈会，会议讨论了《关于收集、整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史料的方案》(征求意见稿)，时任南京市长张耀华到会讲话。会议提出，着力办好四件事：“一是编纂一部具有权威性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专史》；二是筹建一个永久性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展览馆’；三是在‘大屠杀’的主要场所树立若干个‘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群众纪念碑’；四是拍摄、辑录一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录片”。与会者一致认为，应建立包括南京地区党、政、军、民各界人士在内的联合领导小组，“凡制定方案，组织发动以及联系、协调工作，由政府负责；史料、论文、专著等学术性的工作，由各学术单位负责；建馆、立碑、拍电影等由城建、文化等单位分头负责”。会议议定，联合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并协商设立四个专门工作小组：“一是资料组，请二史馆主持；二是学术组，请省社科院、省历史学会主持；三是建馆立碑组，请市文化局、文保会、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和规划局负责建馆立碑事务，南京博物院、市博物馆负责展出；四是电影摄制组，由南京电影制片厂负责。市司法局指派律师担任法律顾问”。这次会议还讨论了纪念馆馆址问题，许多与会者不同意最初考虑的建在南京江东门原民国时期军人监狱旧址，而建议建在南京江东门日军大屠杀遗址。(11)《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邀请南京地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举行座谈会，倡议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历史事件编撰专史、兴建展览馆、拍摄史料影片、树立死难群众纪念碑》，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编：《宣传工作简报》第16期，1983年8月27日。

针对南京市提出的《关于收集、整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史料的方案》，1983年11月3日，中共江苏省委、省政府批示指出，“这是对广大人民群众和子孙后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件大事，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批准了南京市提出的《方案》。

在筹建机构正式成立前，有些专门工作组已经成立并开展了工作，如建馆立碑组于1983年11月20日即召开成立会议并讨论相关工作。(12)《“建馆立碑组”开始工作》，“南京大屠杀”编史建馆立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工作简报》第2期，1983年11月29日。1983年11月26日，编史组成立，参加编史和提供资料的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图书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南京博物院、南京市档案馆、南京市博物馆、南京电影制片厂等14家单位的有关人员参加了成立会议。会议一是研究了“编史大纲”(草案)和编写计划，并提出“编写专史的目的，是用铁的事实，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当年犯下的血腥罪行，对内教育广大人民和子孙后代，对外维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支持日本友好人士，反击日本右翼势力妄图翻案的反动逆流，有利于增进中日友好，有利于保卫远东和世界和平”；二是商定编史的单位分工和大体进度，决定“请南京大学历史系高兴祖副教授和二史馆邹德明同志担任专史编史组正副组长。除全组成员按专题分段编写外，在具体资料的提供上，由二史馆和市档案馆提供有关历史档案、资料、照片；南京图书馆提供中外文图书、报刊等资料……南京博物院和市文管会、市博物馆提供文物、图片等资料”，此外，还请南京大学历史系提供日本、英国、美国，以及台湾、香港等地区的有关资料。会议还明确了总的时间进度和分阶段进度：“这部专史打算1984年7月完成初稿送审，争取1984年12月定稿付印”。(13)《编史组开会研究编史大纲和编写计划》，“南京大屠杀”编史建馆立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工作简报》第1期，1983年11月28日。

1983年11月27日，中共南京市委发布《关于成立“南京大屠杀”编史建馆立碑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14)《关于成立“南京大屠杀”编史建馆立碑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宁委组〔1983〕739号,1983年11月27日。，该领导小组是纪念馆建立前第一个正式发文成立的筹建领导机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张允然(15)时任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1985年纪念馆建成后担任名誉馆长。任办公室主任。1983年12月9日，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编史办”(16)这也是当时对“编史建馆立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简称。)总结了前一阶段工作，形成《汇报提纲》，对1983年8月以来的工作进展进行小结，其中提到“筹备举办江东门遗址纪念馆”破土奠基仪式。(17)《汇报提纲》，“南京大屠杀”编史建馆立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1984年10月24日。该《汇报提纲》在提出今后三年的工作设想时，将“建设一座死难同胞纪念馆”作为工作任务之一。这一时期的相关文件中，对拟筹建的纪念馆名称表述不一，显然此时尚未确定正式馆名。

“南京大屠杀”编史建馆立碑工作领导小组的成立，以及各专门工作组的工作分工及各项工作的初步展开，标志着编史建馆立碑工作的正式启动。

三、纪念馆与纪念碑筹建工作的推进

1983年11月20日，建馆立碑组召开成立会议，明确了工作分工，商讨了工作计划，以具体落实建馆立碑任务。会议商定：第一，落实纪念馆筹建机构，明确以南京市文化局为主体，由相关单位抽调专人组成，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黄耀静兼任筹建处负责人；第二，抓紧建馆用地的征拨；第三，建馆勘察设计工作由筹建处提出设计委托书，由南京市规划局安排设计院勘察设计，并要求在1984年3月底前“提出二至三个设计方案和草图，6月底送省市领导审查、修改、定案，7月份动工”；第四，江东门“万人坑”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遗骨的发掘，以南京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为主体，会同有关方面着手进行；第五，其他14处南京大屠杀遗址的立碑，由南京市城乡建设委员会提出分期分批实施的具体计划，“力争三年完成”。(18)《“建馆立碑组”开始工作》，“南京大屠杀”编史建馆立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工作简报》第2期，1983年11月29日。

1983年底，建馆立碑组开始重点抓建馆用地的征拨、经费报批和纪念馆设计三项工作。1984年1月5日，建馆立碑组形成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纪念馆、纪念碑设计任务书》(初稿)。1984年3月，南京市建筑设计院完成了三种设计方案，经审定，初步采用“以纪念碑为中心，围绕以半圆形馆体建筑”的设计方案，送市建筑咨询会议会审。东南大学建筑系教授齐康等专家论证后，对该方案提出重大修改意见。齐康教授在对该设计方案的修改中，将“生与死”作为纪念馆建筑设计的中心思想。

在土地征拨方面，到1984年10月，建馆立碑组已经征拨土地22亩。与此同时，立碑方案也从原定的15处调整为草鞋峡、中山码头、煤炭港、江东门、棉花堤、燕子矶公园、紫金山下等13处，(19)《关于收集、整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史料的方案(征求意见稿)》(1984年10月24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藏。并按照就地、就近的原则，将13处立碑任务分配到了有关各区及单位，实行包选址、包设计、包施工的包干负责制。

南京市政府对立碑工作十分重视，于1985年专门发出《关于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遗址抓紧立碑工作的通知》，要求在8月15日之前完成立碑工作。为了确保按期完成，《通知》不仅就选址和设计做了具体规范，而且明确了经费保障，就连建设单位“如遇所需木材、钢筋、水泥难以解决的物资，可报请市物资局按价调拨”这样的细节都考虑到了。

1983年12月15日，南京市编制委员会发布《关于“南京大屠杀”编史建馆立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人员编制的批复》，给“编史办”列了7名事业编制。(20)《关于“南京大屠杀”编史建馆立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人员编制的批复》，宁编字〔1983〕161号，1983年12月15日。这标志着纪念馆筹建机构有了正式的机构建制和人员编制。

为了推进建馆立碑工作，1984年8月9日，南京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讨论和落实立碑工作，并就立碑选址、责任分工、设计、时间节点等提出了具体要求。(21)《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讨论、落实立碑任务》，“南京大屠杀”编史建馆立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工作简报》第25期，1984年8月14日。11月6日，南京市政府召开市长办公会，确定了“江东门‘万人坑’纪念馆”方案。11月9日，南京市勘察设计院接到设计任务后迅速动员，优先安排，到12月底已经完成了全部施工图，从而确保了市政府提出的“年内做好各项准备，明年一季度分别开工”的进度要求。1984年11月19日，“南京大屠杀”编史建馆立碑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就“完成专史初稿，搞好建馆立碑”工作进行研究，会议再次强调，“建馆要下决心在明年八月十五日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完成。现在距离这个日期只有十个月了，时间紧，不能拖”。(22)《要在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纪念日之前完成专史初稿 搞好建馆立碑——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纪要》“南京大屠杀”编史建馆立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工作简报》第42期，1984年11月19日。此后，各项筹建工作均以这一时间节点为目标，加快推进。与此同时，纪念馆建设工程也被列为1985年南京市城市建设十项重点工程之一。

南京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是纪念馆的承建单位。1985年2月20日正值大年初一，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习俗都放假回家过年了，但这一天却成为纪念馆破土动工的日子。春节期间及节后，南京是连绵的雨雪天气，南京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坚持施工，从未停工。由于雨雪交加，施工条件差，机械设备暂时无法进场，工人们就肩扛人挑。施工期间，南京市第一建筑公司的干部和青年团员还参加义务劳动300多人次。20世纪80年代，国家的建设资金尚不宽裕，但对于纪念馆建设，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仍然尽可能给予支持，国家文物局批专款20万元，江苏省财政拨款40万元，南京市财政更是拿出南京的历史担当，承担了200万元的经费。南京市长张耀华从市长基金中挤出资金，支持纪念馆建设。南京市规划局只用了几天时间就完成了馆址红线的划定，南京市雨花台区和江东乡协助建馆土地的征用，解放军某部还无偿转让了8亩土地。在纪念馆建设期间，南京市长张耀华37次到现场视察和指导工作。纪念馆的设计者之一齐康教授，“按照建馆主旨和馆址地形(地面标高南北相差3米)，主张在意境、造型上要符合建馆要求，因地制宜地修改了设计方案，并在构思和格调上有了一个新的突破，使整个纪念馆显得主题突出、立意新颖，风格独特，气氛感人”。(23)张允然：《关于纪念馆筹建工作情况汇报》，“南京大屠杀”编史建馆立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工作简报》第58期，1985年8月7日。

经过各方的共同努力，纪念馆主体工程的基建任务仅仅用了4个月即告完成，这样的建设速度在南京建筑史上也是少见的。

四、史料搜集与见证人普查

除了建馆立碑工作之外，编史工作也加快推进。1983年12月13日至15日，“南京大屠杀”编史建馆立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召开“南京大屠杀”编史座谈会，讨论《编史大纲》、研究编写计划。参加座谈会的专家学者不仅来自江苏和南京，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等单位也都派员参加。13日上午，与会者还参加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纪念馆”建馆奠基仪式。参加座谈会的专家学者表示，“这一段历史非写不可，非写好不可，这是史学部门、史学界以及各有关单位共同的历史责任”；“尽管编写专史的任务过去长期受到忽视，但毕竟现在抓了，而且开了好头”；“一定要把这部专史，编成史实和立论都‘站得住，驳不倒’，‘无懈可击，无空可钻’，真正具有权威性的专著”。座谈会还提出了扎扎实实抓好资料工作的建议，认为“这是编史的基础”，“资料工作应着重抓好四个环节：收集、考证、研究、编纂”，“要抢救目前尚健在的见证人的口碑资料”。(24)《认清重要性 增强责任感 编出一部驳不倒的权威性专著——“南京大屠杀”编史座谈会讨论纪实》，“南京大屠杀”编史建馆立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工作简报》第3期，1983年12月17日。

1984年1月21日，“编史办”再次讨论修订《编史大纲》，对《编史大纲》初稿，从书名到内容取舍，从编史体例到章节安排，从具体编写到用词用语等，都反复讨论修改。这次讨论修订《编史大纲》，将专史书名由原来的《南京大屠杀》改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其理由是，原书名虽然已有专门含义，但是尚欠鲜明。这也是在名词“南京大屠杀”之前，冠以限定词“侵华日军”的最早讨论。会议上，参与编史的专家学者秉持专业精神，提出了“史书主要是写史，不宜形成专门批判的章节”的建议，并形成共识。会议还决定将专史文字从原计划的30万字压缩至25万字。(25)《编史组再次开会讨论并修订编史大纲》，“南京大屠杀”编史建馆立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工作简报》第6期，1983年2月7日。

史学研究离不开史料，在编史的过程中，史料搜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日益凸显。南京市长张耀华曾表示，“资料工作的收集，我看要比建馆难”，“馆建得再好，如果没有资料，就起不到教育作用。因此，要把我们能够搞到的资料，都要尽快地收集起来”。(26)《张耀华市长在“南京大屠杀”编史座谈会上的讲话》(1983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编史建馆立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工作简报》第4期，1983年12月19日。

在编史过程中，大家形成共识，即搜集史料不能少数人关起门来搞，而要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充分利用国际、国内的各种渠道。驻宁中央、省属及市属史学研究单位，各高校和部队驻宁院校，以及北京的历史、文化、科研等单位都给予编史建馆立碑工作大力支持。原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政治教研室和电化教研室派出3人，带着录音录像设备，陪同“编史办”人员到南京城郊采访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和见证人，其中有较大影响的伍长德、陈德贵、李秀英、姜根福等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都是这次采访的对象。(27)《军民合作 各方支持 史料征集工作初获进展》，“南京大屠杀”编史建馆立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工作简报》第7期，1984年2月16日。1984年6月底，“编史办”的陈立志、段月萍，陪同南京电影制片厂编导邱中义、摄影汪若柏等人，到上海抢拍了参加东京审判的向哲浚、杨寿林、高文彬等人的影像资料。杨寿林还提供了东京审判的实况照片册，共141张照片，供“编史办”复制。(28)《起始“段”——段月萍口述》，张建军主编：《守望历史——四十年来南京大屠杀记忆传承口述》，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13页。“编史办”还专程前往北京，采访曾参加东京审判的倪征、裘劭恒、周锡卿、张培基等。在北京采访期间，录像设备发生了故障，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不仅将电化教学的录像设备借给“编史办”使用，还派出两人协助录像。(29)段月萍：《办好事、得人心、必多助——赴京征集史料之行纪实》，“南京大屠杀”编史建馆立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工作简报》第9期，1984年3月17日。

寻找、采访见证人的消息经媒体报道后，一些见证人及其后人主动联系有关方面，讲述自己或家人当年的相关经历。战后担任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法官叶在增，曾审判过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军第六师团长谷寿夫、进行“百人斩”比赛的日军少尉军官向井敏明、野田毅，以及砍杀了100多名中国人的日本军官田中军吉等日本战犯，他的儿子叶于康在看到媒体的相关报道后致信《光明日报》表示：“我的父亲叶在增，现在江西九江市，他在1946年曾经担任中国军事法庭法官”。由此，又一位与南京大屠杀相关的历史见证人得以发现。

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是历史研究的基础。为了搜集与南京大屠杀相关的历史资料，南京地区多家单位分头进行资料搜集工作。南京图书馆指派专人查阅馆藏报刊图书，共查询搜集到相关报纸8种、期刊25种、图书画册32种，此外还专门编印了《馆藏侵华日军的暴行资料目录》，供专家学者查阅利用。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南京市档案馆保存有大量民国时期的档案，其对编史工作十分重视，将南京大屠杀相关档案的查寻搜集作为全年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两家档案馆合作整理编写了《南京大屠杀部分资料目录索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还将南京审判中涉及南京大屠杀的部分，包括对日本战犯谷寿夫的起诉书、判决书、罪证、证人证言等约50万字的档案进行了整理。除了南京地区外，北京的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也提供了部分有价值的历史资料。

1985年4月，当年曾报道日军在南京暴行的美国记者德丁，参加“重访中国团”来到中国，期间来到江苏徐州。得知消息后，“编史办”派段月萍专程赶赴徐州采访德丁，并记录了宝贵的口述史料。1984年2月28日，日本“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在东京召开了第一次联络会议，日本学者洞富雄、井上久士在会上作了专题报告，会议还决定年内赴南京进行现场调查。日本学界的相关史料整理和研究成果也成为编写南京大屠杀专史的重要参考资料。截至1984年10月24日，由“编史办”牵头搜集的资料(包括日方的资料)有112种、550万字，照片图片200余张，其中包括原始档案、图书报刊资料、照片图片、影像资料、口述史料等，(30)《汇报提纲》，“南京大屠杀”编史建馆立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1984年19月24日。并编印了《南京大屠杀简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事件日志》，为专史的编写奠定了基础。

南京大屠杀发生47年后的1984年，南京尚有一些大屠杀的幸存者健在。为了发掘、保存更多南京大屠杀口述史料，南京市开展了一次对“活见证人”的普查工作。1984年2月24日，南京市政府召开会议，对全市居民中亲身经历南京大屠杀并健在的见证人开展一次普查进行了动员部署，指出，“当前开展普查是一项带有抢救性质的工作，是一个十分紧迫的任务”。(31)《抓紧时机 立足于抢 开展一次对活见证人的普查工作》，“南京大屠杀”编史建馆立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工作简报》第8期，1984年3月7日。会议还规范了普查的对象和时间范围：对象为三类人员，即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幸存者、目击者，以及其他南京大屠杀时期的各类见证人；时间范围从1937年12月13日到1938年2月底。普查分三个步骤，一是动员准备，将普查任务部署到街道、居委会和乡村，组织专门力量，进行业务培训；二是调查登记，召开居民群众会，动员群众报名、推荐或提供线索，发现普查对象后进行登记；三是重点调查访问，根据普查情况，进行重点对象的调查访问。会议强调，见证资料必须真实，不能夸张，更不能道听途说，对被侮辱的妇女要注意资料的保密等。到1984年5月19日，全市初步查出“活见证人”1000余人。由于各区县的普查进展不平衡，普查工作又延迟到8月底才结束。据统计，此次全市普查，共查出“属于当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事件中的幸存者、受害者、目睹者，而目前尚活在的，总人数达1756人。其中，本人亲身受害而又死里逃生的，有176人(包括至今身上留有刀疤枪杀的66人)；亲属被日军杀害的有544人(包括直系亲属被杀的393人)；妇女被日军奸污的有44人(有10人是本人亲身被日军奸污的)；自家房屋被日军放火烧毁的，有29人；亲自目睹日军烧、杀、淫、掠暴行的，有948人(包括重要目睹者258人)；亲自参加慈善团体组织的或被日军强拉去抬运、掩埋死难同胞尸体的，有15人”。(32)《全市开展活见证人普查工作的简况》，“南京大屠杀”编史建馆立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工作简报》第27期，1984年9月8日。这次全市范围内的普查发掘了一批新的口述史料，为编史和办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经过4年的努力，在历经了7次编史专题会议和广泛的史料搜集及见证人普查后，1987年12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终于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这部《史稿》对推动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及纪念馆展陈布展等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五、展陈架构与馆名的确定

展览陈列是纪念馆建设的重要方面。对于纪念馆的展陈内容，南京市长张耀华曾表示：“我看能否搞一些雕塑、图片、照片、油画，或者大幅壁画等类似的东西，让人看了能说明‘落后就要挨打’，懂得不能忘记历史，激发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唤起发奋图强、振兴中华的意志，决心加快四化建设。”(33)《张耀华市长在“南京大屠杀”编史座谈会上的讲话》(1983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编史建馆立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工作简报》第4期，1983年12月19日。在确定基本展陈之前，南京市博物馆曾举办了一个《“侵华日军暴行”图片展览》。1984年9月13日，日本“和平之船”访华团部分成员计159人，以及来南京参加中日青年友好联欢活动的部分日方成员先后参观了图片展，并凭吊了江东门南京大屠杀“万人坑”遗址。这为纪念馆的展陈布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为了便于编史工作，也便于接待即将来访的日本“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成员，1984年9月27日，“编史办”向南京市社科联申请成立“‘南京大屠杀’事件历史研究会”，在11月9日“南京大屠杀”编史建馆立碑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得到了同意。该研究会后来并没有实质性运作。1984年12月16日，日本“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一行10人，在团长藤原彰的带领下来南京访问一周。访问团除了4名教授、3名副教授，以及讲师、助教各1人外，还有日本《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他也是此次参访活动的发起人。南京方面由南京市历史学会出面接待，陪同日本学者参观了江东门大屠杀“万人坑”遗址，拜访了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和见证人。访问期间，日本学者还看了中方新发现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资料，并与南京史学界的专家学者进行了座谈交流。此外。日本学者还到南京大学做了学术讲座。这是中日学者就南京大屠杀历史进行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互动交流。(34)参见吉田裕《我与“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张建军主编《和平之旅——东瀛友人口述史》，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50—152页；《实地了解历史真相 进行民间学术交流 日本“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来宁访问》，“南京大屠杀”编史建馆立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工作简报》第44期，1984年12月25日。在交流过程中，日本学界的许多研究成果也提供给编史组参考。藤原彰和本多胜一还表示要为纪念馆募捐集资，南京方面婉言谢绝了他们的好意。

编史工作的顺利推进为纪念馆展陈布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纪念馆的展陈布展具体由南京市博物馆承担，到1985年7月，展陈布展的各项工作已经基本就绪，其内容是一年多来搜集、整理的史料，其中照片200多张，包括日本友人提供的照片；档案资料30多件，包括东京审判的判决书、南京审判对日本战犯谷寿夫的判决书等。此外，展陈还包括战时中国出版的揭露日军暴行的图书、报刊等，如徐淑希辑录的《南京安全区档案》、史迈士所著《南京战祸写真》、田伯烈所著《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郭岐所著《陷都血泪录》等等。另外，南京市开展的全市普查见证人的口述证言资料也是展陈的重要内容，如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唐广普、刘永兴、陈德贵、伍长德等人的证言和照片等。除了文字和图片资料外，展陈中最核心的内容是从江东门南京大屠杀“万人坑”发掘出来的死难者遗骸。展陈还配置了多功能电动图标和电动沙盘，增强了展览的可视性。

1985年7月16日至18日，展陈筹备方在南京召开征求意见会，国家和江苏省及南京市史学研究、档案、图书、文博等单位，参与纪念馆工程设计、施工、装潢、展陈布展的单位，支援纪念馆建设的各有关单位的专家学者120多人参加了会议。与会者到江苏省美术馆雕塑制作现场和纪念馆参观考察并提出意见。至此，纪念馆开馆的各项筹备工作已接近尾声。

纪念馆馆名的确定，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纪念馆馆名最早见于《关于收集、整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史料的方案》(征求意见稿)，《方案》提出，“筹建一个永久性‘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展览馆’”。(35)《关于收集、整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史料的方案》(征求意见稿)，中共南京市宣传部，1983年7月28日。这一馆名还出现在“编史办”所编记载1984年9月日本“和平之船”访华团部分成员来宁实地了解南京大屠杀真相的《工作简报》中：“他们肃穆地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展览馆奠基碑’前献了花圈”。(36)《日本“和平之船”访华团部分成员来宁实地了解南京大屠杀事件真相》，“南京大屠杀”编史建馆立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工作简报》第29期，1984年9月18日。在1983年12月13日召开的“南京大屠杀”编史座谈会上，南京市长张耀华在讲话中提到，“建一个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陈列馆”。(37)《张耀华市长在“南京大屠杀”编史座谈会上的讲话》(1983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编史建馆立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工作简报》第4期，1983年12月19日。1984年1月5日，建馆立碑组提交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纪念馆、纪念碑设计任务书(初稿)》，对馆名进行了新的表述，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纪念馆”。在纪念馆第一期建筑工程的奠基碑上所刻的馆名也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纪念馆”。

到1985年，纪念馆的馆名又进行了调整。1985年春节前，邓小平来南京视察，据段月萍回忆：“1985年春节前，中央领导同志来南京视察。当时就住在东郊宾馆，张耀华市长就去宾馆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筹建纪念馆的具体情况。汇报完，张市长提出，想请中央领导同志为纪念馆题写馆名。中央领导同志就用毛笔在宣纸上挥笔写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这16个字馆名是当时张市长提前拟好，请中央领导同志阅示后题写的。”(38)《起始“段”——段月萍口述》，张建军主编：《守望历史——四十年来南京大屠杀记忆传承口述》，第21页。对此，在“编史办”所编的《工作简报》中也有专门记载。(39)《邓小平同志为纪念馆亲题馆名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全面施工》“南京大屠杀”编史建馆立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工作简报》第51期，1985年4月6日。这份珍贵的题词至今仍然完好地保存在纪念馆中。1985年2月13日，南京市编制委员会下发《关于同意建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纪念馆的批复》，该批复使用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纪念馆”的馆名。因邓小平题写的馆名，“死难”二字改成了“遇难”，并沿用至今。

六、从“物理空间”到“记忆空间”

1985年8月15日上午8时30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揭幕，承担起 “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的历史使命。(40)《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揭幕》，纪念馆办公室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简报》第1期，1985年8月16日。在此之前的1984年4月9日，中共南京市委组织部发文，任命杨正元为“南京大屠杀”编史建馆立碑领导小组办公室专职副主任，纪念馆建成开馆后，杨正元担任首任馆长。

1984年11月9日，“南京大屠杀”编史建馆立碑工作领导小组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认为：“做好这件事，对于教育后代，纪念前人，都是很有意义的。而且这不光是南京的事，也是全国的事，并且具有国际性，一定要办好。”(41)《要在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纪念日之前完成专史初稿 搞好建馆立碑——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纪要》“南京大屠杀”编史建馆立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工作简报》第42期，1984年11月19日。35年后的今天，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已经成为国家级纪念场馆，并且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纪念场馆。2020年5月18日，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和“瞭望智库”合作发布了《2019年度全国博物馆(展览)海外影响力评估报告》，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纪念类博物馆中综合影响力排名全国第一。(42)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指导、文物交流智库编制：《2019年度全国博物馆(展览)海外影响力评估报告》(2020年5月18日)，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官方网站，http://www.aec1971.org.cn/art/2020/5/18/art_430_36263.html。

回顾纪念馆的筹建经过，让人们更加感受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建立的价值和意义，更加感受到南京市在编史建馆立碑工作中的“南京担当”，更加感受到各地各部门和所有参与编史建馆立碑的前辈们的付出和努力。

如果说编史建馆立碑，既是对日本“教科书事件”的回应，也是为了回应广大人民群众编史建馆立碑呼声，那么35年来，随着人们对南京大屠杀历史认知的不断深化和对其本质的深层次理解，纪念馆这一“物理空间”(43)参见张生《空间的产生与生产：从南京大屠杀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19年第3期。也成为了“记忆空间”，承载着中华民族那段惨痛的历史记忆。纪念馆的作用已不仅仅是为了回击日本右翼势力美化侵略战争、淡化甚至否定战争暴行的谬论，而被赋予了更多的功能和意义。

首先，纪念馆为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提供了承载空间。在纪念馆建成之前，南京仅有下关电厂死难工人纪念碑一处纪念设施，以纪念南京大屠杀期间被日军杀害的45名工人，而纪念馆的建成使南京大屠杀历史有了一个专门的、永久的展陈空间和大屠杀历史记忆的承载空间。纪念馆建成开馆后又先后进行了三次扩建，使得这一“物理空间”不断得到拓展。在这一“物理空间”中，南京大屠杀历史的展陈先后进行了四次改造，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得以不断强化并世代传承。这本身就是对日本右翼势力否定南京大屠杀谬论的有力回击。

其次，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为纪念馆的展陈确定了基本的叙事框架。编史组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相关史料进行梳理与研究后，初步确定了南京大屠杀的时间、空间和规模，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等相关组织与团体，以及大屠杀的历史条件及特点等，并明确了南京大屠杀史的叙事框架。在研究中，编史组的专家学者达成了许多共识，如“要合乎历史事实，切忌假大空”；“要用准确的史料、事实和佐证说话，一定要言之有据，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要经得起‘挑剔’、反驳和验证”；“对日军的暴行，不夸大、不缩小”。(44)《以准确为主 同时具有鲜明性生动性 揭示历史真相 编出合格专史——第五次编史工作会议讨论修订章节细目纪实》“南京大屠杀”编史建馆立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工作简报》第43期，1984年11月28日。在编史建馆立碑过程中，编史组严谨、扎实的研究，不仅为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确定了基本的叙事框架，确定了纪念馆展陈的基本内容和架构，也为今后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再次，为纪念馆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奠定了基础。在建馆时，纪念馆的定位就包括“成为揭露当年日军侵华罪行的阵地，又可以使人们受到爱国主义教育”(45)《张耀华市长在“南京大屠杀”编史座谈会上的讲话》(1983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编史建馆立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工作简报》第4期，1983年12月19日。。如今，纪念馆每年都要组织各类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如每天撞响和平大钟，每月举行升旗仪式，仪式化教育已经成为纪念馆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品牌。从1994年开始，持续不断的悼念活动每年的12月13日都在纪念馆举行。1997年，纪念馆被中共中央宣传部等命名为首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从2014年起，每年的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都在纪念馆举行。从1985年开馆至今，纪念馆共接待观众上亿人次。从2015年到2019年，年均观众量达到800万人次。近年来，纪念馆的融媒体平台拥有由“学习强国号”“微博”“微信”“抖音”“企鹅号”“头条”，以及纪念馆多语种官网等平台组成的传播矩阵，广大线上受众也成为纪念馆的服务对象。由此，纪念馆的教育功能得到了极大拓展。

最后，纪念馆的建立为南京和平城市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纪念馆建成开馆前的座谈会上，就有与会的领导提出，纪念馆除了做好历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也要高举“和平的旗帜”。35年来，纪念馆的南京大屠杀历史教育一直与和平教育相辅相成、相互促进。2015年，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在纪念馆成立，2017年，该研究院与南京大学和平研究所共同申报，南京成为国际和平城市协会第169名会员。为了开展和平教育，纪念馆开设了紫金草国际和平学校，每年培训上千名来自国外和境外的青少年。此外，从2016年起，纪念馆每年均组织南京市民开展“国际安全区徒步活动”，以铭记国际友人在大屠杀期间救助南京难民的善举。纪念馆还组织紫金草国际和平夏令营，邀请这些国际友人的后代来南京重访先辈们的足迹，延续与南京的深厚情谊。如今，和平城市建设已经成为南京城市的重要符号，其影响也越来越大。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功能的扩展，充分反映出人们对南京大屠杀历史认知的不断深化和对其本质的深层次理解，顺应了反对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时代潮流。人们铭记历史，就是为了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从这个角度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被赋予了更多的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