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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逻辑和价值指向

2020-11-28

福建开放大学学报 2020年5期
关键词:马克思共同体全球化

张 慧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江苏南京,21000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回答了当今世界为什么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什么样的新型国际关系以及如何构建新型国家关系的问题,已在十九大写进了党章,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当代科学社会主义最新的理论成果之一。就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马克思主义关系来看,其理论逻辑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其价值逻辑指向了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自由人联合体”理念。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逻辑: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

习近平在2018年5月4日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讲话中强调“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1]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在当代的传承、拓新与发展。

(一)世界历史的必然逻辑

2008年西方社会出现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缓慢,国内矛盾日益加深,某些发达国家将此归咎于经济全球化,开始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面对西方社会的“反全球化”,中国着眼于人类社会发展前景,促进国际经济发展和国际新秩序的构建,提出了构建共赢共享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来的。

经济全球化概念是在20世纪下半叶开始流行的,但世界市场、世界贸易等经济发展趋势早就出现。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与《资本论》等著作中提出的“世界历史”思想是经济全球化最早最明确的阐述。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目前,中国是引领经济全球化中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其理论逻辑之一就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

由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历史的独自发展到世界历史的发展是一种必然趋势。马克思立足于唯物史观中的关于社会基本矛盾,尤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是社会发展动力思想,并以此作为分析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在内的人类社会发展趋势。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水平不仅表现为在其100多年所创造的物质财富比过去一切时代财富总和还要多,也不仅仅表现在科技发展水平上,而且也在于其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或者说主要表现为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界定为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

生产社会化一旦超出民族、国家的界限,历史就表现为世界历史。封建社会经济形态本质上是一种以生产使用价值为主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社会分工不发展,劳动生产率低下,这种自给自足使得任何一个国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实现低层次水平的经济自我满足,封建社会的经济具有地域局限性。封建社会末期,商品经济逐步取代自然经济,商品经济由社会的边缘地带变成经济生产的中心环节。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产生和存在的必要条件,马克思提出“商品生产是以分工为前提的”。[2]一切商品的生产,一开始就是社会性的生产,社会分工程度越高,生产社会化程度越高。马克思认为分工和生产的社会性实质上是一回事,分工的发展导致专业化水平提高,生产效率提高。当社会分工建立在企业内部劳动分工基础之上,各个企业之间联系日益密切起来,生产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社会分工越来细化,生产效率提高越显著。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局限于孤立和封闭的地域内,其发展也不受国家边界的限制。在17、18世纪,商品经济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是一致的,资本主义的工业革命导致资本有机构成显著提高,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迫使资本超越了其民族、国家界限,生产的社会化超越了国界。此外,生产社会化要求生产要素的社会化,社会化推动经济突破国界和地域进行交流。一个产品的不同环节往往需要不同的国家通过全球产业分工来完成,全球产业链已经将世界各国串联成一个利益共同体。

经济全球化是生产社会化的客观趋势。生产社会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基础和前提条件,经济全球化同时也促进生产全球化,促进全球经济的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随着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各国经济日益融合,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流动,国际社会分工日益精细化。经济全球化同时也不断要求着更大规模和更高效率的国际社会分工,任何国家已经不能脱离世界生产利益链进行独自生产,世界各国的利益交融重叠在一起。西方一些国家过去一直是全球化的主导者,现在却成为了“反全球化”的主要力量。英国表明选择脱欧的直接原因是民众对外来移民的“恐惧”;美国总统特朗普当选后更是放言要在美墨边境修建隔离墙、禁止穆斯林入境;欧盟2016年发表《对华新战略要素》认为中国产能过剩对欧洲经济形成冲击;意大利公投、美国贸易战等,西方国家一系列的“反全球化”的做法给世界经济健康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倡合作共赢,共同发展,打破各国之间交往的壁垒,构建人类新的发展道路。

(二)超越资本逻辑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世界历史、经济全球化与资本逻辑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的两极分化。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化是遵循着资本逻辑进行的。资本逻辑是当代世界历史发展和共同演进的深层动力,也是理解当今世界社会结构与秩序的轴承与纽带。[3]

在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美国高收入人群中95%的人收入增加1/3以上,中等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10%以上,但在最低收入阶层中的20%人中,他们的收入却无增长或降低了收入。[4]2015年之后,美国中产阶级人口的比重降至不到50%,中产阶级比重不断缩小,穷人和富人的比重一直在增大,也就是说收入不平等现象明显增加,贫富差距越来越大。2011年,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正是资本逻辑运行的产物。英国脱欧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也是贫富两极分化,英国富有的1%人口所占有的财富是最贫穷的20%的人财富总和的10倍,很多中下层希望通过公投带来的国家改变来提高自己的经济地位。由于贫富差距的增大,西方国家的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产生重大矛盾,民粹主义、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死灰复燃,从而引发大规模的反全球化运动。资本逻辑还表现为金融资本占据统治地位,导致虚拟资本逐步脱离实体经济,这些需要全球治理一种新的理念。

针对西方以贸易保护主义为主要表现的反全球化趋势,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强调推进贸易和投资在全球的发展,而且强调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全球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其中的“一带一路”建设更是从实践角度提出了中国方案,“一带一路”通过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建设,秉承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体现了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积极拓展国际多边合作平台,推进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发展,不管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要有同舟共济的使命感,都要建立共赢共享的理念,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经济大幅增长,贫富差距逐渐缩小,真正实现了优势互补、互惠互利,更多更好地惠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内的所有人民,增进了亿万人民的民生福祉,世界各国共享人类发展成果。

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致力于解决一系列全球问题,如环境问题和公共卫生问题等,用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开拓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道路,倡导构建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体现出了大国担当。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逻辑:自由人联合体

马克思“五种社会形态发展理论”是从生产关系角度对人类社会发展运动的揭示,马克思还从人的发展角度提出著名的“三种社会形态理论”。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核心点是实现一个自由全面发展的联合体,即自由人联合体,将个人与社会真正融为一体。实现这个目标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这漫长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桥梁。

(一)世界历史与人的解放

马克思认为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是全部人类历史活动的前提,没有人的存在,就不会有生产劳动,就不会改造自然界,就不会创造历史,也就不会有世界历史的形成。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以唯物史观为基础,旨在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指出:“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5]

马克思的“三种社会形态理论”中的第二大形态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在这种形态下,人与人通过商品交换建立社会关系,人具有形式上的独立性,但仍然对物具有依赖性,只有到了第三形态人的个性才能得到全面发展。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了资产阶级国家“虚幻的共同体”形式,资本主义国家是资产者为了保障自己的财产和利益的一种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国家所代表的所谓的共同利益,其实只是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在资本主义国家这种政治共同体中,个人自由从本质上只能说是资本的自由,只存在于统治阶级范围内,资本主义国家只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所以资本主义国家只能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只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5]

马克思提出建立把人从被奴役、被统配和被忽视的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的“真正的共同体”。他认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一些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这意味着个人的自由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实现。马克思主张的理想共同体为“自由人联合体”,“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是各个人在共同体中都是作为个人而不是作为阶级中的成员参加的一种联合。人的发展是与社会生产发展相一致的,旧式劳动分工造成人的片面发展,大工业机器生产要求人的全面发展,并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在马克思看来,实现自由人联合体需要具备非常高的前提条件,首先需要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丰富的物质生产资料,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必须依靠一定的物质基础,即社会生产力,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贫困的消灭和共同富裕。在现阶段社会还未能达到这个标准,所以在共同体的发展层级中,自由人联合体处于共同体发展的顶端,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处于发展层级的中间位置,虽然还没有使人全面自由发展,但一方面,生产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消除了一些旧式分工,如城乡差别、工农业差别、脑体差别等;另一方面,生产效率提高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可能。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从“虚幻的共同体”走向“真正的共同体”即自由人联合体的必经桥梁。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治理问题提供了中国的解决方案,旨在追求人类社会的和谐共生,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继承和拓新,同时又“超越了马克思全球治理的工具理性”。[6]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体系所涉及的范围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安全、生态,从五方面完整系统地来建设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就经济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一个突出实践方案就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从落实之后,得到沿线国家的响应和支持,中国用开放和包容的政策为沿线国家带来了发展和机遇,各区域间的贸易和经济联通,文化联合,利益共享。“一带一路”的成果不仅仅是直接体现在GDP提高上,并且体现在中国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符合国际惯例和规则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和体系,帮助其优化良好的影响环境,为这些国家的后续经济发展打下良好基石,为人民的美好生活提供了强劲的物质保障。

就政治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构建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这也正是全世界人民的美好愿景。坚持对话协商的方式来调解国际矛盾,而不是通过侵略扩张或战争。尊重各国互相的利益和制度,共同构建一个人类美好和平的未来。

就文化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推进国际文化交流,促进人类文明多样化交流互鉴。各国民族都有自己独有的文化,只有坚持文明是多彩、平等、相互包容的,才能让不同的优秀文化碰撞出火花,推动世界的文化发展,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

就安全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要求就是在国际社会中构建一个安全共同体,比如中国为国际安全作出了组建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派遣维和部队等实际行动,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因为人类的利益越来越联合在一起,人类安危与共,只有联合起来才能真正统筹应对一些安全威胁,为人民的安全生活保驾护航。

就生态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绿色发展理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以生态环境治理作为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必须要为了自己美好的家园和生存环境而坚持保护生态。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体现在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方方面面,在正在进行的全球新冠肺炎抗疫战争中,中国作为第一个打响疫情防控阻击战并取得一定成效的国家,积极帮助其他国家,从物资到医护人员到医疗技术,努力承担国际义务,始终与其他国家人民紧紧依靠在一起,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抗疫不分国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团结合作才是抗疫最有力的武器。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局势越来越严重,在这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世界不分西东,无论南北,是一个命运共同体”。[7]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也肯定强调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性,他认为面对疫情必须坚持国际合作,支持联合国卫生组织的领导工作。

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努力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必经之路,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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