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才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最近被问及比较多的问题是，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预计为多少？如果疫情结束了，后三个季度GDP能否维持6%以上的增速？

我觉得这种只局限于计算GDP将损失多少的思维有点问题，毕竟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才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为此，不妨换一种思维来评判中国经济。

比较一下全球及主要经济体的GDP波动幅度，会发现从1998年至2018年间GDP增速的变化幅度，中国是1.3%，美国是1.7%。从表面看差距不大，但中国的平均增速是9.0%，美国则是2.3%。因此，就相对波动水平而言，中国只有15%，美国是73%，日本幅度最大，达到377%，全球平均水平也有112%。

在1998年至2018年的20年间，中国GDP的稳定性虽然是全球最好的，但债务增长也是惊人的，债务水平已经比日本、韩国等当年步入高收入经济体时的债务水平高多了——未富先债。所以，“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要从高速增长转变为高质量增长。

而衡量质量的标准很多，比如投入产出比、企业的盈利能力、经济结构的协调性等，连股市表现也是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一个重要窗口。以资本市场为例，很多个人投资者都抱怨股市“熊长牛短”，因为大部分都参照上证综指某段时期的涨跌来评价中国资本市场，如“大幅跑输GDP”等。

事实上，全球主流股市中，已经不再把类似上证综指这一类型的指数作为市场波动的参照指数，比如美国的道琼斯、标普500和纳斯达克指数都是成分股指数。而上证综指之所以表现较差，主要是因某些传统的周期类大市值股票的权重过大，在退市率极低的情况下，基本不能做到上市公司的优胜劣汰，也就不能真实反映中国经济变化。

2019年，我国资本市场推出科创板的注册制试点，实质上就是近30年来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改革—上市标准大幅降低，允许亏损企业上市，但前提是信息要充分披露，并严格执行退市制度。

比较中美之间股市的差异，你会发现美国的上市公司更有竞争力。在过去12年，美国股市有4400多家企业退市，中国A股只有50多家，而且净资产收益率超过20%的企业数量也远超我们。在美国，资本市场推行优胜劣汰，对优质企业大幅度加杠杆，使得其投资回报率很高。在中国，优质企业的杠杆率反而不高，非优质企业的杠杆率通常比较高。

所以，不同的制度设计会导致上市公司不同的行为，注册制的试点就是为让企业的行为更加规范，让投资者对公司的估值判断更有依据。同样道理，国家治理与公司治理也有相似之处，过于偏重GDP评价，也会使得地方政府的行为扭曲。因此，要科学合理设计评价指标，才有利于提高国家治理水平。

比如“十三五”规划为经济社会发展设置了“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和“资源环境”四大主要指标，并预期到2020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保持在6.5%以上、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达到56%；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2.5%、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迈进创新型国家和人才强国行列；居民人均收入要实现比2010年翻一番、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达到九成等。这表明，全国人大和国务院早就把经济发展中的GDP增速指标列为预期性指标，地方人大与地方政府也是如此。因此，我们应该去评价环境保护、教育、脱贫、居住条件等这些约束性指标的完成情况。

通过此次疫情，我们已经感受到国内医疗卫生资源的不足，今后应该加大在公共服务方面的投入。尽管公共服务对GDP的拉动作用有限，但民生福祉是约束性指标，应该坚决去完成，GDP属于预期性指标，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