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盛慧

明朝末年，土地以更快的速度，更大的规模向地主阶级手中集中，失地的农民越来越多，同时两级分化的速度和规模也在快速发展，但统治者还是一如既往地横征暴敛，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据记载，万历末年，河南的福王仅一次就被赐田地两万顷。同时赋税也高得惊人，仅以1599年为例，这一年的田赋就比二十年前增加了百分之四十，而1619年到1627年这九年间，田赋又以各种名目“加派”，增加了三千九百万两银子。很多农民倾家荡产也交不起这无穷无尽的“皇粮”。明崇祯元年（1628年），陕北一带久旱不雨，地焦禾枯，人们连野草和树皮都剥光吃尽，饿殍遍地，惨不忍睹。崇祯十五年（1642年），平定水峪关帝庙的《兴建关圣帝君祠记》碑也写道：“年来寇虏狂逞，饥馑频仍。”对这一情况，明王朝的统治者们却不赈灾，不救济。明武宗时期的一个大贪官刘瑾就有黄金一千三百万两，白银达二亿五千万两，仅银子一项就相当于明末六十年的国家税收总额。1644年李自成的农民军攻下北京时，皇帝朱由检的内库中藏银达十八亿五千万两。

被黑暗政治和生活所迫的农民只能起义。崇祯元年，陕西府谷县王嘉胤，安塞县高迎祥，宜川县王左挂等先后率众起义。崇祯二年（1629年），李自成参加了王左挂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崇祯四年，由于王左挂、张存孟的叛变，李自成率领一部起义军参加了用“闯”字称呼自己和部队的高迎祥起义军，李自成被编在第八队，人称“闯将”，后高迎祥就义，李自成被拥戴为“闯王”。

崇祯四年（1631年）六月，李自成的农民军与马守应、罗汝才、张献忠诸部号称“三十六营”，于这年秋再次渡过黄河，突进山西，“李自成率领第八队，于1632年底攻克辽州（今左权县）城，并于次年绕道邯郸，进击顺德西山，前锋直逼京畿”。現存于平定岳家庄三义庙内由郗铉撰书的明崇祯八年（1635年）的《创建三义庙碑记》对这次起义军的军事行动做了如此记述：“自崇祯甫位，流寇起于西秦，未经三载侵入吾晋地，首破河曲等处。迨至六年正月初日，吾州闻惊……未月而至十七，深谷峻岭，羊肠鸟道之径皆衣赤而执戈者，杀掳搜山，诚旷世所闻。”对于农民军这次来平定的行动，1992年版《平定县志》438页也做了记述：“崇祯五年（1632）正月十七，农民起义军兵临平定县城南，在今宋家庄、贵石沟村一带活动。当时，奉委驻平定打造军械的平阳府蒲州千户杨其庄，鼓动乡兵出击，乡兵大败。”“崇祯六年（1633）农民军遍布山西，正月过和顺、乐平（今昔阳）、自平定阳胜、新村、张庄……大石门、石门口一线至柏井驿，先头部队直抵固关，固关把总薛邦祯惊恐万状。此次，本县农民有千余人参加了农民起义军。”

由以上可以看出，崇祯四年号称“三十六营”的农民军及李自成的“第八队”，于秋天进入山西后，一直在山西活动，并于崇祯五年正月在平定县城南宋家庄一带大战乡兵。迨至崇祯五年底至崇祯六年初，李自成率领农民军，一部由平定县至和顺、辽州（左权）绕道邯郸，向北京进攻。另一部经平定县城南阳胜、新村东去石门口、固关，也指向京畿。可以说李自成及其农民军在1632年初，首次来到了平定县，活动区域主要集中在平定县城南的宋家庄、贵石沟、阳胜、新村、张庄一带以及石门口、柏井至旧关一线。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正式宣布建国，国号大顺，建元“永昌”，制甲申历，铸永昌钱，并誓师东进，攻取明王朝的首都北京。一月初，大将刘宗敏、李过带领先锋部队率先东渡黄河。二月，李自成率几十万大军从禹门渡河，进入山西。“二月二日，打下汾州（今山西汾阳）;八日攻克太原。二月中旬，前锋已抵河北边境。”“这时，农民军兵分二路：一路由刘宗敏率领，从固关（山西平定东）……经真定（今正定）、保定一线北上;另一路由李自成率领，从大同、宣化入居庸关。约定于三月中旬，在北京城下会师。”1992年版《平定县志》438页写道：“崇祯十七年（1644）二月，李自成义军的东路游骑，在州城驻兵一日，东进破固关出晋，挺进北京。”《晋中史话——李自成军在榆次》中道：“1644年正月，义军攻占太原后，主力沿朔北上，直捣大同。另分军经榆次、寿阳，出平定固关，占真定、保定北上。”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的农民军攻克北京，取得了推翻明王朝的伟大胜利。但是，由于吴三桂联合清军在山海关夹击李自成的大顺军，大顺军惨遭失败。李自成进北京四十二天后，败退京师，沿保定、真定、井陉、固关、平定一路西撤。

《历代农民起义史话》308页写道：“五月间，大顺军在保定以南的望都给清军以重创……接着在定州（今河北定县）附近又发生激战……李自成亲自出战，也身负箭伤。于是，大军越过固关，退入山西，在平阳（今山西临汾）做了一番整顿以后，再回到关中地区。”《晋中史话——李自成军在榆次》也写道：“李自成军退至河北定州（今河北定县）再受重创，不少战将阵亡，李自成也中流箭负伤，义军继续西撤。平定、寿阳、榆次相继丢失……”1992版《平定县志》写道：“五月初七，李自成身受箭伤经固关退驻平定城，李在平定城居数日，曾会见明末原大理寺卿张三谟……李自成曾在娘子关布防军事……是年八月底，农民义军仍控制固关、娘子关要隘。”平定县《宋家庄村志》载：“崇祯十七年（1644年）五月，李自成起义军自北京兵败回陕，路经冠庄、宋家庄等村。”

以上资料表明，李自成及其农民军在1644年初至八月间，第二次来到平定。具体为，二月初，李自成的农民军刘宗敏部由榆次、寿阳来到平定，在县城驻兵一日后，攻破固关向北京进发。五月间，李自成及其大顺军自北京败退后，在娘子关、固关进行了军事布防，李自成在平定城居数日，会见了明朝遗臣张三谟，并请其出任大顺政权宰相，后李自成及其大顺军经平定城西南贵石沟、宋家庄向寿阳、榆次、平阳（临汾）撤退。

明王朝遗臣张三谟曾与李自成会谈并被“聘为相”的说法，清乾隆版《平定州志》张三谟传中有“闯贼至，聘为相”的记载。而1992年版的《平定县志》张三谟传中写道：“据传，同年（崇祯十七年五月）李自成从北京退出后，于初七路过平定，曾和张三谟面谈，并请他当宰相，未果。”这里用“据传”，是一种不肯定的口气。1991年发现于平定县城姜家沟白崖头白家老坟的《顺故徵仕郎中书舍人加太仆寺少卿白公暨配孺人张氏合葬墓志铭》即为张三谟手书，而且墓志纪年即用“永昌元年五月十五日”。由此看出，张三谟对李自成的大顺政权是承认的，如若不然，怎么能用“顺故”“永昌”等。

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前后不到一年，进北京仅四十二天就走向失败，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毛泽东曾在1944年4月看到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后，写信给郭沫若称赞该文“但当努力学习”，并把它作为当时延安整风学习的重要文件，强调“不要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今天，我们研究李自成及其农民军在平定的活动，是为了从中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对我们加强党性锻炼，践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