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众所周知，中国的货币制度很早就对东南亚地区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影响，宋代以降这种影响尤为深刻。中国钱的兴与废，始终影响着东南亚海域的货币演变。由于宋代铜钱的大量铸造和外流，东南亚海域诸多国家相继开始行用中国铜钱，小额铜钱在日本、爪哇等国深入民间日常交易，东南亚海域开始进入“铜钱时代”（或云“宋钱时代”）。宋元交替后，以白银为基准的纸钞在中国兴盛，欧亚大陆的货币上层多流通白银，抑或以白银作为记账单位，然而元明等朝铜钱的铸造实在稀少，国内与国外铜钱同时发生“断流”。虽然中国钱依然在流出，但流出数量大大减少，东南亚诸国不约而同地出现中国钱不足的问题。为了缓解压力，日本、爪哇、越南等地开始仿铸中国钱；与此同时，明代中国在大明宝钞日渐崩坏的背景下，私钱日趋泛滥，白银稳步崛起，基层社会出现“行钱之地”与“不行钱之地”的区别，多种地方货币及实物货币并行流通。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与地区，同时出现了铜钱质量变坏、价值分层等现象，各国趋同性地转向私钱或仿铸钱时期。16 至18 世纪，在全球白银时代日益席卷的大潮之下，受中国钱影响的各种地方货币依然未曾绝迹。这种以中国钱为中心辐射东南亚的货币现象，揭示了近代早期中国对东南亚海域国家的影响，也反映出潜藏在货币流通背后各地逐步衍生出自律性的货币行用机制。

笔者最近在阅读黑田明伸、万志英等基础性研究之上，结合相关资料，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概述和归纳。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乃是一篇读书札记式的心得体会，不足处祈请方家指正。

二 “白银时代”与“铜钱时代”交织下的东南亚海域货币

13 世纪前后，由欧亚大陆“白银世纪”与东亚海上贸易所构筑的“铜钱时代”，均见证了当时中国的货币制度对周边世界的影响。各个地区也正因为中国货币制度的演变及其影响，迈向了各有差异的货币演化之路，这对于亚欧大陆的两端地区而言更显如此。

在远途贸易中，不同地区间的贸易共同推动了跨地域货币的发展演进，各个贸易地区通过某种货币连接成一个又一个不同的循环回路，这个贸易环路反过来继续巩固着该种货币的主导地位，如玛丽亚·特丽萨银币、蒙元时代的白银货币、南亚圈内部的贝币、东南亚海域的中国钱等。这种各地域间约定俗成的货币不依靠任何法定权威，甚至可能在一国铸造却在另外一国流通，仅依赖于贸易双方的选择成立，但当货币匮乏难以继续供给时，贸易环路自行崩溃，并以该种货币为基础，不断繁生演化直到下一个循环回路形成。正如黑田明伸指出的那样，当循环回路中一个正式的大型货币制度崩溃时，各地区内由于基准通货大为减少，不得不自行组织交易，各地开始形成更为基础的货币制度或者说非正式的货币习俗，这一点在东南亚、在中国都体现得淋漓尽致[1]。13 世纪以后，欧亚大陆“白银世纪”与东南亚海域“铜钱时代”所形成的货币循环回路及其崩塌所造成的货币制度演化，足可表明此点。

北宋巨额铸造量的铜钱不仅流通于中国境内，也随着海洋贸易流通于日本、越南、爪哇、马六甲等地区。由于中国的布帛、瓷器等产品深受东南亚诸国的喜爱，如何与中国商人贸易就成为了各国的重点。同时，马六甲的香料、爪哇的胡椒也是中国商人首要贸易产品之一。随着中国商人不断出海，大量宋代铜钱随着商品流通反向渗透于东南亚诸国。早在9 世纪，爪哇作为东南亚人口密集、农业发达的岛国，已经在交易中对日常小额货币存在强烈的需求，随着中国钱这种小额通货的涌入，快速取代了原有的货币，成为爪哇最主要的交易货币[2]。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琉球和日本。中国江南及福建等地的铜钱率先流入琉球，然后随着贸易深入流入日本诸领地，早期的琉球是中国与日本的连接枢纽[3]。关于越南有关资料表明至迟在13 世纪早期，中国铜钱已经充斥在越南诸多地区的市场交易中。随着大量铜钱的外流，宋廷不断出台禁令禁止商人携带铜钱出海交换胡椒、香料等商品，虽仍无法阻止受利益驱使的商人铤而走险，但铜钱外流的速度已经大打折扣。随后的南宋、元、明等朝代由于铜矿不足、纸钞兴起等原因，急速缩减甚至是暂停了对于铜钱的铸造发行，导致东南亚原来使用铜钱诸国遭遇了不同程度的货币短缺危机。环东南亚海域的中国钱流通圈面临崩塌局面，各个国家遂以铜钱为基础逐步衍生出各自自律的货币行用机制。与此同时，明代前叶，由于完全名目空心化的宝钞走向彻底的式微，中国第一个“纸钞时代”彻底画上句点[4]。纸钞崩溃、铜钱匮乏，导致明朝上下遭遇了与东南亚海域诸国同样的困境。整个东南亚包括中国在内，由于宋代所维持的铜钱体系的崩溃，集体演进、分化形成各自的地方货币圈[5]，并出现了与欧洲完全不同的货币现象—即由于货币短缺所造成的价值储藏职能与支付手段职能的分离，形成了两种功能不同的货币流通现象：标准钱与通用钱[6]。

我们调转目光再度审视蒙元时代的中国可知，元代以银为本位发行国内流通的中统钞，大量闲置并被强行收缴的钞本银、税银使得蒙元朝廷有更宽裕的财力进行对外贸易。虽然没有很多直接的证据表明欧亚大陆通过白银形成了一个大型的贸易循环回路，但通过蒙元政权先期有大量白银流向中西亚地区，与该地白银供给突然充裕，以及帝国纸钞崩溃、白银流入下层交易的时间与英格兰、埃及等地白银突然短缺的时间点如此相近，以及欧亚贸易路线都可通过各自的单位与蒙元的50 两银锭单位建立联系都证明，存在一个以白银为主要货币的欧亚贸易通路。然而，银锭作为大额贵金属仅限于上层流通，与白银一同进入流通渠道的，还有小额铜钱[7]。在蒙元帝国崩溃以后，白银在中国从上层交易中进入底层交易，贸易通路由于白银短缺而崩溃，第一个白银世纪崩溃所造成的影响并不太大，可能的原因在于，白银主要用于大额贸易，不影响民间小额交易。而与白银一同流向欧亚大陆的铜钱、贝币等，则成为整个环路崩溃后各个国家首选的货币，整个东南亚世界逐步进入小额通货为主的时代。

早期的“白银时代”与“铜钱时代”，分别以白银与铜钱构筑了不同的货币贸易圈与贸易循环通路。当货币供给不足时，整个贸易环路会因为货币短缺而遭遇危机，乃至消亡。在欧亚大陆第一个白银世纪，由于白银处于交易的最上层，因此当其崩溃时，尚未引起各国剧烈的反应。反观由宋钱为基础的东南亚铜钱时代，铜钱的交易层级日益深入民间基层，在宋代铜钱供给中断时，却引起包括中国在内的东南亚海域诸国剧烈的“震荡”。一场以中国钱为中心，长达数个世纪的基础性货币演变现象在各国纷纷上演。

三 东南亚贸易国的货币演变

首先是爪哇，从11 世纪宋钱流入开始，中国铜钱已经成为了爪哇日常生活的必需品。随着宋代禁止铜钱外流的法令颁布，爪哇遭遇了严重的铜钱危机，仿铸成为解决危机的有力手段。在爪哇流通的中国宋钱到14 世纪以后，基本不再是中国的官铸铜钱而是仿钱。爪哇所用的铜钱多数都是将原有铜钱熔铸后，加入锡、铁、铅等材料制成，在爪哇称为铅币（picis）。这种铅锡仿钱逐渐充斥了爪哇市场，且主要是由中国商人在爪哇本土熔铸或福建沿海等地制成。1530 年左右由于胡椒的出口需求上升，荷兰当局甚至鼓励中国商人购买铅等材料仿钱，以方便胡椒的交易。胡椒等产品为季节性产物，导致与之对应的仿钱也存在季节性需求，仿钱正是爪哇解决季节性需求的最佳手段。葡萄牙人和东印度公司先后在1500 年和1600 年左右抵达爪哇，企图使用白银购买胡椒的举措全部失败，不得不将白银兑换为小额铅钱购买胡椒。直到1650 年，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使用武力才顺利发行自己铸造的银币。此时，仿钱仍旧用于爪哇当地多种产品的购买，直到18 世纪初期，联合东印度公司才将荷兰制造的大量铜币投放入爪哇市场。各种来自中国的仿钱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进入中国商人开设的公司内部、种植园内部，形成了一种与外部隔绝的社区货币[8]。

其次，越南也遭遇同样的经历。中国钱也曾在越南流通，日常交易都使用小额铜钱，如同爪哇一样，越南所用的铜钱后来也多是仿宋钱，甚至还包含有日本仿钱与中国福建、广东等地仿钱。有资料显示，其受日本流通而来的仿钱影响较多，当1636 年日本断绝了铜钱供给后，越南自行铸造劣质的仿钱。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18 世纪越南铸造的铜钱甚至反向流入中国。由于宋钱匮乏，越南甚至出现了和中国一样的短陌现象，何平认为，短陌是官方铜钱不能充分供给，难以形成统一货币流通的情形下，以私铸地方铜钱的自组织化方式弥补官方铜钱不足从而形成多元化的铜钱体系[9]，反过来说，短陌的存在证明了越南并存多种铜钱，并在宋钱的短缺下，构成了以私钱为主的货币体系。

最后，日本等地也深受中国钱的影响，早在12 世纪日本所用的日常交易货币，全部来自中国。当中国官方铜钱供给不足时日本的支付体系出现了剧烈波动。随着福建私钱的涌入，日本铜钱的价值变得不再稳定，撰钱现象频繁在民间出现，好钱与坏钱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差别。在Itsukushima Shrine 和Sassi 两个地区的争执中，折射出两种不同价值的铜钱所出现的内在矛盾，日本出现了标准钱与通用钱的分别，储藏价值和支付手段职能相分离，同时在其境内，也出现了标准钱与通用钱的价值比率，不同地区的标准钱和通用钱不一定相同[10]。随着好钱的短缺，日本各地区通过自行铸造仿钱缓解通货紧缩的压力，由于各地区居民对不同私钱的选择偏好，使日本逐渐分为了四个货币区，本土民众的选择，成为了货币区主要的支撑点。直到日本统一，才开始从泛滥的铜钱制度不断过渡本土的三货制度，最后逐步走向金本位时代[11]。

中国钱流入的锐减甚至断流，带来的影响不仅仅限于货币区块的出现，还有贸易区位的变动与贸易中心的转移。原本的贸易重镇琉球由于中国铜钱供给的变动失去了原有的地位。从16 世纪30 年代起，琉球所用的铜钱已经从原来的洪武钱、永乐钱变成私铸小钱，有江南、福建地区的私铸钱，也有来自日本Sakai 等地的私铸钱。随着日本建立封锁体制，琉球失去了在中日贸易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后逐步融入日本南九州的货币区域之中。在此货币区域中，以洪武钱为标准的仿钱十分盛行，但在另外几个货币区洪武仿钱几近消失，足见不同货币区域之间存在严重的货币分割特征。此外，该地区铜钱流通的结构分布也值得深思。有资料显示，琉球多流通中国钱（明钱），可与中国本土不同的是，中国民间社会所用的铜钱在这一时期多为宋钱（或仿宋私钱）。刘光临曾根据出土钱币资料估算，日本和中国内地流通的宋钱是明钱数量的8 倍以上[12]。但在琉球，流通的明钱与宋钱居然一样多，其中洪武钱与永乐钱比例大概为2：1，为永乐钱多用于赏赐和海外贸易提供了更为充分的证据[13]。

可见，宋元以降由于中国铜钱铸量的急剧下降以及中国转向私钱为主的现实，东南亚海域诸国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危机。为了解决通货紧缩的危机，各国自发性的衍生出各种私铸小钱，以弥补原有铜钱的不足，铜钱的价值在某种程度上依托于自身的价值属性。由于私铸越来越泛滥，好钱与坏钱的差距越来越大，选钱、挑拣现象严重。黑田明伸、万志英等人将其分别称为标准钱和流通钱（通用钱），其中，标准钱作为由于稀少以及自身的价值属性，具有良好的保值属性，而流通钱则因为自身质量材质等原因仅用于日常交易。

四 中国本土的铜钱演变

宋代中国的铜钱体系最为发达，由于财政需求和市场交换的强大驱动力，铜钱作为基准价值手段的地位牢固确立，其流通的数量、范围和深度可能超过了中国史上的任何一个王朝，堪称耀眼的“铜钱时代”。不仅如此，宋代特殊货币区以及诸种货币形态如铁钱、各类纸钞、银绢等，或需要锚定铜钱来作为价值基准，或以铜钱的计价尺度与其发生内在联系，甚至各类衍生的信用票据，如盐钞、见钱钞、见钱公据、关子等也多是以铜钱为本。不过，与之相对，元明时期中国的铜钱体系历经低谷。蒙元国家对费时费力的铸钱行为多无兴趣，故铜钱流通已经显现出日渐萎缩的区域化问题。而明代中叶的政府虽不断厉行钱法，但受制于各种原因成效不显，在政府铜钱供给急速减少和纸钞崩溃后，民间也自行演化出多种货币使用方式，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行钱之地”的出现和铜钱的价值分层。

（1）“行钱之地”及其货币演化

“行钱之地”主要指仍在使用铜钱的地方，该名词最早见诸于成化年间。“行钱之地”大概流通的范围仅为南北两京之间以大运河一线为中心的狭长地带，其他原本使用铜钱的地方纷纷出现铜钱消退的问题。后来，甚至连原本向海外输送铜钱的重镇福建、广东等地多不见铜钱流通，转向行用白银。“行钱之地”出现的成因主要有明代反复无定的货币政策、大运河一线市场的恢复发展、宋金元以来铜钱作为基准价值地位的消退等因素[14]。为了保证宝钞的流通，在洪武年间颁布的禁令彻底破坏了铜钱信用。行钱之地的肇始出现在正统时期，史载：漷县迤南，直抵临清、济宁、徐州、淮扬等处，军民买卖，一切俱用铜钱[15]。

随着宝钞体系的崩溃，政府亦没有及时供应铜钱来适用经济成长，导致民间货币体系无法适应日益发展的社会经济，此时，地域内自律性的货币使用方式出现，私钱就是民间解决铜钱短缺问题的重要方式，民间和地方官府通过仿铸宋明钱牟利，市场依靠仿制宋明钱发展来维系。明代中后叶，社会经济日益蓬勃发展，江南地区分工细化，底层交易数量增加，江南也成为私铸钱的重镇[16]，包括日本、爪哇都有江南私钱存在的痕迹。

私铸钱的泛滥，反过来不断侵蚀着良好的宋钱，宋私钱的质量价值越来越低，逐渐被民间抛弃，适逢明代解除海禁，海外白银不断流入福建，在一系列货币角逐后，白银成为福建的通用货币，“闽、广绝不用钱，而用银低假，市肆作奸，尤可恨也”[17]。低银取代铜钱流通于民间下层，如同第一个白银时代一样，当时纸钞崩溃后，白银潜至底层交易市场。明代的情况也如从前，当纸钞和铜钱相继式微之后，白银分化出低银代替私钱维持交易。其他地区或因为铜钱匮乏而消退，或因为私钱劣质，多弃而不用。

（2）铜钱的价值分层

私钱所用铜料有限，基本使用铁、锡、铅等材料替代而成，此情况从爪哇铜钱匮乏时，本地商人大量售卖锡料给福建商人以求铸币即可证明。由于私钱滥铸，其本身作为单位商品货币的价值也不断下降，市场中鱼目混杂，不同金属含量、不同年代和做工不同货币各自具又不同的价值，典型的如史料显示那般：

以臣所闻见，诸省直用钱，其银钱相权也，则有以钱五六文当银一分者，有以钱十文当银一分者，甚有以十五六文、十七八文当银一分者，其新旧杂行也，则有专用青钱、黄钱者，有兼用杂钱者，甚有用唐宋古钱，至窳烂不成样而亦用之者，淆乱若此，岂圣朝能同九域之文，而不能同一钱之文[18]。

宋应昇详细描述了当时市场中存在的货币分层现象，好钱（主要是官铸制钱）价值较为稳定，银钱比价大约在1：700 左右，但最差的劣质钱比价几近达1：6000 的悬殊价格，足见市场之混乱。不同地区使用的货币和货币价值也不尽同，处于大运河两端的两京地区银钱比价就显示出很大的不同。黑田明伸认为，可能是由于北方军队驻扎在前线，军人军饷通常发银，但在地方购买生活所需物品时，则需要将白银换成铜钱，加剧了铜钱的需求量，因而造成巨大的南北差异，南京的钱银比价几乎是北京的两倍[19]。不过，相关研究显示，南北银钱比价的不同主要源自铸钱成本的不同，南方成本更低、行钱更广带来的钱价远远低于北京[20]。

在两京市场中，不同的年号的铜钱其价值相差很大。为了能够让这些不同价值的货币同时流通于市场，民间自发形成了不同货币的兑换比价，并将“好钱”作为标准钱，用于储藏财富；“劣钱”作为通用钱，不断的流通于市场。明清易代后，随着政府铜钱供给量的增加，以及旧钱、私钱大量存在，致使各地形成了具有地方习俗的地方钱，例如东钱形成了制钱160-165 文兑换小数钱1000 文的比价惯例，另有“京钱”“宣钱”“东钱”“津钱”“滦钱”“保钱”等各色名目的地域货币形式[21]，其源头就是明代铜钱价值分层所形成的地方兑换习俗，加上地方性的货币短缺，致使民间自律性的形成地域社会内部货币行用机制。

五 结论：以中国钱为基准的货币制度构架

当宋代铜钱供给大大减少时，处于漩涡之中的中国，在数朝铸币稀少的情况下，也经历了严重的通货紧缩、铜钱缺乏等问题。由于货币不足，中国在明代逐渐分化出行钱之地与不行钱之地，且行钱之地远远小于不行钱之地，不仅如此，行钱之地内部出现了私钱泛滥、价值分层、各地比价不一的情形。到了清代前期，在国家力量逐渐加强、市场需求不断扩大等背景下，铜钱流通体制历经两汉、唐宋繁荣阶段以及元明低谷后，在清代又一次兴盛开来。清廷几近在全国范围内开炉铸钱，并以政府力量作为推手来保障制钱的流通，铜政之严密发达、制钱管理之严格、制钱投放量在康乾时期的猛增等俱体现了钱法复苏期的到来。不过，对于广阔的疆域、日益扩大的市场而言，本身面临币材制约的低值小额制钱供应量与市场需求的矛盾一再存在，在东北、新疆等地产生了相应的地方钱。而且，此时白银虽已经成为广阔性的基准货币，在其日益流通的背景下，小额铜钱也占有一席之地。结合东南亚诸国的货币演变，不难看出自宋以来东南亚海域诸国所历经的货币演变，都可以在中国本土找到真实存在的影子。

距离中国越近受中国的影响越深，爪哇所使用的铜钱多数为福建或日本运输过去的私铸小钱，因此尚未出现明显的货币分层现象。在越南，由于中国宋钱和私钱共同流入，致使越南各地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短陌现象，以缓解好钱与坏钱之间的矛盾。受中国影响较深的日本，则出现了与中国相同的情形，不同货币区的形成、通用钱与标准钱职能属性的分离，加之各地与中国联动出现仿铸私钱替代好钱等现象，都揭示出东南亚地区一直存在一个以中国钱体系为中心，通过多钟贸易渠道连接，向四周不断扩散的货币区域。

由宋钱所构建的环东南亚中国钱贸易圈出现危机后，为了维持贸易和地方日常的交易，各地自发演变并组织起以中国钱为基础的货币体系。在环东南亚中国钱圈之下，一套潜藏在货币流通背后的非正式货币制度逐步搭建起来。当宋钱难以持续供给时，这套非正式货币制度自发组织交易，如明中叶中国纸钞崩溃后，在长时间钱法难振的情况下，民间仍能自行解决通货不足的问题，这套看不见的基础性货币制度诚如黑田明伸所论，潜藏在大型而正式的货币制度之下，当正式的货币制度崩溃时，会在各个地方自发出现，并解决该地地区内部的通货不足与价值不稳问题[22]。

注释：

[1][6][22]（日）黑田明伸著，何平译：《货币制度的世界史——解读“非对称性”》，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18 页。第2 页。终章第193 页。

[2][8]徐冠勉：《南洋钱法：近代早期荷属东印度的中国货币，1596—1850》，《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待刊）。

[3]Richard von Glahn,Chinese Coin and Changes in Monetary Preferences in Maritime East Asia in the Fifteenth-Seventeenth Centuries,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Vol.57,No.5 (2014),p.639.

[4]邱永志：《战争、市场与国家：正统景泰之际通货流通体制的变迁》，《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 年第6 期。

[5]万明：《15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货币新探》，《外国问题研究》2018 年第3 期。

[7]Akinobu Kuroda,The Eurasian silver century,1276-1359:commensurability and multiplicity,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2009,vol.4,no.2,pp.245-269。

[9]何平：《传统中国的货币与财政》，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年，第73 页。

[10]同[3]；Kuroda Akinobu,Copper Coins Chosen and Silver Differentiated:Another Aspect of the ‘Silver Century’in East Asia,Acta Asiatica: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astern Culture,88 (2005)。

[11]周爱萍：《日本德川时代货币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年；Richard von Glahn,Chinese Coin and Changes in Monetary Preferences in Maritime East Asia in the Fifteenth-Seventeenth Centuries.

[12]刘光临：《明代通货问题研究——对明代货币经济规模和结构的初步估计》，《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 年第2 期。

[13]邱永志：《论明前期的禁钱政策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8 年第3 期。

[14]邱永志：《论明代的行钱之地》，待刊。

[15]张学颜等：《万历会计录》卷41《钱法》，《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53 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 年版，第1303 页下栏。

[16]邱永志：《国家“救市”与货币转型——明中叶国家货币制度领域与民间市场上的白银替代》，《中国经济史研究》2018 年第6 期。

[17]谢肇淛：《五杂俎》卷12《物部四》，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第357 页。

[18]（明）宋应昇：《方玉堂集》文稿卷7《代拟疏稿》。

[19]Kuroda Akinobu,Copper Coins Chosen and Silver Differentiated:Another Aspect of the ‘Silver Century’ in East Asia,Acta Asiatica: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astern Culture,88 (2005),pp.70-1；

[20]万历四十六年，给事中官应震提到京师钱银比价为600:1，而南京则为1200:1。参见李义琼、邱永志：《钱法与盐法：从董应举致仕事件看明末财政货币体制》，《南京大学学报》2019 年第5 期。

[21]赵士第、邱永志：《东钱问题再探》，《中国经济史研究》2019 年第6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