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有衡官，见于《汉书·百官公卿表》和东汉灵帝时(168～189)的《西狭颂》、《郙阁颂》。关于衡官的职掌，《汉书·百官公卿表》并无详细记载。陈直先生在《汉书新证》里联系东汉的《耿勋碑》、《西狭颂》的记载指出[1]：

衡官亦兼管一部分铸钱事。汉武都太守耿勋碑云：“又开故道铜山，铸作钱器，兴利无极。”故李翕西狭颂，武都郡有衡官掾及衡官有秩。可以证明衡官在武都是专主铸钱事宜，仍沿用水衡都尉之衡官名称。

此说颇为人所信。如裘锡圭先生在《啬夫初探》一文里认为“（陈）说似可从”[2]，朱活先生在《居延简耿勋碑与东汉币制》一文里也说：“陈氏所释甚得其谛。唯误碑文‘铜官’为‘铜山’，此微疵耳。”[3]

其实，陈直先生的说法恐怕是有问题的。从上引那段话不难看出，他认为《西狭颂》里武都郡的“衡官”，是《耿勋碑》里主管“开故道铜山，铸作钱器”的机构，故而提出衡官管铸钱之事。此说是建立在“开故道铜山”这句话之上的。

然而，朱活先生已经指出，“铜山”实为“铜官”之讹。可见，主管着武都郡铸钱之事的是铜官，而不是衡官。两者不是一回事。本来，如果这样深究下去，就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可是，朱先生转而认为“耿任武都置‘铜官’，殆即‘衡官’”，将铜官和衡官看作一回事，未免根据不足。

根据盐官、铁官的名称及职掌，可以推测铜官当是设立在出铜较多的地方，负责采铜、冶铸及收税事宜的机构。《汉书·地理志》记载，丹扬郡有铜官。东汉也有铜官，见于以下两件和帝永元年间(89～105)所制的铜器铭文：

1.铜洗：永元元年，朱㮛堂狼铜官造作。[4]

2.铜弩机：永元八年，河东铜官所造四石鐖郭，工解伯作造，工尹少监，掾李浮，守丞王国，掾将□，史□主。[5]

据《汉书·地理志》，犍为郡下有朱提、堂琅二县，《续汉书·郡国五》记犍为属国下有朱提而无堂琅，可见堂琅已被省并。东汉的属国是管理少数民族的特殊政区，与郡平行[6]。“朱㮛”即朱提，“堂狼”即堂琅，“朱提堂琅”可能即表示堂琅已并入朱提县。汉代封泥有“朱提长印”[7]，可知此县之长官称长。《华阳国志》云：“堂蜋县，因山名也，出银、铅、白铜、杂药”[8]，“堂蜋”即堂琅。因堂狼山产铜，故而政府在此设立铜官，制造铜器。《耿勋碑》说“又开故道铜官，铸作钱器”，说明铜官确是铸造铜币及其它铜器的。两汉时代行用铜币，所以要由铜官来铸造。

关于衡官的职掌，我们还需回到《西狭颂》和《郙阁颂》上来。灵帝建宁四年（公元171）的《西狭颂》云[9]：

（武都）郡西狭中道，危难阻峻，缘崖俾阁。两山壁立，隆崇造云，下有不测之谿，阨苲促迫。……（太守）敕衡官有秩李瑾，掾仇审，因常繇道徒，鐉烧破析，刻臽磪嵬，减高就埤，平夷正曲，柙致土石，坚固广大，可以夜涉。四方无雍，行人懽悀。

建宁五年（公元172）的《郙阁颂》则云[10]：

惟斯析里，处汉之右。豀源漂疾，横柱于道。……斯谿既然，郙阁尤甚。缘崖凿石，处隐定柱。临深长渊，三百余丈。……遭遇隤纳，人物俱堕。……（李翕）乃俾衡官掾下辨仇审，改解危殆，即便求隐。析里大桥，于今乃造。……又醳散关之嶃湿，从朝阳之平燥。减西□□高阁，就安宁之石道。

严耕望先生指出，衡官所参与的是凿山通道之事，大概是掌管山林的官[11]。从这两则碑文看，此说是有道理的。黎虎先生曾指出，衡官当为郡府农林官吏[12]。称为农林官吏，可谓未达一间。

《周礼·地官·司徒》记载，古代管理山林池泽的官吏有山虞、林衡、川衡，泽虞。西周时期的同簋铭文记“王令同差（左）右吴大父司场、林、吴（虞）、牧”[13]，免瑚铭文亦记“王在周，令免乍（作）司徒，司郑县林眔吴（虞）眔牧”[14]，四十三年逑盘铭文记周王命吴（虞）逑“总司四方吴（虞）、（林）”[15]，林和虞为职掌山林川泽之吏。同簋和免瑚铭文中的“林”，就相当于林衡[16]。《国语·齐语》“泽立三虞，山立三衡”，山中所立之官应为虞，此称为衡，大概是因为“山林地相比”，故而可以通称[17]。《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王莽改水衡都尉曰予虞”，可见虞、衡职司相类。

职司山林之官又可以称为麓，如《说文·林部》云：“麓，守山林之吏也。”楚国官玺有一方“行之玺”，行可读为衡麓，衡麓同义连称，为古代掌管山林的官[18]。战国时期齐国的官玺有“平阳桁”“左桁正木”“右桁正木”“左桁稟木”等，桁当读为衡，当为掌管山林的职司。正木和廩木是林衡的属官[19]。稟木大概是主管将木材发给应该接受公家木材者的官，正木大概是主管收木材税的官[20]。可见衡的职掌确实与山林有关。从字面上讲，汉代的衡官应该是掌管山林的官吏。武都郡在山林之中修筑道路，自然需要衡官参与。

西汉的衡官，见于《汉书·百官公卿表》。在讨论它之前，我们先来看《百官公卿表》中关于少府的一段记载：

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共养，有六丞。属官有尚书、符节、太医、太官、汤官、导官、乐府、若卢、考工室、左弋、居室、甘泉居室、左右司空、东织、西织、东园匠十六官令丞，又胞人、都水、均官三长丞，又上林中十池监，又中书谒者、黄门、钩盾、尚方、御府、永巷、内者、宦者八官令丞。诸仆射、署长、中黄门皆属焉。

少府是“掌管山海池泽之税”的机构。虽然它的下属机构众多，但和“山海池泽之税”有关的，只有都水。《续汉书·百官五》本注云：“有水池及鱼利多者置水官，主平水收渔税”，可知都水是掌管平水及收渔税的官。至于“山”这一部分，则没有着落。这是很奇怪的现象。

如果再参照《百官公卿表》中对水衡都尉的记载，问题就清晰了：

水衡都尉，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掌上林苑，有五丞。属官有上林、均输、御羞、禁圃、辑濯、钟官、技巧、六厩、辨铜九官令丞。又衡官、水司空、都水、农仓，又甘泉、上林都水七官长丞皆属焉。……初，御羞、上林、衡官及铸钱皆属少府。

从“初，御羞、上林、衡官及铸钱皆属少府”一句可知，这六个机构原来是隶属于少府的。所谓“铸钱”，前人或以为指均输、钟官、辨铜，或以为指钟官、技巧、辨铜，后来学者根据新出“太厩钱丞”封泥[21]，以为应指钟官、技巧、六厩[22]。有待进一步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衡官与铸钱并列，可知衡官并不掌管铸钱。加藤繁先生指出，衡官掌山麓林野之税，都水掌河川池沼之税[23]。这是正确的。这样一来，少府所掌的“山海池泽之税”中的“山”字就有了着落。

西汉时期，衡官应该和盐、铁、都水官等一样，虽然设在地方，但直属于中央。盐、铁官直属于大司农，都水官和衡官则直属于水衡都尉（少府下亦有都水，看来只是一个平水的机构，不管收税。）这些都是所谓的郡国特种官署[24]。《续汉书·百官二》大司农条本注曰：“郡国盐官、铁官本属司农，中兴皆属郡县。”入东汉后，盐、铁官等划归郡县。衡官应该也是如此，所以武都郡的郡府中有衡官。《续汉书·百官五》又说“其郡有盐官、铁官、工官、都水官者，随事广狭，置令、长及丞，秩次皆如县、道。”不过，武都郡的衡官大概由于临时设置的，或由于范围较小，所以不能置令、长，而只能置有秩[25]。

水衡都尉设立后，衡官被划归其下。《百官公卿表》说水衡都尉是掌管上林苑的官。当然，朝廷设置水衡都尉的初衷并非如此。《史记·平准书》记载：

初，大农筦盐铁，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盐铁。及杨可告缗钱，上林财物众，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满，益广。

设立水衡的目的，本来是为了主管盐铁之事。盐出于海，铁出于山，故而官称“水衡”[26]。《百官公卿表》师古注引应劭云：“古山林之官曰衡，掌诸池苑，故称水衡。”应劭对“衡”的解释是对的，对“水”的解释则是不确切的。

铸钱的机构在西汉初年就已经存在，本来是归少府管理的。那么，它们为什么会转到水衡都尉之下呢？上文说到，朝廷设立水衡本来是为了主管盐铁之事。后因杨可告缗，财物多集中在上林苑，于是转而命水衡主管上林苑之事。上林苑广大，其下属之均输、御羞、禁圃、辑濯、六厩等，大概本来就是设在上林苑中的机构，所以就归水衡都尉主管。

元鼎四年（前113），汉武帝将铸币权收归中央，《史记·平准书》云：“于是悉禁郡国无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由此可知，铸钱的三个机构设在上林苑中，故而称为“上林三官”[27]。水衡都尉转为管理上林苑的机构后，坐落在上林苑中的铸钱三官也就划归其下了。所以，上林三官又称为水衡三官。《盐铁论·错币》说：“废天下诸钱，而专命水衡三官作”，是也。可见，水衡都尉本来不掌管铸钱之事。

至于衡官，它可能设在上林苑中，故而被一并划归水衡都尉。当然，它也可能不在上林苑中，只是水衡都尉成立之后，分管了少府掌收入的大部分职能[28]，而衡官掌管山林及税收事宜[29]，所以才被划归其中。

铸钱三官直接铸造货币，衡官掌管山林及税收事宜，都水掌管平水及税收事宜。所以，水衡的收入是巨大的。《汉书·王嘉传》记载，元帝时“水衡钱二十五万万，少府钱十八万万”，水衡的收入已经超出少府的收入。

附带说一下，战国时期燕、齐两国流通一种刀币，上有“明”字，故称其为明刀。关于“明”字的涵义，前人有种种异说。最近，有学者推测“明”字可读为衡。铸钱需要即山采铜，需要伐木作薪以冶铸铜料，自然与管理山林的虞衡关系密切。而且，水衡都尉的名称来源于先秦管理山林的虞衡，其下又有管理铸钱的属官，所以先秦虞衡也有可能负责铸钱事宜[30]。不过，衡官主要管山上的林木，并不管矿产。先秦的虞衡之官似乎也不管矿产，如《周礼》有专管矿产的矿人，与主管山泽之山虞、林衡等官并列。而且，如上文所说，水衡都尉的名称、职掌和铸钱官之间本无直接关系。刀币上的“明”字是否可以读为衡，还有待斟酌。

注释：

[1]陈直：《汉书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 年，第118 页。

[2][25]裘锡圭：《啬夫初探》，《裘锡圭学术文集》第五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103 页。

[3]朱活：《居延简耿勋碑与东汉币制》，《中国钱币》1991 年第2 期，第45、46 页。

[4]李白练：《通江东汉铜洗考》，《四川文物》2009 年第1 期，第86 页。

[5]徐乃昌纂：《安徽通志稿·金石古物考十六》，第19 页。

[6]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336 页。

[7]吴式芳、陈介祺辑：《封泥考略》卷五，北京，中国书店，1990 年。

[8]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卷四《南中志》，成都，巴蜀书社，1984 年，第417 页。

[9][10]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第一册，北京，线装书局，2008 年，第313 页、328 页。

[11][24]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之《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第133 页、188 页。

[12]黎虎：《说“给吏”——从长沙走马楼吴简谈起》，《社会科学战线》2008 年第11 期，第91 页。

[13][1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04271、04626。北京，中华书局，2007 年。

[15]李学勤：《眉县杨家村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2003 年第6 期，第67 页。

[16]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下，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 年，第190-191 页。吴振武：《战国玺印中的“虞”和“衡鹿”》，《江汉考古》1991 年第3 期，第86 页。

[17]孙诒让：《周礼正义》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第674 页。

[18]吴振武：《战国玺印中的“虞”和“衡鹿”》，《江汉考古》1991 年第3 期，第86-87 页。

[19]朱德熙：《释桁》，《朱德熙古文字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95 年，第166-167 页。

[20]裘锡圭：《战国文字释读二则》，《裘锡圭学术文集》第三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449-450 页。

[21]分别参看王先谦：《汉书补注》引齐召南说，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 年，第505 页。陈直：《汉书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 年，第117 页。

[22]党顺民、吴镇烽：《上林三官铸钱官署新解》，中国钱币学会编：《中国钱币论文集》第4 辑，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 年，第226-228 页。

[23]加藤繁著，吴杰译：《汉代国家财政和帝室财政的区别以及帝室财政的一斑》，《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年，第113 页。

[26]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上册，济南，齐鲁书社，1984 年，第211 页。

[27]加藤繁著、吴杰译：《汉代国家财政和帝室财政的区别以及帝室财政的一斑》，《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年，第115 页。吴荣曾：《西汉骨签中所见的工官》，《考古》2000 年第9 期，第66 页。

[28]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上册，济南，齐鲁书社，1984 年，第216 页。黄今言：《秦汉赋役制度研究》，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 年，第32-33 页。

[29]加藤繁以为是衡官掌上林苑内外的山林矿物等税，参看《汉代国家财政和帝室财政的区别以及帝室财政的一斑》，《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年，第113 页。此说不确。

[30]章水根：《明刀币文“明”字新解》，《中国钱币》2016 年第1 期，第14-1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