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我国对民事证据提出规定，微信记录可以作为重要证据之一，但当前与电子数据证据保护相关的法律体系并不健全，阻碍了审查工作的顺利开展。本文将具体探讨微信聊天记录对民事证据的影响，以期为有识之士提供参考。

关键词 微信 聊天记录 民事证据

作者简介：蔡鸿明，福建泾渭明律师事务所。

中图分类号：D92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20.11.125

现代信息技术突飞猛进，新媒体平台越来越多，新媒体改变了人们接收信息的方式，便捷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微信的普及范围较广，很多人都应用微信聊天，在聊天过程中发布了文字信息、图片信息、视频信息等等。微信聊天记录丰富，记录了主体的互动过程，可以作为民事证据，在审查判断中起重要作用。

一、微信聊天记录作为民事证据的可行性

在2012年，我国法律对民事证据内涵进行了界定，将微信聊天记录作为重要的民事证据之一，凸显了电子数据的重要性。当时法律并没有明确电子数据的含义，仅仅指出了电子数据的范围。依托电子设备储存的数据信息，都被列入到了电子数据的范畴。电子数据依托网络记忆，采用数字化的加工方式[1]。随着我国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电子数据作为民事证据的相关规定更加明确。

在现代社会，人们对新媒体的应用更加普遍。各种新媒体平台应运而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沟通方式。将微信聊天记录视为电子数据的原因包括以下几个：

首先，微信立足互联网络，聊天记录被记录在网络之中。我国对电子数据进行了界定，互联网中的数据信息都可以被视为电子数据，微信聊天记录符合这一要求。在移动设备的支持下，主体可以通过微信平台建立互通关系，实现信息数据的交互共享。主体处于工作需要或情感需要，会输送不同类型的信息内容。这些信息数据都具有数字化特征，都具有电子数据的属性。

其次，微信聊天记录保存在微信平台之中。对电子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电子数据实际上就是电子介质中的数据，人们在手机、IPAD、电脑中下载了微信软件，电子设备就成为了电子介质，为聊天记录提供了储存空间。人们依靠电子设备传输聊天信息，实现了信息的多向传送，加快了信息的流通速度。

因此从介质角度来看，微信聊天记录也可以被列入到电子数据的范畴。我国法律规定，电子数据可以作为重要的民事证据，在开展证据调查时，可以将着眼点放在微信聊天记录上，对微信平台中的信息进行调取[2]。

二、微信聊天记录的审查要点

（一）判断聊天记录是否有证据力

微信聊天记录如果能够作为民事证据，其必须具有一定的证据力，即确保微信聊天记录还原了真相，能够作为诉讼证据，在案件审判过程中发挥作用。在证据力判断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要点：

第一，要审查微信聊天记录的客观性。微信聊天记录需要确保其真实性，不能杜撰虚构，更不能捏造事实。聊天记录客观性有以下两种表现方式：

一方面，需要确保微信使用者唯一。如果手机形成自动记忆，主体在打开微信APP之后可以直接进入对话界面。微信信息输送打破了时空界限，在掌握账号密码后，他人可以异地登录微信、使用微信与平台好友进行对话[3]。信息输送具有虚拟特征，主体之间的交流互动通过平台进行。在审查判断工作中，首先要确保微信拥有者和微信登陆者一致。在调取聊天记录时，不能仅仅获取微信聊天截图，而应该知晓登录微信平台的移动设备，看移动设备与微信持有者的电子设备是否相同。如果电子设备无法提供，则需要申请微信后台的帮助，提供辅助证明。当出现了异地登录情况，需要请微信持有者来进行解释，使微信聊天记录保持客观性。

另一方面，需要确保微信内容客观。外部环境会对聊天双方产生影响，因此需要对微信內容进行把控，要求双方共同出具微信聊天记录，并对二者的聊天记录进行对比。我国有专门的数据鉴定机构，可以鉴定电子数据的真实性[4]。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以获取数据鉴定机构的帮助，使审查工作高效进行。在民事证据收集过程中，需要对电子数据进行转换，将其变为书面形式。如果是音频信息，则必须保留音频原件，不能对其进行文字转换，破坏语音记录的真实性。如果是视频信息，则必须储存到移动硬盘之中，不能对视频格式进行修改，导致视频播放出现问题。

第二，要审查微信聊天记录的关联性。关联性是指微信聊天记录确实与民事案件有关系，可以作为民事证据。微信平台储存量很大，在数据调查时需要获取海量数据信息。对于文字信息等可以进行反复查阅，判断这些信息是否具有关联特征。对于特殊的图片信息，如各种表情包等，则需要注重表情包所传递的情感，判断表情包是否贴合当事人的意愿。表情包分为许多类型，对于简单表情包，如“你好”“再见”等等，表情包所传递的内容与文字所传递的内容基本一致。对于复杂表情包，如带有情感的气氛性质表情包，则需要和当事人沟通，把握当事人的真实意图。如果微信聊天记录与案件存在关联，则可以将其作为民事证据;如果微信聊天记录与案件并无关系，则不能将其作为民事证据[5]。

第三，要审查微信聊天记录的合法性。微信聊天记录必须合乎法律，不能违背社会公德，也不能损害任何人的合法权益。我国民事诉讼法对微信聊天记录作为民事证据的属性进行了界定，如果微信聊天记录存在违法倾向，如包含欺诈内容等，则不能视为民事证据。如果微信聊天记录中包含偷拍内容，侵犯了他人的隐私权，则不能视为民事证据。

（二）判断聊天记录是否有证明力

电子数据只有具备证明力，才能在案件审判中发挥作用。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力的表现形式包括以下两种：

一方面，需要审查微信聊天记录是否完整。提交给法院的聊天记录应该真实完整，对事件进行了还原。如果微信记录被当事人删除了一部分，则不能作为民事证据存在[6]。当事人需要呈现原原本本的聊天记录，并阐述事件的起因、经过和结果。双方都需要提交微信聊天记录，保证聊天记录内容的一致性。

另一方面，需要审查微信聊天记录的综合性。在开展审查判断工作时，应该分析电子数据与其他民事证据之间的关系，论证微信聊天记录的证明力，尽可能形成完整的数据链条，为审判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三、当前微信聊天记录作为民事证据的不足之处

（一）法律体系并不健全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只有建立健全法律体系，才能约束审查判断行为，对微信聊天记录进行精准定位。我国立法部门对电子数据开展的研究比较少，微信证据的运用仍然处在发展初期。微信证据具有特殊性，当前并未形成专门的微信证据运用文件，指导微信聊天记录的收集和调取[7]。由于立法规范不足，微信聊天记录作为民事证据的属性往往受到忽视，其法律效应无法得到充分发挥。

（二）证据规则相对较少

微信聊天记录作为民事证据，需要符合最佳证据规则、补强证据规则等。我国民事诉讼法在规则制定中，并没有探讨电子数据的价值，将微信聊天记录列入到民事证据这一领域之中。以最佳证据规则为例，其仅仅强调了要对原件进行取证，对原物进行收集;以补强证据规则为例，其仅仅强调了对视频资料、音频资料进行补强。由于证据规则较少，微信聊天记录作为民事证据遇到难题。

（三）案情认定比较困难

近几年来，微信蓬勃发展，使用微信的人越来越多，各地都涌现了应用微信聊天记录作为证据的案例。值得注意的是，案情认定比较困难，微信聊天记录作为民事证据的属性仍然比较模糊。以债务纠纷为例，微信聊天记录大多提供了转账信息，但并未呈现借条原件，已经偿还的款项与借款是否一致，当事人大多各执一词[8]。由于证据欠缺，是责任承担者认定的难度比较大，案件解决效率相对较低。

四、微信聊天记录作为民事证据的完善路径

（一）建立健全法律体系

我国立法部门应该肩扛重任，根据现实案例，对与电子数据相关的规定进行完善，明确微信聊天记录的民事证据属性，指出微信聊天记录判断审查的步骤与路径。我国立法部门不仅要解释电子数据的概念，还要提出数据真实性、客观性、完整性等要求，确保其符合民事证据的规范。在调取微信聊天记录时，应该遵循法律规定，判断微信聊天记录的证据属性，确保当事人提交上来的聊天记录客观准确。为了提高专业鉴定效果，可以寻求电子数据鉴定机构的帮助，开展长期的技术合作。

（二）完善相关证据规则

以最佳证据规则为例，在完善这一规则时，应该囊括电子数据这一范畴，将着眼点放在微信证据上，提交原始形式的微信数据。以补强证据规则为例，在完善这一规则时，应该将微信聊天记录作为重要的视听资料，并对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进行确认，避免不法分子篡改聊天内容[9]。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例，在完善这一规则时，应该限制规则范围，对案件轻重程度进行判断，对重要法律概念进行界定。

（三）不断规范司法行为

司法部门担任着重要的工作职责，应该遵循国家法律法规，履行证据规则，规范和改进司法行为。当前责任承担着认定难度仍然比较大，对司法部门提出了挑战。我国司法系统应该开展内部培训，引导司法人员学习与电子数据相关的法律知识，了解微信聊天记录的民事证据属性，并开展司法实践，在实践过程中积累经验。我国司法部门应该壮大人才队伍，培养一批电子数据鉴定人才，使审查判断工作顺利展开。

参考文献：

[1] 王旭，刘诗麟.司法鉴定行政与司法视角的边界——民诉证据司法解释鉴定内容的思考[J].证据科学，2020，28（1）：86-99.

[2] 张文勇.从宋代田宅案件看中国古代法官对民事证据的审查判断[J].法律适用，2019（16）：121-128.

[3] 梁琴.民事证据调查令制度实证研究——以莆田市的49份判决为样本[J].牡丹江大学学报，2019，28（3）：89-94.

[4] 胡仕浩，刘树德.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类型划分与重点聚焦——《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的理解与适用（中）[J].人民司法（应用），2018（28）：29-40.

[5] 于飞.两岸民事調查取证互助问题——以“取得证言及陈述”为例[J].武大国际法评论，2018，2（3）：29-42.

[6] 朱政，肖晓峥.专家辅助人在民事诉讼中的构建——以专家辅助人出庭实务操作为视角[J].法制与社会，2018（16）：107-108.

[7] 王建斌，赵素平，赵红艳.江苏阜宁：引入律师劝导方式突破民事虚假诉讼案件[J].方圆，2017（22）：74.

[8] 金英淑.当事人真实陈述义务之推行研究——从《民事证据解释（征求意见稿）》第五节解析[J].辽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7（5）：87-93.

[9] 王安林.浅议民事证据鉴定意见的修改变化与审查认定[J].法制博览，2017（24）：171-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