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志强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大论断，深刻揭示了世界新的时代特征。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世界，其格局（结构）、秩序（规则）等均在调整变化和动荡失稳之中。美国特朗普政府以“美国优先”政策全面挑战和拆解由美国主导建立的现有国际秩序（合则用，不合则弃），现有国际秩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暴露了全球治理体系的脆弱性，又加速了这种调整进程。国际上从二战以来建构的世界秩序的调整和重构，已经成为全球人类面临的重大长期挑战。

智库是开展战略与政策问题研究的专业化思想和政策型机构，其使命和任务即是为政治决策者、政府治理者、机构管理者等提供战略与政策建议等决策咨询服务，为社会大众观察世界和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前瞻洞见和思想引领。这是智库类机构的使命和担当。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主要变局及特点分析

当今世界经历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世界格局之变（结构之变）。世界格局之变，概言之就是从“一超多强”到“发展中国家群体崛起”特别是中国全球化发展崛起。1991年苏联解体后，两极格局随之瓦解，形成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化世界体系，逐步形成了“一超多强”的格局，即美国一个超级大国与多个世界强国并存。中国的快速崛起使世界经济增长重心不断向东转移，特别是向亚太地区转移，世界的权力中心出现转移和分散化现象。这正在改变并将终结自近代以来一直由少数西方国家绝对主导和“倒手”把持世界权力的局面。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重创全球化进程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经济全球化的结果是，产业链依据竞争优势在全球分工和布局，国家间高度相互依存。中国作为全球出口大国、制造业大国、劳动力就业大国，需要全球化。但此次疫情的全球大流行让各国认识到，关系国家和民众安全的制造业产业完全依赖他国是非常危险的，疫情会使得各国认为必须实施“国家经济主权主义”，各国都要去掌握涉及国家安全的经济产业。因此近30年来高速发展的全球化必然减速慢行，未来世界格局（结构）的深度调整是大势所趋，但仍有很多不确定性。

2.国际秩序之变（规则之变）。规则决定秩序。对世界格局而言，国际规则是维持全球各国交往和常态秩序的关键制度设计。而自二战后设计和不断调整的现有的国际规则体系（以联合国、国际组织为代表，以国际条约和章程为约束），是建立在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基础上的。在国际舞台上美国还没有真正的挑战者，但美国以自身利益为由开始放弃其全球体系领导者的角色。欧洲一直被形容为等待中的潜在大国，但缺乏统一的财政政策、外交政策和独立的防务体系，由于英国脱欧等内部纷争而导致其全球影响力近年来反而有所下降。

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对世界及各国的治理体系（即规则和秩序）和治理能力是一次大考，将深刻影响国际规则和秩序的重构。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将可能成为推翻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雷厉风暴。美国等传统强国在疫情防控上惨败，导致美国等挑动一些国家不断“甩锅”和污蔑中国，导致国际秩序进一步陷入崩溃状态。美国全方位打压中国，使得中美关系在未来的竞争性会越来越强。未来的国际秩序重构之路必然漫长，结果取决于中国与美国长期博弈的结局。

3.科学技术之变（生产力之变）。21世纪以来，特别是近20多年来，新一轮科技与产业变革正不断蓄势，信息、能源、生命、材料等多个科技领域创新突破呈现出系统化、突破性、叠加式发展态势，预示着在信息与计算、生命、物质、材料、空间等科学领域，以及数字与信息、生物、能源、材料制造、深空探测等技术领域可能孕育着重大突破，多个领域突破性技术的高度集成应用将助推产业链向数字化、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方向加速发展。世界科技与产业变革正在重塑全球经济和产业格局、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

4.发展范式之变（生产方式之变）。工业革命以来的工业化大生产大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支撑全球人口数量指数增长。但工业化生产方式和发展范式造成了严重的地球生态环境问题，全球变暖和地球生态恶化的风险不断向人类敲响警钟，其鲜明特点是极端天气事件和自然灾害频发，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受到持续威胁和破坏。人类发展范式转变的觉醒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联合国主导的行动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此后，联合国推动了气候变化应对行动，制定了一系列温室气体减排协议，但由于美国等国出于保护自身经济利益的反对而无法有效推进实施。可见，人类发展范式之变是一场持久战。

5.社会形态之变（文明形态之变）。工业革命使人类社会从长达万年的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知识文明不断演进，社会文明形态演进的速度不断加快。工业文明不断发展和进步，社会的知识文明形态日益突出，社会快速进步和发展日益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知识创造与技术应用基础上。相应地，人类的社会形态也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知识社会发展。

6.社会发展阶段之变（社会主导阶段之变）。当代世界的主导社会发展阶段是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发展到其顶峰状态垄断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垄断资本不劳而获在全球收割各国利润的发展模式也到了顶峰，开始进入了历史上的衰弱阶段。垄断资本主义的典型代表美国不愿继续维持其全球垄断性霸权地位的战略工具，在其主导的现有体制下其利益反而受损了，所以成为现有秩序的破坏者。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揭开了西方世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根本问题。以美国为典型代表，消费与金钱主导一切的资本主义未实现其全部国民的繁荣富裕：贫富差距、金融危机、社会不公、极右思潮和民粹主义、根深蒂固的系统性种族歧视、环境危机让其国民和其他国家的许多人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美国抗疫的失败表现使其“世界灯塔”形象正在坍塌，美式民主与价值观的极度虚伪性被揭开。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变量分析

1.科学技术之变。革命性的科技生产力之变，无疑是世界大变局的加速器和主要变量。现代科技是巨大生产力的特征更加鲜明。当今世界，科技竞争力成为各国综合国力的核心组成部分。科技实力直接支撑国家的经济权力和军事实力。要拥有国际规则和秩序改革调整的话语权、地缘竞争格局博弈中的主动权，就必须拥有科技竞争的主动权。

近年来科技强国、大国纷纷出台和不断更新国家科技创新战略、核心关键技术领域科技战略等，力图抢占核心关键产业技术制高点，赢得未来新兴产业主导权。特别是头号科技强国美国从贸易经济、科技、人才、舆论等方面全方位打击中国，并不择手段动用国家力量对华为等中国高技术企业进行全球围堵与封杀，完全暴露了美国遏制中国核心高技术发展的国家战略。

科学技术最终要变成生产力。在科技创新活动的“国家化特征”和“企业化特征”日盛的今天，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是科技竞争力。但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速度和能力决定于国家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在新一轮科技与产业变革中，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抓住科技革命的机遇，成为科技变革的主要参与者和推动者，通过建设科技强国而建设现代化强国。因为中国的参与，新一轮科技与产业变革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

2.中国全球化发展崛起之变。中国发展崛起之变无疑是世界大变局的主导变量。中国近40年来经济高速发展，特别是近20年来经济体量持续扩大，国际地位和国家竞争力持续提升，使得全球力量重心向东转移，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发生变化。

中国的快速发展招致美国等的恶性应对和全面打压。中国发展崛起面临的来自外部的国际性冲突和挑战的风险增多和加剧。在中国面临的各种外部陷阱中，最具破坏性的就是“美国陷阱”。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明确公开宣称“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提出“必须动用全部实力与手段参与竞争”。在此战略引导下，美国开始全方位对中国实施遏制战略，从贸易经济、科技、舆论等方面打击中国。“美国陷阱”有公开和隐秘两手，其遏制战略必然是长期的。未来必须防范诸如金融战、信息战、粮食战、生物战、能源战等各种陷阱。中美从战略竞争滑向战略对抗和战略摊牌的风险持续加大，对此必须清醒认识、妥善应对和坚决斗争。

中国是现有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是世界稳定和全球新秩序规则建构的中坚力量，需要推进实现“完善全球治理”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目标。中国要致力于促进国际关系和规则更加公平和合理，需要不断扩大在全球治理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中国需要确保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寻求在国际上使自身的发展模式和治理体系可以与其他发展模式和治理体系和平共处。中国需要化解美国强加的地缘政治压力和系统性恶性竞争，不断完善相关的战略路线图。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智库使命与智库建设

1.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智库的使命与任务。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充满不确定性的决策环境，各国政府、各类组织都需要做出各种抉择和行动，这关乎国家发展的命运和未来，关乎组织发展前景和成败。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和世界变局中的主要力量，必然要积极主动地推动全球治理体系重塑和建构，中国需要拿出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发出中国声音。这就涉及一系列领域的重大战略与政策问题的超前战略研究与政策设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纷繁复杂的研究问题，就是时代向智库提出的战略使命和任务，也是中国新型智库发挥作用的战略空间。

智库必须直面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新的发展环境和战略与政策研究需求。这可以概括为：大国博弈小国站队，国际规则秩序调整重构的新世情；各国和人类面对的复杂区域与全球性风险的新挑战；颠覆性创新及其应用重塑经济和社会模式的新巨变；政府及各类组织治理能力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新要求；政府及各类组织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发展的新需求；社会价值观和社会舆论多元和个性化发展的新局面；信息传播方式变革尤其是自媒体低成本传播的新特点；智库治理机制创新变革与影响力扩散竞争的新趋势；观察世界大势，研究中国问题，开展智库外交的新使命。

智库必须担当起观察世界变局、谋划全球战略和咨政建言的使命任务，敏锐洞察和善于捕捉未来发展潜在趋势和可能发生的重大趋势性问题并开展前瞻研究，有效把握战略研究咨询的潜在关键需求，主动策划和设计开展战略与政策研究，帮助政府和各类决策部门事前预警和准备，有效帮助防范各种黑天鹅事件和灰犀牛事件，成为真正的战略性决策智囊机构、战术性政策措施设计机构，并成为引领社会正确舆论导向的知识咨询机构和中坚力量。

2.智库的核心能力系统与业务发展系统建设。智库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对智库的核心能力提出极大挑战，要求智库重建核心能力系统和业务发展系统。国际上的著名智库在议题设置、趋势洞察、政策影响、舆论引导、国际影响力等方面，经过近百年的智库式规范化发展，积累了非常成功和成熟的组织经验和发展经验，并成为社会稳定的“第五种力量”。我国的智库在设置关键研究议题、洞察未来发展趋势、前瞻战略与政策研究、引导社会正确舆论、形成国际影响力等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发展短板，而前瞻性的战略研究与政策咨询能力，可以说是我国智库发展的最大短板。这些发展短板，也使得智库这类孕育治理思想、擘画治理战略、设计治理政策的特殊思想型机构淹没在一般性的科研机构之中。

加强智库核心能力建设，必须直面发展中存在的“库有余”而“智不足”的短板与不足：前瞻设置战略研究议题的能力不足；重大战略政策问题的咨询能力不足；智库高质量分析和研究的标准缺乏；智库成果高质量管理流程机制缺乏；智库战略与政策研究方法创新缺乏；培养高端思想型研究人才的能力不足；推出重大影响力战略研究报告的能力不足；引领社会舆论思潮方向的能力不足；智库开展决策咨询的建制化机制缺乏；智库管理评价激励的专门机制缺乏；有国际重要影响力的全球化智库不多；智库发展的中观与微观生态的环境友好性仍不足。

加强智库核心能力建设，必须着力提高智库发展的中观与微观环境的友好性。重点解决智库发展亟须解决的问题。（1）建设和完善智库生存发展创新的中微观制度安排。除了国家高端智库试点制度外，有关部门、地方应该制定各自相应的智库管理制度，开展智库认定等，以激励智库名正言顺地开展工作。（2）建立与畅通向决策部门报送咨询成果的制度化信息化渠道。以信息化手段解决报送无门、渠道不畅的问题，减少影响服务效率的中间环节。（3）建立战略政策研究的思想型智库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机制。对智库机构的思想型智库研究人才，应当形成专门性的针对性评价使用机制。（4）建立引导各类智库健康发展的指导性分类评价体系。促进各类智库的专业化发展、高水平高影响力发展。（5）建立符合新型智库特点的智库治理体系与管理运行机制。促进智库的客观性独立性发展，以便对重大问题开展客观研究并得出客观结论。（6）建立智库与智库专家的独立形象。支持智库（代表智库立场）、智库专家（代表自己立场、不代表智库）以独立形象对国际问题发声和表明立场，提升国家软实力。（7）推动从事国际问题研究智库的网络化和国际化发展。以独立客观的国家第五种力量形象，发展新型智库外交，扩大国家的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应当努力形成适应时代特点、迎接发展挑战、面向发展需求的核心能力系统。该核心能力系统可以高度概括为基础（基石）方面与关键（核心）方面的“5+5”个维度的核心能力系统。在基础（基石）能力方面，包括智库价值观、治理理念、战略规划、组织管理和知识管理5个维度。在关键（核心）能力方面，包括思想型人才、高水平战略与政策研究、资金筹集、传播营销和合作网络5个维度。

智库的核心能力系统，必须建构在促进智库发展的业务组织系统中、物化在表征智库发展的业务流程中。促进核心能力系统组合集成而发挥作用的“八位一体”的业务发展系统，即：战略研究开放型平台体系+核心研究团队体系+战略政策咨询项目体系+专业领域大数据知识平台体系+高影响力学术论坛体系+战略研究成果产品体系+成果及影响力融媒体传播体系+决策咨询用户网络体系。

任何一个智库机构，其发展的战略目标和追求，都应该以产出高水平战略思想创新、政策方案前瞻的智库研究成果为导向，这是智库机构生存与发展的终极追求。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特色核心能力、良好发挥战略性和战术性贡献、担当时代赋予的使命和任务，是当前我国智库建设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