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俊忠

“研究阐释好”新时代重大理论，是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学人参与中华民族复兴伟大事业的应有使命。问题在于：何以可能？这里仅就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应有状态的调整谈点看法。笔者的基本判断是：国内理论界对于“研究阐释好”新时代重大理论的态度是积极的，但要在这一工作上达成“好”的境界，仍需增强价值观的自觉，增强走出学科规制下狭小的“学科土围子”束缚的自觉，增强走进实践、走进生活的自觉。一句话：主体的应有状况需要做出必要的调整。

增强与党和人民同心同向的价值自觉

在这个问题上，需要廓清前些年在“党”是否具有自身利益问题上的模糊认识。“党”在中国传统词汇中，并不是一个好字眼。所谓“结党营私”“党同伐异”“君子不党”等，都说明了这一点。在西方“政党政治”视野下，关于“政党”有一个被认为虽不全面但不失为最好的定义，即强调“政党就是试图在和一个或一个以上类似组织所进行的竞选中赢得公职的组织”，因而，它本身就是一个利益集团。这些意义上的“党”，不仅为持有正义良知的知识分子所不屑，也为中国怀有人民情怀的政治家所反对。孙中山先生晚年明确提出中国不应重蹈西方“政党政治”覆辙的思想，就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中国共产党接脉于马克思主义，公开宣示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并努力以这一定位塑造自身。所谓“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就是信奉并践行只有解放全体中国人民，最后才能解放自己的伟大理想。所谓“中国人民的先锋队”，就是要超越人民这个由不同阶级、阶层、族群所组成的“非同质性”人群的特殊利益，在其之上聚合共同利益，并发挥好“统筹兼顾、合理安排”他们之间利益的作用。所谓“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就是带领全国人民，对外抵御外国列强、维护国家独立，对内以正确的民族政策协调多民族之间的关系、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和维护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因此，这样的“党”，既不同于中国传统语词中的“党”，也不同于西方“政党政治”中的“党”。只有“立党为公”“为民奉献”，才是“先锋队”品格的写照。

当然，中国共产党不是生活在社会真空里的，各种不良社会思潮和利益关系会不断影响它的存在，甚至腐蚀它的肌体。因此，不断清理和纯洁自身，是它存在的基本方式。从毛泽东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提出反对“既得利益集团”，到习近平提出“党必须勇于自我革命”等，以及在政治实践中的强力反腐行动和制定一系列完整的反腐法规，从思想、组织和制度等方面织密、织牢了防腐和反腐之网，这体现出共产党是一个不忘初心、永葆本色的人民利益的代表者。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品格决定了新中国全新的政治类型。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艰苦浴血的政治成果。中国共产党坚持立党为公的政治品格决定了新中国的政治既不是西方式的“政党政治”，也不是孙中山先生基于“群众阿斗论”的“精英政治”，更不是由一党一派垄断政治权力的“独裁政治”，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建设的“人民政治”。“人民政治”以人民为主体，坚决拒绝一切怀有党派利益的集团和政治野心家对公共权力的染指；“人民政治”坚决摒弃把政治变成周期性的“选主”，即几年一次选择政治统治者的游戏，而努力把民主引向探索人民群众全面参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实际管理的试错性、创新性和建设性的政治建设过程；“人民政治”正视人民构成的“非同质性”实际，因此，它坚持以“统筹兼顾，合理安排”的方针，去处理涉及人民内部的各种重大利益关系，有效防止社会各方陷入利益的激烈博弈与争斗，确保社会和谐与稳定。中国共产党不是垄断一切资源的政治组织，它的先锋队作用发挥的最重要体现之一，就在于它代表全体人民利益而努力平衡“非同质性”人民中各个阶层与不同人群之间的利益。没有中国共产党这一核心领导地位作用的充分发挥，那么“人民政治”的有效实施，以至于与这种政治密切相关的新中国独立自信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都是不可想象的。

正是基于上述意义，我们强调，在中国，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就是坚持中国人民的立场。当前，在美国一些政客集团企图在中国、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之间进行挑拨和挑衅性切割，在此背景下，学界必须在价值观上廓清迷雾，坚定立场，并清醒地看到，新中国所开启的“人民政治”，是不同于西方“政党政治”的全新政治模式。因此，增强摒弃套用西方“政党政治”的学术逻辑来研究分析新中国政治做法的自觉性，提高坚持党的立场与人民立场相一致的自觉性，明晰新中国的“人民政治”与西方“政党政治”的分野等，是“研究阐释好”新时代重大理论问题的重要前提，因为“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

增强走出学科规制下的“学科土围子”的自觉

党的理论创新，尤其是重大理论创新，都是着眼于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大问题的，也是植根于历史、国情、世情与实践的。要有效参与、把握、阐释、发挥这样的重大理论，唯具有复合多元的知识结构和经验结构才是可能的。问题在于，在时下的学术规制下，我们的人才培养、学术评价、学术规范等，都以所谓的“学科”为基本口径。这是学界应该加以正视和反省的一个重要议题。

其实，世界发展呈现出来的只有问题，而没有学科。学科是人们在认知世界过程中，当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为了知识传授的方便而做出的知识分类。习得某一学科的知识，得到的是知识世界中的某一单元，它可以有助于人们形成对于世界的认识，但仅有某一单元的知识，是不足以把握普遍联系的复杂世界中的问题的。这个道理本应是学界应有的自觉，从而推动学界适时进行教育改革和学术管理制度改革，也推动学者不断完善自身的知识结构。

但遗憾的是，时下许多学术部门和机构不仅没有这种自觉，反而在各种学术指挥棒的引导下，例如以一级学科水平评估、一级学科论文审查等方式，使各学科的边界越发清晰，甚至变成羁绊学者的“学科土围子”。结果是，学哲学的可以不懂经济，搞经济学的可以不懂伦理，搞政治学的可以不懂历史，搞社会学的可以不懂文化，搞历史学的可以不懂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等等。在这样的规制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往往成为知识结构上“单向度的人”。以这样“单向度”的知识结构，去面向普遍联系的复杂世界存在的问题，学者往往就只有束手无策了。这是严重降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者参与国家重大理论创新研究与阐释有效性的硬核性制约因素，可以称之为“学科性学术”与“问题性学术”的紧张。

历史上但凡真正有所创建的学者，在知识结构上都不可能不是多元复合的。哲学家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是一部非常具有欧洲历史尤其是德国历史意涵的政治学著作。他的《历史哲学》实际上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史学著作，他的《美学》则是一部关于人类艺术发展历史的著作。成就这样的著作，没有复合多元的知识结构，完全不可思议。罗尔斯如果不熟悉政治、经济、社会与道德等，哪有可能写出复杂问题交织的《正义论》？我们熟悉的马克思，除了为敲开大学教授职业之门而写的博士论文外，哪一部著作不是面向复杂的社会历史问题的呢？自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宣称，随着唯物史观的诞生，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独立的哲学”也就失去生存环境，取而代之的，充其量只能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如果把这种概括的结果称作哲学的话，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它只能成为研究历史的某种方法，为人们整理社会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因此，离开具体的社会历史研究，它就没有独立的意义。马克思后来一生的理论工作，几乎就是在不断地以唯物史观去研究具体的社会历史问题中，实现他的理论创造的。这与我们当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许多从业人员的学术路径是大相径庭的。甚至可以说，按照我们当下以学科为基本规制的学术和学术制度去衡量，马克思一定不是一个合格的哲学家，因为除去作为职业敲门砖的博士论文，他没有哪一部著作可以满足时下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规制的哲学标准。

当然，探索如何走出“学科土围子”，我国学术先驱付出了不懈的努力。在20世纪20年代，蔡元培先生曾经指出：“从理论上讲，某些学科很难按文、理的名称加以明确的划分。要精确地限定任何一门学科的范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例如，地理就与许多学科有关，可以属于几个系：当它涉及地质矿物学时，可归入理科；当它涉及政治地理学时，又可归入法科。再如生物学，当它涉及化石、动植物的形态结构以及人类的心理状态时，可归入理科；而当我们从神学家的观点来探讨进化论时，则又可归入文科。至于对那些研究活动中的事物的科学进行知识范围的划分尤为困难。例如，心理学向来被认为是哲学的一个分支，但是，自从科学家通过实验研究，用自然科学的语言表达了人类心理状况以后，他们又认为心理学应属于理科。摆在我们面前的，还有自然哲学（即物理学）这个专门名词，它可以归入理科，而又由于它的玄学理论，可以归入文科。根据这些情况，我们决定不用‘科’这个名称，尽管它在中国曾经得到广泛的承认，但我们却对这个名称不满意。”

新中国成立以来，钱学森先生也在关于中国科学院究竟是以“学科”还是以“问题”设立研究所的问题上，明确强调应以“问题”为导向设立研究所，而不应以“学科”作为设立研究所的根据。他还指出，“学科绝不是坐在房子里专门想发展学科写出来的”，而是在不断解决发展中的实际问题中实现的。

现实的世界只有问题，而没有学科。学科仅是服务于人们的知识积累和传播的一种知识分类，因而在本质上它属于观念形态，而不应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我们应根据社会发展，根据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变化以及技术进步，不断更新和调整这种分类，以完善人类知识积累，服务人们的学术创新，而不是相反，把这种分类变成一种刚性规范，进而异化为一个个彼此相隔离的“学科土围子”，更不应把学术工作和人才培养羁绊于各个“土围子”，从而把自己也把学生塑造成知识结构上“单向度的人”。新时代要推动理论创新，必须改革这种以“学科”为规制的学术与学术管理制度，解决“学科性学术”与研究处于普遍联系中的现实问题的“问题性学术”之间的张力，否则，所谓“研究阐释好”新时代重大理论问题，就只能沦为一种难有实际效用的激情呼吁而已。

增强走进实践与生活的自觉

呼吁走出“学科性学术”的羁绊，目的在于促进学者形成多元复合的知识结构。然而，真正的社会发展的重大创新理论，多数产生于实践提出新的需要和实践经验的升华，而不是来自既往的理论演绎。缺乏对于实践的参与和关注，无法真切感受实践的力量与逻辑，也难以把握时代的脉搏和倾听人民的呼声，学术活动就只能局限于对既有理论的抽象演绎。套用一句惯常谚语：理论是灰色的，只有生活之树长青。我们也可以说，游离于实践和生活的学术活动，只能是一套封闭于灰色的理论王国里的概念、判断、推理的抽象游戏。尽管有时这种活动也被冠以某种神圣的光环，但其中的绝大多数，对于人们的生活和实践，对于社会的发展，甚至对于文化的传承与积累而言，都是无关痛痒的自娱自乐。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过于消极地吸取过往理论和纠缠于现实政治运动的教训，追求所谓“纯学术”，这成为许多人的基本取向。加上这些年来许多学术单位奉行以论文数量统计业绩的学术评价，诱发了“为论文而论文”的严重现象，加重了学术研究脱离实际、闭门造车的倾向。同时，在相关学术单位包括许多承担高层次人才培养使命的高等院校的制度安排上，基本没有把社会实践作为人才培养必不可少的环节。科研人员参与社会实践，接触实际工作的机会不足，尤其是大量被作为教学研究人员来培养的研究生，基本上走的是一条“家门—校门—学术机构门”的路子，经验结构的单一和单薄成为学界的普遍弱点。这也严重弱化了学术界理论与实践的联系，甚至时常出现各种背离常识、不合世理、有悖人情的雷人高论，而为社会所诟病。

其实，从20世纪“新教育”兴起以来，走向社会、走向生活、走向实践，一直是重塑我国人文知识人群的一种努力和呼声。“新教育”的最大特点是走出“解经注经”的学术方式的束缚。把学术从“经与我”或“我与经”的狭小天地中解放出来，变成探求社会、自然和人类自身及其相互关系，进而不断获取新知的过程。因此，学术既是读书、积累、不断接受科学思维训练的过程，更是面向外部世界（既包括人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人类的世界，也包括与人的世界不断发生能量交换的自然世界），不断探索未知领域，获取新知的过程。在这种新的知识方式下，疏离社会，远离实践，脱离生活，闭门演绎既有理论，甚至闭门造车等，就只能成为一种缺乏学术上近代化转型的遗迹。这里还要再次提到蔡元培先生。他曾经叹息“在西人已全用科学的方法，而我族犹囿于内省及悬想之旧习”，“苟非凭籍科学，明辨慎思，实地研究，详考博证，即有所得，亦为偶中”。近代以来兴起的面向社会、生活的各种田野工作、社会调查等的最大意义，就在于把中国学人的学术从传统“内省”“玄想”的功夫引向面对人们生活的社会与世界的“实地研究”，使学术方式与社会、历史、生活、生产发生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甚至前些年一直不怎么受待见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也被当时的人们认为是实现“新教育”，创造新学人的重要措施。例如蔡元培先生就认为，“人之动作，非仅凭脑，脑部之外，尚有手足。苟只凭用脑力研究学问，而不劳力，则身体上不能获得平均之发达，以致年龄愈大，脑力愈衰……一般文学家，往往有特殊脾气，其原因，即系脑与力不能并用，身体发达不平均，致有此种流弊”。因此，养成劳动的习惯，参与生产活动，也就成为养成新的现代学人群体的重要途径。

新时代要推动理论创新，必须正视我国时下学术研究群体普遍存在社会实践参与不足、疏离社会生活的短板，并努力补齐这一短板，以促进学术活动与社会实践的脉动，提高学术群体对于实践、生活和社会的感悟能力。本文建议“下乡下厂下基层”应纳入哲学社会科学类研究生的培养规制，加以落实；也建议对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科研人员应有周期性参与社会实践的制度性要求。

总之，实现新时代重大理论创新研究和阐释，必须要有坚定不移的正确立场，有多元复合的知识结构的支撑，有多元复合的经验结构的参与，有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的自觉对接和密切互动。这些因素，主要属于学术研究人员的主体状态问题，但其优化和提升，需要推动学术思想、学术制度和学术管理规制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