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邵雍

中国革命有文武两条战线。20世纪30年代在粉碎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文化“围剿”方面，共产党取得了重大胜利。过去论及此事一般只是宏观叙事，认为是中共中央领导的结果，讲得具体点会论及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但对于中央宣传部这一中间环节所起的作用均未着重研究。本文力求还原历史真实，重点说明中央宣传部与中央文委的关系，并以此为中心阐述20世纪30年代上海文化界的革命斗争。

一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中国革命进入低潮，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但一大批革命的文化工作者陆续聚集到上海，使上海成为这个时期的革命文化中心。1927年冬，由郭沫若、成仿吾等人创办了创造社，由蒋光慈、钱杏邨、孟超等人创办了太阳社，这两个革命文学团体的成员大多数是共产党员。1928年2月，钱杏邨、蒋光慈介绍来沪不久的杜国庠加入中国共产党及太阳社。之后，杜国庠又和洪灵菲、戴平万等组织我们社，从事革命文学活动。以瞿秋白为首的党中央在1928年2月间决定派中央宣传部秘书郑超麟去指导创造社的工作。

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六大”以后，一批在上海从事革命文化运动的党员，如潘汉年、成仿吾、李初梨、冯雪峰、冯乃超、朱镜我、彭康、阳翰笙、钱杏邨、夏衍、盂超、田汉、杜国庠、柯柏年、许涤新等党组织关系都归江苏省委宣传部领导。他们大部分编在闸北区委、法南区委所属支部。

1928年7月，中共江苏省委为了加强对文化工作的领导，成立了中共上海文化工作者支部，潘汉年任支部书记，归江苏省委宣传部领导。

1929年6月25日于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宣传工作决议案》，其中谈到“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即‘文委’”，其任务是“指导全国高级的社会科学团体，杂志，及编辑公开发行的各种刊物书籍”。

1929年10月中共中央文委成立。潘汉年任书记，委员是吴黎平、杜国庠、李一氓、彭康、朱镜我、杨贤江、王学文、彭芮生、冯乃超、孟超。

按照中央原先规定，中央文委由中央宣传部领导。李立三在接任蔡和森的中央宣传部长职务之后，特别加强了文艺和文化工作的领导，在中央宣传部内成立了统一领导文艺文化工作的文委，由潘汉年任文委书记。这表明党开始重视文化工作，直接领导文化战线的反“围剿”斗争。

当时创造社、太阳社的成员虽然大多是共产党员，然而作为文化人，他们的政治经验、马列主义水平均处于幼稚阶段，加之受国内外“左”倾情绪的影响，表现出较严重的急躁情绪与宗派主义情绪。他们对“五四”以来有成就的进步文化人士鲁迅存有偏见，甚至视为异己力量进行攻击。鲁迅、茅盾等人也对这两个团体的某些主张提出过尖锐批评。

1929年10月中央文委成立不久，党中央经过讨论研究，作出了停止革命文艺战线内部论战、统一对敌的决定。1929年11月，李立三指示中央文委书记潘汉年通过上海党组织系统，召集党员文艺工作者的会议，批评了关门主义和宗派思想，下令停止革命文艺界的内战，统一革命文艺队伍，成立包括鲁迅在内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夏衍回忆说：“一九六四年中央工作会议时，我问过李立三同志，说：他找鲁迅谈话和决定停止论争，都是党中央决定的。”

中央文委书记潘汉年根据上级指示，先是说服创造社和太阳社的同志与鲁迅合作，又专门召开文委会议“向大家传达了成立左翼作家联盟、社会科学家联盟、左翼戏剧家联盟的意见，要求大家立即停止对于鲁迅先生的批评，他还主动做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给大家作了很好的榜样”。他代表党组织多次去拜访鲁迅，传达党对鲁迅的关注和革命文学运动的主张，征求鲁迅对成立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得到鲁迅的首肯。

1930年2月17日“左联”筹备会开会，吴亮平代表中宣部讲话，要求大家在斗争中拥护鲁迅先生，把他作为革命文化运动的旗帜。会上成立了以鲁迅为首（他没参加具体工作），由潘汉年（主要领导者）、夏衍，冯雪峰等人参加的12人筹委会，在中央文委具体领导下，积极进行成立“左联”的筹备工作。

两个多月后，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在上海窦乐安路（今天的多伦路）中华艺术大学举行成立大会。在“左联”成立的前夕，李立三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分，向鲁迅传达中共对“左联”的纲领性的意见，并通过鲁迅的讲话，把它转达给整个左翼文艺运动。成立大会选举鲁迅、沈端先、冯乃超、钱杏邨、田汉、郑伯奇、洪灵菲等7人为“左联”常务委员，并决定成立马克思文艺理论研究会、国际文化研究会、文艺大众化研究会等机构，创办《萌芽月刊》等刊物。

“左联”的成立，统一了党领导的文艺队伍，进行了有力的文化反“围剿”斗争，配合根据地武装斗争，取得了伟大成就。不过，由于受党内“左”倾路线的影响，左联”成立初期，一度把“主要的工作集中在飞行集会、散传单、贴标语等事情上面”。

1930年3月，上海戏剧运动联合会成立，同年8月改组为左翼剧团联盟，至1931年1月改组为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简称“剧联”）。剧联是在上海话剧运动蓬勃发展之时成立的一个强大的统一战线组织，吸收非党的“同路人”参加。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成立后，其在文委与文总党团的领导下，先后创作公演了80多部中外剧目，发挥了戏剧的战斗作用。

1930年5月20日，中国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成立。吴亮平代表中央宣传部参加了社联的筹备工作，并出席了社联的成立大会。在社联成立大会上，“潘汉年代表文委作了筹备工作及社联今后的工作计划的报告”。在中央文委的引导下，社联开展了中国农村性质问题的论战。李立三任中央宣传部部长时提出的中共在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的基本理论，为社联开展相关论战指明了方向。1931年6月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闻天也写了《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通过中国社会性质的学术论辩，捍卫了中共“六大”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正确论断，对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马克思主义者取得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年7月，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简称“美联”）成立。

为了统一领导左联、社联、美联、剧联，1930年10月，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成立，作为上述左翼文化团体的总机关。潘汉年解除了左联党团（组）书记职务，以中央文委书记身分，兼任文总党团（组）书记。

之后，中国青年世界语者联盟、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上海教育工作者联盟相继成立。1933年8月，“剧联”又建立了音乐小组，成员有聂耳、任光、张曙、安娥、吕骥等。

文总与中央文委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两者的工作关系是“党‘对各个联盟的工作的领导都用‘文总’的名义，对各个联盟党团的领导则由‘文委’负责。许多问题都由‘文委’集体作出决定，再由‘文总’下达到各个联盟执行”。

二

从1931年至1933年秋，瞿秋白被排挤出党中央在上海养病，因缘际会成为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实际领导者。

1931年夏，潘汉年找夏衍谈话说：“中央已经决定上海一带的文化工作由瞿秋白同志来领导，他经验丰富，和鲁迅、茅盾的关系也很好，今后‘文委’开会时，他会来参加的。”不久后，阳翰笙也悄悄地告诉了夏衍这个消息。这说明瞿秋白对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指导是组织行为。1931年11月，瞿秋白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教育人民委员会委员。这说明他在政治上还是有一定名分的。瞿秋白为中央文委起草的《苏维埃的文化革命》，其中包括白区、苏区的文化工作。

1931年11月，左联执委会发表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任务》，提出无产阶级文学首先的任务是“加紧反对帝国主义的工作”“加紧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这个文件是由冯雪峰起草、由瞿秋白帮助修改的。茅盾认为，从“左联”成立到1931年11月是“左”的前期，也是它从左倾错误路线影响下逐渐摆脱出来的阶段；从1931年11月起是“左联”的成熟时期。它已基本上摆脱了“左”的桎梏，开始了蓬勃发展、四面出击的阶段。促成这个转变的，应该给瞿秋白记头功。当然，鲁迅是“左联”的主帅，他是坚决主张这种转变的，但是他毕竟不是党员，是“统战对象”，所以“左联”盟中的党员同志多数对他是尊敬有余，服从则不足。瞿秋白不同，虽然他那时受王明路线的排挤，在党中央“靠边站”了，然而他在党员中的威望和他在文学艺术上的造诣，使得党员们人人折服。所以当他参加了“左联”的领导工作后，加之他对鲁迅的充分信赖和支持，就使鲁迅的工作如虎添翼。瞿秋白当时建议办一个以发表文学创作为主，并要有非左翼作家作品的刊物，即1931年9月创刊的由丁玲主编的《北斗》。1932年3月瞿秋白代表中宣部出席了在上海南京路大三元酒家由文委负责人潘梓年主持的丁玲、田汉、叶以群、刘风斯等人的入党仪式。

瞿秋白是鲁迅的知心战友。1933年4月他在鲁迅的支持下，编选了《鲁迅杂感选集》，并挥笔写下了有卓越见解的《序言》，提出“我们应当向他学习，我们应当同着他前进”。

1932年瞿秋白又支持夏衍、阿英等打入电影界，夺取电影阵地。1933年3月建立了党的第一个电影小组。夏衍指出：“多亏了有秋白同志的一度领导，才改变了王明路线时期的那一套关门主义作风，广泛地打入资产阶级和敌人的阵地，扩大了我们的影响，推进了我们的工作。”1933年1月瞿秋白根据党中央通知，离开上海前往江西苏区。

三

1931年1月7日，沈泽民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中央委员，任中央宣传部部长。3个月后被派往鄂豫皖根据地工作。3月2日张闻天接任中央宣传部长，即以中央宣传部长身份列席政治局常委会议。同年春张闻天在上海兆丰公园会见希望到苏区去的丁玲。后经研究，要丁玲留在上海，主编左联的机关刊物《北斗》杂志。

1932年下半年，左联的党团书记由丁玲接任，一直到1933年5月丁玲被捕。丁玲当左联党团书记时，“中宣部来左联参加会议的是杨尚昆、华岗”。

1932年11月3日，中共中央机关报《斗争》第30期发表了临时中央领导人、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闻天署名歌特的《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他指出：“左翼文艺运动始终停留在狭窄的秘密范围内的最大的障碍物，却是‘左’的关门主义。”1932年11月18日《斗争》第31期又发表了张闻天署名歌特的文章《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文章对在宣传鼓动工作等方面“左”的表现，表示了不满乃至反对的意向，并提出了从“左”的错误中实行转变的办法。张闻天作为临时中央领导人、中央宣传部部长犯有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但他又是较早认识到中央“左”倾错误危害的领导人之一。他在半个月里连续在中央机关报发文批“左”，反映了他在政治思想方面的新的思考与转变。这两篇文章，对于指导中央文委反对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左”倾关门主义，建立广泛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1933年初，临时中央撤离上海，转移去中央苏区。党中央领导机构离开了上海后，同年1月成立上海中央局，李竹声任书记，盛忠亮任宣传部长。上海中央局在1934年3月到1935年2月间接连遭到6次大破坏，到1935年7月停止活动。但“文委”领导下的各联以及其中的党员大多保存了下来，仍有相当的实力。1935年夏，新的文委重新建立，以周扬为书记，成员有章汉夫、钱亦石、夏衍、吴敏。由于当时不能和中央联系，所以决定新的文委是临时性的组织，待江苏省委重建或与中央取得联系后，请求追认或改组。

新文委重建后，“文总”于10月上旬改组，由胡乔木代替被捕的陈处泰任“文总”党团书记。各联领导班子配齐。不过，新文委或新文总虽然指派了左联党团常委会成员，但均未派专人参加过左联党团常委会议。

1935年10月，文委委员从国外出版的《救国报》上读到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发表的《八一宣言》，获悉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不久，又在共产国际机关报《国际通讯》上看到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知道了共产国际提出的建立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方针。10月25日文总常务委员会发出《关于发表新纲领的紧急通知》，指出：“左翼文化运动，必须……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而以抗日反蒋为最主要的斗争目标。”同年年底，文总及其所属左联等各左翼文化团体决定解散。

导致左联解散的直接因素是左联派驻莫斯科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代表萧三来信。后经证实该信确实是王明让萧三写的。萧三来信批评左联的关门主义与宗派主义，要求在组织方面取消左联，另外发起组织一个广大的文学团体，吸引大批作家加入反帝反封建的联合战线上来。左联解散后，上海文艺界内部就如何具体贯彻《八一宣言》的政治主张产生了“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争论，前者以周扬为代表，后者以鲁迅为代表。1936年秋，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化名莫文华）在论争接近尾声时，著文进行了政治上的总结，他指出，这次争论的意义，决不在争口号，而是克服文坛上的关门主义与宗派主义。

结论

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具体的指导机关是中央宣传部下属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中央宣传部作为党中央的职能机关，不可能不受当时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左”倾错误的影响，文委、左联的“左”倾盲动、宗派主义、关门主义均与此有关。但即使这样，中央宣传部及其部长李立三、瞿秋白、张闻天也并非一无是处，他们对文委工作的指导也有正确的一面。在他们的领导下，中央文委的功绩是主要的。以文委领导的左翼文化团体而论，成绩辉煌。左翼文化运动动员广泛，声势浩大，威力猛烈。它创作了大量具有很高水平的文艺作品和理论著作，在国民党统治区人民中传播进步思想、促进抗日救亡运动，有力配合了当时的武装斗争，并锻炼造就了一支坚强的革命文化队伍。瞿秋白和张闻天的纠正措施，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党内“左”倾错误的影响。左翼文化运动的基本方向是正确的，而这一切都是与中央宣传部及其中央文委的领导有着直接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