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玉林

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其历史决定论一直受到诸多质疑、挑战甚至否定。但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来说，这些都是没有真正把握唯物史观而造成的割裂、曲解甚至误解。他们与之展开直接或间接的斗争，有针对性地阐明了历史决定论的真正含义及其适用范围。总体上，人类历史的决定性因素很多，包括但不限于传统观念上的经济、技术因素。其他的决定性因素还有哪些？它们是如何发挥作用和相互作用的？对此，学界从历史决定论的科学涵义、表现形式、划分类型及其与反历史决定论、历史选择论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展开了深入探讨，也从辩证、多元、复杂、尺度等角度进行了相应探索。比如，国内学者对历史决定论的“辩证性质”的具体内涵的理解有所不同，价值尺度与历史尺度存在逻辑非对比性，“决定”机理基于其“决定”属性而逐层深化。这些研究颇有参考价值和启发意义，但仍无法有效反驳西方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理性主义等现代思潮的否定，无法有力应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历史观的冲击，无法深刻阐述历史决定论在当下的科学性、真理性和合理性。实际上，围绕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而展开的诸多争论可以归之于对其尺度的认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这种历史决定论本身是否绝对正确、准确或精确，而在于它在什么标准、空间和范围下是正确、准确与精确的。本文将通过辩证、总体和批判三重视阈来检视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尺度问题，穿越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三种幻象，并探讨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对后现代主义历史观的批判与超越，希望有助于确证历史决定论的适用性、解释力和当代价值。

检视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尺度的三重视阈

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正是由于从未把历史过程的决定性因素归之于某一种或几种，从而给自身作用的发挥创造了合宜的尺度。应当承认，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不是无条件的所谓绝对真理，不应该也不可能解释所有的历史现象和运动。真正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在何种意义、场合和境遇下是合理的？在何种标准、空间和范围下是有效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尺度问题。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只是在一定的意义、场合和境遇下才有解释力，不可夸大也不能贬低其在有效尺度内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在思想史上，马克思、恩格斯对历史决定论的论证是在辩证的、总体的和批判的视阈中进行的。

从辩证的视阈看，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尺度是相对的、灵活的和可变的。历史过程无非是决定性因素与非决定性因素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总的合力，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无非是对这个辩证过程的思想升华和理论总结。所以，历史决定论并不仅仅是阐述决定性因素，也讨论了非决定性因素，给自由意志和偶然性留下了充足空间。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尺度是相对的、灵活的和可变的，但这种相对的灵活性和可变性决然不是那种没有任何主观性的相对主义，其主观意志就在于对现实生活、物质生产和经济基础的尊重与仰赖。

从总体的视阈看，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尺度是有界的、具体的和局部的。具体历史过程由于受到复杂多样、交互作用的众多因素的影响，往往呈现不规则、不规律和偶然性的一面，但总的历史过程通常有一定的规则、规律性和必然性。这说明，历史过程中决定性因素的作用范围是有边界的，在整体、宏观和综合的尺度上是有效的，但在部分、微观和部门的尺度上未必有解释力。在总体视阈下，马克思主义决定论是跨学科、泛学科、全学科或非学科的，一个或几个学科的现象研究及其结论不过是部分的真理与真相。

从批判的视阈看，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尺度是历史的、空间的和有限的。考察历史的时间跨度越是长期和宏观，越能发现和掌握那些决定性的因素、规律和趋势；时间跨度越是短期和微观，越多遭遇那些偶然、个别和具体的现象，看起来杂乱无章、混乱无序。所以，历史决定论在时间上的有限尺度表现在，决定性因素多见于长时段内，而非决定性因素则更多见于短时段内。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是对历史发展基本规律的总体把握，不是对所有微观和局部变动的个别诠释。因此历史决定论不能和宿命论、预测学划等号，不可能预见到未来的一切。

穿越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尺度的三种幻象

那些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比如把历史决定论歪曲为“经济决定论”“技术决定论”“抽象决定论”等，恰恰犯了经典作家批判的教条主义、一元论和形而上学错误，形成了关于历史决定论尺度的教条主义、一元论和形而上学幻象。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和视阈，才能彻底穿越这三种幻象，构建更加完整而清晰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图景。

首先，用唯物和辩证的历史决定论来破除教条主义幻象。马克思、恩格斯对历史实践的认知有高度原则性和足够灵活性，对任何范畴和概念的使用都不是僵化的，而是常常根据语境的变化来界定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显而易见，唯物辩证法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提供了巨大的概念灵活性和诠释空间，任何教条主义对历史决定论的僵化理解都将犯下旧形而上学的错误。所有描述现实的范畴和概念都是相互联系、相互规定的，它们构成了一张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概念联结之网。因此，对文本话语的分析应该考量其具体语境与概念规定性的张力。如若不然，就会忽略这些概念彼此之间的自相矛盾与混淆之处，从而罔顾作者本人在处理复杂而变动的事实时难免的疏失和遗漏。

其次，用“一”与“多”相结合的历史决定论来破解一元论幻象。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是不同层面的一种大因素与多种小因素的辩证统一，历史决定论是一元论与多元论的相互结合和相互补充。历史决定论更为真实地描述了各种因素相互制约、交互作用并整合为一种因素或合力的过程。一元论幻象不过是多元论片面、孤立和抽象的形式，相辅相成的一元与多元相结合的动态结构才是历史决定论主张的真相。历史过程中的各种因素不是无原则的地位均等，而是不同社会背景下的主次分明的有机组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是在考察经济过程的基础上对整个社会生产运动的总体把握，是在强调决定性的经济因素的同时对历史过程中各种因素共存互生的辩证认识。

最后，用偶然与必然相统一的历史决定论来消除形而上学幻象。在种种偶然性和暂时倒退的干扰下，各个事物不断变化的总过程终究实现了前进和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现实基础。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万事万物都是普遍联系、彼此影响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立论基础和存在条件。即便是那些必然或偶然的因素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在不同的时空尺度内有不同的性质。微观尺度上的众多偶然现象可能就是宏观尺度上必然性的一种表现，因此在无止境的时空内，任何偶然的变动终究会有一个必然性的规律和结果。

对后现代主义历史观的批判与超越

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经常遭受本体论、知识论和方法论上的质问与冲撞，尤其是遭到反理性主义、虚无主义、解构主义思潮等唯心史观的指责和冲击。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唯心史观不断与西方学术思潮流派相结合，呈现新的特点、特征和趋向。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形成了对客观性的质疑，通过符号、修辞、叙述等途径来阐述知识、史实乃至社会的不确定性；它是反中心、反本质、反真实的，摒弃了历史的客观性、真实性和实在性。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的一种变形、反叛和否定，在未来却有可能表现为对现代主义的某种回归。在此意义上，后现代主义史观既是现代史观外在形式上的一些拓展，也是其内在精神上的某些传承。这是因为，史实之外的深化也是对史实本身的深化。总之，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延续、断裂与冲突不过是西方史学思想内在矛盾的一种展开，这种矛盾的和解与妥协早晚会孕育一种新的历史哲学，反过来确证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合法性。

从理论品质看，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是辩证的、总体的和批判的，超越了后现代历史观的形而上、碎片化和怀疑论。虽然表面上它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形成了冲击、质疑和削弱，其实不过是从另外角度丰富和充实了后者。方法论上，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是具体与抽象、微观与宏观、一与多的统一。后现代历史观常常把历史与文本、语境以及诠释联系在一起，拒绝将它们剥离或分离，这固然有一定启发性和参考价值，但无法否认文本、语境和话语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是一定的阶级关系、矛盾和斗争在观念上的折射。更重要的是，它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上历史的辩证的总体观。

从研究方法看，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是抽象与具象方法的统筹、协调和兼顾，超越了后现代历史观的抽象化、抽离性和“去实践”。进一步说，历史不仅仅是话语的、文本的、解释的和修辞的，也是政治的、阶级的、社会的和意识形态的，后者往往具有更重要的决定性作用。这也是福柯将话语归因于权力关系的理论背景和思想渊源。

从研究尺度看，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是宏观与微观尺度的结合、统一和兼容，超越了后现代历史观尺度的断层、零散和互斥。一些后现代主义学者批评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宏大叙事和宏大理论，而宏大叙事都是无用甚至危险的。可以说，真正的唯物史观是切入现实，关注现实的人、现实生活、现实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进而也是结构性的、情境性的和话语性的，后现代主义对此有一鳞半爪式的误解和误读。

从研究话语看，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意味着概念的能指与所指、外延与内涵的多层整合，超越了后现代历史观概念的单薄、僵化和空洞。概念不仅仅是单一维度或规定的限定与自证，更是实践丰富性的一般、特殊和个别的集合。为说明历史过程的决定性因素，马克思使用过“物质生活”“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生产力”“物质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等概念，恩格斯使用过“经济状况”“经济运动”“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和“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等概念。不难想见，这些概念之间尽管有层次、角度、措辞、语气、语序和侧重点上的差异，而在更深和更高层面上必定有着或隐或显的复杂关联、一致或通贯。但是，后现代主义却将历史的基础归之于语言学、解释学和修辞学的形式、结构或具象。

在思想史上，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形成、发展、成熟和创新离不开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历史观的生长、拓展、质疑和挑战。一些后现代主义者颇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甚至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在使用或借用马克思主义若干概念、原理和观点，貌似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自觉或不自觉地修正、篡改甚至“推翻”了马克思主义。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学者反对无所不包的宏大理论和单一解释理论，却过于强调了局部、偶然和特定情境的重要性，从而失去了对历史决定因素生成性、互动性和耦合性的深刻把握和综观统筹。不必讳言，“精致主义”、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后现代历史观严厉审视、拷问和责难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但在更大视野下和更多层面上，发展中的多样性和碎片化的后现代历史观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新的养料、条件、环境和生机。换言之，后现代历史观并未真正削弱、击败或解构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反而为历史决定论提供了新对手、新目标、新场域和新斗争。

总体而论，马克思主义决定论与后现代史观的关系似乎遵循着一个共生、互斥、冲突、断裂、融合、共生的循环逻辑。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对后现代历史观的批判、超越与建构是合法的、内在的、必然的，也是有立场、有原则、有主张的。

结语

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争论背后贯穿着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斗争。迄今为止，像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斗争一样，思想史中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斗争一直在进行，并被不断赋予新的时代特征。对于它所带来的张力、对立和冲突应该充分加以利用，同时也应保持足够警惕。随着各学科的分工和专业化，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和重组也在日益增强，对任何话题的讨论宛如在观念的密林中艰难穿行。如何辨认、区分和对待相互交叉、缠绕而难解难分的思想流派，同时又保持研究自身的独立性和原则，不啻为一台台情况复杂而过程艰辛的“思想手术”。“物极必反”“过犹不及”等成语提醒我们，坚守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尺度、边界和范围，与批判、约束和纠正各种过冲行为同等重要。譬如，在尊重事物运动存在渐变、量变规律的同时，也要强调其突变、质变的力量和作用。对唯物辩证法的认可、遵循的同时，也要防止滑向庸俗的社会进化论和相对主义。庸俗进化论否认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是其内在矛盾，而相对主义则抹煞了物质生活、生产运动和经济因素的根本作用。

在形式上，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尺度不是历史过程自身之外的某种尺度，而恰恰是历史过程自身所展现的时间和空间尺度。历史决定论不过是在这种时间和空间尺度内对那些决定性因素的揭示、归纳和阐述。从不同的视域或视角来看，这些决定性因素表现为不同的形式。与人们的意识相比照，它们表现为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与意识形态相对照，它们表现为生产力及生产方式的发展；与政治的上层建筑相比较，它们表现为经济的状况和基础。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澄清了包括后现代主义的各种唯心主义的误解、曲解和忽略，反驳了“经济决定论”“技术决定论”“抽象决定论”等错误观点，也阐明了决定论的多元、动态、相对和包容。任何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所做的简单化、抽象化、片面化的理解，伤害的仅仅是这些诠释本身，却反过来确证了这种决定论的真理性、稳健性和自洽性。这是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反对历史决定论的共同遭遇和尴尬之处。一言以蔽之，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全面、深刻揭示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全面、深刻把握。

本质上，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尺度是一种内在尺度，是人类历史自身运动、矛盾、逻辑、关系和价值的尺度。对这种尺度的研究要克服主观上的偏执、独断与幻觉，追求实践上的通达、澄明与自由。客观上，历史决定论应该只有一个真相，永远在接近，从未被穷尽。主观上，历史决定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研究者看到的都是主观愿意看到的世界。实践上，我们永远是在一个客观真相与若干主观理解的循环往复以致无穷中不断加深对历史决定论的理解，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当代价值的重要体现。展望未来，推动和深化历史决定论的研究要有科学的方法论，继续探索历史决定论在不同尺度下的不同解释力；要有严密的本体论，深刻揭示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实质、表象和幻象；要有清醒的价值观，明确对历史决定论的价值判断不过是学者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阶级观的表现；要有坚定的站立点，选择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是由无产阶级解放和人民主体地位的价值取向决定的；要有真诚的知识论，尽可能用更多的片面真理和局部真相努力构建更为全面而综观的历史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