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少杰

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高度不确定状态，只有清醒地承认这个基本事实，并清楚地认识其发生和存在的根本原因，建立以不确定性为基础的新型社会信任，社会信任才能有真实的现实根基，社会生活才能在此起彼伏的不确定性中获得联系的纽带和稳定的支撑。否则，人类规避风险、维护秩序和交往合作的意愿，都将成为泡影。

传统社会信任确立的根基

所谓传统社会信任，这里意指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确定性基础上形成的社会信任，包括个体之间、群体之间、民族之间，以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广泛意义上的信任关系。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中最重要或最基本的确定性是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中的确定性，而其中最根本的是土地的不可移动性和机器运行的规律性和准确性。以土地为本的农业生产维持了老守田园、世代相继的相对静态的封闭社会；而具有统一规则、确定程序、明确标准和有效控制的机器生产线，要求以之为基础的工业社会，是一个组织起来的按纪律、章程和法规运行的社会。这些都是明确的确定性，是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可以形成比较稳定的社会信任的可靠基础。

说传统社会具有较高程度的确定性，并非认为传统社会就没有威胁人类安全、带来社会风险的不确定性。从古至今威胁人类的不确定性，归根结底是社会的属性。严格意义上的不确定性，是不可预测、可能带来风险的变化。自然界有变化，但没有不可预测的不确定性。一定时期的自然不确定性，其实质是人类对之认识的局限所致。因为自然现象都有其客观本质和变化规律，人类一旦认识了自然现象的本质规律，再复杂的自然现象也会转变为可预测的确定性。社会生活则不然，无论哪个领域的社会生活，都会在人的意志支配下发生着不断改变的重新选择，因此，社会生活具有难以预测甚至无法预测的本质属性。

社会生活这一本质属性根源于人类的意识自觉性或主体能动性。尽管这并不是太复杂的道理，并且大部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也都承认这个事实，可是，名目繁多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几乎都做出了要揭示人类社会发展变化客观规律的承诺，亦即都要帮助人类把握社会生活的确定性。不能仅仅指责人文社会科学对自然科学的效仿，更重要的是在社会生活中也确实能够发现很多相对稳定的确定性，并因其客观本质的规定而呈现出演变的规律性。然而，在社会生活中发现的相对确定性，其实质不是来自人类自身的品质和能力，而是源自自然界的本质规定。

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的是：社会生活的确定性根植于自然界的客观本质和运行规律，而不确定性则根植于人类的意识自觉性和主体能动性。并且，确定性的程度与同自然界的联系程度成正比，而不确定性的程度则与同自然界的联系程度成反比；或者说，确定性的程度同人类的意识自觉性和主体能动性成反比，而不确定性的程度同人类意识的自觉性和主体能动性成正比。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出的结论是：传统社会信任的根基在于自然界的客观本质和外在规律，物质生产或社会生活其他领域中的相对确定性，也是自然的客观本质和运行规律使然。

网络信息社会的不确定性

正像卢曼论述的那样，在熟悉关系的传统社会，人们形成了建立在重复性、简单性的确定性基础上的信任关系。而到了陌生的现代社会，熟悉社会的确定性遭遇了流动、变化和陌生的不确定性的冲击，必须为信任在不确定性中找到一种新的确定性。而这种确定性即规则、纪律和制度的系统确定性，熟悉信任转变成了系统信任。卢曼论述的系统确定性是以机器生产为根基的，即机器生产是工业社会的基础，以之为基础的系统信任也就有了自己的可靠根据。

然而，这里面临的问题是，机器生产已经不是当代社会最重要的生产力，其展开的生产关系或其支持的经济基础也在网络信息化中发生了改变。更为重要的是，维持着机器生产有序运行和工业社会稳定发展的那套体现着机器运行要求的规则、纪律和制度，其确定性的功能也遭遇了严重的冲击，以之为根据的系统信任也随之动摇甚至遭遇激烈冲击。

人类的社会实践或社会生活都是依据某种信息展开的，在信息匮乏或信息有限供应的条件下，人们通常可以明确地鉴别和利用信息，信息因此而成为人们掌握确定性并形成信任的根据。可是，在网络信息化条件下，信息供应的匮乏状态已经改变，人们面临的问题不是获得更多信息，而是如何有效地鉴别和选择信息。当信息经由移动通信和互联网随时随地潮水般涌来时，海量信息供应带来的已经不是对确定性的认识，而是难以鉴别和难以选择的不确定性困惑。

特别是在一定的时间段中，不断更新、前后矛盾甚至对立冲突的信息供应，不仅不是对行为和思维的有效引导与支持，还对行为和思维带来了严重的干扰和激烈的冲击。与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相比，网络信息化社会的最突出且具有普遍性的特点就是不确定性。在网络信息社会人们无法回避不确定性，不确定状态已经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

网络信息化以其无所不入的能力，已经把物质生产的大部分领域都纳入其中，于是传统社会的那些确定性在网络信息化的作用下，或者出现了松动，不那么确定了，或者直接转变为不确定性。至于通过互联网和智能通信运行的网络信息空间（赛博空间），就更是一个超越地方空间边界、信息可以在其中极速传播、即时交流和广泛传递的流动空间。网络信息空间是一个生生不已、瞬息万变的空间，在其中活动的各类媒体，无论是国内外的知名网站，机构团体的公众号，还是形形色色的APP，个人的微博、微信、抖音等，难以列数的网络设置，都争先恐后地变换着自己内容与形式，传递着引人注目的新消息、新视频。

由于变化是网络信息空间的生命能量和制胜根本，因此，无论何种网络设置，变化得越快，吸引力越大，生命力越强，则其影响和能量也越大。而那些稍显迟钝、变化较少的网站或网页，就会很快地被挤向后排，直至变为“僵尸”而无人问津。因此，网络信息空间是一个不断变化、充满不确定性的空间。网络信息空间不是仅在互联网线上展开的赛博空间，还包括利用网络信息技术交流串联起来的线下空间。凡是通过互联网连接起来的企业、机构、群体和个体，也属于进入网络信息空间活动的主体，他们活动的范围和内容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网络信息化的影响。在诸多影响中，最明显的莫过于活跃程度提高和不确定性增强。

不确定性空间中社会信任的分化

已经进入互联网的社会成员，他们对网络信息社会的不确定性的认识，不仅是积极的，在不同程度上还形成了以不确定性为基础的社会信任，这支持或推进他们开展了更有效率的社会实践。相反，那些远离网络信息化活动，对网络社会还比较陌生的社会成员，他们延续着传统社会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把对他人、对群体以及对政府、对国家的信任建立在熟悉关系和制度关系基础之上，用熟悉信任或系统信任支持着选择行为、社会参与和交往合作。

虽然这些同网络社会还有一定距离的社会成员也能感受到网络信息化时代的不确定性变化，但他们对不确定性的理解和态度，同已经进入网络社会之中的社会成员一定有很大差别。一方面，这些远离网络信息社会的社会成员，把身体不在其中、面目不呈现出来甚至大量的表达与沟通还是匿名或半匿名的网络活动，看成是虚拟的、不真实、不可靠的。他们对网络信息、网络营销、网络购物等都心存疑虑，唯恐上当，不愿参与，而是坚持认为，只有书刊文件、商场选购、现场购物才是真实而可靠的。另一方面，以熟悉关系和制度规则等确定性为基础的信任，在远离网络信息社会的社会成员中是根深蒂固的，他们对网络信息社会的不确定性感受到的越多，对传统社会依赖客观自然或物质关系的信任视角、信任原则和信任模式，越是坚定不移。

与此相反，那些深入参与网络信息社会的社会成员，在海量信息迅速更新且不断冲击下，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不确定性已经是社会生活的日常状态和发展趋势，在动荡不定的社会现实中，以熟悉关系和制度原则为基础而形成的信任，不仅失去了往日的效力，而且也很难在快速变化的网络信息化社会中找到其存在的根基。尽管不确定性是难以驾驭的社会现象，但这已经是不可回避的普遍现实，只有在不确定性基础上结成新的信任，才能在网络信息社会形成合作、规避风险。最复杂的是，还有一些社会成员，一方面进入了网络信息化社会，对其中的大量不确定现象也有所了解，另一方面还受到在工业社会甚至农业社会形成的思想观念的束缚，还是以熟悉关系和制度体系为基础形成信任和展开信任。

进一步说，虽然这些人接触或看到了网络信息社会的不确定性，但他们并不是实事求是地顺应现实的变化，在不确定性基础上探寻新的社会信任，而是用旧的信任原则来认识或对待新的信任基础和形成信任的可能性。作为一般社会成员，如果他们既进入了网络信息社会又没有实现思想观念上的转变，还是用传统的熟悉信任或制度信任规定着自己的信任行为，导致的结果是他们的信任同已经深刻变化的现实难以相容，以致他们会感到网络社会的不确定性使自己进入了一个变动不居、难以信任的世界之中，高风险状态使他们产生持续的怀疑主义，其行为和思维可能会瞻前顾后、旁顾左右，做事会犹豫不决，唯恐上当受骗。这些人看不清网络信息社会的本质特征和远大前程，在网络信息活动中表现出很大的盲目性。

令人担忧的是那些掌握着某种资源或支配能力的人，如果他们坚持用传统社会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支配手段，去行使手中的权力、支配自己掌握的资源，他们就会产生阻挡网络信息化社会向前发展的消极作用。用传统的原则去面对网络信息社会，也可能利用传统社会的原则给千变万化的网络信息社会带来一些趋向稳定性的限制，但更多的情况是，毕竟传统社会的确定性同网络信息社会的不确定性不仅存在性质上的区别，而且是不同条件、不同时代的产物，这种不合时宜的做法，带来的更多的是对网络信息化社会的伤害。

网络信息化的不确定条件下也会生成一种新的信任，即网络信任。这是一种基于网络信息交流而形成的新型信任，其特点是：首先，它是凭借计算机、移动通信设备和互联网等新媒体，以对网络信息的接受、鉴别和认同为基础形成的信任，这是其最根本的属性；其次，因为网络信息是海量而迅速变化的，以这种不确定性为基础的网络信任也一定要随接收信息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这是网络信任最突出的特点；再次，不仅网络信息是千差万别的，而且网络行为主体也是具有鲜明的个性差异的，这就表明网络信任一定是多样化、差异化的信任。还有，网络信任要在网络主体的对话和交流中生成与维持，并且，对话应当是真诚的，交流应当是平等的。没有对话交流，不仅网络信任不能生成，而且即便已经形成了某种网络信任，也会随对话交流的中断而瓦解或崩溃。

网络信任的诞生，是不确定性条件下社会信任分化最有意义的现象，并且，网络信任的出现不仅仅是社会信任的分化，同时也是新生事物的诞生。虽然网络社会已经生成了大量的这种建立在不确定性基础上的新型信任，但因为其出现的时间较短，无论是社会成员还是网络社会的研究者，对其观察和研究的深入程度还十分有限。这些从传统眼光看来莫名其妙甚至是心理变态的网络行为，其中包含了我们还未解释清楚的网络信任。至于在一些成千上万人卷入其中的网络群体事件中，对其即时的不断变化的信任关系，信任生成和变化的根据，信任表现的形式和形成的后果，都缺乏像关于熟悉信任和系统信任那样深入的研究。

社会信任多元化的矛盾与协调

社会信任的多元分化并非始于网络信息社会，在工业社会和农业社会也存在不同根据的信任：工业社会存在熟悉信任和系统信任；农业社会最普遍的信任是熟悉信任，但也存在对封建制度和封建体制的信任。不过，自网络社会崛起之后，多元信任之间的关系也开始发生变化。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都以明确的地理边界把村庄和集市、工厂和农田划分开了，虽然也有酒馆、庙会、咖啡厅和俱乐部等公共空间，各种不同的信任关系也会在这些公共空间中相遇和碰撞，但同互联网和移动通信展开的公共空间相比，无论是展开的广度还是活跃的程度，都存在明显差距。当然，也正是因为在公共空间的范围广度和活跃程度上的差别，不同信任的相互关系也大不相同。

在传统社会，不同信任的持有者，可以因为地方空间的边界限制而各执己见、互不相干。但在网络信息社会崛起之后则不然，快速而便捷的移动通信和不断变换形式的网络设置，可以使身居不同场所的人们方便地把自己的赞成和信任在网络交流中表达出来，并且通过这些表达而连接成一个广阔的公共空间，千差万别的社会信任在公共空间中交汇。社会信任包含了价值认同、安全寄托和情感依赖，当这些具有不同倾向的价值观、安全感和情感依赖汇集到可以即时交流、广泛沟通的网络公共空间之后，虽然会发生视界融合与观点共识，但因其丰富的差异性和不断的变动性，分歧和排斥也在所难免，各种矛盾也一定会随之生成。

过去几十年人们曾为之兴奋的全球化浪潮，遭遇了狭隘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宗教激进主义、经济保护主义的强烈冲击，曾经支持不同民族、不同地区或不同群体之间开展交流往来与互助合作的社会信任，出现了动摇甚至瓦解。特别是“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以来，民族之间、国家之间和党派之间的信任关系也面临了更加严重的冲击，不仅网络信任难以形成，传统社会的熟悉信任和系统信任也呈现了更加严重的危机。原来已经形成了熟悉关系的信任或许顷刻间变为反目相对，曾经得到拥护和执行的制度体系，也会因为权力意志的改变而轻易地被撕毁抛弃。

社会信任的分化已经发生于人类社会的各种领域，不仅在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和党派之间，而且在个体之间、群体之间和阶层之间，社会信任都在发生分化。如何清楚认识网络信息化条件下社会信任出现的严重而普遍的分化？怎样才能找到一种重建社会信任的途径与方式？这已经是摆在人类面前不可回避的时代课题。虽然社会信任的分裂与重建，都是十分复杂的问题，特别是社会信任同各种层面的经济利益、政治权利和意识形态交织在一起时，问题就更为复杂，形成正确认识和找到有效协调途径就更加艰难。然而，无论怎样艰难，社会信任的分化原因和协调途径，都是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