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立

“安全困境”概念旨在描述世界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面临的永恒安全忧虑状态。在中印关系中，安全困境问题曾长期存在，而随着近年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出台与推进，中印安全困境也相应发生新变化，呈现出加剧势头，给双边关系注入新的波动风险。究其原因，结构性问题、认知偏差、新倡议的冲击性影响、外部势力的介入以及对“安全困境”问题的忽视等因素，都不无作用，并有可能对中印战略互信以及双边合作产生不利影响。借鉴命运共同体理念和欧盟、东盟的成功经验看，构建中印命运共同体才是应对中印安全困境问题的根本之道。这一思路不仅在理论上必要，在现实上也可行，中印两国可在坚持战略引领、重视机制建设、全面均衡推进、努力扩大两国共同利益和加强务实合作等原则指导下，稳步推动两国合作的深化和安全困境问题的根本缓解。

“一带一路”的印度认知及对中印安全困境的影响

（一）“一带一路”的出台与印度的复杂认知

无论是陆地上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抑或是海洋上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南亚国家都是其中的枢纽或支点国家，是串联起亚欧非大陆的必经地之一。因此，“一带一路”倡议一经问世，便必然要同包括印度在内的南亚国家发生关联，甚至产生紧密的互动关系。这是由印度等南亚国家的地理位置客观决定的。面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印度国内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大致形成了两派观点：一派观点着重强调该倡议对于印度带来的潜在威胁与挑战，对其持负面或排斥态度；另一派观点则指出该倡议对于印度所蕴含的机遇，对其持欢迎或开放态度。

持负面认识的观点主要是从战略角度出发，将“一带一路”视为中国拓展军事和经济影响力的地缘政治经济大战略，因而看到的是该倡议给印度带来的威胁与挑战：一是认为该倡议可能会为中国海军进入印度洋提供借口与方便；二是认为将威胁印度的印度洋主导地位，对印度力量产生“挤出效应”，损害印度长期战略利益；三是认为该倡议不够透明，加上中国近年来在海洋争议中表现出来的强势态度，印度不能轻易接纳该倡议。但同时，印度国内也有一些理性支持声音，肯定了该倡议对印度的经济意义和带来的潜在合作机遇。由于支持论调大多出自经济和商业利益考虑，而反对论调则来自在印度国内更有影响的战略界和政策部门，因而印度国内对“一带一路”倡议所持的总体态度是疑虑、排斥、警惕的。印度国内的这种消极心态，使得“一带一路”倡议非但未能成为中印关系中的加分项，反而给中印关系增添了新的变数，并令中印安全困境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

（二）“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印安全困境的发展变化

实际上，自21世纪以来，有不少国内外学者认为中印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安全困境”，并且指出，从历史上看，尽管中印有过一段建交后的“蜜月”期，但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两国关系就基本处于一种“冷和平”状态，“双方之间从来就没有建立起相互信任感与安全感”，同时，印度对于中国崛起也持有疑惧心理，体现出中印间的“心态安全困境”。而如果印度一旦与美国结盟遏制中国，就势必会迫使中国采取反遏制政策，这种相互制衡政策的结果将使双方的“安全困境”不断加剧。因此，中印两国间存在安全困境不是什么新现象，而是老问题，并有可能在新的形势下伴随双方的行为选择而继续向前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随着印度站在自身角度予以解读并做出相应反应，两国的“安全困境”问题变得更加显著，且有可能陷入恶性循环之中。尤其是印度不但没有主动寻求合作，反而出台了一系列以反制对冲为指导思想的举措，以此抗衡其所认为的“一带一路”给印度带来的冲击威胁：一是发起印度版“海丝路”方案，印度政府推出了名为“季节计划：跨印度洋海上航路与文化景观”的跨国倡议，试图形成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替代；二是基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原则，大力推进印度“东向”战略，在亚太地区对中国进行反制；三是加强对印度周边的南亚国家及印度洋沿岸国家的拉拢帮助和渗透控制；四是更加重视印度海军发展，为抗衡中国海军在印度洋的影响力上升和为印度攫取经济利益做好准备。

迄今为止，印度官方从未正面认可“一带一路”倡议。同时，印度还加大了与美、日、澳等国的合作力度，其国内也出现了印度对外战略出现根本性调整的论调，该论调指出，印度似乎正在抛弃原有的不结盟主义，转向与美国结盟。这意味着此前有学者所担忧的印美结盟对付中国的情况似乎正在成为现实，这毫无疑问将会迫使中国进行相应的反制衡，以此应对地区权力均势的改变。

2017年，在中不接壤的洞朗地区，印度边防人员违反印方已经承认的两国划界共识，非法越界进入中国境内，阻挠中方正常施工，导致两国发生长达两个多月的对峙。虽然洞朗事件后来得到和平解决，但是，洞朗事件对两国信任的负面影响不会在短期内消失。这表明，如果不善加管控，中印安全困境确有恶化的可能。

（三）中印安全困境加剧的原因

本文分别从客观和主观等视角提出导致中印安全困境加剧的症结所在。

首先是结构性因素的存在。中印面临的结构性问题长期存在，这构成了两国关系的基本背景。中印两国都是区域大国，都是有着雄心抱负的国家。中国提出了伟大的民族复兴梦，而印度一直想做“世界上有声有色的大国”。两国历史存在的边界问题、西藏问题以及中巴关系等，则强化了两国关系的结构性障碍。

其次是认知偏差因素的存在。中国并不视印度为竞争对手，而是将印度视为可以充分合作的邻国与伙伴。然而，在印度，对中国发展不信任的看法却颇为流行，“中国威胁论”颇有市场。

再次是冲击性因素的存在。冲击性因素与中国行为的进取性有关。“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中国提出的极具进取性的战略性倡议，它反映出中国对发展问题的热切关注与有力行动。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加大与南亚、东南亚和中亚、中东等地区国家的经济合作力度，在一定程度上激起了印度的焦虑。印度一些战略家认为印度必须要作出相应的反击。

外部势力的介入也是原因之一。伴随中国和印度等一批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地位面临挑战。它们一方面采取吸纳战术，试图将新兴经济体大国纳入自己可控的轨道，以此主导事态发展；另一方面也采取“楔子”或“分化”战略，阻止新兴经济体大国团结合作以共同塑造全球政治和经济秩序。拉印抑中，便是其中的手法之一。

此外，还有一个因素是人们对安全困境问题缺乏必要的意识和关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印两国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和语境下不断趋近，两国都着眼于发展目标和经济利益而放下了历史包袱，开启了日渐紧密的以经济合作为中心的双边交往关系。这种以经济交往为中心的思维，导致双方过于重视经济合作，而忽略了安全领域合作及人文交流合作。

（四）中印安全困境加剧的影响

第一，加大双方的战略互疑、限制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客观而论，尽管近年来中印关系总体保持着稳定运行的势头，但是双边关系中的脆弱性和波动性特征仍较明显。双方安全困境如果继续加剧，那么，必将给中印关系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第二，影响中印双边经贸合作。中印经贸合作受到安全问题影响的可能将会增大，并压缩双方扩大经贸合作的空间。

第三，影响中印开展区域与全球治理合作。将使两国更加重视区域与全球层面的相对收益分配问题，因为这将影响两国的权力对比和国际地位的相对变化，进而影响到两国区域与全球合作的积极性。

第四，增大双方的安全及国防压力。在安全困境得不到管控或缓解的情况下，两国的安全国防投入不再仅仅着眼于自身的国力和实际需要，同时还要考虑有效对冲对方在安全和国防投入上增加所带来的潜在影响，这将迫使两国将本可用于发展的投入挪至安全国防建设上来。

构建安全共同体的理论基础与国际经验

安全困境被国际政治现实主义学派视为世界政治的宿命，但后来兴起的建构主义学派却持有异议，否定了安全困境不可避免的霍布斯式悲观论断，认为国际政治由具有实践行动能力的主体建构而成，这些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可以造就出多样化的行动规则和无政府状态文化，继而，这些行动主体之间既可能产生安全困境，也可以培育出安全共同体。安全共同体理论是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一部分，它意味着国际社会的前景并非如现实主义所分析的那样黯淡，各国完全有可能摆脱相互提防、相互冲突的困境，进入互利共赢的共生状态。近年来，中国领导人在多个国际场合提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这一概念涵盖政治、安全、经济、文明和环境生态等多个方面的内容，已成为中国外交重要思想指南，为处理安全困境问题提供了新的指引。

从实践看，相邻国家为处理彼此间安全困境问题，已做了大量探索。欧盟与东盟就可被视为重要的成功案例。这两个地区原本都存在着邻国间的猜忌与防范。如法德之间，体量相当，地缘相邻，有着天然的安全困境问题；东盟内部某些国家间，也有领土与主权争议。但是通过相互间以功能性合作为先导，逐步推动更深层次的经济一体化行动，这两个地区有效地克服了安全困境难题，增进了区域内国家间的彼此合作，发展成为具有地区命运共同体特征的典范。这两个案例表明，无论国家间的异质性是低或高，以及国家间是否存在着如领土争议这样的深层次结构问题，都具备朝着命运共同体方向发展的可能性及现实性，它取决于各国政治家和学者们的智慧与创造力，也取决于各国是否具有真诚建设命运共同体的意识与意愿。

中印以构建命运共同体应对安全困境的思路与策略

（一）安全困境挑战下中印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结合中印近年来安全困境问题的发展情况看，原有的功利性、权宜性合作已经不足以有效避免两国安全困境问题的恶化，甚至，类似“一带一路”这种纯经济性合作倡议，也会对两国原本较脆弱的战略互信带来冲击。如果放任安全困境问题恶化，将对中印关系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严重损害两国根本性安全和经济利益。因此，构建中印命运共同体关系以应对安全困境问题的恶化势在必行。

中印共同构建命运共同体，不但是必要的，而且已具备一定的现实可行性。相似的身份与国情、经济利益、国内政治、国际格局以及双边经济结构等诸多因素，都为两国朝着命运共同体方向迈进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二）中印共建命运共同体的原则

第一，坚持战略引领。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是一项长期的事业，面临着各种挑战与阻力。只有从两国的长远战略利益出发，才能超越眼下这些具体困难的影响，给两国关系进行正确的定位，避免两国走上不必要的摩擦对抗道路。两国的政治家和社会精英，要本着对历史负责的使命感来规划两国关系的宏伟蓝图，引领两国人民走上一条和平共处与繁荣共进的光明道路。

第二，重视机制建设。这既包括建立新的机制，也包括提高既有机制的效率和效益，使其能更好地发挥作用。两国可以依托学术机构或智库研究拟定双边关系的发展蓝图，并设立相关的监督机构进行定期评估和持续跟踪，逐步推动两国各领域的合作迈向深入。

第三，全面均衡推进。中印命运共同体建设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它要求两国在经济、安全和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实现全面均衡发展。过于偏重经济合作的做法应当得到改变，未来，中印两国还应当探索加强在安全领域的对话沟通，加强两国安全机制建设，同时努力促进两国在社会文化等领域的互动合作。

第四，努力扩大两国共同利益。中印共同体建设从根本上是基于中印两国的共同利益。这种利益体现在经济、安全、发展和社会进步等多个方面。要将中印共同体建设不断向前推进，就需要不断做大两国合作的“蛋糕”，让两国能够获得各个方面的实际利益。

第五，以务实合作推动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地。务实合作是指不能急于求成或好高骛远，不切实际地追求中印双边关系的“大跃进”，而是应当遵循实事求是的法则，着眼于两国关系实际，在条件已经具备或时机已经成熟的领域，推进双边关系向深入发展。

（三）以务实合作推动中印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建议

一是经济层面的务实合作。经济领域仍是中印合作中最富潜力和最吸引人们关注的领域。中印两国庞大的人口规模，两国在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上存在着的互补性，以及两国对自由开放政策所采取的支持态度，足以使两国在经济领域的务实合作取得关键性的进展。中印可以从农业、制造业以及服务业等三大板块制定合作计划的目标、重点与实施步骤。两国可以从加强农业科技研发、增进农业技术交流与转移、开展病虫防治、气候预报以及农业政策制订、扩大农产品贸易等方面，着力促进合作。制造业合作是两国经济合作主要领域。两国既可以大力发展产业间贸易，也有条件发展产业内贸易，从而最终发展成为以产业链为纽带的深度合作。两国在信息服务、金融、旅游和教育文化娱乐等领域的合作前景也十分广阔。两国政府可以发挥牵引主导作用，完善合作机制，比如启动推进中印自由贸易区建设计划，为中印经贸合作的深化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二是安全层面的务实合作。首先是要确保边境安全事务上的合作稳定进行，并与时俱进地提高合作水平。提高合作水平是指根据不断变化的形势，对既有的相关边境事务处理规则以及对话机制等作出调整或增补完善，以有效地管控好两国在边界地区的秩序，防止爆发危机性事件。其次在反恐、环境、能源、海事、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领域，中印两国也可以加强合作，在此基础之上，两国防务部门应加强安全对话，开展更加正式的军事合作交流行动。

三是人文交流层面的务实合作。尽管中印两国在风俗、文化以及宗教信仰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但是这种多样性并不必然成为两国人文交流合作的障碍，相反，更能激起两国的新鲜感和对彼此的认识兴趣。同时，作为世界仅存不多的文明古国，中印两国也享有不少共同的价值观，这些共同价值观可以成为构建中印认同和文化共同体的基石所在。

四是地区及全球治理层面的务实合作。作为地区性大国和有全球影响的新兴经济大国，中印两国还应携手合作，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上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在地区治理上，中印应当围绕地区公共治理问题加强磋商，与地区内其他国家一道，对东亚、南亚及东南亚在内的亚洲经济、安全和社会治理问题出谋划策，维护地区的经济安全和社会秩序，增进各国的共同利益；在国际治理上，两国应当在已有的气候问题、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等合作基础上，探讨深化全球治理改革的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