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日昇

责编/贾娜 美编/陈媛媛

中国经济稳中向好态势不断夯实

2018年下半年以来，全球经济增长的低迷趋势和不确定性有增无减，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同样面临经济增长态势放缓、投资回报率和效率持续下降以及民营经济投资信心不足等诸多方面挑战。特别是进入2019年以来，伴随中美贸易摩擦的升级和谈判过程的波折，中美经贸关系进入了全新的转折期，中国经济增长开始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和诸多外部挑战。

在此情形下，中国经济增长不仅没有出现显著的下滑，经济保持稳定增长的同时，结构优化的趋势还进一步凸显，消费增长已经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一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大约为21.3万亿元，同比增长6.4%，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带动的贡献率达到65.1%，消费增长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巩固和增强。2019年一季度网络零售额达到2.24万亿元，同比增长15.3%；跨境电商零售进口额同比增长超过40%；2019年“五一”假日期间全国国内旅游接待总人数1.95亿人次，按可比口径增长13.7%，实现旅游收入1176.7亿元，按可比口径增长16.1%。在消费增长成为经济增长主要引擎的同时，投资和出口继续保持了稳定增长的态势，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稳步回升，同比增长6.3%，较2018年同期增长0.4个百分点，投资稳的趋势显现；尽管出口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但出口总体保持稳中有进的势头并没有改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的背景下，中国成为唯一被上调2019年增长预期的主要经济体，中国经济将继续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之一。

雄厚经济基础、不断深化改革的内生动力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可靠保障

中国经济增长的韧性来自良好的基本面、雄厚的经济基础以及有效抵御各类风险的制度保障。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总量跃居全球第二，人均国民收入得到数十倍的提升，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低收入国家全面带入了中高收入国家行列，超过7亿人口摆脱贫困，4亿人口成为中等收入群体，这也使得当下消费需求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基础和力量；通过深度融入全球化生产体系，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不仅使中国对外贸易总规模跃居全球首位，贸易竞争优势显著增强，更建立了全世界最为完善的产业体系，构建了与世界各国广泛合作的高中低端全方位生产链体系，塑造了数以亿计的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持续的经济增长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基础设施状况，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外部经济效应，为世界各国企业在华营商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市场经济和规模优势得以充分的展现；将大量的发展成果转化为人力资本投资和科技创新投入，超过1.7亿人口接受高等教育，成为各类专业技术人才，科技创新活动日益频繁，成为带动全要素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保障力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架构日益成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得以充分展示，进一步增强了经济发展的凝聚力、抗压力和耐力，为抵御外部经济风险提供了高效、灵活可行的应对机制。

中国经济增长的韧性来自不断深化改革的内生动力。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和巨大成就来自于坚定不移的市场经济改革，无论是20世纪90年代的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还是进入新常态以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都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放在优先位置。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经过近20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经济增长质量不高、效益较低、低端产能过剩、缺乏核心技术能力、企业债务负担严重、生态环境恶化等一系列结构性矛盾，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除阻碍市场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体制性障碍，是实现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关键措施。2015年开始实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通过供给层面的结构性改革带动要素优化配置，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和技术升级步伐，推动经济增长方式从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过去三年多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三去一降一补”为核心内容对经济增长方式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措施。通过淘汰落后产能，以煤炭钢铁为代表的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得到了较为明显的提升；房地产去库存总体效果明显，一些低质低效企业加速退出市场，企业杠杆率增长势头得到有效遏制；一系列减税降费措施降低企业运行成本、激发企业创新活力的具体措施得到落实；粗放型产业发展得到了有效遏制，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进入2019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发力，一系列深化改革的具体措施得以实施和落地，通过大幅降低企业税收和个人所得税，拆除高速收费站，继续降低电信资费，简化行政审批环节等诸多措施进一步降低微观主体运营费用，深化金融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给予民营经济更多扶持政策，旨在营造更加良好的商业环境，强化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强大的创新活力、不断提升的对外开放水平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中国经济增长的韧性来自于创新活力不断增强，以及新实体经济不断发展的巨大潜力。党的十九大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明确了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三步走”战略，这对我国科技创新加快实现赶超跨越提出了新的目标要求。我国研发人员总量在2013年超过美国，并连续5年稳居世界第一位。目前，我国研发经费年投入比重连续5年增长率超过20%，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研发经费投入国家。经过多年的艰苦拼搏和不断积累，我国科技产出水平实现较大跨越，科学论文数量和被引用量迅速扩大，专利申请数量和质量同步提升，知识产权产出、保护和运用能力得到长足发展，基础研究和战略高技术等领域实现多领域突破。5年来，中国同样在产业创新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大量投入研发经费、不断提升产业价值链、提高软硬件基础设施建设有力地推动了创新经济的发展，拥有了一系列成功的自主品牌，在家电、电子通信、互联网等行业涌现了一批从事高技术含量的创新型企业，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增长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力。

在创新和科技活动日益频繁的同时，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工业物联网为代表的新经济在中国更是得到了跨越式的飞速发展，对于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向高质量增长阶段迈进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0多年来，这些新经济快速发展对于促进我国生产要素合理配置、提升消费者福利、打破地区分割和市场垄断、强化市场竞争、激发企业创新活力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19年）》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占GDP比重高达34.8%，中国在移动互联网上的发展水平远超欧美，产业互联网已成为各行各业提高生产力水平、促进消费需求转型升级、增加就业机会的重要载体。

与此同时，网络消费市场供需两端“双升级”正成为行业增长的新一轮驱动力。在供给侧，线上线下资源加速整合，社交电商、品质电商等新模式不断丰富消费场景，带动零售业转型升级；在需求侧，消费升级趋势保持不变，消费分层特征日渐凸显，进一步推动了市场的多元化。同时，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也在不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不仅如此，数字化基础服务领域成为就业增长的重要领域；大量“传统产业+数字化”的跨界商机应运而生；同时，数字技术带动新的商业模式，从而激活新领域就业。目前在中国就业市场求职需求量最大的十大行业中，互联网/电子商务、计算机软件、IT服务这些数字经济产业占据三席。

中国经济增长的韧性来自于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的坚定信心。中国是全球化进程的主要受益者，也是维护全球化深入发展、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践行者。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中国再次推出一系列重大对外开放举措，更广领域扩大外资市场准入、更大力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合作、更大规模增加商品和服务进口、更加有效实施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更加重视对外开放政策贯彻落实。尽管2019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关税增加对中美两国的经贸增长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但2019年前4个月，我国对欧盟、东盟、韩国、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出口分别增长14.2%、13.4%、7.7%和9.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拉动作用明显。中欧班列（成都）—俄罗斯专线货运量呈现爆发式增长。2019年前4个月该专线开行量同比增长约209%，货值同比增长约1348%。目前，中欧班列（成都）—俄罗斯专线已实现常态化运行，每月固定开行25列以上。瞄准“一带一路”沿线，外贸企业的国际布局正变得更加多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我国整体外贸格局中更加重要。

尽管随着中国劳动成本和环境标准的快速提升，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出现了对外转移的趋势，但同时伴随营商环境的优化，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提升，完善的基础设施和高素质的产业工人队伍，巨大的市场规模优势决定了中国市场依然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投资热土之一，传统制造业的逐步退出主要源于中国制造业的结构升级，而非投资吸引力的下降。移动通信基站设备、城市轨道车辆、新能源汽车等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正成为投资增长新亮点。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的通过也为促进外资企业平等参与国内市场竞争，优化外资企业营商环境，促进不同市场主体之间公平竞争提供了制度性保障。2019年第一季度中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6.5%，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14.8%、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88%，外资进入的结构呈现持续优化的发展趋势。在全球跨国资本流动大幅减速的情况下，中国吸引外资保持稳定增长，充分说明国际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信心，对中国投资环境的认可。

未来提升中国经济增长韧性的主要发力点

消费增长已经成为当下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在外部经济不确定性和各种风险增大的现实背景下，不断发掘新的消费需求、扩大消费内需对于稳定中国经济增长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增加居民收入是带动消费需求增长最为直接的方法，在通过降低企业税收和经营负担，激发企业活力确保就业增长的同时，也需要进一步降低居民个人税收负担，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持续增长。限制居民消费支出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社会保障水平的完善程度，我国政府的投资重点不断转向大量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做到生计有所靠、终老有所养、病疾有所医、住者有所居、求学有所教必将极大的激发居民的消费需求，带动经济的稳步增长。同时，居民收入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分配制度的影响。促进消费持续增长，关键在于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水平。高收入群体本身就有很强的消费欲望，增长空间有限。加快推进户籍改革在内的城乡一体化的改革，提高包括农民工群体在内的低收入群体的社保水平，增加社保覆盖面。让农民工能够稳定地在城市就业生活、其子女可以在城市接受教育、父母可以在城市接受医疗等，同样会显著激发未来消费增长的潜力。

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于我国经济转型、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增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应当看到，过去几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措施主要是为了尽快破解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中供需矛盾突出问题，采取了行政化的手段加以推行，短期成效明显。但是限制我国经济发展迈向高质量阶段的长期结构性矛盾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我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给侧结构性的，必须把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深化改革，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个字上下功夫。突出真抓实干，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从过去注重行政手段转移到更加注重采用市场化和法治化的手段，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激活企业的创新活力，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回归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原，既是实现经济增长向提升质量和效益转变这一长期目标的有效手段，也是提升中国经济增长韧性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