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琦

（吉林师范大学 吉林 长春 130000）

19 世纪中叶，沙俄加紧对黑龙江地区的渗透和侵略。1854 年，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无视中国官员“告以令其由外海行走，不准由内江行驶”[1]的强烈外交交涉，四次强行航行于清朝内河黑龙江。1855 年夏，庙街沿线俄国人激增至7000人。1856 年，沙俄更是专门设置以庙街为行政中心的滨海省，直接将黑龙江下游地区纳入其行政管辖区域。1858 年，中俄《瑷珲条约》签订，修改了《尼布楚条约》所规定的中俄边界，使黑龙江由中国的内河变成了中俄两国的界河。之后颁行《俄国人与外国人在阿穆尔省和滨海省定居条例》《官费移民南乌苏里地区》等政策文件，鼓励民众向黑龙江地区移民。沙俄通过武装占领、法律保护的方式，将侵占的黑龙江地区领土变成既定事实。而且清末因战争赔款等原因，财政方面亦出现危机，无力供养东北地区军政人员，时任黑龙江将军特普钦曾言“官兵连年未得俸饷，而各省的银两又不能按时如数解到”。[2]所以拥有大量沃野东北地区，开放封禁，招民垦荒，以增加财政收入便迫在眉睫。为抗击沙俄，保卫边疆；开发资源，增加收入。清政府决计在东北地区招民垦荒推行移民实边政策。

一、绥化地区移民实边开展过程

清咸丰四年（1854），时任吉林将军景淳“奏请开放五常保夹信沟、凉水泉闲荒，实行招民垦荒”。[2]朝廷应准后，吉林地区土地开始开垦荒地，并上交赋税，缓解了财政压力，吉林地区的招民垦荒取得一定成效。而后黑龙江将军特普钦数次上书，请求朝廷准许挑选京城余丁赴黑龙江进行屯田垦荒。清廷经过深思熟虑，命特普钦查明辖下可有垦荒之地。同治元年（1862），特普钦奏“详查呼兰等地方，除该城所属旗屯营地官庄所垦田地并现在招垦地亩外，在该城迤北百里内外，濠河以北、呼兰河以南，接连旗屯。查有平坦荒场一段，堪可屯田十处”。[4]朝濠河以北、呼兰河以南的平坦荒场即为现绥化市北林区所辖之地。特普钦在详细走访探查以后，认为此地可供屯垦，并提出在京旗屯垦人员未到之前“先仿照双城堡章程，量为变通，招民代垦”。[4]先给予代垦民户荒地七十晌，待京旗屯垦人员到达，从相应的代垦民户手中领取熟地十五晌、荒地二十晌，以“永远为业”，余下的三十五晌土地则给予代垦的民户作为已产。至此黑龙江省招民垦荒开始，移民实边政策在绥化地区正式推行。而后经京旗负责荒务副都统付栋阿和巴彦苏苏旗营委盖哈苏批准，开始在绥化地区为京旗屯垦人员营建旗屯，“分正红、正黄、正白、镶黄四个旗，每个旗设旗屯5 处，定名为：头、二、三、四、五屯”，[3]合计20 个。而后代垦民开始进入绥化地区，开垦荒地。随着时日发展，民人开始侵占预留给京旗屯垦人员的土地。官方开始查禁偷垦事项，但屡禁不止。为缓和矛盾，推进移民实边政策落实。光绪二年（1876），黑龙江将军文绪奏：“遵经前将军特普钦委员查勘，除留备京旗荒厂一段外，余荒地概招民种，十余年来，佃农日多，开垦渐侵留备京旗之地，即设有封堆。而地利所在，民争之趋，几有查禁不住之势”。[5]文绪认为与其严禁民人开垦，不如“请将旗民兼招，代垦成熟，以待迁拨。先择绩编有力旗户安置代垦。如有不足数，再选附近有力居民凑足三百户为京旗”。[5]即推行旗民兼招政策，在垦荒方面给予旗人、民人平等地位。从此民人开始大量涌入绥化地区。

二、移民实边政策下绥化地区的发展

移民实边政策推行后，绥化地区经济、政治、教育各方面皆有所发展。

（一）社会经济得到发展

清初，绥化地区处于封禁地段，只有少量土地被开垦。同治四年，境内仅有熟地两万五千八百垧。移民实边政策推行后，通过招民代垦、旗民兼招等手段，绥化地区迎来土地开垦的高潮。光绪四年即开垦熟地达二千四百七十六垧，光绪七年更是一度开垦熟地达到二万一千垧，之后持续开垦土地。“1861 年—1883 年，丈放绥化厅5 段毛荒236481垧，夹荒117497 垧，浮多熟地98901 垧。”。[2]截至民国时期，“统计查出熟地十六万三千九百二十八垧，放出生荒十九万七千七百八十四垧”。[6]开垦的土地贡献了大量赋税，清政府得以“收地利以充饷于赋课”，[5]一定程度上缓解财政危机。随着政策的放开，流入绥化地区的人口激增。有民人、八旗满洲、八旗汉军、八旗蒙古、还有回回。民人主要来源，是内地没有土地的贫困农民。旗人构成则相对复杂，其来源多种多样。有一部分是屯田政策原本的对象—京旗人口，一部分的旗人是自金州、海城、辽阳迁入，[3]还有部分旗人是在屯田政策的影响下，自山东等地迁移至东北，而最终流入绥化地区。民国时期统计绥化地区人口，民人有42700 户113500 口，旗人（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有7571 户72418 口。绥化地区的人口，由于推行移民实边政策迅速增加。这些新增人口参加垦荒，缴纳赋税，对绥化地区的发展与建设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而且垦荒民众涌入后社会经济发展，大量基础设施开始营建。为沟通绥化地区与其他地区联系，逐渐修建许多过境乡道与桥梁。同治五年（1866），由商民吴老八出资，在“位于县城东南25华里处的双龙泉、于坦店和巴彦县太平山屯之间泥河”[3]修建了一座木桥，称为吴老八桥。还有光绪元年（1875），有绥化公益会组织地方富户兴修由“北团林子通往呼兰大道横跨泥河”[3]的桥梁，命名为姜兴桥。此外，还有连通其他地区的乡道，光绪五年（1879）修建的至余庆乡道，光绪六年（1880）修建至通肯城乡道，光绪二十一年（1895）至兴农镇乡道，光绪二十一年（1895）至巴彦苏苏乡道。在移民实边政策影响下，绥化地区人口流入，垦荒纳税并营建基础设施和道路网络，社会经济得到较快发展。

（二）行政体系日趋完善

绥化地区历史悠久，在金朝时就有所隶属。绥化“南距阿勒楚喀城不过三百余里，与上京不甚远，故知其隶于上京”。[6]至今境内仍有金时屯田遗址四方台以及贵族墓葬公主坟。蒙古时期，成吉思汗封建诸王，其幼弟铁木哥翰赤金受封蒙古最东境，以哈喇哈河流域为中心，并不断向哈喇温山（今大兴安岭）以东扩展。传至乃颜一代，“其都拜泉，距绥化不过二百里，故知其所属”。[6]明朝时期，隶属于奴儿干都司所辖的朵颜卜颜木兰河诸卫。清朝初年，呼兰地区盗贼增多，为维持治安设置了呼兰八卡伦，绥化地区属于索伦游猎之处，所以“其时绥地即在八卡伦辖境之内”。[6]同治时期，则隶属于呼兰厅辖下。纵观绥地，历史悠久，但一直没有正式单独建制。移民实边政策推行后，绥化地区“生聚日繁”，人口逐渐增多，地区逐渐繁荣。光绪三年（1877），“巴彦苏苏黑山迆北，突有马贼窜扰。阑入北团林子集镇，焚毁营汛公所，劫掠铺商”。[7]面对贼人，时驻扎营兵却因兵丁不足，“虽闻警即带兵迎勦。惟于贼匪绕道窜入，未能拦截，实属堵勦无方”。[7]事后营官骁骑校色普清阿被即行革职，以示惩儆，有关官员也多加惩处。所以光绪四年（1878），“商民合力修堑壕，深一丈五尺，间三尺”，[6]）绥化地区开始进行城防建设。光绪五年（1879），在绥化地区设协领一员、佐领四员、满洲防御二员、分部骁骑校四员，领催十六名，披甲二百名；又协领衙署添设办事之无品级笔帖式四员，委笔帖式四员，用以镇压匪患，以“永奠厥居”。光绪十一年，改北团林子为绥化，设绥化理事通判厅，[8]至此正式单独建制。

随着移民实边政策推行，绥化地区生齿日增，设置驻防旗营，匹配官员与军队。从而政治地位提高，行政体制完善，最终单独正式建制。所以说移民实边政策对绥化地区政治影响意味深远。

（三）教育事业日渐繁荣

道光年间，绥地人口多是留存东北的旗人。旗营官按规制设立旗学，绥地旗人多就读于此。但因当时人口过少，只能赶赴巴彦苏苏参加考试，十分不便。并且因为学额缺乏，从而中试者寥寥无几。移民实边政策推行后，绥化地区涌入大量人口。至光绪十一年（1885），改北团林子为绥化理事通判厅，得以与巴彦苏苏平分学额。光绪十四年，黑龙江将军恭镗向朝廷奏请增加绥化地区学额，朝廷应允，授绥地“文学三额，武学二额”。[9]之后，绥地官员极力促进地区教育发展。光绪三十一年（1905），绥化知府多禄筹资兴建绥化地区第一高等小学校。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廷进行维新变法。在教育事业方面提出一系列革故鼎新的主张。废除封建教育制度、创立新的教育制度。提出废除八股取士，设立新式学校。绥化地区设立了学务所，以管理教育行政事务。至民国时期，赵兰亭创立了绥化地区第一所中学——黑龙江省第二中学，教授历史、语文、数学等近代学科。

所以移民实边政策推行后，绥化地区的教育事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并且完备教育典章制度，为绥化地区的发展培育大量人才，对其近代发展起到极为积极的作用。

综上所述，为了挽救统治危机，巩固边疆安全，增加财政收入，随着清政府在东北地区招民垦荒，推行移民实边政策，绥化地区值此期间生齿日增，社会经济发展。在施政上，正式建制，拥有与之匹配的驻军，维护治安缉捕盗贼，逐步向近代化迈进。在教育上获得学额，推进绥化地区教育事业发展。清末移民实边政策实施，极大地推动了绥化地区的发展，使得绥化地区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潮流，是黑龙江地区开发的典型，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至今，旗营遗址仍然存在，有关部门可以挖掘文化底蕴，开发历史积累，以此为基础发展绥化地区的旅游业，促进地区的整体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