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识别了新制度主义不同分析路径的相似性，提供一种性别化的透镜来观察不同的流派。新制度主义致力于解决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制度创设、制度的存续和变迁、结构与主体能动性、权力等核心议题。性别化分析强调了运行于制度当中的规范、规则与实践具有的性别特征以及它们对政治后果的影响，同时也突出了权力的核心地位。通过考察近期新制度主义在女性主义研究中的运用情况，本文阐述了女性主义制度主义（feminist institutionalism）的特征。一方面，女性主义制度主义批评并尝试克服当前新制度主义研究中对性别熟视无睹的弊端，把女性涵括进政治过程中的行动者行列，并使研究议程转向关注性别与政治制度的运作及效果之间的相互作用；另一方面，女性主义制度主义对新制度主义的概念与工具在解答性别问题方面所具有的潜在作用予以积极回应。

新制度主义的四个流派

新制度主义者将“制度至关重要”设定为基本前提，“主张政治生活的组织过程具有关键影响力”，试图超越旧制度主义的描述性分析路径，从而揭示构建起政治行为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性规则。该领域的发展主要围绕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以及话语制度主义展开。

（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集中关切微观层面的分析，主张宏观层面上的政治后果需要根据个体行动者的策略性行为加以理解。制度是行动者创设出来的自愿合作结构，其目的是通过降低不确定性或者重构合作动力来克服集体行动的难题，理性的个体在展开行动时会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当某个制度相比其他可供选择的制度能够向相关行动者提供更多利益时，该制度就能够持续存在。此流派中的其他学者也强调了问题的复杂性。

（二）历史制度主义

历史制度主义关注中观层面，解决“真实世界”中的重大政治及历史问题，在致力于解释事件发展模式的变化时极度重视历史，并采用了问题导向的、情境分析的和时态敏感的分析策略。研究者认为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偶然事件与政治斗争的持久性遗产，进而强调制度是内嵌于政治、社会与经济的组织化形态中的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规范与实践。制度一旦被创设便具有“路径依赖”的倾向。制度的运行不仅限制行动者，而且为行动者提供策略性资源。

（三）社会学制度主义

社会学制度主义关注微观与宏观层面的相互作用，重视行动者与制度之间的互构，强调制度的社会特征和认知特征。制度反映着人们对“世界运行方式”的共同理解。它们不仅包括正式的规则和实践，还包括“符号体系、认知脚本与道德模板，它们提供了引导人类行为的‘意义框架’”。制度中的行动者按积习渐成的方式展开行动，遵循一种“适当性逻辑”。尽管制度被视为人类能动性的有力约束，但它也被看作人类在协商、冲突和争论过程中建构的产物。

（四）话语制度主义

话语制度主义从微观到宏观的多重分析层面进行研究，重视观念和话语对行动者的利益、偏好和行为的影响，其研究旨趣包括观念话语的实质内容与互动性话语过程，也涉及观念交流与制度语境。制度“限制结构并使意义建构成为可能”，这些内在于策略性行动者之中。制度中的行动者的利益与动机与行动者的观念有关。即使行动者是基于自我利益而行事，这一行动也涉及关于利益的各种观念，这些观念包含着各种行动的理由。

新制度主义的当前要点

本文强调不同分析路径之间的连贯性，这一点也契合本领域研究走向融合的特点。当前很多研究旨在通过探究新制度主义各研究路径之间可以彼此借鉴的优点，来消除各流派之间的分歧。

（一）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

新制度主义内部各流派取向各异，共同特征是对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关切。制度分析的对象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一个连续统（continum）。新制度主义研究者倾向于赋予正式制度以特权，非正式制度的具体影响、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其实证研究中都被忽视。当前一些研究工作着力于阐释非正式制度何以存在以及如何运作，其他研究者则强调“形式上的规则”与“应用中的规则”之间更具动态性的相互作用。当旧的非正式规则与新的正式规则之间能够实现有效适配和紧密衔接时，应用中的规则可能会强化这一变迁过程。反之，应用中的规则可能成为抵制正式规则的主要手段。非正式规则能够改进正式制度框架中的变革，并通过重新整合旧方法与旧路径来保持权力关系的完整性。

（二）制度起源、制度变迁与制度稳定

制度主义在解释制度起源与制度变迁方面的进展依然有限。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倾向于退回到功能主义的解释，而其他流派提出了一种历史性的理解。大部分新制度主义文献聚焦于制度的稳定性。然而，制度变迁有时确实会发生。新制度主义学者区分了制度的变迁时刻与制度的再生机制，创造出间断平衡、“开放性”时刻、关键节点等分析工具。但新制度主义研究当前转向了一种更加动态化的制度变迁观念，强调制度因为外部和内部因素的影响，在时间进程中以不易察觉的、往往是渐进的方式发生着演化。近期，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与话语制度主义均提出了解释制度变迁的新见解，其假设更接近于一种增量式的、有限制的制度变迁模型，这些分析路径一方面在分析制度变迁和制度发展时更多突出结构的作用，另一方面重视主体能动性的作用。

（三）结构与能动性

最早出现的三个新制度主义流派经常因其研究结构与主体能动性之间关系的路径而受到批评。然而，每个制度主义流派对结构与主体能动性都有过细致的论述。社会学制度主义者强调制度与个体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具有“高度交互和彼此构成的特性”；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者主张，制度影响着政治行动者的行为；历史制度主义者提出了一种独特的、极其复杂的观点。结构与主体能动性之间的关系问题仍在新制度主义研究领域存有争论，但当前新出现的分析框架把结构与主体能动性之间的关系设想为是“制度设计者、制度化主体与制度环境”之间的动态关系，主体被理解为既会采取策略性、创造性和直觉性的行动，同时也是精于算计的和自利的。

（四）权力

新制度主义者依赖权力分配模型，承认某些群体相较其他群体享有特权，强调有权势的行动者运用其权威改变“博弈规则”来巩固其在制度中的有利地位，认为权力实施随时间推移而自我强化。但是新制度主义理论仍被批评忽视了权力关系的重要性。对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而言，权力至多是一种“外围要素”；历史制度主义保守地重视以往的决策对未来的发展所施加的权力；社会学制度主义把制度视为共享脚本与文化理解，经常忽略或无视权力冲突。

新制度主义者在近期重新思考权力议题，凯瑟琳·西伦将权力置于核心地位，主张制度的发展和变迁是由不间断的政治冲突和政治争论所推动的。“制度不是依靠静止不动得以维持的，而是需要采取积极的行动并动员起政治支持。”维维恩·施密特批评了新制度主义的权力分配视角，指出观念和话语是如何建构和影响着权力的实施的。

为新制度主义赋予性别意义

新制度主义仍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性别与制度之间的关系。新制度主义学者至今尚未关注妇女与政治制度、政治制度及其运转的性别维度、政治变迁的性别化过程。全球和区域层面发生的将女性容纳进正式制度的政治趋势，并没有得到新制度主义学者的关注。候选人性别配额制、性别主流化政策、性别平等规划、国家倡导的女权主义举措、性别动力机制发挥的潜在作用几乎完全被新制度主义的主流理论所忽视。女性主义制度主义批评该领域对性别的无视，主张运用性别透镜来为制度主义的核心议题提供新洞察，阐述性别研究和新制度主义研究共同面临的挑战以及彼此之间展开对话和互相学习的潜力。

（一）制度与性别

性别被理解为建立在所认知到的男女差异基础上的社会关系的构成要素，是彰显权力与层级关系的主要方式。性别不仅在主体或人际层面发挥作用，而且也是制度与社会结构的一项特征，以及个体行动者“嵌入”其中的象征性的意义生成领域的一个部分。性别化的制度意味着，男性特质与女性特质的建构是与政治制度的日常运行或一般逻辑交织在一起的，而不是“外在于社会或者固定在个体之中的某种被人们带入制度中的东西”。性别关系兼具“制度性”与“被制度化”的特征，其内嵌于特定的政治制度，限制并塑造着社会互动。性别关系是跨领域的，它们既存在于不同类型的制度中，也存在于不同层级的制度中，从符号层级到“看似微不足道”的人际日常互动的层级，性别在这些领域持续发挥着作用。

（二）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

女性主义制度主义与新制度主义的主要共性是都关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以及两者的互动，二者的关键区别在于女性主义学者主张这些制度具有性别化的特点。女性主义政治学者较多关注正式制度在性别方面带来的影响，同时重视国家女权主义、妇女运动与女性政治家之间的复杂关系；探析政治体制变迁对性别现状的影响，还分析妇女运动对妇女的公民地位以及女性参与国家事务的策略产生的影响；探讨非正式的规范和惯例的重要性，并通过考察它们同正式制度的相互作用来理解更广泛的制度的延续和变迁过程以及多变性后果。

新制度主义学者强调塑造着制度过程、制度发展与制度结果的非正式机制的运作，但由于其忽视性别维度，所以无法辨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性质及其相互作用，以及它们对男性和女性所产生的差动效应。欧森近期重申制度变迁更多受到制度内部动力机制的驱使，并承认制度中的各行动者之间在权力方面存在差异。但女性主义学者阐发了欧森遗漏的重点，即资源获取途径以及资源带来的权力都有着性别取向。博弈规则具有性别特征，因为它们规定了哪些男性的和女性的行为、规则与价值模式是“可被接受的”。政治制度和决策制度是依据性别化的假设与“倾向”构建起来的，其所产生的决策结果与性别规范之间互相影响。男性气质构成了制度结构、实践与规范的基础，塑造了“评价事物的方式、行为的方式和存在方式”，同时还限制了被边缘化的观点的表达和表述。而妇女与女性特质的联系也导致她们在权力角逐中处于不利地位。

（三）制度变迁与制度延续

新制度主义学者与女性主义政治学者共同关切制度变迁与制度延续议题，以及制度改革与制度重新设计带来的偶发的、而且经常是无法预料的后果。女性主义政治学者关注研究议程的变革、性别化权力分配的再生产机制、制度的变迁机制。这些理论考虑到不同制度在制度环境中如何彼此影响和互相锁定，以及不同程度和类型的路径依赖以及变迁轨迹。女性主义学者重视制度变迁的内生来源，如制度性权力关系、权力抵抗与权力再生机制；也关注外部的变迁动力，如制度环境中变化的性别秩序所造成的影响。女性主义制度主义者的看法增强了新制度主义学者建立因果关系模型的能力，有助于研究者就主体能动性和变迁的动力机制提出更多的重要见解。首先，性别关系、性别规范及其制度化形式是改革行动必须与之抗争的更广泛的制度遗产与持续的制度动力机制的一部分。其次，性别关系以及性别规范为特定的制度安排和非对称的权力关系的实现或废止提供重要机制。最后，性别关系的建构所发生的变化是更广泛的制度变迁的重要潜在原因。

（四）结构与主体能动性

女性主义学者在探讨结构和主体能动性的相对作用时，围绕着有限的主体能动性这一观念而展开，并指出结构和主体能动性均具有性别化属性。性别关系与性别化的制度构造起行动者在其中得以建构并展示其性别化身份认同和利益的背景。引入女性主义视角有助于形成一个分析框架来理解性别化的制度设计者、性别化的制度化主体与性别化的制度环境之间的动态关系。策略化的行动者在机遇和约束并存的背景下触发制度变迁。他们也是具象化和性别化的，这一点呼应了施密特的主张，即分析者务必要谨记行动者是“实实在在的人”。

（五）性别与制度性权力

女性主义制度主义可以弥补新制度主义研究文献中对权力概念的阐述不足。新制度主义总是依赖于权力分配模型，聚焦于有权势的行动者如何巩固其在制度中的有利地位，而较少福柯式的、弥散性和建构性的权力概念。历史制度主义开始从动态化的角度考察制度性权力关系，突出强调围绕特定制度的形式及功能而持续展开的政治争论。然而，具体的性别权力关系的影响仍被其忽视。制度主义的一个核心关切点在于理解特定情境下权力最大化的意义所在。新制度主义学者必须说明政治环境的各个方面，并理解制度化性别权力的动力机制的运作过程。政治制度的性别化和再度性别化是“具有显著效应的积极过程”，维系政治过程的权力关系经由性别被生产或再产生。女性主义制度主义的研究也关注制度及制度性行动者如何“接受制度成员构成的变化，同时使制度中的新成员处于不利地位”，聚焦于性别化的权力关系以及可能强化或削弱特定的制度构成的各种过程。

结论

制度主义学者应认识到性别关系对制度构成的重要性。女性主义制度主义在推进我们对政治生活中的制度动力机制、性别权力与性别不平等模式的理解方面具有重要价值。新制度主义仍是一项“未竟的事业”，其活力的保持要依靠与其他分析路径的相互增补。新制度主义与性别分析在丰富彼此的理论方面有着巨大潜力。一方面，新制度主义所提供的工具和框架将为女性主义学者提供非正式制度、关键节点、路径依赖、反馈机制以及制度转换、制度层叠、制度漂移与制度侵蚀等概念，使后者更好掌握多样化的制度延续与变迁机制。另一方面，女性主义有助于加深新制度主义学者对相关议题的思考，如正式制度的性别化属性、非正式制度的运作及其重要性、制度内部和制度之间的权力关系以及制度变迁的来源及其可变后果。新制度主义与女性主义制度主义各自提出了重要的洞见，但是要将这些分析综合起来依然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