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艺术与大众文化的仪式感相关概述

传媒艺术，在狭义上指自摄影术诞生以来，借助科技革命之后的科技进步、大众传媒发展和现代社会环境变化，在艺术创作、传播和接受中具有鲜明的科技性、媒介性和大众参与性的艺术形式与品类。

大众文化在不同的研究视阈下有着不同的界定，在本文中，结合文章的研究对象与中国社会现状，我们将根据王一川先生在《大众文化导论》中对于大众文化含义的阐述进行界定：大众文化是以大众媒介为手段，按商品规律运作，旨在普通市民生活的日常感性愉悦的体验过程，包括通俗诗、通俗报刊、畅销书、流行音乐、电视剧、电影和广告等形态。

“仪式”一词在《辞海》中的解释为：举行典礼的秩序、形式等。在传播学中，美国学者詹姆斯·凯瑞认为传播仪式观并非直指信息在空间的扩散而是指在时间上对一个社会的维系，不是指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指共享信仰的表征。也就是说，传播是一种现实得以生产、维系、修正和转变的符号过程。正因仪式能够具备一系列的文化功能，大众文化仪式感只有构建方能推进文化进步与发展。

大众文化仪式感构建在传媒艺术中的表现

在仪式的构建过程中将詹姆斯·凯瑞的传播仪式观与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相结合则可发现，仪式场域是承载、传播文化的重要环境与因素，仪式场域可分为物理场域和虚拟场域（或称心理场域），从本文的研究视角出发，笔者将结合传媒艺术的特质，重点研究虚拟场域的建立，从仪式构建过程的前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研究传媒艺术如何发挥其“科技性”“媒介性”“大众参与性”的独特优势与大众文化所需相契合实现仪式场域的建构，从而推动大众文化发展进程。

前期：造势增强参与感。在传媒艺术中，前期的宣推工作是整部作品乃至产业中非常重要的一环，通过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宣传方式，围绕主题进行推广为仪式的主体造势。近年来，在市场的推动下电影宣发的成功案例层出不穷，制作团队能够通过优秀的前期宣传工作来调动起受众的积极性，使人们放弃低成本又舒适的手机、电脑、电视而走进电影院，体现了传媒艺术在前期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例如电影《后来的我们》，在上映前，宣发团队通过在“抖音”App上进行大量以导演刘若英的成名曲《后来》为背景音乐的爱情故事、其本人泪洒演唱会现场的短视频、“分手故事”主题活动、万名素人演唱《后来》致敬电影等相关内容的轮番发酵将观众的情感彻底点燃，尽管电影本身可能并没有人们预想的那么尽如人意，但从前期的造势来看，《后来的我们》绝对是仪式感前期构建工作非常成功的案例。

类似案例还有“天猫双十一购物盛典”在前期的“加购”活动，支付宝春节前“集福”活动，各大跨年演唱会、各卫视春晚的阵容发布以及倒计时活动，这些都是传媒艺术中大众文化仪式感构建的表现。

中期：爆点增强仪式感。中期部分是仪式构建的高潮部分，表现最为典型的就是各大卫视近年在元旦前夜举办的跨年演唱会。由于社会的飞速进步与科技的发展，传统的仪式符号已逐渐被人们所舍弃，传媒艺术的蓬勃发展推动了庆典仪式转变也实现了传统视听艺术的深刻变革。以“B站2019‘最美的夜’网络盛典”为例，总导演的理念是将音乐可视化，希望通过传媒艺术真实地呈现不同的人对于音乐不同的理解，还原出每个人心中音乐的样子。这样创新的想法不仅仅是大众文化在传统仪式构建与新型仪式构建的碰撞，也是传统艺术与传媒艺术在欣赏方式上的碰撞。同时，节目本身的高品质呈现与新型观赏方式并驾齐驱，当人们用同样红色的字体满屏书写“此生无悔入华夏”的时候，人们的爱国之情与民族自信从内心深处迸发出来，这样共同的情感震颤使此次盛典成为传媒艺术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媒介景观。

后期：总结增强认同感。在经过仪式爆点的沸腾之后，参与者往往会产生意犹未尽之感，因此在仪式后期阶段会通过不同形式的总结对人们发起最后一波情感攻势从而保障仪式的延续性。例如，“天猫双十一购物盛典”在活动结束都会为每位活动参与者总结“我的个人战绩”并发布当晚的交易额将个体与集体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使人们产生集体归属感。同时人们将自己的“个人战绩”在朋友圈、微博等社交平台的分享又会对仪式本身进行二次宣传，形成良性循环。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经典案例就是网易云音乐推出的“终于等到你——我的年度听歌报告”，平台利用大数据记录出每个人在本年度听歌的详细数据，以H5的形式形成报告单，人们在一页一页的翻阅中找到心理慰藉。这一系列不同的象征符号都将在人们短暂存在于传媒艺术领域的某次仪式上的情感注入到现实生活之中，从而对于大众文化以及生活方式等变革都起到了一定作用。

大众文化仪式感构建的意义解读

经济方面。随着网络购物时代的来临，直播销售成为了新的商业模式，足不出户就能完成整个购物流程。然而不用穿衣打扮、走进商场、掏钱付账等动作下的购物形式虽然便捷但也大大削弱了人们购物的仪式感，这个时候，人们消费仪式感的重新构建就显得尤为重要。“网红直播带货”现象的成功秘诀就在于为观众建构起了足够的仪式感，等待主播喊出“3，2，1，上链接”时将货物一扫而空大大满足了消费者的仪式感，包括前文中提到的“天猫双十一购物盛典”都是通过对于消费仪式感的重塑提升了销售额，从而推动了整个社会经济发展。

政治方面。仪式感是文化自信的标识，同时也是文化自信的表现与情感“在场”。国庆大阅兵相信是当代所有中国人难以忘怀的宝贵记忆，也为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观众献上一台台震撼人心、气势恢宏的视听盛宴，有力地发出了中国最强音，大大提升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自信，使得中华文化全链条蔓延。1925年法国社会心理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在《记忆的社会框架》中指出，某一思想若要进入到集体记忆中，就必须附着在具体的时间或者个体上，而某一时间或个人若要在集体记忆中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使自己得到集体认同的思想或意义联系在一起。大众文化仪式感的构建使受众能够主动的将自身与集体记忆融入到一起从而提升积极性，促成多元格局的形成，摆脱狭隘的民族主义与自我封闭，共同开拓文化传播新局面，推动本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同时相互影响、借鉴、补充，实现共同发展。

文化方面。文化对于大众的塑造是辩证的，大众必须先接受、认同文化，才可以发挥文化的功能进行再塑造。英国学者莫利和罗宾斯认为大众媒介尤其是广播电视在穿越时空构建受众的认同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代的民族记忆和认同有很大一部分是根据电影电视业提供的素材建立的。这种说法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指的就是传媒艺术通过构建大众文化的仪式感而产生的作用。

以中华传统民俗与中华传统诗词文化在传媒艺术中的表现形式为例，网络春晚、中国诗词大会等体现出的大众文化仪式感建构融合了媒介符号与典礼的仪式性特征，实现了文化的承载与继承，树立了民族文化品牌，增强了人们对于传统文明的认可程度与自豪感，由此激发了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将传统文化继承发扬，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生活方面。Vlog是近年来流行于互联网的新型短视频形态，它以博主的生活日记为主要内容，记下博主一段时间的生活或者一个故事。这种新兴的传媒艺术形式给予了生活足够的仪式感，它使人们更加关注生活、热爱生活、享受生活从而记录生活，提升了人们的幸福感，也推动了社会发展。还值得一提的是，在2020年初，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袭击中国，为了控制疫情传播，人们不得不停工停学，在家中度过这段时光。在这样被房屋“隔离”的情况下，人们看似分散在各自家中，却由于网络变得更加凝聚，并通过各种形式的传媒艺术形式构建仪式感，为抗击疫情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由此可见，传媒艺术中大众仪式感的构建，能够便利人们的生活，提升人们生活的热情，甚至在关键时刻还能够团结民众共同应对社会问题。

相关争议与思考

传媒艺术推动了大众文化的仪式感构建，在人们认同我国传统文化方面起到了助推作用，使中华传统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同时推动着新文明的崛起。然而任何新兴事物的诞生都伴随着双面性，我们既要欣喜地看到新的事物为我们带来的有利之处，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与之应运而生的负面影响，需要辩证对待。

基于大众仪式感建立与大众参与性的双向作用，谁来担任“把关人”？在传媒艺术中，大众仪式感的构建与大众参与程度是有双向作用的。由于传媒艺术的“大众参与性”特质吸引了受众的主动参与性，推动了大众文化仪式感的构建，而仪式感的提升又能在此基础之上吸引更多的受众，这样的双向作用会使受众基数不断变大。然而，我们在欣喜地看到文化传播影响力扩大的同时也要注意其产生的负面影响。由于信息接收的种类逐渐丰富，各类信息不断冲击着受众原有知识体系，其人生观、价值观不断受到挑战，而传媒艺术尚处于新兴媒介技术还不健全，无法对信息进行分级，这也导致了诸多繁杂信息中的负面信息可能直接危害受众的正常生活，尤其是未成年受众尚未具备分辨信息的能力，则会直接影响其健康成长。

同时，微评时代来临，传媒艺术的弹幕、快评等方式同样在冲击着受众的传统观看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人们可以自由发声，但随着声音增多，专业化评论的声音就会被大众的声音淹没，受众容易被别有用心的势力所利用，被带入错误的“节奏”。当下，传统意义上的“把关人”已无法实现其功能，而借助大数据对于内容进行分类、把关的技术又尚未完善，因此，受众应不断提高文化素质，增强其对于信息的判断能力，提倡理性表达，高品质表达，了解传媒艺术，懂得积极利用传媒艺术，从思想意识提高警惕，自己做好自己的“把关人”。

传媒艺术中的融合现象是否会影响主流文化的发展？由于大众文化仪式感的建立在某种意义上冲击了严肃文化的权威性，同时由于大众文化本身的后现代主义色彩通过文化融合的渗透，使主流文化有低智化、媚俗化的趋势。在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人们通过网络直播对火神山医院与雷神山医院进行“云监工”时为建筑设备起的“呕泥酱”“蓝忘机”等网感化名称引发了“网感化名称与严肃文化”相关的很多争议。在布尔迪厄的理论学说中曾提出场域具有同构性、斗争性和开放性等特点，想要对场域进行突破就像当下我们经常提到文化“破圈”，就必定会经历争议。这些分歧都说明当下的文化交融的确还没有找到平衡点，也都体现了大众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仪式感”的过度强调是否会导致形式主义？从社会的角度来看，由于受众享有绝对的主动选择权，偏爱追求休闲效果，且传媒本身具有的娱乐化倾向，导致了人们自主选择的媒介及内容均趋于享乐化、直观化、浅显化，当娱乐成风，麦克卢汉在早期就提出对于“娱乐至死”的担忧就成为了现实。例如，风行一时的“国学热”“祭祖大典”等似乎都能发现形式主义的影子，因此应注意仪式感与形式主义的区分，避免概念的混淆。同时注意到内容才是形式的内核，只有内容与形式相统一，才能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

结语

孟子曾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狄更斯说过“这是最美好的时代，也是最糟糕的时代。”作为传媒艺术的研究者，我们应具备正确的历史观，完善个人的知识体系，对传媒艺术诞生以来的发展历程进行全面的了解后进行理性分析，在了解传媒艺术的优势的同时熟知其劣势，并探索有效方法针对出现的状况及时进行纠正与反思，悉心钻研相应理论并能经得起时间的考证，认识到传媒艺术在发展之路上任重而道远。在对传媒艺术进行研究的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民族责任，争取通过对自身领域的研究为国家、世界艺术的认知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注释：

①胡智锋，刘俊.何谓传媒艺术[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报)，2014，36(01)：72-76.

②王一川.大众文化导论 [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8.

③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M].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④莫里斯·哈布瓦赫.记忆的社会框架 [M].1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