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秀

(山西传媒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1)

底层文学是从新世纪初期在中国当代文坛上兴起的一股全新的潮流。这一文学样式命名与中国革命历史当中对无产阶级的书写之间有着一种看似相似的表现，实际上虽然这两种书写之间呈现出了一种相同群体的特征，他们从广义上看都属于一般的劳动人民，但是底层写作指向的更加具有一种个人性的社会经历体验，他们的境遇逐渐脱离了来自社会意识形态斗争的宏观视角，转而对他们个体生活中所遭受的苦难进行书写。“‘底层写作’研究从命题的提出开始，就一直渗透着某些社会学的研究思维，甚至带着明确的社会学倾向，体现了一种人文科学的整合之势。”实际上，底层文学的书写为新世纪的文学景观提供了一种值得思考的向度，那就是在20世纪左倾的革命文学道路之后，尤其自90年代之后，文学的审美理论创作已经走出了政治意识形态的争论，在新世纪之后，这种尝试逐渐臻于成熟，对于底层文学书写来说，可以说是在现实关照层面显现出独特的中国风格。当然，对于底层文学当中的部分作品来说，其中的批判性在这些作品刚刚在国内发表时还显得比较敏感，但是实际上这些作品在评论界和官方评审方面得到了很充分的支持。底层文学本身以当下的社会现实发展为主要基础，从个人生活的苦难开始写起，对新世纪之后社会中出现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折射与反映，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一种现实关照的精神。“首先,‘底层写作’与‘纯文学’在某些方面的追求是不同的,但如果在更大的范围来看,它们则体现出了相当的一致性。它们不同于”主旋律文学“制造的意识形态幻象,而力图突破意识形态的限制,写出真实的世界和真实的心理;同时它们也不同于‘大众文化’的商业性、模式化与对大众心理的简单迎合,而力图以严肃的艺术态度进行创作。”

这种现实关照的精神在新世纪的变化与发展，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20世纪启蒙知识分子的话语逻辑。它不再对某种所谓的社会整体发展和宏观的历史书写进行追求，而是逐渐向现实生活转向，开始深入挖掘潜藏在社会历史背后的诸多个体的生命体验，并以这些个体的生活状态对新的社会现实与社会问题进行思考。如果以底层书写的这种角度来进入《小丑》这部电影，事实上通过不同角度的观察，可以观察出不同的底层特征以及在文本中的表现形式。

一、商业系列创作与大众的合谋

作为商业电影的《小丑》，在创作还未开始时，就已经在作品中留下了鲜明的商业印记。从作品的角度上看，这部电影的主人公深刻地与之前多种版本的《蝙蝠侠》作品中小丑这一角色产生内在联系；从接受者的角度上看，为了迎合大部分观众对这一角色已有的认知，这部电影都难以摆脱对原作中刻画小丑经典手法的再现。那么按照这个逻辑，《小丑》这部电影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来自电影文本的外部，而是来自电影文本的内部，也就是其本身已经具有的经典性。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小丑》这部电影所采用的策略通过电影文本就可见一斑。在创作过程中，创作者主要采用了三种手段来避免小丑的角色或者走向与经典创作重复或者走向偏离大众预期的问题。首先，创作者构建了一个真实的、面具之外的小丑。这部讲述小丑起源的电影，没有为超级英雄开篇立传，反而是独辟蹊径刻画了一个反面的人物形象，这本身或许是一个商业噱头，事实上，这并不是DC第一次出此策略。从商业的角度上看，这同样也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榨取作品潜在的商业价值，但是在整个系列创作的过程中，能获此殊荣的次要人物并不多见，可以说，小丑是其中少数的经典代表之一。值得玩味的是，大多数的超级英雄作品在分类时常常会被归类为科幻作品，其中实验意外、外星入侵、实验创造产生的英雄和反面角色非常普遍，但是这些作品中小丑是少数的不因为外在的“赋予”而成就的能与超级英雄对抗的反面角色，因此为了能够真正使这个人物的特性被发掘出来，《小丑》这部电影选择了以写实的手法忠实地还原出小丑这一人物所具有的人性特征。

其次，创作者为小丑这一角色所产生的“恶”寻找到了合法性依据。人性特征的产生势必要伴随着善与恶的两面，《小丑》这部电影书写的不是之前系列作品中呈现出的小丑“恶”的结果，而是从普遍人性的角度出发，从细微的善与恶开始写起，将这一人物全部的性格特点都进行详尽的描写，将他最终的堕落同悲剧性的命运和残酷的社会环境联系在了一起，从而为这一人物走向“恶”的道路寻找到了合法性依据。当然这一依据不是指小丑最终走向邪恶道路是合理的，而是说小丑这一角色的最终选择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他命运发展的必然性和角色本身所具有的代表意义。当然，作为商业文本，小丑的选择还具有可商榷的余地，但是若套用社会决定论的观念，他是否也是一个在文本中极端的社会环境中所产生的具有悲剧意义的人呢？

最后，创作者使小丑这一角色具有了普遍的象征性意义。实际上小丑这一人物在当下的时间节点出现，与其说是商业浪潮的催动，不如说和社会文化的发展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并不是商业体系本身创造了这个人物形象，而是市场导向，也就是消费群体在社会现实中真实感触到了这样的生活特质，才希望在艺术作品中同样看到这样一个人物，如此贴近于接受者的真实苦难，又可以做出接受者多不能做出却在一定程度上向往的选择。

二、商业系列创作视野的剥离

艺术本身对扩大自身的影响对象有着天然的需求，它总是要尽可能地对大众产生广泛的影响，才能最终形成自身的价值建构。但是另一方面，如果艺术作品在创作的过程中过于迎合大众的审美，那么这种创作的审美意义极有可能遭到贬损。如果不考虑商业因素，似乎《小丑》这部电影中的众多创作元素都变得不再具有实际的意义，但是我们并不是试图对这部电影从艺术的角度和标准来进行评价，而是试图抽离其中不必要的系列创作遗留下的文本内容，再反观这部电影作品所取得的成功。

离开了迎合消费群体的这一视野，甚至从电影文本中排除掉所有与系列商业电影有关的叙事部分，《小丑》这部电影与我们之前所讨论的底层写作之间有着极其相似的部分。首先对于身份来说，主人公的身份分别为社会性的底层人身份与家庭性的弃儿身份。前一种身份在很大程度上来说似乎是可以忍受的，在抗拒这一身份时，主人公所表现出来的仅仅是希望得到倾听。在一身份逐渐清晰地呈现在他的生活面前时，主人公所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回避与坚持。不论是被殴打还是被辞退他都依旧有所希望。但是当他的家庭性的身份被逐渐揭示出来之后，他的个体生活建构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不仅仅是父亲的缺位，甚至连自己一直以来遭受折磨的疾病都是至亲所带来的，这让主人公彻底失去对生活的信心。当然不能忽视的是，在《小丑》这部电影中，主人公一直都是父权的寻求者，在情感父权缺位的情况下，他甚至还将自己的偶像想象为精神父权，并且在彻底走向社会的对立面之后，首先杀死了自己的精神父亲，这在事实上构成了自我生活权威的建构，也由此小丑成为彻底掌控自我生活的主体，虽然这种主体的存在还不具有合法意义。

其次对于空间的问题来说，虽然主人公所在的城市空间一直都没有改变，但是围绕着文本中的四次杀人事件，实际上主人公完成了一次空间的迁移。在杀害母亲之后，小丑实际上摆脱了家庭空间的束缚。第一次用枪时，枪不小心走火让他非常担心和忐忑，但是在杀害自己工作上的同事时，他反而表现得自然和从容。对于他来说，住所的概念已经同家庭的这一观念一道遭到了解构，甚至不再具有之前的意义。也就是说，随着空间概念的逐渐消失，小丑已经完成了自我意义上的完全解放，而潜藏在这一解放过程中的四次谋杀则是一个心理变化的完成链条，他从谋杀韦氏集团的几名员工开始到以谋杀脱口秀主持人告终，文本就一直在为他的全部罪行提供可理解的合法性依据，并且这些合法性依据全部来自社会外部的价值缺失，比如韦氏集团的几名员工社会上的评价很高，实则于私德有亏；母亲和同事更不必待言，都是导致主人公最终生活不幸的重要人物；而脱口秀主持人则更是一位上层人士价值观念的代言人，整个节目中的受众都是所谓的“肉食者”，谋杀这个人物更像是对尸位素餐者的彻底宣战。这四次谋杀归结起来就是小丑对之前来自社会的压抑进行的反抗，这些受害者都带有鲜明的社会和情感身份，同时又都与小丑所生活的乌托邦城市有着密切的联系。

这两个角度实际上为接受者构建了一个鲜明的阶层对立，小丑更像是一个窗口，当陌生人都戴上他的面具、以他为英雄时，实际上是一个阶层向另一个阶层的抗议，只不过这种抗议的宣泄渠道是暴力和犯罪。但事实上，如果跳出艺术的视角，仅仅看这部电影所建构的现实逻辑，那么文本中的这种情况或许也并不是危言耸听，这种源自底层的反抗似乎在大多数资本主导的社会环境中都会爆发。

三、电影表达目的的模糊化倾向

不论是按照商业创作的潮流来理解这部电影，还是以底层文学的视角将商业因素从文本上剥离，《小丑》这部电影都切中了当代社会的痛点。这种直指当下社会心理症结的文本创作，甚至不惜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文本最开始创作的目的，以至于并没有真正意义上成为商业化浪潮下的“爽片”。但是这也在另一个角度上说明了这部电影的成功，它虽然来自商业创作的潮流，但是并不是仅仅以完成商业的市场化目标作为自己创作的目的。

从互文的角度上来看，《小丑》这部电影在叙事上完成了系列电影的任务。从前作《蝙蝠侠》系列来看，之前的小丑这一角色一直缺少一种真实的人物背景，诺兰在电影文本中给出的解决方案是为小丑提供若干版本“编造”的生活经历，这些经历充满苦难，实际上可以看出诺兰对这一角色之所以会成为反面角色还抱有同情。这种心情在《小丑》这部电影中得到了落实，小丑这一人物所患有的精神障碍也一并给出了准确的原因。这种“落实”并没有破坏这一任务所具有的神秘感，而是将小丑所经历的困难直观地表现了出来，为他在后来所进行的一系列疯狂的犯罪活动和他对蝙蝠侠深深地厌恶都提供了可信的叙事背景。

从文本意义的角度上来看，《小丑》这部电影也准确反映了文学与现实之间强烈的互动关系，艺术作品以解决现实问题、反映现实生活为目的创作，《小丑》这部作品通过在叙事上为人物的行为提供合法性依据，还在比较血腥暴力的叙事过程中一并解决了人物个人的自我认识问题，虽然这种自我的确认从结果上来看并不符合当前的道德观念和法律观念。这在另一个侧面也说明了《小丑》这部电影在创作时并没有真正意义上明确出一个叙事的目的，但它所表达的实际上更加丰富和多元，反而走出了商业的窠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