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瑞利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 艺术学院，重庆 401524)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纪录片产业发展扶持力度的加大，特别是进入新时代，新媒体技术突飞猛进，互联网也逐渐地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新媒体的助力下，纪录片制作的准入门槛降低，创作主体多元化，传播渠道变宽。以此，中国纪录片再次焕发生机，蓬勃发展，长、短纪录片都涌现出了诸多“现象级”作品。但是，开宗立派于21世纪初且在短短数年间便已备受瞩目的“渝派”纪录片却偃旗息鼓，鲜有佳作。包括其所依赖的重庆电视台新科教频道，虽然几次改版，但基本上没有了完整意义上的纪录片栏目(节目)。在如此的发展困境下，“渝派”纪录片创作主体积极突围，于2015年推出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大后方》，又相继拍摄制作《西南联大》《城门几丈高》，站在影视史学的角度构建了“渝派”历史文献纪录片新的创作高度，让“渝派”纪录片再被热议和聚焦。更难能可贵的是，新时代的“渝派”历史文献纪录片在创作过程中的影视史学立场最终缀结成记录、还原、研究、传播历史的历史文献价值，实现了其在历史层面上的文本化功效。

一、新时代“渝派”历史文献纪录片“影视史学”的立场体现

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海登·怀特于20世纪80年代创生出“historiophoty”这个单词，提出“影视史学”的概念。历经多年研究和发展，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解读、表达和观点。至今，虽然影视史学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明确的界定，但毋庸置疑的是，“影视史学”是历史与影视相结合的一个产物，是用影像传达历史，也包括用影视表达对历史的见解。所以，历史事实是“影视史学”的原则和基础，这和纪录片的真实的属性虽然是一致的，但纪录片在记录真实、还原真实的创作过程中，“主观表达”“主观倾向”实也不能避免，于是，对于纪录片的“真实”的认知也一直备受争议和探讨。在创作的过程中，更是时常因为纪录片作品形态的不断推新而引发诸多关于纪录片概念的探讨。但是，历史文献纪录片因其资料的汇编、历史的主题表达等，和历史及历史学扭结紧密，更彰显出其创作的真实性，是影视作品和历史研究都异常关注和重视的形态。

重庆电视台科教频道于2007年左右改版。频道当时的负责人、著名的纪录片导演雷卫，提出了“渝派”纪录片的概念。即，“渝派”纪录片是以生活在重庆的纪录片人为创作主体拍摄制作的以重庆地域文化为主要内容的纪录片作品。由此，“渝派”纪录片树立了自己的旗帜，创作出的一大批优秀的作品，比如，《巴人之谜》《考古之谜》《进城》《陈小梅》《毛毛的细雨》等，在历史题材、现实主义题材等方面都显现出了其独特的美学特质，更彰显了“渝派”纪录片创作主体“生于斯、长于斯”的责任担当和人文情怀，备受瞩目。但随着媒介市场化的深入和纪录片产业的快速发展，重庆电视台新科教频道虽几次再改版，依然没有探索出“渝派”纪录片在新时代的突围路径，佳作鲜见，整体发展态势疲弱式微，甚至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直至2015年，“渝派”纪录片献礼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推出历史文献纪录片《大后方》，再掀“渝派”纪录片的热议和聚焦。其后，“渝派”纪录片创作主体又于2018年推出历史文献纪录片《西南联大》、2019年推出历史文献纪录片《城门几丈高》，同样备受关注和好评如潮。而梳理其创作过程，“渝派”历史文献纪录片在新时代的创作突围中的重要法门则是“影视史学”的立场，是站在历史角度、深耕历史内容以传达历史及对历史的见解的态度及担当。

比如，2015年8月，“渝派”历史文献纪录片《大后方》首播。而与同是以抗日战争为主题的同类型的纪录片相比，《大后方》将宏大的历史书写融于汽油怎么运输、物资如何转移、教育如何进行、伤员如何护理等微观历史叙事，注重大历史背景下个体的经历抉择和情感体验，秉承的是当下历史书写转型的史学观。同时，该作品在筹拍和拍摄过程中都夯实了历史研究的基础，出现在片尾字幕中的学术专家顾问足有20人，而片子当中采访到的相关研究人员更都是领域内的顶尖学者。在主创人员中，总导演、总制片人徐蓓作为“渝派”纪录片创作主体的骨干力量，有着十几年的纪录片拍摄经验和英国剑桥大学人类学的留学经历，其拍摄的现实主义题材纪录片《进城》在国内外广受好评；分集编导更是在专家学者的指导下，广泛查找文献，认真研读史料，深挖历史史实，并在此基础之上，反复斟酌和调整修改拍摄提纲及文案、解说，充分体现了严谨的治史方法和态度。而且，文献历史纪录片因其资料的汇编特征，除却资料的真实性外，寻找和挖掘稀有的、罕见的、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就成了作品创作的关键。《大后方》在创作伊始，主创团队就远赴美国、英国等图书馆、资料馆寻觅相关素材资料。据创作团队介绍，“有一些珍贵的照片，我们还是到当事人后代家中，在原片上扫描得来的。许多珍贵的影像资料此次是第一次面世，非常难得”。由此，《大后方》在播出后，收视(点击量)喜人。特别是在腾讯视频上同步播出后，《大后方》是同一年当中，同题材的纪录片在新媒体上点击量最高的作品，且在国内各大纪录片节(展)上，斩获多项荣誉，这与其“影视史学”立场不无关系。

同样的，几乎是原班创作团队打造的《西南联大》《城门几丈高》在创作主题、创作理念、创作方法上依然延续《大后方》式的“影视史学”立场。比如，2018年11月，历史文献纪录片《西南联大》亮相荧屏，献礼西南联大在云南建校80周年。《西南联大》虽然是由云南省委宣传部、中央新影集团联合出品，拍摄记录的又是西南联大在云南的筹建及当时师生的生活，但主创团队依旧是“渝派”纪录片的主创们，总导演依旧是“渝派”纪录片著名导演徐蓓，从“渝派”纪录片的外延来看，《西南联大》也是“渝派”历史文献纪录片中的代表性作品。而且，《西南联大》在5集、每集50分钟的体量里，延续《大后方》的创作理念及手法，作品运用了大量的日记、文章以及健在的西南联大学子的口述等。由此，在个体生命经历、成长记忆及情感回味中，《西南联大》描绘出了抗战时期的中国的教育、文化、思想的面貌，也是典型的宏大历史表达转向微观历史叙事的“史学”书写观，注重的是个体史、生活史、社会史的开掘和深挖。而且，在历时两年的拍摄中，主创团队也是走遍中国、美国、新加坡等国家、地区的档案馆、图书馆等，寻找罕见的、稀有的、珍贵的、首次公开的一手影像、图片、日记、文章等，一大批熟悉的各领域的大师的名字及其特殊时段的特殊经历娓娓道来，不仅令人感叹、动容，又十分生动、有趣，展现了抗战时期的精神力量，豆瓣评分也高达9.4分；2019年9月，《城门几丈高》首播。作品共5集，每集50分钟。作品以“城门”作为切口，立体展现了重庆这座城市百年的近现代化历程，从经济、文化、建筑、历史中探究重庆这座城市在历史中的基因突变，并以此考察的是整个中国的近现代史。而且，为了再现百年重庆的老影像，在历时四年的拍摄制作中，创作团队依然走遍了美国、英国等国家的图书馆、档案馆。不仅如此，想方设法地专门从个人、机构等广泛而又细致地收集素材资料，比如，在英国采访当时来到重庆的英国商人、船长等人士的后代等。也同样十分注重集结国内外相关领域的学者专家们，构建坚实的学术团队及观点的支撑。同年，《城门几丈高》入围了2019年度中国最具影响力十大纪录片。

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影视史学秉承的是历史真实，必须以史料和史实为基础，尊重历史事实。由此，进入新时代，“渝派”纪录片在积极突围的困境中，历史文献纪录片的创作上大放异彩，广受好评，而其创作题材、创作理念、创作方法无一不是站在影视史学的高度对历史的观照，是纪录片在影视史学上的践行，从而，打造出了新时代“渝派”历史文献纪录片的底色，也铸就了新时代“渝派”纪录片的辉煌。

二、影视史学立场下“渝派”历史文献纪录片的功效

进入新时代，“渝派”历史文献纪录片站在影视史学的立场，秉承历史书写观和学术研究态度，创作了《大后方》《西南联大》《城门几丈高》等精品，显现出其独特的历史品质，使处于发展困境中的“渝派”纪录片有所突围。而更不能忽视的是，随着纪录片作品的热播，新时代“渝派”历史文献纪录片对还原历史、研究历史、传播历史的功效显著。

众所周知，中国历史悠久绵长，而且，中国又是世界上鲜有的几千年发展历史不间断的被记录的国家。从有记载和实物可以查询，在记录历史的过程中，龟甲、丝竹、棉帛、纸张等都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地充当过记录的载体。随着影视艺术的诞生和发展，影视以其可视、可听、直观、生动的特质在各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历史也迅速地和影视相结合，一方面，影视借助历史资源拓展创作的题材；另一方面，随着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的创作和传播，历史也被呈现、挖掘、还原和得以更广泛地被关注。在如此的扭结中，不能忽视的是历史的真相，特别是虚构的影视作品往往对历史的歪曲和误解。而纪录片，特别是历史文献纪录片，因为真实、客观的本质属性，在记录历史、还原历史上尤为被重视。

重庆，襟带嘉陵江、长江，自然气候、景观独特。同时，重庆历史文化鲜明，比如，巴渝文化、码头文化、抗战文化、饮食文化等家喻户晓。而通过纪录片的传播，这些历史文化得以更全面的记录和还原，甚至得到更进一步的挖掘。比如，《大后方》记录和还原的是以重庆为核心的大后方的抗日战争，更是首次将镜头对准抗战中的“大后方”，通过深耕历史内容，《大后方》这个影像文本“弥补了历史的缺失，扭正了历史的认知”，肯定了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西南联大》虽然没有直接展现重庆的历史，但从西南联大筹建、搬迁到师生正常教学、生活，都是抗战时期中国教育、思想、文化的展现和映射，更何况，从地域上看，当时的云南也是中国抗战大后方的重要一隅。作为献礼片，作为历史文献纪录片，回顾了历史，更让人们感受到了战争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和精神。《城门几丈高》讲述重庆的开埠史，在百年影像资料与现代画面的无缝交切中，描绘出重庆的变迁和近现代发展的画卷，考察的又是中国近现代历程。由此，人们对重庆这种城市的认识和对近现代历史的认识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从史学角度来看，近年来，随着历史学科的日渐成熟和对历史研究、考证的逐渐深入，历史学科对历史的研究考证，在宏大历史叙事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个人史、生活史、社会史的开掘。《大后方》《西南联大》《城门几丈高》秉承史学观念，在作品的结构和叙事上都避免宏大历史的广泛梳理，而是注重故事化手法下个体的经历、抉择及情感体验。如此一来，传统历史文献纪录片因为资料汇编而往往导致的审美下降得到突破和缓解。比如，《西南联大》在网络播放过程中，弹幕不断地发出热烈的评语，“泪目”“爆哭”“风华绝代”“我再没有理由颓废了”“沉闷的历史会这么好看”。而且，从影视艺术创作的角度，为了提高历史文献纪录片在视听审美上的吸引力，新时代的“渝派”历史文献纪录片在对过往的历史进行再现时，根据作品内容和风格定位，在视觉元素上都采取了不同形式的特技处理，《大后方》在史料基础上绘制了大量的路线图，《西南联大》插入了大量的水墨画，《城门几丈高》也有电脑绘制的路线图等，形象、生动、直观的同时，更填补了作品在创作过程中资料素材欠缺的空白。在听觉元素上，音乐又是一大亮点，《西南联大》以钢琴、小提琴、大提琴等为主要乐器，在歌曲上采用的多是改编。比如，第2集结尾中出现的《也许》，本来是闻一多给女儿写的葬歌；第3集中的《未央歌》，原本就是受小说创作影响而作等；《城门几丈高》中的配乐也有着重庆民歌或历史的底蕴基础，其中《重庆歌》在重庆家喻户晓，“城门城门几丈高，城门三十六丈高”的《城门谣》朗朗上口，《拆堂歌》是从书籍中找到的重庆本土的一首婚嫁民歌等，增强了作品的艺术特色和审美。在推广平台的选择上，三部片子紧跟时代脚步，加强与新媒体互联网的合作，比如，《大后方》《西南联大》在腾讯视频上推出，《城门几丈高》在优酷视频上推出，极大地拓展了传播渠道，拓宽了受众群体范围，助力了历史文献纪录片的传播，也助力了历史的还原、再现，更是唤起了民族共同的记忆，是新时代纪录片“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体现。

同时，自格里尔逊第一个给纪录片下定义，纪录片就具有“文献价值”。“渝派”历史文献纪录片《大后方》《西南联大》《城门几丈高》都以学术研究的态度进行拍摄，都不同程度地到英国、美国的图书馆、资料馆等收集相关素材资料外，还到个人家中、机构等找寻日记、照片，很多珍贵的、罕见的、首次公开的影像资料也都呈现于作品之中，使得纪录片文本本身就成了对于相关历史进行研究时可参考的重要文献资料之一。比如，《大后方》中有大量的影像素材是当时的外国纪录片人在中国拍摄的纪录影像。纪录片《西南联大》的问世填补了影像文献的残缺，这正是其突出的文献价值所在。而且，根据题材内容，新时代的“渝派”历史文献纪录片中都有大量的历史当事人或当事人后代以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的口述、访谈，这无疑又是对历史的抢救式保护，《大后方》中采访到大轰炸的亲历者已90多岁高龄；《西南联大》采访到的当年的西南联大的学子也大多90多岁，甚至百岁高龄，他们对当时发生的事的口述，无疑是对宏大历史的更全面的补充和印证，对历史的研究、考证和还原弥足珍贵。而且，相较于已有的文献资料，这样的文献更是直接的、原生态的保持。

结 语

纪录片犹如国家的相册和时代的镜子，记录社会、还原历史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和担当。进入新时代，随着国家相关政策的扶持以及新媒体技术的提高，纪录片蓬勃发展，彰显了文化自信，助力了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影视史学自20世纪被提出，就受到历史学和影视学的广泛关注。历史文献纪录片因主题的历史性、资料的汇编形式等特征，直接发挥着历史记忆再现和历史研究的文献性价值，以史为鉴，在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怀唤醒上举足轻重。在历史文献纪录片创作的过程中更是需要尊重历史事实，秉承严谨的史学观，这和历史研究的史学方法、观念不谋而合。“渝派”历史文献纪录片在新时代的突围中，站在影视史学的高度和立场，创作出了备受肯定的精品佳作，成为中国历史文献纪录片中的亮点，再掀“渝派”纪录片的辉煌。而随着纪录片的传播，其文本反向观照历史，在还原历史、研究历史、传播历史等方面的功效显著，这也是中国纪录片的社会责任和使命担当，值得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