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明清易代之际，江南地区的众多士人沦为了贰臣。围绕着士人品性，降清贰臣勉力消解毁名失节带来的重重舆论压力，却遭到了故明遗民的有力反制。入清后的贰臣，宦途上多有浮沉，而清廷当政者则利用编纂《贰臣传》的契机，将其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细读贰臣诗词，表现出了人生起伏中向往田居生活的归隐之志，伫立回望易鼎时错误选择的深深忏悔，贬谪荒凉边塞后割舍不去对故乡的无尽思念，呈现出了颇为复杂的心境。通过舆论角力、宦海浮沉、心境剖解的多重解读，对江南降清贰臣突围与沦陷的理解将会更加深刻全面。

[关键词]降清贰臣;舆论角力;宦海浮沉;心境剖解;突围与沦陷

[基金项目]2020年中国艺术研究院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为道·为学·为艺：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关怀与人生实践”（2020-2-32）。

[作者简介]彭志（1990-），男，文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100029）。

在甲申（1644）这风云突变、山河板荡的一年，江南士人不论主观意愿的喜恶，最终都被推到了不得不在故明和清廷两者间作出艰难抉择的境况。生活在京师的江南士人的出处心理最为挣扎，概因京师是残存故明、崛起清廷及李自成部农民军等多重势力的交汇之处。在明清易鼎之前所生活的土地，倏忽之间就成了记忆中的故国，而刚刚攻入京师不久且尚未站稳脚跟的李自成部农民军很快便被势力更为强劲的清廷赶跑。城头不断变幻的大王旗，使得不少身处京师的江南士人成为了贰臣，甚至不乏有在故明、李自成政权及清廷都曾谋过职的善于变色者。明清易代之际被粘贴上的贰臣标签，将会成为江南士人生命中永远也涂抹不掉的底色，并且在其生前身后都会形成日益强大的舆论压力，无处不在，无时不在，难以逃脱。对降清贰臣的指摘渐渐演变成了影响宦途浮沉的重要因素，背负沉重的贰臣身份，日益逼仄的政治境遇，都会切实影响到贰臣的诗歌书写，而这也是亟待进一步观照、剖解的面相。

一、角力：贰臣消解舆论與明遗民的反制

入清之后的贰臣面临着极为强烈的舆论压力，心恋故明旧君的前朝遗民不断指斥着贰臣在易代之际的变节叛国，更为可怖的是，随着清廷逐渐荡平各处的抗清势力，曾经被重用的贰臣也日益面临着来自于清廷当政者的士人品性评骘。己方阵营与对立群体的双重挤压，让贰臣苦不堪言，更加激发了他们不断回想起儒家文化对士人出处的严格要求。明清易代之际做出的政治选择已既成事实，为纾解沉沉笼罩下的舆论压力，作为贰臣的当事人，尝试着从各个层面去消解这一身份强加而来的巨大道德规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降清贰臣巧妙运用其在朝野的权势，主动给故明遗民提供生活援助及政治保护，以此方式来缓和不同政治身份间的对抗程度，如官至兵部尚书的洪承畴勉力救助明末高僧函可，累官礼部尚书的龚鼎孳为积极反清的傅山开脱罪责等。其二，降清贰臣在新朝政坛掌握话语权之后，不断地举荐遁迹山野的故明遗民，以此方式模糊不同政治身份之间的分野，如累官秘书院大学士的陈名夏多次推荐“明末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抱持反清复明心志的阎尔梅接受清廷的招用等。其三，以诗词不断地书写身为贰臣的无可奈何，为易鼎之际的选择寻找各种不得不为的理由，在深深忏悔和不断自赎中冀望于得到世人的谅解，如吴伟业《银泉山》“玉椀珠襦散草间，云是先朝郑妃墓”

[清]吴伟业著，李学颖集评标校：《吴梅村全集》卷1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03页。]，在吟咏郑贵妃陵寝荒芜之状中发抒黍离之思，钱谦益《病榻消寒杂咏·其十七》“桃叶春流亡国恨，槐花秋踏故宫烟”[严志雄：《钱谦益〈病榻消寒杂咏〉论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第295页。]，在天宝之乱与明末板荡的对举中慨叹亡国之悲。通过不同的路径尝试，降清贰臣勉力消解社会舆论对其易代之际失节的斥责。

围绕着贰臣这一异常敏感的政治身份，作为当事人的贰臣虽然尝试着消解政治身份属性，但往往在根深蒂固的节义品行观面前难有大的突围，故明遗民奋起反抗，以便紧握对士人品性评骘的主动权。在舆情视域下，降清贰臣与故明遗民针锋相对，在社会舆论的战场上彼此角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故明遗民虽然表面上并不拒绝和降清贰臣的日常交往，但颇为吊诡的是，故明遗民的诗文集里会刻意地将和降清贰臣唱和的诗词删削掉，而在贰臣的诗文集里，这些唱和之作却大多得以保留。顾炎武与曹溶的交游便是反映上揭情况的典型案例，在贰臣曹溶的《静惕堂诗集》里，可以找到多首和顾炎武曾有过交集的诗作，如《答顾宁人》《送顾宁人游五台》《怀顾宁人游秦二首》等，但在顾炎武的别集中却较难寻觅到其曾与曹溶交往过的痕迹。基于此，故明遗民和降清贰臣的交往，存在着较为不平衡的特征。其二，降清贰臣所书写的序言之类，在故明遗民椠版的图书中往往会被有意涂抹，以尽力掩盖、消除和贰臣有过往来的痕迹。钱谦益作为清初诗坛、文坛巨擘，在世时曾为很多士人的别集都做过序，但当钱谦益被乾隆帝划归为“居心行事，尤不可问”[[清]庆桂等编纂，左步青校点：《国朝宫史续编》卷88，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859页。]的大节有亏且不足齿于人类者后，其在清初所撰写的众多序言便遭遇了上述被刻意涂抹的命运。其三，故明遗民与降清贰臣的绝交之潮盛行，带有较为强烈的耻与为伍的意味。清顺治四年（1647），宋徵舆考中进士后的返家途中，便遭遇到了抗清义士夏完淳的肆意讥讽，《毗陵遇辕文》载“宋生裘马客，慷慨故人心。有憾留天地，为君问古今。风尘非昔友，湖海变知音。洒尽穷途泪，关河雨雪深。”[明]夏完淳：《夏完淳集》卷4，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95页。]道不同难相为谋的表达已非常清晰。钱谦益在南京迎降之后，便有江南士人托名无名氏作七律题壁诗《嘲钱谦益诗》：“入洛纷纭意太浓，莼鲈此日又相逢。黑头蚤已羞江总，青史何曾借蔡邕。昔去尚宽沉白马，今来应悔卖卢龙。可怜折尽章台柳，日暮东风怨阿侬。”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明遗民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245页。]对钱谦益易代之际的出处行为极尽挖苦之语，传闻钱谦益在游览虎丘时见到这首诗后“不怿者久之”[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539页。]。藉此可见，面对降清贰臣消解舆论的努力，故明遗民颇为自觉地进行着策略上的反制。

以上所述种种角力，还仅仅就降清贰臣尚在人世时所不得不面临的巨大舆论压力而论，即使他们死后，游荡的灵魂仍然得不到片刻安宁，这种易鼎之际的品行污点如影随形地挥之不去，无论是生前，还是身后，都将会时时刻刻地鞭打着贰臣。后代的修史者更会使用他们手中书写历史的权力，将降清贰臣在易代之际的种种失节言行详细地在史书中记录、呈现，成为献上祭坛供众人唾弃、批判的标靶。而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正月，由弘历亲自发动的针对降清贰臣的品德评骘运动在敕编《胜朝殉节诸臣录》的映衬下更是登峰造极。一方面是对那些为明朝“仗节死义者”的褒扬立传，另一方面是删削、禁毁身仕二朝且不能死节者的著述流播，两相对照，将这些在清初立下赫赫文治武功的贰臣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在明已登仕版，又复身仕本朝，其人既不足齿，其言不当复存，自应概从删削。盖崇奖忠贞，即所以风励臣节也。”“今事后平情而论，若而人者，皆以胜国臣僚，乃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授命，辄复畏死倖生，腼颜降附，岂得复谓之完人？”[《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789，清嘉庆十八年（1813）内府刊本，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由人品高低判断文品优劣是一直以来秉持的标准，为了推崇臣僚对君主的绝对忠诚，抹杀贰臣在清初统一中发挥的重要作用，颇有一些过河拆桥、秋后算账的强烈意味。

二、浮沉：《贰臣传》的编纂与宦途遭际

乾隆四十一年（1776）十二月，弘历帝诏告国史馆修纂《贰臣传》，“今为准情酌理，自应于国史内另立《贰臣传》一门，将诸臣仕明及仕本朝各事迹，据实直书，使不能纤微隐饰，即所谓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者……为万世臣子植纲常，即以是示彰瘅。昨岁已加谥胜国死事诸臣，其幽光既为阐发，而斧钺之诛不宜偏废。此《贰臣传》之不可不核定于此时，以补前世史传所未及也。”[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356“谕内阁著国史馆总裁于国史内另立《贰臣传》一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559页。]降清贰臣生前最为忌讳的评骘易鼎之际士人品性，却被乾隆帝特意命令史官写进史书，这种盖棺论定实乃是对降清贰臣在甲申之际投诚行为的莫大讽刺。

国史馆缮本《贰臣传》十二卷，分甲、乙两编，[国史馆缮本：《贰臣传》，都城琉璃厂半松居士排字本，国家图书馆藏。]在降清贰臣群体中再根据品行优劣、贡献高低分门别类。如果不把附传统计在内，则《贰臣传》共著录了120位贰臣，其中苏州、无锡、常州、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及太仓州为代表的江南地区共有7位，分别是卷六“曹溶”、卷八“金之俊”、卷九“吴伟业”和“陈之遴”、卷十“钱谦益”、卷十一“陈名夏”、卷十二“方大猷”。这7位皆是明清易鼎之际降清贰臣群体中的重量级人物，其入清之后，多有宦途浮沉，可视作是贰臣在新朝遭际的缩影。

曹溶（1613-1685），字洁躬，号秋岳，秀水（今浙江嘉兴）人。明崇祯十年（1637）进士，官御史。明亡，事李自成政权。清顺治元年（1644）五月，投诚降清，官仍原职。六月，授顺天學政。二年（1645）冬，回御史任。三年（1646）二月，充会试监试官。三月，迁太仆寺少卿。“溶任学政时所举充贡监，有曾于明季袭世职及中武举者。至是，事觉，坐失察，降二级调用。寻复以选拔贡生逾额，革职回籍。”[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78，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6492页。]十年（1653），复原官。十一年（1654），授太常寺少卿，寻迁左通政。十二年（1655），擢户部右侍郎。九月，授广东布政使。十三年（1656），京察其举动轻浮，以浮躁例降一级，任山西阳和道。康熙三年（1664），裁缺归里。康熙十七年（1678），以丁忧未赴博学鸿儒。十九年（1680），因服尚未满，未赴明史馆。著有《静惕堂诗词集》等。

金之俊（1594-1670），字彦章，号岂凡，江南吴江（今江苏苏州）人。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官至兵部右侍郎。清顺治元年（1644），降清，仍原官。二年（1645）七月，调吏部右侍郎。五年（1648），擢工部尚书。六年（1649），加太子太保。八年（1651），迁兵部尚书，晋少保，兼太子太保。十年（1653）正月，调都察院左都御史。“会与大学士陈名夏等议革职总兵任珍罪，之俊坐党附，论死。奉旨，从宽削加衔，罚俸一年。”[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79，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6530页。]寻迁吏部尚书。十一月，授国史院大学士，十二月，充会试主考官。十五年（1658）九月，任中和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十六年（1659）二月，加太保兼太子太师。十七年（1660），加太傅。十八年（1661），授秘书院大学士。康熙元年（1662），多次以衰老乞休，终得偿所愿回籍致仕。著有《金文通公集》《息斋集》等。

吴伟业（1609-1672），字骏公，号梅村，江南太仓（今江苏昆山）人。明崇祯四年（1631）榜眼，授编修。八年（1635），充东宫讲读官，又迁南京国子监司业，转左庶子。南明福王时，授少詹事。入清后，两江总督马国柱、吏部侍郎孙承泽、大学士冯铨都曾荐举过吴伟业。顺治十一年（1654），诏授秘书、侍讲。十二年（1655），充纂修官。十三年（1656），迁国子监祭酒。寻丁母忧，归里不出。著有《梅村家藏稿》等。

陈之遴（1605-1666），字彦升，号素庵，浙江海宁人。明崇祯四年（1637）进士，授编修，迁中允。清顺治二年（1645），降清，授秘书院侍读学士。五年（1648），迁礼部右侍郎。六年（1649），恩诏加都察院右都御史。八年（1651），擢礼部尚书，寻加太子太保。九年（1652），授弘文院大学士。十年（1653），因“李应试案”牵连，调任户部尚书。“会与名夏等集议革职总兵任珍罪状，与同官两议，得旨责问，复以支饰欺朦，论死，诏从宽削官衔二级、罚俸一年，仍供原职。”[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79，第6570-6571页。]十二年（1655）二月，复授弘文院大学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十三年（1656），因左都御史魏裔介、给事中王祯劾奏，以原官发辽阳居住，是年冬，令回京入旗。十五年（1658），因贿赂内监吴良辅，革职流徙盛京，家产籍没。著有《浮云集》等。

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尚湖，又号牧斋，江南常熟（今江苏常熟）人。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天启元年（1621），充浙江乡试正考官。五年（1625），因列名《东林党人同志录》，被御史陈以瑞疏劾，罢归。崇祯元年（1628），起官，寻擢詹事、礼部侍郎，后夺俸褫职，坐杖论赎。十年（1637），削籍归。南明福王立，为礼部尚书。清顺治二年（1645）五月，在南京迎降。三年（1646）正月，以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充修《明史》副总裁。五年（1648），因“黄毓祺案”牵连，被逮讯，后得释。著有《初学集》《有学集》《投笔集》等。

陈名夏（1610-1654），字百史，号芝山，江南溧阳（今江苏溧阳）人。明崇祯十六年（1643）进士，官翰林修撰，兼户、兵二科都给事中。曾降附李自成政权。清顺治二年（1645）七月，投诚，复原官，旋擢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五年（1648），任吏部尚书，寻加太子太保。八年（1651），授弘文院大学士，晋少保兼太子太保。九年（1652），以党附罪，“解院任，给俸如故，发正黄旗下，与闲散人随朝”[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79，第6614页。]。十年（1653），复补秘书院大学士，署吏部尚书。后因“任珍案”牵连，削官衔二级，罚俸一年，仍供原职。十一年（1654），因大学士宁完我劾奏，被处绞。著有《石云居集》等。

方大猷（1597-？），字欧虞，号崦蓝，乌程（今浙江湖州）人。明崇祯十年（1637）进士，官直隶井陉道。曾降附李自成政权。清顺治元年（1644）五月，投诚，授盐运道。七月，擢山东巡抚。二年（1645）二月，因给事中韩源劾奏，从宽降调。六月，授密云兵备道。九月，调河南管河道。八年（1651）二月，以按察使衔，仍管河务，后削衔留任。十三年（1656），因科敛婪取之罪，被革职论绞，坐狱死。著有《涂鸦词》等。

从以上江南地区的七位贰臣入清后的宦途履历来看，无论是主动投诚者，还是被迫出仕者，大多都逃脱不了遭逢宦海浮沉的命运。轻者，被罚俸降级;重者，被流放处绞。作为两截人、三截人，遭受着来自于新朝君主不信任及故国遗民不认同的双重困局，而这一切都可归结到易鼎之际成为贰臣的选择。七人中，宦途顺利者为金之俊，因牵涉“任珍案”，仅被削加衔和罚俸一年，为官时，多次向顺治帝引疾乞休，也得到了顺治帝的多次挽留，留下了君臣情感双向互动的生动图景，其诗文结集在自序之前更是有钱谦益、陈名夏、王铎、胡世安、吕宫、程芳朝、岳暎斗共七人的序言，[[清]金之俊：《金文通公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51-269页。]可见其作为贰臣在清廷的为官生涯基本上得到了善终。宦途悲惨者如方大猷，在为官时，先后被从宽降调、削衔留任，直至革职论绞，在狱中死去。幡然悔悟者如吴伟业，居家时，因声望卓著，不断地被当朝的官员举荐，不得不出仕清廷，成为了令人不耻的贰臣，在清廷短暂为官三年之后，便借着丁母忧的契机，归里不出，以图洗刷这段难堪的经历。尴尬无比者如钱谦益，晚年冀望于通过暗中從事反清活动来弥补易代之际出城迎降的污点，但事与愿违，被乾隆帝单独拎出来作为批判的典型，其在明朝、南明、清初各种不光彩的事迹更是被非常详尽地在史书中予以记录、呈现。

三、剖解：贰臣诗词中对复杂心境的呈现

在易鼎之际倒向了新朝的贰臣，曾为清廷的统一大业贡献良多，但仍然挣脱不了多次遭逢宦海浮沉的命运，此般际遇，在降清贰臣的诗词中多有所反映。择选方大猷、陈之遴、陈名夏三人为观察的切入点，剖析降清贰臣的宦途心境。先看方大猷的《卖花声》二首。

卖花声

桑落酿初成。一曲新声。年来觞咏顿忘情。若到尽头无歇处，万念都清。何者是功名。宠辱如枰。殷勤佛子巧传灯。去住临难方解脱，直证无生。

矮屋盖新茅。墙短台高。庄家四五便相招。篱下黄花霜后叶，秋色堪描。堤外吼声骄。万里风涛。千钧苦担有人挑。且读南华经一卷，真个逍遥。[《全清词·顺康卷》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37页。]

方大猷共存词六首，分别是《南歌子》二首、《卖花声》二首、《满江红》二首，其中以《卖花声》二首抒发宦海浮沉之后的退隐之意最为真挚可感。方大猷曾先后供职于明朝、李自成政权、清廷，是被士林认为比贰臣更让人不齿的“三截人”。入清后，方大猷的为官之路并没有青云直上，而是多次遭受处罚，直至最后在狱中凄惨死去。在上引两首双调词中，都可轻易地感知到方大猷对宦海浮沉和功名宠辱的心灰意冷，在人生百转千回之后，他更向往的是归隐田园、悠游自适的生活。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首词中，方大猷为了纾解现实重重困境和内心煎熬挣扎，先后把希望投注到以皈依解脱为旨的佛门和以无为逍遥为意的道家。方大猷的遭际是此间清初贰臣的共同命运，出世退隐之志也常常见诸于笔端。

笼罩在降清贰臣心头始终挥之不去的另一层密布愁云，即是对易代之际毁名失节行为的深深忏悔。在陈之遴《浮云集》中便经常可以得见此类主题的诗词，如《冬夜》《冬日感兴》《冬日书怀同汉槎作》等，举《冬日书怀同汉槎作》为例。

冬日书怀同汉槎作

长空横断雁，故国杳双鱼。谁道颠连久，今方患难初。

名污轻性命，身废怨诗书。他日重携手，应连万死馀。[[清]陈之遴：《浮云集》卷5，《浮云集·拙政园诗馀·拙政园诗集》，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98页。]

诗题《冬日书怀同汉槎作》中的“汉槎”是指吴兆骞，因清顺治十四年（1657）丁酉科场案的牵累，遭遣戍宁古塔二十余年。而陈之遴则在顺治十五年（1658），因贿赂内监吴良辅的罪名，被革职流徙盛京，两人可谓同病相怜，此诗便是年冬在狱中所作。断雁，失群的孤雁，双鱼，指书信，首联写担忧冬日里落单的大雁如何找寻南去的路，故国山水迢迢，渺无踪影，感喟寄回去的书信如何才能送达亲人的手中。颔联写一生在宦途中颠簸辗转，遭受过无穷无尽的苦难。颈联追问此般命运的形成原因，归结为易代之际的失节为贰臣，以及被科举误了终身。尾联表达一己如果能够万难不死的话，便可和吴兆骞重逢携手。联想到陈之遴入清后在宦海中的跌宕起伏，以及时刻介怀的贰臣身份，在人生谷底时创作的这首诗读来情真意切，将降清贰臣共通性忏悔失节的心绪直观地呈现了出来。

因为流放东北苦寒之地的遭遇，让陈之遴对故乡海宁更加日夜思念，此类诗词有《秋日偶成》《秋日闻鹤》《秋日感怀》《一剪梅·偶成》等，择选其中的两首为例。

秋日感怀 其一

漫空木叶下龙沙，萧瑟孤城日易斜。三载樵渔长混迹，九秋霜露独思家。

平原忽过追风骑，古戍谁吹向月笳。醉眼不惊乡土异，依然篱菊放黄华。[[清]陈之遴：《浮云集》卷8，《浮云集·拙政园诗馀·拙政园诗集》，第169页。]

一剪梅 偶成

寒螀啼送一天愁。人自东流。水自西流。古人谁似我淹留。白老江州。苏老黄州。

半生沉梦醒浮沤。春兴妆楼。秋兴书楼。何时黄菊映归舟。扬子江头。西子湖头。[[清]陳之遴：《浮云集》卷12，《浮云集·拙政园诗馀·拙政园诗集》，第251-252页。]

《秋日感怀》共八首，这里的第一首主要是写陈之遴对故乡的无尽思念。流放在东北边塞的诗人，在树木纷纷叶落之时，被贬谪到边塞荒漠之地，触目所见的是狂风裹挟着沙尘，树叶漫空袭来，这与故乡江南所见景色迥然有别，不禁遥想起已经很多年没有踏入的故土了。诗中被冷色调的意象所笼罩，渲染了独在边关的罪臣对家乡的深深思恋。邓之诚曾评价陈之遴的诗：“其人不足道，而诗词则意捷语新，稍嫌才累。诗格颇似吴伟业。”[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顺治朝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559页。]独独拈出作诗时的用语、旨意、格调，可谓一语中的。《一剪梅·偶成》则继续书写被贬谪东北的愁苦和对故乡的思念。上阕以寒蝉啼鸣发抒愁绪，诉说被流放东北的遭际，白居易贬官江州，四年后终得召回;苏轼贬官黄州，十年后也得召回，而联想到一己，何时才能复归。下阕强化这种交融的情绪，感慨世事无常，心中所念惟有伴着扁舟，回到故乡。颇为遗憾的是，故乡成了陈之遴再也回不去的所在，最后死在了辽东尚阳堡。

另一位入清之后同样身居高位，却命运非常悲惨的是陈名夏，其在顺治朝曾官居吏部尚书、弘文院大学士、太子太保，最后却因党争，落得了个被处绞的结局。在陈名夏的《石云居诗集》里，可以读到更为丰富的主题表达，以及时时不忘自赎的情感世界。陈名夏曾两度失节，阿附过李自成政权，并主动投降了清廷，对此，他常常为一己的失节行为进行辩解，在《答卢紫房侍御》中自述了心迹：

都城既破，仆百计求死，而方密之密托以大事，中贵人则持泣会极门嘱以委曲存孤，仆遂收泪抑气，实不敢死。此同朝同官所共知见者，乃事既不果，碎心痛哭，无可如何……若仇不戴天，义不顾身，冒万死求一生，惟仆与项水心师、方密之实有同心，以故跳身而南。[[清]陈名夏：《石云居文集》卷15，《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42页。]

陈名夏将一己于明清易代之际没有选择杀身殉国归因于方以智密托要事及家人存孤的请求，并认为在亡国之时的表现和项煜、方以智实有同心。项煜在甲申巨变时，曾降附李自成，这一点与陈名夏相同，但方以智虽经百般拷打，却仍拒绝出仕大顺，两人选择判然有别，在陈之遴的视域中却是抱持同心，其出发点应是项煜、方以智虽然在易代之际的选择不同，但他们的心都归属于故明，两人都曾南归投奔弘光政权。而当陈名夏企图同样奔向弘光朝时，却在路途上听闻弘光帝正在整治曾投降过李自成政权的故明臣子，即所谓顺案，迫不得已只得再次北上降附清廷。虽然陈名夏和方以智在国变时选择的路不同，却因两人之间的姻亲关系，而有大量的诗文往来，如陈名夏《我昔行寄方密之》《桐山方密之》《怀方密之》《梦中读方密之书有诗觉而纪之》《闻密之南还适符夜梦喜而赋诗》等，举《传密之太史书兼读其寄我诗次韵·其一》为例解析。

传密之太史书兼读其寄我诗次韵 其一

天未传书雨雪深，泪痕重下短衣襟。首山仍是箕山节，东海终怜北海心。

稚子远行探虎穴，孤僧不死有人琴。当年太姥轻挥手，让尔流离蚤入林。[[清]陈名夏：《石云居诗集》卷2，《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201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673页。]

上引七律开篇即写因冬日雨雪的阻隔，翘首期盼很久之后才收到了方以智寄来的书信，而展卷细细读来，不禁泪水涌出，染湿衣襟。颔联用典，伯夷、叔齐在商亡后拒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唐尧时隐士许由、巢父退居箕山，在乱世中保全节操;东海，指代蹈海而不帝秦的鲁仲连;北海，指孙嵩，曾藏匿逃难避仇的赵岐，并全力举荐赵岐出仕。连缀使用的四个典故都涉及到了士人如何在乱世中自处的品行问题。颈联指的是顺治三年（1646）方以智的儿子方中履远赴粤地探望为了躲避征召而遁入佛门的父亲。尾联追述诗人和方以智在太姥山一别后，竟相隔南北两地，再难相见。此首诗写出了诗人和方以智的深刻友谊，相比于方以智在明清易代之际的抉择，诗人对自己的失节行为抱持着深深的忏悔之意，在字里行间中，也可读到诗人期望得到故明遗民方以智的理解和宽宥。

在《石云居诗集》中，还可读到陈名夏对清初南北党争、满汉官员之争的描述。从民族成分上来看，构成顺治朝官僚系统的主要是满官和汉官，前者的地位高于后者。而在汉官内部又有两个主要的派系，即以故明东林党、复社成员为主要班底的南党，该派领袖是陈名夏;以原魏忠贤亲信为主的北党，该派多听命于冯铨。在明朝时，东林党与阉党便势同水火，入清后，这种党派争斗仍在延续。陈名夏在官场折戟便是因为党锢之祸，以及不合时宜地提出“留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的建言。此类诗歌有《廿四夜不敢赴牛器六亲家席赋此为谢》《龚年伯》等，举《寄问楚中诸友》《刑部质问坐神前》为例读解。

寄问楚中诸友

十年曾上武昌楼，望接江花万里流。不畏交游成党锢，几从离乱寄书邮。

高飞黄鹄仙人侣，远驾青虬渔父游。笑我自伤同作赋，近来眠食减悲秋。[[清]陈名夏：《石云居诗集》卷2，《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201册，第653页。]

刑部质问坐神前

蓬首伤心拜鬼神，不能成泣怨余生。鲁连东海难成友，贾傅长沙又有人。

作使家奴欺坐卧，贵强令使费踆巡。夜深寒彻重门月，倚柱无聊是老臣。[[清]陈名夏：《石云居诗集》卷2，《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201册，第657页。]

《寄问楚中诸友》提及了清廷严防官员之间的结党营私，政策之严苛使得彼此间的诗词唱和都有可能成为将来被问责、指控的罪证。首联回忆十年前与楚中诸位友人同登武昌楼，壮阔江景一览无遗的场景，颔联向友人訴说清廷残酷的党争政策，颈联继续写江景，也为尾联的抒怀埋下伏笔。在此诗中，陈名夏所忧心的党锢，不曾想却一语成谶，之后，他的为官生涯也是终结于此。《刑部质问坐神前》便是写陈名夏因党争而被刑部质询时的所思所感，整首七律都浸润在悲伤氛围之中，回忆起在宦海里折腾至皓首，却落得个阶下囚的遭际，夜深人静时回望往昔，尽是被无可奈何充斥着。宦海浮沉百转之后，更激发了陈名夏对归隐的向往，此类诗有《赠山中主人范华阳》《诗示大儿掖臣时读书德轩兄署》《凤溪寺赠静主上人》等，以其人生晚期所作《答二林兄》的感慨最深。

答二林兄

墟里衡茅不忍看，尚留人效雨中冠。暮年白发言愁少，薄宦青坛招隐宽。

笑我江湖徒汗漫，遭时鼎革总饥寒。斋厨寂寞深山似，伯仲吟诗坐卧安。[[清]陈名夏：《石云居诗集》卷2，《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201册，第646页。]

官场相对于士人来说，是围城般的存在，在未踏入之前，对其中的风光充满憧憬，而置身其内的人却又无时无刻不想着逃脱出去。这种矛盾心态在贰臣的人生及诗词中体现得更加明显，特别是此种身份使得他们里外不是人，只能借助于文字去发抒这类永远无解的愁绪。

遭逢易代之际的操行表现一直以来是对士人品性评判的重要标准，士人日夜吟诵的四书五经，以及切身感受到的文化传统，对此都建立了不胜枚举的正面、反面案例。江南地区历来以文化繁荣而著称，生于斯、长于斯的士人自然也对持守品性的规训有所耳濡目染，基于此，明清易代之际江南出现的诸多贰臣便是值得深思的一桩文化现象。追索上揭问题出现的原因，约略有三个层面，即历史底色、政治处境与现实考量。历史底色上，虽然典籍中不仕二朝的典范不断涌现，且被不断地形塑着，尝试着以此正面案例引导士人，但历史从来不是如此简单，而是由众多色彩浑融而成的充满了错综复杂的面相，士人选择成为贰臣自然也可以找寻到一些不被正统所认可的参照。政治处境上，士人在易代之际需要在故国与新朝间做一抉择，一端是降附后跻身清廷新贵，另一端是杀身成仁或遁迹山野，天平倾向于哪端，便可表明士人在多重利弊权衡后的选择，清廷威压与怀柔兼具的汉族士人政策让部分江南士人倒向了持守品性的背面。现实考量上，江南的众多士人历经多年寒窗苦读，终得踏入仕途，虽然遭逢了改朝换代，但依然有一定比例者冀望于救民于山河板荡间，此外，一些贰臣还有侍亲之责，抑或肩负着整个家族延续的重任，自然无法做到抛却一切世俗后走向舍身取义。以今视昔，对贰臣的选择多为苛责之声，而重回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中，每个选择背后其实都蕴含着颇为复杂的因素，对其展开条分缕析，则更能见出贰臣真实的心理世界。

要言之，对于投靠清廷的故明高官，其政治生涯波澜频生，清廷君王对待他们始终抱持着一种矛盾心态，既积极利用他们去统治前朝领地，去笼络有抵抗之心的前朝士人，又对他们在国族危亡之际临阵变节的行为嗤之以鼻，担忧风向转变之后，这群逐利的骑墙派会将枪矛对准他们，事实上，这样的反复无常也时有发生。在此氛围之下，清廷当政者对贰臣的政治筛查愈演愈烈，直至发展成以编纂《贰臣传》的方式对易鼎之际的降清行为进行评判。作为降清贰臣的参照面，故明遗民对贰臣尝试消解舆论压力的行为进行着一定程度的反制。而与此同时，降清江南士人的行为也颇为复杂，有一直为清廷效犬马之劳之人，有在变节忏悔中转而暗地支持反清复明运动之人，有在一番宦海浮沉之后看淡世事变幻而挂印退隐之人。在残酷现实的捶打下，降清贰臣的心态进一步分化，而投射到诗词创作上，则会触生出更为复杂的情感表达，包括历经宦海浮沉后冀望退隐田居生活者，走不出易鼎之际毁名失节行为而深深忏悔者，流放边塞困顿失意中拂拭不去对遥远故乡的无尽思念者。通过舆论角力、宦途浮沉、心境剖解等多个维度的观照，对清初江南地区降清贰臣的理解将会更加深刻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