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北京大学校训谈起

校训是一个学校的治校宗旨、历史传统、人文精神诸项内涵的高度集中概括。它往往以言简意赅、富有哲理、蕴涵古典的语言形式表现出来，具有自我激励或催人奋进的作用。

北京大学的校训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这是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时定下来的，当时经过了一番讨论，最后平衡各方面的意见，定下这八个字。我个人感觉语意表达不错，惟用词稍欠典雅。

我们来看一下兄弟院校的校训。清华大学校训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此语出自《周易》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一语。据说，梁启超1914年在清华学堂发表题为“君子”的演讲，引用该语鼓励清华学子。南开大学的校训为“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此语出自1934年在南开创办三十周年校庆纪念会上，张伯苓先生宣布“公”和“能”为南开校训，公即为“公而忘私”“舍己为人”;“能”是指训练青年“文武双全”“智勇兼备”，为国效劳的能力。

中山大学的校训是“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此语出自《中庸》第二十章：“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它是1924年11月11日在广东大学举行成立典礼时孙中山亲笔题写。

从清华、南开、中山这三所大学的校训可以看出，1920—1930年代大学的校训均出之有故、出之有典，富有深厚的历史感和浓厚的文化蕴涵。

再看我们北大校园前身——燕京大学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FreedomThroughTruthForService）。燕京大学为美国新教传教士司徒雷登创办，这句校训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燕大欲集东西文化于一身、传统与现代于一体的价值取向。

再看看国外一些名校的校训，哈佛大学的校训是“以柏拉图为友，以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以真理为友”（LetPlatobeyourfriendandAristotlebutmoreletyourfriendbetruth）。学习理

[作者简介]欧阳哲生（1962-），男，历史学博士，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 100871）。

科的同学也许对此会有意见，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是哲学家，我想此语不过是借这两位古代希腊哲学家的大名，强调思想和独立思考在大学教育中的重要性。

牛津大学的校训是“上帝乃知识之神”（TheLordIsMyIllumination）。剑桥大学的校训是“此地乃启蒙之所和智慧之源”（Fromherewereceivelightandsacreddraughts）。德国的柏林大学被誉为近代第一所现代化大学，他的创始人洪堡提出“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育与科研相统一”的办学三原则，发出“为科学而生活”的呼喊，这句口号遂成为柏林大学的校训。可见，欧美大学的校训主要是强调大学的求知功能，大学是智慧的源泉，大学是追求真理之地。

1949年以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大学受到了意识形态的规训，普遍表现出附应意识形态的倾向，故在办学取向、办学功能上普遍强调政治第一的目标，大学的专业化、学术化要求居于其次。

改革开放以后，尽管做了相当的改进，但离理想的要求似还有相当的距离。90年代以后，随着冷战结束出现的新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大学在改革与保守之间进退维谷、左右为难。大学制度的革新成为高校师生和社会有关人士关切和热议的一大难题。北大校训可以说是在这一语境中各方角逐、妥协的一个产物。

二、维新遗腹子——京师大学堂

北京大学可以说是应改革之运而生。关于北京大学的历史起源有不同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于1898年创办，北京大学的历史自然应从戊戌变法这一年算起。这是民国以后新派的意见，也是一种主流的意见，蔡元培、胡适这些人就是持这种观点。

民国以来北京大学就是沿用这种观点来办理自己的校庆活动，如民国六年（1917年）的二十周年校庆、民国十一年（1922年）的二十五周年校庆、民国十八年（1929年）的三十一周年纪念、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的五十周年校庆，都是以此为根据举办校庆纪念活动，出版校庆纪念刊。1998年北京大学举办了举世瞩目、空前盛大的百年校庆活动，掀起了中国大学校庆的高潮，也是沿用民国时期的惯例。

按照这一说法，北京大学的历史并不长，至今不过121周年。在世界大学中，不要说与欧洲那些古老的名牌大学，如英国的牛津、剑桥大学，法国的索邦大学、巴黎大学，德国的柏林大学，俄罗斯的莫斯科大学，意大利的萨劳诺大学、波罗利亚大学，奥地利的维也纳大学相比，北大的历史要短，就是与美国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常春藤大学，日本的东京大学相比，我们北大的历史也要短。真是相形见绌！用胡适当年的话说，北大在世界大学中，只是一个小兄弟。

1936年9月，哈佛大学举行三百周年纪念活动，盛情邀请世界上各大学派代表参加校庆活动，结果有五百多所大学派代表前往道贺。胡适代表北大参加这一活动，各校代表按校龄排座，北大排在第419号。作为中国高校龙头老大的北大排在这个位置，胡适感到很惭愧，他经常向国人谈及这个故事。1948年12月北京大学举办五十周年校庆，胡适感慨地说：“在世界大学的发达史上，刚满五十岁的北京大学真是一个小兄弟，怎么配发帖子做生日，惊动朋友赶来道喜呢！”

有一些先生不同意上面的意见，他们认为中国是千年文明古国，作为中国大学的老大——北京大學，只有不到百年的历史，这实在说不过去。早在西汉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中国就创办了古代的大学——太学，晋朝晋武帝咸宁四年（公元278年）设立了国子监，也可以说是那时的高等教育机构，北京大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太学或国子监，这样自然可以将北大的历史拉长。如依这种说法，北大的历史就有两千年，至少也有一千七、八百年。

已故的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季羡林先生就持这种意见。冯友兰在《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一文中认为：“北京大学的校史应该从汉朝的太学算起。”“我所以认为北京大学校史，应该从汉朝的太学算起，因为我看见西方有名的大学都有几百年的历史，而北京大学只有几十年的历史，这同中国的文明古国似乎不相称。”

季羡林先生在为郝平的《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一书作序时也明确表示“北大的校史应当上溯到汉朝的太学”。如果这样算的话，北大就比英国的牛津、劍桥，德国的柏林这些欧洲大学的历史要长了，美国的哈佛大学就更不在话下了。北大不仅是中国的老大，而且在世界大学中也位居前列。

也有学者认为应该将北大的历史追溯到晚清的同文馆。同文馆设立于1862年，最初只是一个语言学校，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逐渐发展为一所多种学科的、综合性的高等学堂。京师大学堂创办时，同文馆还存在，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我以为京师大学堂与同文馆的主要区别在：同文馆是以西学为主，而京师大学堂是中西并用，或中西并举，这也是北大的一个传统。当然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对其学风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京师大学堂对西方语言文化的教学高度重视，与此有一定关系。但京师同文馆是洋务运动的产物，带有一定的殖民色彩，北大人不认同它作为自己的源头。

我本人倾向于现在通行的意见。《诗经·大雅·文王》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国是一个古老的文明古国，作为中国文明精华承载体的北大，她是为维新、革新而来，她的历史使命是在创新，北大精神贵在革新，北大的前进动力和她的生命力正在于此。将北大的生日定在戊戌维新这一年，表达了对北大精神的这样一种理解。

维新运动可以说是北大自我定位、自我塑造的第一个关键步骤。大家知道，1898年这一年是戊戌维新。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推动下，光绪皇帝在短暂的“百日维新”里就下达了上百条变法令，其中一条就是7月4日设立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按照梁启超所拟定的章程，有两个不同于中国传统学校和书院的重要特点：一是中西并用，不得偏废，表达了沟通中西文化的意向;二是讲究实事求是，不像过去的书院虚应故事。京师大学堂尚在议定酝酿之中，变法就因慈禧太后的政变而中止了。在这不幸之中包含一个万幸，就是慈禧废除了新政，但唯独保留了京师大学堂。所以，胡适称北大是戊戌维新的遗腹子。

1898年11月，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学。初办的京师大学堂分普通学科和专门学科两类，以经学、理学、掌故学、诸子学和初等的算学、格致学、地理学、文学、体操为普通学科，以高等的算学、格致学、政治学、地理学、农学、矿学、工程学、商学、兵学、卫生学为专门学科。初创时还带有一定的旧学气息，但一所综合性的大学毕竟初具雏形。以后，北大又历经磨难，八国联军侵华时曾一度停办。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5月将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严复任校长。严复是中国近代的启蒙思想家，也是传播西方学术、思想最力的第一人。严复在北大任期很短，他为北大争取经费，不致使北大停办，做出了特殊贡献。民国初年，由于北京处于袁世凯的严密控制之下，北大虽有所发展，但校内的守旧气息浓厚。直到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北京政府的人事发生新的更动，范源廉就任教育总长，蔡元培被起用担任北大校长，北大才出现新的可能改观的契机。

三、蔡元培将北大改造成一个现代型的大学

中国近代大学起源于十九世纪下半期，初期的大学大多为外国教会所创办，本国官办的大学（如京师大学堂），虽在课程设置和管理体制上取法欧美或日本，但仍然受到自身旧体制的约束，不成其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学。作为一个职业型的教育家，蔡元培对教育的兴趣“偏于高等教育”，对大学制度的设计自然成为他的专业兴趣所在。

蔡元培留德期间，即有意考察德国大学制度，他对德国大学制度的考察成果从他的译作《德意志大学之特色》（1910年12月）可以窥见，此文系德国著名教育家巴留岑（FriedrichPaulsen，今译包尔生）所著《德意志大学与大学学习》的引言，德国大学制度给蔡元培留下了深刻印象。蔡元培有关高等教育的思想最初体现在民国初年担任教育总长时制定的《大学令》，这项法令不太为人们所注意，实际上它包含了蔡元培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基本思路和主张，在当时具有法律效应，故蔡元培一再向人们强调这份法令为他所起草和签署，其中缘由正是基于此。

《大学令》第一条“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强调大学的学术性质;第二条“大学分为文科、预科、法科、商科、医科、农科、工科”，废止经科;第三条“大学以文、理二科为主”，强调基础学科建设;第六条“大学为研究学术之蕴奥，设大学院”，鼓励学术研究;第十六条“大学设评议会，以各科学长及各科教授互选若干人为会员，大学校长可以随时齐集评议会，自为议长”，构建大学民主管理体制。这些举措，均在凸显教育自身的主体地位和学术性质，以而使高等教育适应新的民主共和政体，走上学术化、民主化的正途。

1930年蔡元培为《教育大辞典》撰写词条“大学教育”，此条本为介绍世界大学而言，其中也蕴含了蔡元培的大学理念，表现了蔡先生对现代大学的理解。如他提到“吾国今日之大学，乃直取欧洲大学之制而模仿之，并不自古之太学演化而成也”，明确现代大学与古代“太学”之间的区别。介绍“欧洲各国大学，自牛津、剑桥而外，其中心点皆在智育。对于学生平日之行动，学校不复干涉”，这一点在他任北大校长时亦模仿之。提到“大学生注重体育，为各国通例;美国大学，且有一部分学生，特受军事教育者”，中国大学亦师法此意。“德国各大学，或国立，或市立，而其行政权集中于大学之评议会”，这实际交代了他在北大设评议会的制度来源。“大学以思想自由为原则”;“大学自然为教授、学生而设，然演讲既深，已成为教员与学生共同研究之机关”;“受大学教育者，亦不必以大学生为限，各国大学均有收旁听生之例”。这些原则实际上在他任北大校长时均予以取法。

在民国时期的大学校长中，蔡元培作为北大一校之长，有其一套大学理念和办学思路。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可以说是北大自我定位、自我塑造的第二个关键步骤。所以我们有必要讨论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

1916年9月，正在法国流亡的蔡元培接到新任教育总长范源廉的来电，促其回国担任北大校长。蔡于12月中到达上海，他在沪征求友人的意见，有人主张他不要去北大，因为北京也好，北大也罢，都是腐败不堪的地方。也有人认为，腐败的地方总要有人去整顿，不妨试一试。当时孙中山先生就认为蔡元培应该去，说这有利于向北方传播革命思想。可见，蔡元培的上任，有秉承革命党人意旨的一面。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孙中山先生曾致电北大的同志，呼请“率三千子弟，助我革命”。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蔡元培大学理念的具体操作和真正实施，是在他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为治理、整顿北大，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体现了他对现代大学“学术化”的理想追求。

1.阐明大学教育的宗旨在于培养学术人才，而非变成升官发财之门梯，培养学生以钻研学术为指向的学习志趣。

京师大学堂的官僚习气很重，学生都把大学堂当作做官的敲门砖，无心治学。学生们都愿意做官品较高的老师的门生，因为这样可以在毕业后有好的出路。蔡先生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提出改造北大的三项要求：“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友”。揭破“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的旨意。他说：“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而“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

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举措包括实行选科制，培养学生对所学专业和课程的兴趣。创办各种刊物，诸如《北京大学日刊》《北京大学月刊》《国学季刊》等，傅斯年等新潮社成员创办《新潮》杂志，蔡先生从北大年度4万元的经费中拨出2千元资助，为师生发表学术研究成果提供园地。鼓励创办社团，开展健康有益的活动。创建研究所，为师生提供进一步研修的学术机构。通过这些举措，校园的学术空气逐渐浓厚起来。

2.教师聘用视其才学为原则，聘请学有专长的人来校任教，这是对京师大学堂所积官僚旧习的一次重大改革。

为培养校内的学术空气，蔡元培在教员聘请方面，延聘学有专长者来校任教，辞退旧教员中滥竽充数者。蔡元培最先请到的是陈独秀，他当时正办《新青年》杂志，影响很大，是思想界的一颗明星。但陈独秀没有教过大学，又忙于办杂志，不愿意来北大。蔡元培就亲自登门拜访，他的诚恳约请打动了陈独秀。蔡元培为表示邀约的诚意，他说：你来北大，杂志也可拿到北大来办。陈独秀来北大任文科学长，《新青年》杂志也跟着他由上海搬到了北大。所以，蔡请陈，等于是将新思想的重心由上海转移到了北京，这真正是高明的一步棋。蔡元培还聘请了李大钊、周作人、刘半农、胡适等人来校任教，这样在北大文科就形成了一个新派阵营。其中胡适、陶孟和两人作为美国、英国留学生的代表，又向蔡校长推荐了一些在美、英留学且品学兼优的“海归”学生。

蔡元培请人，主要是看其是否有一技之长。有一些旧派人物，如他确有专长，蔡也请他。这方面最典型的两例就是辜鸿铭、刘师培。辜氏以清朝遗老自居，到了民国，仍在脑后保留一根辫子，加上他是一个混血儿，他的出现是校园内的一道风景。但他的英文堪称一流，所以蔡先生仍然请他作英文教授。刘师培则因名列筹安会，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而被国人诟骂，遭到通缉后躲在天津闲居，刘的中古文学修养甚深，所以蔡先生请他来北大教国文。

有些外国教员不学无术、滥竽充数，蔡元培顶住压力，把他们给裁掉了。有位被裁掉的英国教习与英国公使朱尔典有关系，朱出面干预，威吓蔡元培说：“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了”。蔡先生不予理会，一笑置之。

为保证教学质量和改善教员的结构，蔡元培做出了六条特别规定：“（一）本校专任教员，不得兼他校教科;（二）本校教员授课以二十小时为度;（三）教员中有为官吏者，不得为本校专任教员;（四）本校兼任教员，如在他校兼任教员，如在他校兼任教科者，须将担任钟点报告本校;（五）兼任教员，如在本校任课十二小时者，兼任他校教科钟点，不得逾八小时以上。（六）教员请假过多，本校得扣其薪金或辞退。”这六条中，特别是第三条，即“教员中有为官吏者，不得为本校专任教员”，对旧的官僚习气是致命的一击。按照这一成规，如在教育部任职的鲁迅先生，因在政府部门任职，故只被聘為北大的兼任讲师。

3.为发展学术，给学术研究提供广阔的空间，特别提出“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原则。

“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礼记》《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如人身然，官体之有左右也，呼吸之有出入也，骨肉之有刚柔也，若相反而实相成。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派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屿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这是蔡元培的一段名言，也是他治理北大的指导思想。正是本着这样一种精神，蔡先生对各种思想、各种主义、各种见解都取一种包容的态度，使北大成为新思想的生长地和外来思潮的主要输入者。蔡元培在北大的这一举措有力地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摇篮，使北大成为各种新思潮的源头活水。因此，人们把蔡先生看作是新文化运动的保护人。

4.在校内实施“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体制。

北大原有管理体制是师法日本，如设立学长，各学科称“门”。近代大学制度起源于德国，蔡元培曾在德国大学访学，对德国近代大学的精神有深入的体验。他主张学习德国，兼收美国、法国大学的优长。在管理方面，设立评议会、行政会议，其精神实质是教授治校。在教务方面，实行选科制，设立研究所，为学生进一步深造提供渠道。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同校，这在中国大学是开创性的。还有废门设系，调整学科结构，以利管理。这些都使北大真正从旧的官僚体制中摆脱出来，脱胎换骨，北大的整个管理面貌焕然一新。

5.调整北大学科，确立以文、理两科为重点的发展方向。

关于大学的学科设置，蔡元培有一基本看法：“学与术虽关系至为密切，而习之者旨趣不同。文、理，学也。虽亦有间接之应用，而治此者以研究真理为的，终身以之。所兼营者，不过教授著述之业，不出学理范围。法、商、医、工，术也。直接应用，治此者虽亦可有永久研究之兴趣，而及一程度，不可不服务于社会;转以服务时之所经验，促其术之进步。与治学者之极深研几，不相侔也。鄙人初意以学为基本，术为支干，不可不求其相应。”故蔡先生强调大学，特别是像北大这样的大学应该以基础学科建设为主，民国初年他担任教育总长时制订的《大学令》第三条规定“大学以文、理二科为主”，也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

北大原有文、理、法、商、工五科并立，学生为谋求仕途，都愿选择法科，文理科门庭冷落。冯友兰先生述及他报考北大时，当时大家都愿意报考法科，而冯先生则选择了哲学门，招考官颇为诧异冯友兰的这一志愿，劝导他改报法科，但冯友兰义无反顾地坚持要入哲学门。这样，中国少了一位法官、一位律师，但多了一位大哲学家。冯先生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详细谈及这一故事。

蔡元培原来设想：（一）扩充文、理两科，（二）法科预备独立，（三）商科归并法科，（四）截止办工科，（五）改革预科。实际推

有（一）（三）（四）（五）项。蔡先生这种以文、理科为主，重视基础学科研究的构想对北大以后的学科建设影响深远，北大学科的发展基本上沿承了蔡先生指定的这一方向。

纯正的学术志趣、浓厚的学术空气、自由的思想氛围、民主的管理制度、重视文理科建设，这些是近代大学的基本要件，也是蔡元培整顿北大所追求的目标。蔡元培先生的上述改革，主要是受到了西方教育思想（特别是德国大学制度）的影响。蔡先生在北大的改革，从根本上说是为了确立现代大学教育制度。蔡先生全面整顿北大，不仅是洗荡了学校的旧习气，而且取法欧美的大学办学方法，建立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体制，成为中国大学的一个范型。

正因为如此，蔡元培虽然不是京师大学堂的创办人，也不是北大的第一任校长，但是他为北大所进行的改革，使北大真正成为一所现代意义的大学，所以我们北大人习惯上称他为“北大之父”。

四、新文化运动将北大文科推向前沿

新文化运动是北京大学自我定位、自我塑造的第三个关键步骤。所谓新文化是相对旧文化而言，陈独秀在回答“新文化运动是什么”这个问题时，曾如是解释：“文化底内容，是包含着科学、宗教、道德、美术、文学、音乐这几样;新文化运动，是觉得旧的文化还有不足的地方，更加上新的科学、宗教、道德、文学、美术、音乐等运动。”他强调新文化运动“要注重团体的活动”，“要注重创造的精神”。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认定“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八个字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胡适与陈独秀不一的地方，他是一个渐进改革者。他认为“文明不是笼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进化不是一晚上笼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的进化的”。他将新文化的推进分成四步：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陈、胡的意见大体反映了新文化运动主要代表的思路。

新文化运动的领导核心是《新青年》，这个杂志由陈独秀创办，最初给这个杂志投稿的主要是陈独秀的一些安徽同乡。陈独秀进入北大后，这个杂志的主要撰稿人就是北大的新派教授和受到他们影响的学生。因此，一般来说，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大都与《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有着密切关系，就是基于这一缘由。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首先应推介的是陈独秀。他曾在日本留学，参加了辛亥革命。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这是新文化运动的开始。在运动中，陈的主要功绩为：（1）提出学习西方的民主与科学，打出了新文化运动的两面大旗。（2）号召青年进行“伦理的解放”，从旧家庭、旧习俗、旧制度的奴役中摆脱出来，做一个时代的新青年。在这一点上，他对儒家伦理和传统的礼教给予了猛烈的批评。（3）推动“文学革命”，使新文学运动迅猛地展开。（4）宣传革命观念，提倡法国、俄国式的革命，使新文化运动向法、俄型的革命方向发展。陈独秀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组织者，他担任的《新青年》主编和北大文科学长这两个职务，使他在新文化阵营中扮演了一个导演的角色。

陈独秀的個性激烈，很快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和早期主要领导人，但他后来对苏联的政治模式和斯大林主义越来越反感，对民主政治仍然不懈地追求，这一点又使他被排拒在受共产国际影响的共产党之外。所以有人说陈一生都是反对派，少年时期反抗他祖父的权威，青年时代反对清朝，中年时反对北洋军阀、反对国民党，晚年走向了共产党的反面。总的来说，陈属于反叛性的人物，这样的人物在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往往显得特别活跃而富有思想活力。

新文化运动应该提到的第二个人物是胡适。他于1910-1917年先后在美国康乃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受实验主义哲学思想大师杜威的影响。在新文化阵营中，他可以说是受美国文化影响最深的人。这一点使他成为现代中国主张向美国学习，主张中国按照美国模式走现代化之路的一位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

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主要贡献有：（1）提倡白话文，主张文学革命。他是文学革命的第一人。他本人在新诗创作，用白话文写文章方面也做出了表率。“五四”以后，中国通行白话文，这一功劳首先应归胡适。（2）提倡易卜生主义，主张个性解放。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个性解放运动，其思想的源泉就是来自于西方的个人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并不是说要人人为我、自私自利，而是主张发展个性，让每一个人自由发展，以最大限度发挥每一个人的价值和潜能。（3）在哲学方面，宣传杜威的实验主义思想，主张怀疑，不要轻信传统的成见，提出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与实验主义的影响有极大关系。“五四”时期，实验主义可以说是最有影响力的思潮。

接下来出台的是周氏兄弟，也就是鲁迅和周作人。他俩都在日本留过学，是著名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学生，具有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修养。他们的主要贡献是在文学和思想方面。鲁迅先生擅长小说创作，他在“五四”时期走上文学创作道路，撰写了《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小说作品，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反响，从此一发即不可收。鲁迅先生在他的作品中表述了要改造中国国民性的理念，这从一个方面充实了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显示了它深刻性的一面。周作人长于散文写作，他的思想随笔、小品文和翻译作品在“五四”时期有许多读者。

周氏兄弟两人在个性上有很大不同，哥哥“热”，个性激烈，这使鲁迅后来成为1930年代“左翼”文艺的一面旗帜;弟弟“冷”，相对温和，可悲的是，抗战以后成为投靠日本的汉奸，从此就失去了影响力。有人说，如果周作人在抗战以前死去的话，他也能成为与他哥哥一样对中国现代文学富有影响力的伟大作家。周作人一直活到1967年5月，抗战胜利后作为汉奸被捕，从此失去了自由，解放以后只能闭户写作、翻译，暮年赶上了“文革”，免不了受到红卫兵的冲击，所以他晚年常有“寿多则辱”的感慨。

在新文化阵营中应该提到的还有李大钊。他在新文化运动中最突出的贡献是宣传俄国的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这对“五四”以后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兴起起有先导作用，因此人们习惯于称他是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据一位日本学者考证，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在资料来源上与日本报刊有很大关系。许多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活动家都自称是他的学生，事实上，他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主要领导人，与陈独秀几乎拥有同等的地位，时人有“南陈北李”之说。李大钊在推动国共合作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不幸的是，1927年4月他被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京杀害。因为这一点，他受到各方面人士的同情和尊敬。

在新文化运动中，还有一些值得提到的人物，如钱玄同、刘半农，他俩曾是《新青年》前期的四大笔之一，可以说也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另外还有一些人，如梁启超、梁漱溟等人也很活跃，虽与陈独秀、胡适的思想主张不尽相同，不属于新文化运动的主流，但对于当时中国新文化的建设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五四”时期，北大还流行“某藉某系”的说法，也就是说北大当时以浙江藉的教师为多，某系则指章太炎的弟子，他們在北大文科占统治地位。根据留学背景不同，北大还有英美派、日本派、法国派之分。如胡适就是留美学生的代表，陶孟和、李四光就是留英学生的代表，周氏兄弟、朱希祖等是留日派的代表，李石曾、李书华则是留法派的代表。

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科学，时人称“德先生”“赛先生”，民主、科学是一个社会成为“现代的”或“现代性”的标识，这就确立了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新趋向。新文化运动引进了各种思潮、各种主义，使中国知识界迎来新的一波思想解放运动。新文化运动造成一种互相讨论、互相争鸣的气氛，成为中国历史上继春秋战国以后又一个新的“百家争鸣”时期。

新文化运动引进西方的学术规范，使中国学术研究逐渐走向科学化的轨道。这里我想举三个例子来说明：1.对于严译的批评。严复是翻译西学的大家，是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但他的翻译取法先秦古文的笔法，用词深奥、不易解读。他虽提出“信、达、雅”作为翻译的模范，但他本人的翻译却常有不信守原作之处。蔡元培批评严译：“《天演论》《法意》《原富》等，原文皆白话也，而严幼陵君译成文言。”这是一个笑话。

傅斯年批评言词更尖锐，“严几道翻译西洋书用子书的笔法，策论的笔法，八股的笔法……替外国学者穿中国学究衣服，真可说是把我之短，补人之长”。“严几道先生译的书中，《天演论》和《法意》最糟。假使赫胥黎和孟德斯鸠晚死几年，学会了中文，看看他原书的译文，定要在法庭起诉，不然，也要登报声明。这都因为严先生不曾对于作者负责任。他只对于自己负责任。”

2.对于北大教师上课的要求。北大当时流传两则故事，一则是学生赶走老教师朱蓬仙，章太炎弟子朱蓬仙教授《文心雕龙》，因其讲义稿有多处错误，被听课的傅斯年指出，只好下台。一则是胡适刚上北大讲台，讲授“中国哲学史大纲”一课，因有学生不满胡适讲中国哲学从西周晚年东周讲起，以为这是思想造反，不配讲授，拉来傅斯年鉴定胡适学问的高低，傅斯年听了几堂课以后，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才平息了一场风波。可见当时学生对教师要求之严、之高。没有学问在北大讲台站稳脚跟是不可能的事。

3.对教师讲义的要求。每位教师上课必发讲义稿，讲义不合格，学生也颇有意见。如对北大出版部刊印的马叙伦先生的著作——《庄子札记》，傅斯年就毫不留情地直指：“先生书中，有自居创获之见，实则攘自他人，而不言所自来者。”马先生是章太炎的弟子，胡适初到北大时讲“墨子哲学”不能与之匹，傅斯年敢于直接批评马著，实在有挑战章门的意味。

又如蒋维乔先生的《论理学讲义》，它是当时流行的一本教科书，蒋氏此书颇受日本同类著作影响，傅斯年在书评中明白指出：“我写到这里，忽然觉得错了。他本是自日本陈书里翻译来的，我为何安在他身上！不仍旧是拿‘著作者待他吗？”这些案例，反映了北大文科的教学与科研正朝着科学化方向发展。中国现代学术规范的建立严格来说是从新文化运动开始建立起来的。

五、五四运动奠定北大在中国现代政治文化中的历史地位

中国传统社会是政教合一，这与西方中世纪政教分离不同。所以，中国传统士大夫对政治有着强烈的兴趣，甚至视之为身家性命，“学而优则仕”，为官运而求学，学术成了政治的附庸，教育成了做官的敲门砖。西方知识分子经营“经院哲学”，为知识而知识。中、西方在政治与学术关系处理上的确是大相径庭。

中国士大夫有干政的传统，在国家危难时期尤其如此。从汉末的太学生，到宋代的太学生，再到明末的东林党结社，直到晚清标志戊戌运动兴起的公车上书，中国士人都有干预政治的传统，特别是国家处在重要关头，或遇有紧急事变的时候，这种情结表现尤为突出。受到新文化运动洗礼的北京大学学生也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传统。

在北大教授的影响下，北大学生也活跃起来。他们组织社团、组织演讲、组织辩论，校园气氛非常热烈。北大真正是中国思想文化学术的中心。

在北大学生中，当时有两个有影响的社团值得表彰：1.新潮社。它是北大学生第一个自动组织起来响应新文化运动的团体，主要成员有傅斯年、罗家伦、俞平伯、康白情、顾颉刚等，他们的主要兴趣是在文化革新，1919年初创办了《新潮》杂志。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支持他们，在经费、活动场所方面给他们提供方便，胡适是他们的顾问。

2.国民社。其主要成员有邓中夏、许德珩、张国焘、高君宇、段锡朋等，他们的主要兴趣是在社会政治方面，他们创办了一个《国民》杂志。这个社团受到蔡元培等校方人士的支持，李大钊是他们的顾问。

五四运动充分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敢为天下先”的优良传统。五四运动主要是新潮社和国民社的成员发起。事情的起因是巴黎和会决定屈服日本的压力，拒绝中国政府的要求，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被蔡元培先生所获悉，他于1919年5月2日告诉北大学生。新潮社和国民社的成员遂开始活动，5月3日晚召集北大全体学生和其它北京高校的学生代表举行动员大会，提出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决定到天安门游行示威，通电各省游行示威以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和声势，迫使政府拒签和约。

5月4日，北大学生和北京高校的学生三千多人到天安门集会。学生们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等口号，他们游行到东交民巷使馆区时遭到了阻拦，学生们被激怒了，然后转赴赵家楼，这里有亲日派官员曹汝霖的住宅，学生们痛打了正在此处的另一位官员章宗祥，火烧了曹宅。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四”事件。本来北京政府一些政要人士组织的“国民外交协会”也计划于5月7日在中央公园召开“国民大会”，抗议巴黎和会的决定，但由于北大学生提前行动，“五四”运动提前爆发，北大学生的行动改写了历史。

北洋政府对学生采取了镇压措施，逮捕了一大批學生。引起了北大教授的愤怒，他们号召以更激烈的行动来反抗北洋政府。这样全国各地的学生都被动员起来，6月3日，上海工人、市民、商人也起来了，声援北大学生。在全国人民的强大舆论压力下，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遂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终于取得了胜利。这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在中外交涉中真正按照人民的意愿选择的一个结果。

史家常将五四运动定性为一次学生爱国运动。因为学生是这次运动的发动者、组织者和主要参与者，也是运动得以从北京延伸到上海乃至全国的传播者和鼓动者。北京大学的师生员工当时可谓一马当先，充当了运动的领导者，陈独秀是运动的“总司令”。从五四运动开始，北大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晴雨表，俗话说：全国看北京，北京看北大。

五四运动促进了中国人民民族、民主意识的觉悟，反映了中国人民对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从民族主义的角度看，胡适谈及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三种形式：“最浅的是排外，其次是拥护本国固有的文化，最高又最艰难的是努力建立一个民族的国家。因为最后一步是最艰难的，所以一切民族主义运动往往最容易先走上前面的两步。”

过去中国对外的运动多具有排外的性质，五四运动一方面坚决主张抵御外侮，主张维护国家主权，废除不平等条约，一方面又对西方文化能够抱持一种“拿来主义”的态度，向西方先进文化学习。这是一种新的民族主义，不是传统的义和团式的排外主义。

从五四运动开始，中国人以一种比较健康的心态处理中西关系，走上了建设民族国家这条新路。从民主主义的角度看，辛亥革命虽然创建了中华民国，但没有彻底根除人们心中的帝王思想，民国初年出现袁世凯复辟帝制、张勋复辟的丑剧，实为旧思想的沉渣泛起。

新文化运动对西方近代文化的一个最重要认识，就是发现个性主义是解放人的一个最重要思想基础，胡适特别提倡易卜生主义，也就是个性主义，这是民主社会的一种生活方式。蔡元培提倡兼容并包、思想自由，这是现代社会的思想规则。陈独秀反对孔教，以为孔教与现代思想自由原则不符，这都是对思想自由、民主政治的大力推进。民主之成为中国人衡量政治好坏的标尺，是这些新的思想观念深入人心的结果。

在二十世纪上半期中，五四运动与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并列，是三个重要的伟大历史事件。五四运动确立了了中国现代政治文化朝着建构民族国家、民主政治这一方向发展的新趋向，奠定了北大在中国现代政治文化中的历史地位。

结语

回顾北大的早期历史，我们可以说：北大是戊戌维新运动的产儿，她的初始特征即是维新、革新、创新。蔡元培的整顿将北大打造成中国大学的范型，形成其充分尊重学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教授治校;重视文、理科建设的发展理路。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摇篮，是新思想、新知识的发电机，是新学术规范的制定者和示范者。北大师生继承了古代“太学”干预政治的传统，在五四运动中表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敢为天下先”的英雄气概。这就是北京大学从创校到五四运动留给我们的历史遗产，也是我们一直引以为骄傲、加以继承的优良传统。

北大的人文精神就是在自己的历史和传统中逐渐浸润而成。今天，我们重温北大这些古典时期的经典故事，不仅是再现北大过去的光荣，而是希望以更大的勇气、更坚强的意志、更明睿的智慧、更博广的胸怀，创造属于北大辉煌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