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敏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这一重大现实，发表了关于我国金融改革发展的系列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深化金融改革发展的根本方向、重点领域和实现路径。习近平关于金融发展的系列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我国经济金融发展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改革发展规律的全面总结和深刻揭示，是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指导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遵循和基本方略。

关键词：习近平；金融发展；重要论述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494（2020）05-0086-05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国内外两大金融市场，深刻分析我国金融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机遇、新挑战，全面总结国际国内金融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及时廓清了长期以来困扰我国金融改革和发展的根本方向性问题，对我国更广范围、更大深度、更大力度发展金融，推进金融改革，防控金融风险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和新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发展的重要论述是有力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指南和基本方略。

一、习近平关于金融发展的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经济金融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和实践成果

在2016年7月召开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1]。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发展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为根本指导，立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基本国情，着眼于复杂多变的全球经济金融格局，深刻汲取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西方发达国家金融市场体系运转、金融监管体系运行以及金融风险防控体系的经验和教训，不断探索和深化中国金融改革发展规律性认识，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与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相结合又提升到新的理论高度。

一是丰富了“实体经济是金融发展基础”理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辩证关系，认为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基础，金融依附于经济[2]498-500。2005年，习近平同志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他在浙江日报发表的《将服务业培育壮大为“主动力产业”》一文中提出要完善资本市场与金融服务，认为这将有利于制造业产业资本与商业资本、金融资本之间有机互动[3]。习近平同志在文中深刻地分析了服务实体经济与发展金融的高度依附关系。实体经济是发展金融的重要基础，没有实体经济，金融将成为无源之水，势必助推泡沫经济。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必要性。“现在，技术变革加快、消费结构升级、国际市场增长放缓同时发生，相当部分生产能力达到峰值，许多生产能力无法在市场实现，加上社会生产成本上升，导致实体经济边际利润率和平均利润率下滑……大量资金流向虚拟经济，使资产泡沫膨胀，金融风险逐步显现”[4]，习近平同志关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论述与《资本论》中对实体经济与虚拟资本、虚拟经济的论述是一脉相承的。马克思认为，虚拟资本具有逃离生产活动的独立性倾向，具有自我循环和追逐高额利润的特性。没有实体经济，金融就失去了发展的“土壤”和“养分”。历数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曾出现的经济泡沫化现象，均与金融脱实向虚有较大关联。在2017年召开的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全面阐述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性，进一步强调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5]279。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论述提升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辩证认识，丰富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核心要义，揭示了金融脱实向虚的重大危害，深刻指出了金融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性。

二是深化了马克思关于货币需求理论。金融即“资金的融通”，货币作为资金端，是实现资金流通的重要载体。研究金融，归根结底是研究资金融通、研究货币需求流通的一门重要学科。马克思货币职能理论认为货币的需求量可按照流通手段、流通手段+支付手段、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贮藏手段、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贮藏手段+世界货币的次序予以界定[6]。这与习近平同志提出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论述是高度吻合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稳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5]281。为了实现人民币更丰富的货币职能，中国需要不断扩大金融开放合作的力度，分步骤、分阶段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促进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如通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五通”，人民币不断发挥着流通和支付功能，在此基礎上将逐渐发展成为贮藏乃至世界货币功能，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事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及实体经济提供以人民币需求为主的融资支持。201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东道主伙伴对话会上提出，中国将出资四百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投融资支持[7]。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论述，创造性提出要以人民币“走出去”为契机提升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新格局，进一步丰富完善了马克思货币需求和流通理论。

三是深刻揭示了经济金融危机原理。马克思认为信用制度是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2]500，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经济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经济的过度金融化会侵蚀实体经济利润，产生经济泡沫化现象并最终引发经济危机的爆发。金融本身并不产生利润，大量无序的金融活动，即资金大量自我循环以及“空转”必然会抬高金融杠杆。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国内供给侧结构性失衡，习近平同志深刻洞悉在实体经济结构性失衡、盈利能力下降的情况下，不能把结构性供需矛盾当做总需求不足，据此增发货币扩大需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因为缺乏回报，增加的货币资金很多没有进入实体经济领域，而是在金融系统自我循环，大量游资寻求一夜暴富[8]。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金融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调控作用，他强调，如果抬高杠杆率，必然加剧供给侧结构性失衡。习近平总书记对经济金融危机的论述，不仅敏锐指出了流动性过剩与金融危机的多重关联，还深刻指出了无效金融供给也是产生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

二、习近平关于金融发展重要论述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改革和发展规律的全面总结和深刻揭示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发展系列重要论述贯穿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1983年，改革开放之初，习近平同志担任河北正定县委书记伊始，就注重把金融工作摆在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位置。如在正定推行“1分钱承包”国营企业，在习近平同志的支持和推动下，12户养鸡专业户集资入股，几个月后就把一个亏损养鸡场扭亏为盈。通过集资入股，把分散在社会上的闲置资金集中起来，形成较大数额、可供长期使用的资金，用于支持社会化大生产和大规模经营，这是金融资金发挥引导和协同作用的重要体现。习近平同志担任地方政府省级主要领导时，正是我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时期，金融如何更有效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是摆在各级决策者面前的重大课题。金融工作抓得好就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就能助推当地改革发展大业。从发展实际来看，国内经济发达的省市都是金融活跃发达的省市，习近平同志在福建、浙江、上海等省市担任地方主要领导期间，都高度重视发挥金融撬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一是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市场体系的认识。金融市场是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优化融资结构的重要渠道。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习近平同志在福建省担任地方领导时，就大胆尝试利用资本市场推动国企改革。在福州担任市委书记时，他着力推进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选择首批股份制改革试点企业时遇到了难题。难题主要源自对姓“社”姓“资”的争论。当时改革开放不久，即便是最高决策层，也有不少人不能完全理解国有企业搞股份制改革[9]87。在习近平同志的推动下，福州市决定把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总公司作为“试点”进行股份制改革。1992年3月，首家福州国企试水改制上市后，当年10月，福州又选择了10家国企进行股份制改革试点。习近平同志力排众议，通过资本市场推进国企改革并取得了显著成效。2000年初，习近平同志时任福建省省长，他支持推动福建省永安市首创林权抵押贷款，林农实现“撬开银行门，盘活万重山”[9]99。通过金融信贷资源盘活林地要素资源，这是习近平同志利用金融市场盘活农林水资源的重大创新举措。2004年，担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全省经济会议上提出：“要积极探索运用价格杠杆合理确定土地、能源、水资源等各类要素的比价关系，形成有利于集约使用资源要素的机制。”[9]370习近平同志是国内最早提出要素交易市场概念的地方党政领导，在他的支持推动下，浙江省在2003年成立产权交易所，2004年浙江萧山农村银行成为我国首批农村合作银行之一，2006年浙江泰隆商业银行成为我国首家区域性民营银行，浙江从经济发达省份跃升成为金融活跃的省份。

二是揭示了改革開放以来金融风险的各类表现形式。不断筑牢金融风险防控体系是金融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根本保障。金融风险是“高压线”，触碰不得，一旦触碰经济社会发展将受到严重冲击。2001年2月，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同志在《福建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加强金融监管，搞好金融三项整顿，防范金融风险”[10]。2003年7月，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金融系统调研时强调，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前提，是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条件，是维护经济和金融正常运行的根基[9]371。2005年浙江妥善处置义乌民间融资、地下钱庄风险问题，及时化解了金融风险。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放在三大攻坚战之首，明确指出“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这是新时期习近平总书记通盘掌握我国金融风险的严重性和复杂性后作出的深远战略考量。

三是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以来对金融改革的认识。改革是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金融改革亦如此。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主要是以传统信贷业务为主，金融业态严重单一，以传统信贷业务为主导的商业银行几乎是唯一的金融业态，属于传统的、落后的计划性金融。习近平同志深知金融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大力推动金融领域改革。他主政浙江时，把要素资源作为金融资源进行改革，如2002年在嘉兴启动首批废水排污权有偿使用，2005年在东阳和义乌推进水权交易制度改革[9]374。通过改革，让要素资源在市场竞争中获得更多利益。2003年，浙江省政府出台《关于促进和引导民间投资的意见》，提出要拓宽融资渠道，加强和完善对民间投资主体的金融服务[9]371。这些有益尝试和政策举措正是习近平通过金融改革，以整体思维、系统思维有效破解传统金融发展弊端的重要探索，通过金融改革破积弊、强动力、增活力。

三、习近平金融发展重要论述是指导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遵循和基本方略

2008年全球次贷金融危机爆发，这次全球金融危机虽然不是发生在我国，未正面冲击我国经济发展，但经济全球化下对我国也带来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负面效应，我国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总基调，出台了一揽子稳增长措施。在2014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分析认为，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5]229，并作出“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战略论断。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前期刺激政策负面效应开始逐步显现，特别是金融领域积累了较大风险，有些风险是长期积累、由来已久的，如地方政府负债过高、宏观经济总体杠杆率较高、房地产价格泡沫严重；有些则是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如，银行表外业务剧增，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上升，地下钱庄高利贷、影子银行、P2P等互联网金融风险交织叠加。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习近平同志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提出了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金融工作的基本战略。

一是强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论”。服务实体经济是发展金融的应有之意，金融服务偏离实体经济，资金脱实向虚终将爆发金融风险。习近平同志担任总书记后，多次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必要性、紧迫性和艰巨性进行了全面阐述。在2013年7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加大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把钱用在刀刃上[11]。在2015年7月召开的部分省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上，习近平同志强调要改善金融服务，疏通金融进入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小微企业的管道[12]。在2017年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好金融工作第一个要把握的重要原则就是要回归本源。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发展金融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金融资源更多地配置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上。2017年“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正式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13]。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战役，重点强调要把支持实体经济恢复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用好已有金融支持政策[14]。国内外大量正反案例表明，金融只有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坚持为实体经济做好有效服务，才能畅通金融作为经济“血脉”的关键作用。

二是强调牢牢防控金融风险发生的“安全论”。金融风险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和不确定性，一旦爆发，其破坏力之大、影响范围之广、影响周期之长远超其它任何风险。例如，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再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世界经济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此，防控金融风险是金融发展永远不变的主题。一段时间以来，金融风险成为影响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隐患。国内打着金融产品创新、金融体制创新或者金融运行模式创新旗号实则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行为层出不穷，金融领域积累了很多新问题新矛盾，风险隐患突出。2012年12月15日，习近平同志担任总书记后首次主持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高度警惕财政金融领域存在的各类风险隐患，必须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15]。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是实现金融发展的“硬杠杠”。习近平同志分析指出：“今后5年，可能是我国发展面临的各方面风险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的时期……我们必须把防风险摆在突出位置，‘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力争不出现重大风险或在出现重大风险时扛得住、过得去。”[16]习近平同志在历次有关经济金融工作的重要会议和考察调研时都突出强调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性、紧迫性和复杂性。党的十九大报告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列在精准脱贫攻坚战和污染防治攻坚战之前，处于三大攻坚战之首，可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之于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性。2019年2月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同志再次强调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包括金融风险在内的重大风险攻坚战，推动我国金融业健康发展。历史和现实一再告诫我们，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三是强调不断推进金融纵深发展的“改革论”。改革是推动金融发展的不竭动力。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从单一的、传统的计划金融，到现在建立了多层次、日益丰富的金融市场体系和监管体系，在国际金融体系中逐渐占有一席之地，靠的正是金融改革与开放合作。对于当前制约我国金融发展壮大的体制机制性因素，同样需要通过持续不断推进金融改革逐步解决。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通过金融改革这条主线解决金融在服务实体经济中出现的各类问题。他强调要坚定深化金融改革，优化金融机构体系，完善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加强金融监管协调、补齐监管短板，健全风险监测预警和早期干预机制[5]280-281。习近平同志指出，牵住金融改革这个“牛鼻子”，提升金融改革动能，我国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能事半功倍。关于金融市场体系改革，针对直接融资不足问题，他强调要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增强各类市场的融资功能，提高直接融资比例，2019年设立科创板就是其中的重大改革创新之举；针对金融机构发展不均衡、不充分、不合理等问题，习近平同志强调要改善并优化银行金融机构的融资结构比重，进一步降低对大型银行的融资依赖，同时要大力发展中小银行和民营金融机构；针对农村金融体系薄弱问題，习近平同志强调要进一步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多渠道加大对小微企业、三农领域和偏远地区的有效金融供给，着力推进以扶贫小额信贷为主的金融扶贫体系建设。关于当前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习近平同志强调要进一步加大金融监管协同力度，补齐金融监管短板[5]279-281，切实堵住金融监管漏洞。在监管顶层机制设计上，2017年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在监管体系完善上，2018年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将中国银监会、中国保监会合并，成立中国银保监会，实现了防风险和严监管相结合，从长期来看，“两会合并”更加规范了资金特别是保险资金的去向。关于发展绿色金融和推进绿色金融改革，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发展绿色金融是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措施，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发展绿色金融与习近平同志关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生态文明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习近平同志在福建省、浙江省担任地方主要领导时，就通过创新金融制度设计，引导和激励更多社会资本投入到绿色产业中。他强调要利用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股票指数等金融工具和相关政策，形成有力导向和激励机制，推动金融信贷资金更多地投放到节能环保、清洁能源和智能交通等绿色产业中。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改革和发展的重要论述及其丰富实践，进一步完善了新时代我国金融市场体系、金融监管体系和金融改革制度等战略制度安排，强化了新时代我国金融改革的“源动力”，有力指引了新时代我国金融改革向纵深方向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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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莫仲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