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初期中国社会产生了严重的信任危机，主要来源于社会公众对政府、传媒、市场、慈善组织四个主体公信力的缺失，再加上肺炎传染病的特殊性所产生的公民之间信任关系的破坏所导致在这一时期内产生了严重的社会信任危机。探讨这一时期中国社会信任危机产生的原因，对于我们反思肺炎对中国社会产生的消极影响，修复由肺炎产生的社会问题，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在新冠肺炎爆发初期，全社会产生了很强的不安情绪，造成了普遍性的恐慌和不信任，随着疫情被逐渐控制，这种社会不信任得到了缓解，公众之间，公众对政府、传媒、市场及慈善组织的信任也得到逐步恢复，但是，探讨在肺炎这一特定时期中中国社会信任缺失的原因，对于我们认识和反思肺炎对中国社会的诸多影响，修复由肺炎产生的社会问题，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一、公众之间必要的不信任

新冠肺炎时期的信任危機的一个重要体现和普遍情况就是社会公众之间的信任缺失，当一个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缺失之后，会导致很多消极的后果，因此是社会所不倡导的，但是在特殊时期，这种不信任往往又是必要的，它是个人自我保护的一种手段。

从人际交往的角度看，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熟悉、了解是双方信任产生的基础，只有在掌握了有关对方的详细信息，了解到对方的性格、品性、所思所想之后才有可能去选择信任对方。在新冠肺炎传播时期，由于肺炎存在传播性强的特点，对方是否有疫区居留史、是否有肺炎病人接触史、平时是否注重个人卫生等这些信息，都是我们在人际交往中暂时无法得知的，因此为了保护自己，我们选择了不信任，与其他人保持安全距离，并佩戴口罩。正如此次疫情由武汉为中心向全国爆发，公众在面对周围人的时候，对方是否有武汉入境史、是否与武汉人员有过接触史，这些都是未知信息。同时由于对疫情传染性的恐惧使得公众之间的不信任加剧。不轻信他人，甚至防范他人，不与他人随意接触，成了公众在面对这种极大不确定时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也是应对肺炎的方法之一。例如公众对湖北牌照车辆恐惧、躲避，并及时拨打110报警电话;城市社区、农村社区进行封闭式管理，严格把控人员出入，严禁小区外来人员进入;进入超市、农贸市场等公共场所设点进行体温检测;远离陌生人，对外来输入人员进行隔离等。在肺炎时期，正是由于这种公众之间的不信任本能，有效的保护了个人，并防止了疫情的进一步扩大。

二、对政府的信任危机

肺炎爆发初期，政府应对危机的反应极为迟钝，在经历2003年非典之后，面对这样一场相似的传染病危机，武汉政府似乎没有相应的应对机制，迟迟没有做出反应，这意味着政府没有吸取非典时期的经验教训。更重要的一点是，政府向大众提供有关肺炎疫情的信息服务时，某些不称职的政府官员为了保护自身的声誉，让自己的政绩不受到影响而有意地隐瞒疫情，阻塞了信息渠道，甚至发布了错误的信息，采取了错误的做法。同时，某些官员的不负责任，对具体的情况也不知道、不了解，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造成了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在一定时期破坏了政府的权威，打击了公众的自信心。

另外，武汉官员政绩观的错误引发了一系列的辟谣失范现象，当辟谣与事实不符甚至相差甚远时，辟谣失范的现象就产生了。一方面是经济发展的片面GDP要求，使政府不惜一切代价促进经济增长，对不利于经济发展的信息进行否认。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稳定也成为政府政绩的重要指标。当社会上出现某些看似不利于稳定局面的所谓传言时（有时证明是事实），地方政府部门不惜动用大量资源进行辟谣活动、隐瞒真相。在平时，这种真相不会被公众看到，但是在危机时刻，真相会随着危机而浮现在人们眼前。真如此次疫情，疫情的不断扩大证明了政府所谓的辟谣并不是真实的，而是在盲目追求经济思维和盲目维稳思维引导下的一种欺骗公众的行为。这种信任感缺失去也随着疫情的扩大而上升为全社会的信任危机。

三、对传媒的信任危机

传媒作为政府的公器，其任务是在信息多元化的社会中提供统一、权威和真实的信息，从而避免公众的认知混乱。但是在此次疫情中，却出现了权威媒体报道失实的情况。一方面是“从不存在人传人”到“存在人传人”的报道。疫情初期央视便报道了肺炎不会出现人传人的现象，但是事实却不是如此，一是被科学家的研究证实为错误，二是随着疫情快速扩大，改变了人们的之前的认知。另一方面是央视及地方媒体对“八位造谣者的定性”，“八位造谣者”在微信上发布信息的核心或关键或本质意思是：有被病毒（或冠状病毒）感染的非典型肺炎患者（人们对SARS一般都理解为不是一般的、典型的肺炎）。这与事实有哪些不吻合呢？只是不是SARS，而是SARS的近亲或兄弟或新的冠状病毒！此外，是在警方公布了处理“造谣者”之后，才让一些人知道了这个“谣言”。在主流媒体公布新冠肺炎的信息之后，才让这个“谣言”变得家喻户晓。那么由此界定为“造谣”就不能不思考。对谣言是否为事实的鉴定，警方比“作为专业医生的所谓八位造谣者”更能鉴别新冠的相关问题吗？其次，主流媒体关于新冠病毒的报道内容，经过了权威专家的认定吗？

虽然媒体在之后迅速进行了纠正，但是这些不实报道实际上对防疫战、社会生活乃至社会整体导致了巨大的影响，同时引发了公众的疑问：央视在报道时是否经过了详细的论证，是否清楚地掌握了全面、真实的情况，是否立足于客观事实本身，是否进行了选择性报告。央视传媒作为一家极具公信力、影响力的主流媒体，掌握着新闻行业的主流话语权，他们的报道对其他媒体的报道内容有着极大的影响。此次报道失实，严重误导了公众的认知和各地政府的判断，导致疫情的危害进一步扩大，由此也造成了公众对传媒的信任危机。

四、对市场的信任危机

市场利益主体之间的信任危机直接体现了经济领域的信任危机，由于直接关系到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直接利益成为公众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在疫情时期，这种利益关系甚至影响到了社会公众的生命安全，导致了市场利益主体间的信任危机前所未有的增加。疫情时期，一些企业缺乏道德和诚信，遵循利益至上原则，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不择手段。例如大量囤积口罩等医疗物资，哄抬口罩价格，推动口罩等医疗物资商品价格过快上涨，捏造、散布涨价信息，扰乱市场价格秩序，在无营业执照的情况下从事经营医用口罩活动，生产、经营、使用不符合标准要求的疫情防控相关的医疗器械。这样的种种行为不仅破坏了市场秩序，也践踏了道德底线，甚至触碰到了法律红线。另一方面，由于政府监管不到位，监管不及时，消费者与厂商信息不对称，信用制度体系不健全，对企业失信行为的约束和惩罚机制不健全，这些都会导致公众的直接利益甚至生命安全受到损害，从而产生对市场的不信任。

五、对慈善组织的信任危机

在肺炎爆发的社会背景下，慈善组织受到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但由于一些慈善组织本身缺乏透明性，且发生了一系列负面事件，导致公众对慈善组织产生了严重的信任危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慈善组织缺乏透明性。信任建立在相互熟悉和了解的前提上，社会公众对慈善组织的信任则取决于慈善组织自身活动、运作和信息是否透明、透明度如何的基础之上。但是由于社会公众与慈善组织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社会公众和捐赠者无法了解自己所捐赠资金、物品的使用流向、使用情况，而且也缺少有力的监督机构来对慈善组织的活动进行监督，慈善组织这种缺乏透明性的情况是导致公众对慈善组织不信任的一大原因。

例如武汉市红十字会，根据其在官方微博上公布的物资、善款使用情况，截止到1月28日24时，武汉市红十字会共收到社会捐款捐物折合人民币近4亿元，但是仅仅拨付5391万进行疫情防控，剩下的3亿多人民币还没有发挥作用。最重要的是，在其官网上，查询不到物资使用明细，有的仅仅是捐赠明细，那么公众的捐款都用到哪了呢，这些都无迹可寻。

第二，慈善组织负面事件频发，慈善组织是公共利益、共同利益的代表，其活动也是为了回应公众的期盼，在社会公众与慈善组织的互动中，社会公众期望慈善组织利用好公共资源、满足自己奉献爱心的需要、合理地配置紧急物资，将物资送到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手中。一旦这种期待没有得到满足，社会公众就会产生极大的心理落差，并对慈善组织产生失望的感觉，由此也造成对慈善组织的不信任。但是在本次疫情防控的过程中，一些慈善组织没有发挥该有的作用，没有回应公众对它的期待，频繁发生一些负面事件。

例如湖北省红十字会在物资配置使用情况上出现了一些不合理的情况，根据湖北省红十字会官方公布的捐赠物资使用情况，作为收治疫情患者主力之一的武汉协和医院仅受到口罩3000个，捐款1.2万元，医院护士由于缺少防护服，甚至用塑料布来替代防护服使用，而一家以整形、生殖为主业的医院——武汉市仁爱医院和武汉市天佑医院却分别受到企业捐赠N95口罩1.6万个，共受到捐款36万元，这样一种不合理的物资配置方式为什么会产生，引发了公众的质疑。

（齐昕：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学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