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伊绯

2002年，重庆市涪陵小田溪墓地出土了一件鸟形铜器。铜器通体长28厘米、宽16.8厘米、高29厘米。整体呈鸟形，具有鱼嘴、鹰喙鼻、兽耳、凤冠、鸽身、鸭脚。通体铸饰细密的羽纹，在羽纹上有规律的镶嵌绿松石。按照古代青铜器类型划分，这件铜器外形本应是酒器——“尊”;但该器物通体上下除鱼形嘴外，了无一孔，并不具备容器的实用性。后来只能暂定其名为“鸟形尊”（题图），现珍藏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鸟形尊的发现地——小田溪巴王墓地，位于涪陵区白涛镇陈家嘴村小田溪乌江西岸一个小山坡上，距城区20千米，面积约8万平方米。从1972年起，重庆市博物馆、四川省文物考古所等单位先后在此进行了4次发掘清理和一次中日联合物探工作，共发掘清理墓葬9座，出土大批战国时期珍贵文物。所清理墓葬多属战国晚期，规模较大，随葬品等级较高，属巴国贵族所有。

由此看来，鸟形尊是战国晚期的巴国遗物。那么，在秦国统一巴蜀之前，中原文化、周王朝礼制文明理应波及此地。按照中原文化与周代礼制来考察鸟形尊，仅就其器形及其礼器性质而言，与所谓“凫尊”是比较接近的。

宋代《宣和博古图录》上明确载录有这种古代铜器的图形，与鸟形尊器形大体相符。至清代乾隆年间，对这种周代盛行的上古铜器又有了新的研究与解说。《西清续鉴·绍兴古器评》曰：

凫之为物，出入于水而不溺水，以况习于礼者。如是也，盖诗人以水譬礼，谓水习之则溺，犯之则濡。然则取以饰饮器者，盖以示习礼之义。若夫彝之有舟、爵之设戈、盏之用戋，虽取理不同，亦示其不由于礼，则有残伤覆溺之患矣。古人警其过者，大率如此。饮酒者苟能以礼自防，岂有沉湎败德之患乎？

原来，清代学者以宋明理学的文化内涵来解释商周铜器的礼制与用途，认为凫尊的出现，是以物表德，要让饮酒者“以礼自防”，像凫一样，“出入于水而不溺水”，出入于酒而不滥酒。关于凫尊，这是清代富于儒学色彩的正统解说。

后来清宫依此造器，至今故宫博物院仍珍藏有清代铜胎掐丝珐琅器凫尊一件。当然，也应当注意到，《宣和博古图录》上的周代凫尊与涪陵鸟形尊相比较，前者多出了尊体上的柱形开口与器物侧边供手提拿的鋬（pàn）。而涪陵鸟形尊之所以没有这两处部件，乃是因为它根本就不是容器，没有液体注入与流出的功能设置。换句话说，涪陵鸟形尊不是实用器，而是象征器;不具备容器功能，而是有某种至今无法充分解释的内涵复杂隐秘的礼器。涪陵鸟形尊虽然与周代凫尊形制及其本身的礼器性质颇为接近，但其文化内涵与象征意义却是有着显著差异的。

涪陵鸟形尊作为战国后期的巴国象征器，其图腾意味明显。它虽然有仿效属于中原文化模式的“礼器”的成分，但其地域特征非常明显，还试图有所创新、有所发明。它除了整个器形的功能改造之外，在器形中还对多种仿动物肢体以组合塑造，体现出一种明确的造神意识。

这种造神意识与中原文化对“龙”的形成与尊崇如出一辙，只不过巴国人选取的特定地域图像有所不同、仿物种肢体形象有所取舍罢了。如果说“龙”的形象整体取自于蛇，属爬虫类;而鸟形尊的形象整体则取自于凫，属飞禽类，那么，这样的差异又是怎样形成的呢？笔者以为，这与三千年前的商周更替之际，商王残余部族的大迁徙有关。

据《史记·周本纪》记载：约3100年前，著名的“牧野之战”中，残酷暴虐的商纣王战败自焚，但由商王父系的多子族或母系的多生（甥）族所构成的360个遗商氏族，军力雄厚，实力依然未损。这种王死军在的危险处境，令登上宝座的周武王食不甘味，忧心难安。经过十余年备战与周密筹划，周公亲率姬周联军东征，以摧枯拉朽之势杀向360个氏族。终于，这些商人残余部族被周军击溃，四散落荒而逃。

在大逃亡的商人残部中，有一支称为“凫渝”的部族（其所扛大旗想必绘有凫的图腾），所经之处皆留下了或含“凫”字音，或含“渝”字音的地名，使其成为这段历史的生动存照。他们一支向东北奔走，于是在今吉林便有了扶余县;一支往西南逃奔，从今山东德州的平原、夏津县，经河南洛阳，来到四川盆地及盆周的渝水流域。不难想象，逃奔而来的“凫渝”人进入巴蜀地域之后，其文化形态与文明风尚对巴蜀土著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今天重庆与四川文化虽然仍合称“巴蜀文化”，强调其地域与历史的亲缘联系;但重庆又简称“渝”，文化称巴渝文化，这应该受到这支“凫渝”文化的影响，从而与蜀地文化有所差异，系和而不同。

这一支向西南逃生的“凫渝”人，应随之带来他们的图腾崇拜物“凫”。凫（野鸭的古称）本是一种水鸟。据说，这种野生鸭与家养鸭子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前者头部与翅膀的部分羽毛为翠绿色。这一图腾随着“凫渝”人的西南大迁徙，迅即与巴地曾有的虎崇拜、鱼崇拜以及中原文化的凤鸟崇拜、散居巴蜀各地的彝族鹰崇拜文化相結合，于是出现了整体呈鸟形，具有鱼嘴、鹰喙鼻、兽耳、凤冠、鸽身、鸭脚，通体饰细密的羽纹，在羽纹上有规律的镶嵌绿松石的涪陵鸟形尊。

涪陵虽然自古以巴国贵族墓地众多而闻名（其地名中的“陵”字即是此义），可与此同时也应当注意到，“涪”字音通“凫”，也极可能寓示着“凫渝”人对此地的深刻影响。这一深刻影响，从商代末期到西周时期还处于酝酿、发育阶段;而到战国晚期时，应该已经成形，而且日趋成熟。涪陵鸟形尊出现在巴国贵族的墓地中，作为珍贵随葬品入葬，可以明证“凫渝”与土著巴文化已经紧密结合了。

无独有偶，在汉代扬雄《蜀王本纪》里也出现“蜀之先王”之一——鱼凫;成都市温江区有鱼凫城;广汉三星堆商周遗址中出土有铜鸟头——有人视其为杜鹃，有人则以为是鱼凫。在流经巴、蜀两地的涪江流域，绵阳三台县境内的东汉崖墓中，也经常出现“凫”的浮雕形象。仅据笔者所见，在三台县金钟湾一所崖墓中，墓室后壁浮雕的兵器架图案上，就雕刻着数只或卧或翔、或立或游的凫鸟图形。这些，或可能就是商人残部“凫渝”人向蜀地迁移的存照之一，是“凫渝”文化最终融汇于巴蜀文化的实证。

涪陵鸟形尊之所以让人百思不解、疑问重重，就在于其与中原文化、巴蜀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皆有某种共通与类似性，却在“形似”之下又具备着无法以单一文化模式去加以周全解释的文化内涵。

其实，涪陵鸟形尊之所以无法用单一文化模式对其文化内涵进行解读，恰恰就体现出中华文化本身的和谐多元，表现了中华文明的厚重、广博与多姿多彩。它所展现的中原文化与多民族的区域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与相互融合，正是中华五千年文化的应有之义，是对中华民族不断融合、壮大、发展的一个生动铨释。

附记：笔者有幸于2007年初，即赴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新馆）观瞻与考察涪陵鸟形尊，近距离、多角度、长时间观察与拍摄器形及细节，当时即深感此物所蕴含的文化多元性颇具魅力与价值。之后迭经多方探询与探研，大致在十年前粗略形成了上述观点，因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公开发表。在此，特别期望能以一己之陋见来“抛砖引玉”，令更多的人关注与研究这一绝世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