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恕豪

安徽的黄山书社1994年12月印行的一套四十二册本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三十二册，和杭州的西泠印社2004年5月出版的一函五册本的《徐志摩墨迹》第四册，都收有一封徐志摩写给李惟建的书信手迹，很漂亮的行草，影印得非常清晰，稍加细心赏读，都会觉得不难辨认，全信如下：

惟建我兄：

得书借知诗侣已自西湖迁回沪上，至以为慰。北来正逢东省大事，心如悬旌，竟不能作事，每日心烦自恼，不知如何乃可。兄等在南，想亦有同感。承询译莎翁事，函到适胡先生已南行，或兄已与见面谈过，亦未可知。此函到时，胡先生当仍在上海，其寓址可由洵美得之，能与面定一切最妥，因此业乃胡先生独立主政者也。庐隐近来有何作品，久不见颇想念也。此念双佳。

志摩十月二十六日

此封信的收信人李惟建，是四川成都人，1907年7月生，1981年11月去世。1930年8月，经过两年半的苦苦追求，李惟建与比他大9岁的女作家庐隐终于结为夫妻。庐隐立即辞去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教职，与李惟建东渡日本;但终因经济不支，二人年底只好回国，在杭州住了一段时间后，移居上海。徐志摩书信中的“得书借知诗侣已自西湖迁回沪上”，就是指这件事;雅呼“诗侣”，指庐隐、李惟建夫妇。

信中说的“译莎翁事”，当指李惟建准备翻译莎士比亚的戏剧剧本交付出版。但徐志摩没对这事表明态度，让李惟建迅速与前不久刚刚自北京赴上海的胡适直接交涉：“能与面定一切最妥，因此业乃胡先生独立主政者也。”包括“译莎翁事”等在内的译事，胡适的日记有一些载录，如胡适1931年9月26日的日记所记的：“十二点，子高和我邀一班物理学者餐叙，谈翻译物理学书的事，到者：丁西林、叶企孙、吴正之、萨本栋、王守竞、严济慈、丁绪宝。今天谈的很好，六个人（除丁绪宝君）都允担任译书。”从胡适这一天的日记推测，他这回“独立主政”的该套翻译著述，规模比较大。“其寓址可由洵美得之”，是告诉李惟建如果要去找胡适，可以从诗人邵洵美处知道胡适下榻哪个旅馆。

从收有这封书信的多种徐志摩著作的排印本上，可发现该信共同的手迹辨识差错有六处。第一处是“借知”误为“藉知”，规范简化字中“藉”作“借以”讲时不能用“藉”，只可以用“借”。第二处是“迁回沪上”的“迁”，被误辨为“边”，繁体字的“遷”和“邊”不注意确实会弄错，但人家徐志摩是写得明明白白的。第三处“心如悬旌”误为“心如热旌”，徐志摩手迹中“懸”也是看得清楚的，再说“心如热旌”在语法上是不成立的。第四处“函到适胡先生已南行”中的“适”是“刚巧”，被误辨为“时”。第五处“此业”的“業”的繁体字，辨认不出此字就用了一个方框。第六处女作家的名字“庐隐”，被误为“卢隐”，徐志摩手迹写得很清楚，同时人名是固定搭配，不得随意改变的。短短的一封书信，如此被对待，叹叹。

还有，在徐志摩这封书信手迹中，提及收信人时其前都有空字表示尊敬，也应该依据手迹照空，如书信开始的“诗侣”前就有一处空格，最好也空出一个字的位置来。

作者：四川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