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丽热巴·阿吉艾克拜尔 阿迪力·阿布力孜

摘 要：《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从公元前6世纪编定成书到如今，一直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是中国诗歌的光辉起点，时至今日，朗朗上口的诗句，依然散发出璀璨的艺术魅力，为人们所推崇。

关键词：丝路 诗经 文书

《诗经·国风》和《楚辞·离骚》，分别开创了我国诗歌创作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优秀传统，它不仅是一部文学著作，同时也曾被列入教学课程，春秋战国时期就列入《六经》，为儒家教育子弟的重要课本。《诗经》经历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失传，至西汉朝鲁国毛亨从家宅墙中挖出，始传于世。为在意识形态领域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于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汉武帝还让各地官员推荐懂得儒家思想的人，他亲自主持考试，所以作为《诗经》在内的儒家经典备受人们的推崇。隋唐科举考试，《诗经》为必读教本，从而使《诗经》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和广泛的发展。达官贵人和文人志士以赋诗为雅兴，整个社会形成了浓郁的文化氛围。

20世纪初以来，在丝绸之路沿线的安徽、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有关《诗经》的文献，东晋时代至唐朝时期，这些文献历经一千余年，保存下来实属不易，有些只剩下残片，但我们从这些残存的碎片中，感受到中原文化的辐射力，地处数千之遥的祖国边陲的地区，也能学习观赏到《论语》《诗经》在内的优秀文化艺术作品。《诗经》之所以能够传播到西域地区，除了其艺术魅力之外，关于治国理政、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触动了人们心灵，为当地居民所传颂。

1977年安徽省文物工作队等单位在阜阳双古堆1号墓发掘出土170余枚《诗经》汉简，被文物考古学界誉为稀世之宝，对中国历史学和中国学术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2008年，这批汉简列入国务院发布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保护名录，阜阳汉简中的《诗经》《周易》等13部古籍名列其中。据研究，墓主人是汝阴侯夏侯灶。这些汉简经过整理被编纂为十多种古籍，包括《仓颉篇》《诗经》《周易》《万物》《吕氏春秋》等。阜阳汉简《诗经》，简称为《阜诗》，为研究《诗经》提供了宝贵的资料。阜阳汉简《诗经》是刘邦称帝之后抄写的，它虽然不是一人一时抄写的，但是却未经汉代学者修订过。整理者在《阜诗》三片残简中，发现了“后妃献”“风（讽）刺”“风（讽）君”等字样。整理者认为这可能是《阜诗》的诗序，虽然此《诗序》与《毛诗诗序》文字不完全相同，但体例和基本意思接近，可能同出于一个

学派。

2015年，安徽大学收藏一批战国竹简，简称“安大简”。经鉴定，安大简的年代属战国中早期，内容涉及经学、史学、哲学、文学和语言文字等领域。安大简中记载《诗经》内容的有101枚，存诗为“国风”部分的作品60篇，是目前所见时代最早、数量最多、保存最好的文本。其中，与现在流传于世的“毛诗”，在排序、章次上有诸多不尽相同之处，异文大量存在。竹简由不同人抄写，书体风格多样，字迹

清晰。

自1994年开始，上海博物馆从香港古玩市场收购了一批竹简，约千余支。2001年11月，《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书》（一）出版，其中的《诗论》部分有很多内容是旧本《诗经》所未见的，引发了学术界的注意。《诗论》分刻于29支竹简之上，整理者认为《诗论》虽非《诗经》全貌，但却是由战国人亲笔书写，其时代早于《毛诗》《齐诗》《韩诗》《鲁诗》《阜阳诗》，可以考见先秦《诗经》学的真实面貌，文献资料十分珍贵。

1900年，在中国西北敦煌莫高窟第17窟中发现了30卷《诗经》写本，抄写时间从六朝至唐代。综合序次，《诗》之《风》《雅》《颂》，经、序、传、笺、诗音、正义。《毛诗》白文、毛传郑笺本、正义本、佚名注本及《毛诗音》，所据文本全部是《毛诗故训传》。但其中的《毛诗音》写卷，并非纯粹地对《毛诗》经文之注本，而是一种对毛公作传郑玄作笺的《诗经》文本所作的摘字注音本，有它本身的特殊性。敦煌《诗经》写本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宗的中古时期的手写本，为研究中古《诗经》学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实证材料。我们还可以通过《诗经》写卷了解六朝至唐代《诗》学之风气，了解这个时期书法艺术。

20世纪初以来，外国探险家和中国文物工作者在吐鲁番发现了大量的纸质文书，这些文书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方面提供了珍贵资料。其中《论语》《诗经》《孝经》等儒学文献备受人们的关注，如吐鲁番古墓出土的一批古写本《诗经》，虽然保存状况不是很好，有些只剩下残片，但从这些残存的诗句中感受到晋唐时期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艺术对新疆的影响。

1902年8月至1914年5月，日本僧人大谷光瑞先后三次亲率或派遣渡边哲雄、桔瑞超、野村荣三郎等人带领“大谷探险队”，深入中国西北地区进行探险考查。仅第三次探险有记载，共窃取文物86箱，重达6731公斤，其中在吐鲁番窃取的文物就有70箱之多，并将这些出土文书在内的文物席卷回国。大谷光瑞和橘瑞超所盗走的文书已经在日本成立了新的研究体系称为“大谷文书”。“大谷文书”中收录的有关诗经的纸质文书共5片，“桃之夭夭”“薄伐猃狁”“关雎麟趾”（《诗经·周南·关雎序》）等《诗经》上的文字赫然在列。这些有关《诗经》的文字，与中原流传的文本别无二致。

1905年，德国吐鲁番考察队在吐鲁番鄯善县吐峪沟墓葬里发现了一批纸质文书，其中《毛诗正义》等文书备受学者们的关注。被标注为“NO54”的写本《毛诗正义·邶风·谷风》书法遒劲典雅，表现出唐朝前期的风范。《毛诗正义》是关于《诗经》的研究著作，简称《孔疏》，共40卷，是唐贞观十六年，孔颖达、王德昭、齐威等奉唐太宗诏命所作《五经正义》之一，为当时由政府颁布的官书，本书与其他朝廷钦定儒家经典注疏统称为《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的古写本在吐鲁番出土，为了解儒家经典在吐鲁番地域的流传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1959年到1975年，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和喀喇和卓两地共发掘清理了晋到唐的墓葬四百余座，在所获珍贵文物中，有2700多件汉文文书。其中与《诗经》有关的文书，写本抄写时间早于敦煌所见的同类文字，因而显得十分珍贵。如阿斯塔那59号墓出土古写本《毛诗·关雎序》，根据同墓纪年文书，确定为北凉神習玺三年（公元399年）至玄始十二年之间的文书，判断其为北凉时期的遗物。1972年阿斯塔那524出土一批《诗经》残卷，有《周南·关雎序》《郑风·缁衣》和《小雅》之《甚露》《彤弓》《菁菁者莪》《六月》，与《小雅》相关的文书共5纸72行。卷书题后有“义熙”字样，为麯氏高昌年号，相当于公元510年至525年，这批文书距今已有540多年的历史。这批文书中《菁菁者莪》虽然不是很完整，但“既见君子，我心则喜”等关于爱情的美丽诗句，无不掩饰令人喷然心跳的艺术感染力。

2006年10月，吐魯番文物局对鄯善县洋海1号墓地进行抢救性发掘，在属于第三期文化墓葬中出土的纸质文书十分丰富，《论语》《诗经》和户籍类文书，反映了前秦时期吐鲁番高昌经济文化发展的情况。古写本《诗经》，内容分别为《诗经·大雅·荡之什》之《抑》《桑柔》《云汉》等。其中《大雅·桑柔》反复劝谏君王要安民保民的长诗，相传为周大夫芮良夫因谴责周厉王用奸臣，祸害百姓，陈述救国之道而作。语言朴直而多变化，运用了比喻、反诘、衬托、夸张、对比等多种手法，显示出诗人高超的文字把握能力。

以上丝路沿线考古发现的早期简牍上的《诗经》，还是晋唐时期纸质文书上的诗经，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与传世本没有区别，可以看出《诗经》在当时的敦煌、吐鲁番市之重要，唯有如此才会有多种类型的本子流行，这反映了当时中原文化强大的辐射力，即使在大西北的敦煌、吐鲁番市同样也有作为文学经典的《诗经》流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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